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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陈独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曾经大力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意为民主，“赛先生”意为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反对旧伦理、旧礼法，反对封建迷信，宣扬科学，矛头直指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不是中国历史上爱国传统的简单重复，在于它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难当头的爱国热潮更广泛、更深刻，在于它不是以政治统治权力为依托，不为个人功名所束缚，在于它拥有横空出世的新的诉求，在于它寻找到了新的精神太阳——这就是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的民主！”
虽然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但相对于“科学”而言，“民主”被人们所提及和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有学者曾对《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的出现频度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新青年》中，“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四分之一强。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也不到“科学”一词出现频度的一小半。《新潮》杂志中，“科学”出现了1245次，而“民主”（加上“德谟克拉西”）一共出现了248次。《每周评论》中，“科学”出现117次，“民主”只有44次。《少年中国》中，“科学”一词出现2273次，而“民主”只有365次。在后三种刊物中，“民主”出现频度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19%～37%。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度远远少于“科学”，“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是不对称的。文章在分析原因时认为，科学理性和民主这两种西方现代价值在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本来就存在着视常识为天然合理，并用常识建立宇宙观和使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基本结构。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因为西方科学被视为一种现代常识，科学理性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理性的基本结构。从此科学在建构新意识形态、使宇宙观和社会观的合理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章进一步指出：“民主进入中国文化的视野意味着基本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型，由于西方民主背后的价值是个人权利，它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始终是道德，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什么是非道德的正当性，所以民主融入中国价值系统远比科学融入常识理性困难。”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完备的民主制度体系，民众的民主觉悟、民主意识比较低下，所以民主启蒙道路任重而道远。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所以，近代以来很多人看到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把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上，并认为民主制度的缺失是导致中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和民主共和意识等科学政治思想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对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915年9月15日，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中指出：“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
同年12月，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也指出：“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须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
但是，五四先驱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何屡屡失败，先是戊戌，紧接着是辛亥，这种悲剧的一再重演，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于是他们的认识开始由制度层面楔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
即是说，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必须先反对中国封建伦理纲常，因为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是人人平等自由，孔教的基本精神是阶级尊卑，是奴隶道德，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陈独秀指出：“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庭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由此，他们以西方民主思想为武器，对封建主义进行彻底批判，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
不可否认，民主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击碎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君民封建关系的主要思想武器，成为百年来影响中国人思想世界的主要观念之一。闻一多曾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制度文明性的反思，尤其是在被大国霸权所把持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罔顾中国合法权益而竞相分赃的丑恶行径，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以强凌弱的无耻嘴脸，揭露了西方民主的伪善面目。“公理”不存，“强权”依然支配着一切，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本质。林伯渠指出：“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
现实的挫折催人猛醒，推动着中国人民不得不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新的出路，“中国的革命者过去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度充满了理想化，现在已完全丢掉了幻想。……如果说，帝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只不过是政府的组织原则和形式而已，民众只是由此遭到无穷的愚弄、欺骗和流血，那么，中国人民就要问自己：其他的出路在哪里？在哪里能够找到同盟军”
？
随着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走到了革命的前列，在学理上批判西方式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在实践上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只有无产阶级引领的民主革命才是“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
。自此，民主被理解和接纳为消灭剥削制度的人民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由此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时期的民主，一方面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如民主制度、民主思想等，是以反对专制政治、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宗旨和目标的，这与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民主的内涵还包含着要求个人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权利，要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因此，五四先驱比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广阔。“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
，人们认识到民主自由只有靠广大人民联合起来自己去争取，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民主观开始在中国形成并产生影响，是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民主思想发展的新的高度和水平。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教育和锻炼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转变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逐渐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其本质依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本质，认清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少数人享有民主并聚敛巨额财富，对大多数劳动者实行专政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不合理制度。1919年2月，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致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当的分配，断断非Democracy所许的。”
于是，在纷至沓来、竞相传播的众多思潮中，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经过比较而最终选择了以科学性和革命性为鲜明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由“以西为鉴”转为“以俄为师”，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思考和分析中国的前途命运，最终决定以社会主义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所以说，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节点，民主观在五四前后两个时期得到了不同的阐释和发展。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点，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坚持的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观，源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希冀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则赋予了民主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强调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无产阶级民主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五四先驱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民主”进行了革新，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涵。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他还认为：“因为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
显然，在李大钊的思想中，民主的外延是十分宽广的，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众多领域。为了让大多数人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必须消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无薪工人的艰苦和非自由”的情况。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
五四先驱所向往和追求的民主，是劳动人民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具有鲜明的平民主义色彩。要把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变为平等基础上的庶民民主、劳工民主，就必须引导知识分子、青年人融入人民群众中，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认为：“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的结果，扩张选举的声音逐渐增高起来。战后各立宪国，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以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我们中国将来的选举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趋势，无论所行的是限制选举，抑是普通选举，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
因此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播撒民主的种子，做“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正是在五四精神的引领和激励下，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之中，为争取人民大众的民主地位、民主权利而奋斗。1946年5月4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献词：“五四以来，青年一贯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急先锋，而中国的反动分子也是一贯的仇视青年的民主运动，这个规律在目前更显著了。”
经过二十八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地实现了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1956年，他再次强调“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和最能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益的民主形式。习近平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品格和巨大优势，在当前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中突出地显现出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各种“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噪音杂音不时沉渣泛起，唱衰中国的奇谈怪论不时粉墨登场。受之影响，一些青年在内心中开始认同西方民主模式，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并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才是理想的彼岸世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中国爆发，而且也在美国、意大利等国肆虐成灾，成为人类的共同敌人。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国家的应急管理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病毒侵袭之下，一些西方国家乱象丛生、丑态毕现，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和社会治理的低效性。与他们在疫情防控时的慢吞吞、乱哄哄相比，中国的快速反应、高效应对，让西方国家相形见绌、自叹不如，也让世界再一次见证了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领导、全面部署、全面组织下，各级党组织迅速响应、紧急行动，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广大党员冲锋在前、迎难而上。各民主党派积极投身抗疫斗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五四民主精神，就要立足中国国情，从事实出发，在东西方对比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
纵观西方世界，在病毒侵袭之下，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医护人员短缺、检测和救治费用高昂等原因，出现了穷人求助无门、富人优先检测的情况，甚至提出了“群体性免疫”的荒诞政策。而我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坚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想方设法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组织精干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千方百计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切实做到了以人为本。人民生命健康是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对待是人权保障的黄金规则，当中国以实际行动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时，号称“人权卫士”的西方国家却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被戳穿了谎言，暴露出了真面目。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评价一种民主制度、民主模式优劣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拿西方的书本、从西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主价值标签来衡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民主制度，才是最可靠、最管用的。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中国式民主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知道”，广大民众应坚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在东西方对比中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和西方民主模式的缺陷，不断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事实上，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对西方民主制度不再是一味崇拜和单纯模仿，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发展道路，充分保障和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当前来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民主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与制度之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其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