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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冲击了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束缚，给民族资产阶级开创了一个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面。特别是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据统计，仅以工业投资来说，1913年为4987.5万元，1917年为1.28亿元，1920年为1.55亿元，增长了2倍左右。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投资总额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投资额的总和。1913—1918年，中国使用蒸汽动力由4.3万马力扩大至8.2万马力，全部机械动力增加31倍多。其中，以纺织、卷烟、制纸、制革等为代表的轻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如冶炼、机械、采矿、运输等行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辛亥革命时，中国产业工人约有50万—60万人。到五四运动爆发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工人阶级已形成一支拥有200多万产业工人的庞大队伍。加上已经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城乡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商业和服务行业职工、农业雇工等各种非产业工人，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总人数约在2000万人以上。仅在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就有工人51万多，其中机械工人为18万多，交通运输业工人为11万多，手工业工人为21万多。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从1868年10月到1919年4月约50年间，共发生经济罢工533次，分布在全国89个城镇，其中发生在上海的223次，占总数的43.7%；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工业集中地区，都曾发生过一些规模巨大、斗争激烈、坚持时间很长的同盟罢工。在这期间，许多工人还参加了历次反侵略战争，特别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反帝反军阀斗争。通过这些斗争，工人阶级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斗争还只是处在自发性的阶段，以经济斗争为主，斗争规模也不大，而且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这个时期，工人阶级虽然也参加了一些政治斗争，如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但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并没有自己明确、特有的政治目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觉悟的提高，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时期工人斗争虽然仍处于自发性阶段，但罢工次数增多，规模也日益扩大。辛亥革命前，平均每年罢工斗争仅三四次，而1912年至1919年5月，全国共发生罢工斗争130多次，而且有组织、有领导的同盟罢工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的罢工斗争，还逐渐由经济斗争转向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如1915年全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以及在全国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国侵略者侵占老西开的罢工斗争等，工人阶级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表明，在五四运动之前，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发展，标志着当时中国最先进最革命的社会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从而为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重要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具有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最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等优点。除此之外，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一些特殊的优点。一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下，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具有坚决性和彻底性。二是人数虽少，但绝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工厂中。毛泽东曾对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作出过科学的总结，他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
其中，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各大城市都有10万以上的工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一地就拥有50万以上的工人，而约有一半工人分布在50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在有些大企业中工人更多达数千乃至上万。这种集中状况，既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又有利于先进分子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三是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正是这种历史渊源，使工人阶级能够团结广大农民等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这种重要作用，在五四运动后期鲜明地显现出来。
1919年6月3日后，五四运动进入新的深入发展阶段。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和肆意逮捕，进一步激怒了全国人民。在学生运动陷入低潮之际，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举行大罢工，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商人也行动起来，举行罢市。工、商、学联合行动，使五四爱国运动超出了知识分子范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声援学生运动，包括纱厂工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电车工人、海员工人等在内，总参加人数达六七万人。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影响下，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很多店铺门首悬挂着“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万众一心”“抵制日货”等旗帜，或贴着“罢市救国”“不办卖国贼不开门”“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等标语。上海的“三罢”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长辛店、唐山、杭州、天津、济南等地工人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也都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阶级在罢工斗争中，不畏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武装镇压，不顾资本家的阻挠破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了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掀起的爱国运动的更高浪潮，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在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各重要城市的商人也相继举行罢市，运动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的100多座城市，发展成为由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广泛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极大的打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尤其是工人阶级参加战斗，大大增强了爱国力量。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至此，历时50余天的爱国运动，以实现直接斗争目标而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所不曾有的一些特点。第一，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性。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第二，它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由学生运动扩展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这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磅礴力量，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广大民众的力量，促使他们积极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正如胡绳所言：“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