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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并随之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袁世凯政权垮台后，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和利益，相互争斗，并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吴玉章曾指出：“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即是说，辛亥革命后，国家民族仍陷于苦难之中，中国人民仍然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也让有识之士无比忧心与焦虑。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和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主因，而其直接导火索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1月18日，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法、美、日、意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重要成员，也是战胜国之一，并派出了由陆征祥（外交总长、首席代表）、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和魏宸组（驻比公使）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全国人民都期望借战胜国地位，改变受列强欺侮的状况，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包括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退外国邮局及有线和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关税自主权等。接着，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然而，因中国国力衰弱，依然被帝国主义国家视为被瓜分和宰割的对象，故中国所提前两项要求均被“和会”所搪塞，拒绝予以讨论，理由是不在“和会”权限以内。山东问题属于处置德国海外权益的范围，因此被列入“和会”议程。中国代表在1月27日的会上陈述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均应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并于3月7日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详细说帖。日本以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和中国方面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借口，蛮横坚持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应无条件让予日本，并对北洋政府加以种种恫吓。英、法、意与日本订有密约，积极支持日本。美国反对日本独霸山东，提出交由美、英、法、日、意五国共管。在日本表示强烈反对并以退出和会相威胁时，美国也选择了对日妥协。4月30日，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统克雷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组成的三人最高会议，在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日本，并写入了《凡尔赛和约》中。于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再次成为列强肆意宰割的对象，受到了战败国一样的欺侮，使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受到极大损害，使国人再一次尝到了“弱国无外交”的苦果。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宣告失败，“凡尔赛和会上作出的那项重大决定所引起的激烈的民族义愤，加上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积极政治活动，使人们迅速削弱了那种认为‘先进的’西方国家会在民主原则和科学原理方面教导中国的信念”
。失望、激愤等情绪充盈于人们的心中。
事实上，巴黎和会召开前，广大知识分子虽已意识到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如它借帝国主义列强互相火拼和矛盾加深之际，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又假借参战之名，趁机出兵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还以巨额借款资助中国反动军阀，挑动中国内部的分裂，制造中国的内战，复又提出了让人深感束缚和窒息的“二十一条”，使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更为加深。李大钊为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曾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大声疾呼：“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虽然如此，当时各界人士依然对美、英等抱有幻想，认为公理能够战胜强权，因此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比如，一些人对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充满好感，陈独秀就称其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然而，巴黎和会的严酷现实不仅使中国人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心理落差，更是从迷梦中惊醒，帝国主义所谓的“公理”“道义”等都是虚假的、不可信的。对此，许德珩于五四运动当日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予以鲜明揭露：“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巴黎和会的“分赃”丑剧，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贪婪本性和无耻面目，中国人再一次领受了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秘密外交”任意宰割弱势国家的屈辱。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悲愤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李大钊也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道：“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色采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
可以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既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失望，也激发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热情。蔡元培就指出：“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屈辱和国耻彻底激怒了亿万民众，使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上撰文疾呼：“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由此引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救亡的五四运动，演绎了一曲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救亡壮歌。
公理非但没有战胜强权，反而与强权沆瀣一气。5月1日、2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被接连披露于报端。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该文沉痛地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已在同日得知了这个消息，这些富有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相约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京报》主笔、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了山东问题。与会者群情激愤，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以示爱国决心。会议决定：（一）联络各界一致力争；（二）致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天）在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写道：“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
该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手执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等口号的各色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和拒签和约，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宣传，在遭到使馆巡捕和北洋政府军警阻拦后，愤怒的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直奔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痛打正在曹家的张宗祥，放火焚毁了曹宅，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事件。北洋政府派大批军警前来镇压，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在全国各界人民的声援下，北洋政府被迫下令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青年学生并没有被吓倒，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开始时没有参加的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及其他一些中等学校也陆续参加罢课，罢课人数达2.5万人。罢课期间，学生们开展各项爱国运动，如组织“十人团”，在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五七日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从6月3日起，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大批学生被捕。在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下，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转入低潮。
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爱国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山东人民5月4日以前就已掀起反日斗争，其后规模更加扩大。从5日起，济南各校学生纷纷组织团体，上街进行爱国宣传。7日，山东各界召开国耻纪念大会，要求力争青岛，惩办国贼，开释学生。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罢课。另外，山东省学联、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商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先后派出两批代表赴京请愿，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强烈谴责北洋政府一味敷衍、暧昧不明的妥协态度。他们在拒签和约请愿书中泣血痛斥：“拒签之声万方，一概不恤众论，冒昧执行，恐和约之墨渍未干，我国之土崩已见。不签字固未必不亡，签字则必至于亡。”
5月5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报道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北洋大学率先发表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拒签和约”“释放学生”，盛赞北京学生“惩贼有勇”，并表示“协同行动”。5月6日，在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南开学校学生马骏、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于方舟等人组织联络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近千人集会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随后，工、商、教各界纷纷通电、集会，谴责北洋政府的罪恶行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5月23日，天津学联组织大、中学校1万多名学生罢课，并向北洋政府提出6项复课条件。在罢课期间，北洋大学学生在校学生会领导下成立了44个讲演团，分别到津郊向工农商各界宣传爱国道理，深受群众欢迎。以张太雷为首的社会改造社成员，奔赴塘沽演讲，在东大沽、西大沽、塘沽车站先后演讲多次，受到听众的欢迎。在武汉，5月17日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29日，北京学联代表黄文楣到达武汉，武汉学联坚决响应京津学生，31日正式决定，从6月1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同时决定派代表赴沪参与筹建全国学联。上海、长沙、广州、南京、苏州等地的学生都纷纷起来举行罢课游行，组织讲演团，抵制日货。法国、日本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展了各种爱国活动。
在迅猛发展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组织领导作用，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主权受损，使得胸怀天下、关心时局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极大迸发，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毛泽东指出：“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这充分表明，青年学生在反抗旧势力、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书生襟抱本无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天下情怀，始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激励和鞭策自己。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使得一大批青年学生日渐觉醒、成长起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学生骨干和学生领袖脱颖而出，他们不仅领导、组织、参与了五四运动，而且还通过创办报刊，发表一系列抨击反动政府、揭露黑暗时政的社论、时评等，向广大民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