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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运动系统，从而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历史性发展和历史性飞跃，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机遇。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把握机遇的同时，要清醒看到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物质保障的同时，也可能造成物质至上的思想倾向；网络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让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外界信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权。此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家校联动效果不足的情况，也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系列挑战。
文化是群体成员连贯一致的、后天习得的、群体共享的观念，不同群体的成员，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观念而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思维模式、行为取向、风俗习惯等。这些经常被人们熟视无睹的文化形态，都会以最微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规范。同时，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与层次结构，具备有机联系、整体发挥作用，继承性与主体创造性相统一，在相互碰撞与借鉴中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等属性。因此，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符合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只有正视矛盾，才能在解决与化解矛盾并发现新的矛盾过程中寻求文化平衡与融合。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国、各地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地球村逐步成为现实，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信息与知识交流、思想文化沟通加速，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地区之间也开始信息沟通，传统信息藩篱被打破。虽然信息平等成为一种趋势，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离梦想总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主要原因就在于多元化社会思潮纷繁复杂，造成网络霸权、文化霸权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挑战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权。
诚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破除封闭，敞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到国际交流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和竞争当中，逐步营造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
的局面。同时，这个开放与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逐步解放、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的过程。全球各地的各种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建构、解构、离析，或又重新组合，从一元走向多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价值体系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与之同时，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也在飞速前进，在多元、复杂的状态中迅速更新。如此现象，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格局中的认同问题更加凸显，而且带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人们的文化心理迅速发生变迁，使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自觉，经常性思考“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应该做什么”等问题。由此可见，“改革”与“开放”这两个历史巨轮，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甚至是碰撞、冲突。显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也在内外、新旧冲突中，逐步地由顺从向独立、由安分守己向革故鼎新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随着文化转型、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家庭观念也呈现着多元状态。具体而言，基于这种变化的现象判断，新旧观念同时并存，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纯粹的、单一的，而是从以往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我们知晓，传统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之上，社会发展状况与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为缓慢式发展，由此，社会主流价值观较为统一。而且，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是可以被形象地比喻成在国家这台机器上转动的齿轮。以前，人们的思想相对纯粹，习惯于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和观念，对社会行为美丑、善恶的基本价值判断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和看法。然而，改革放开之后，从宏观上来讲，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着变化，同样，微观层面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价值评判标准等，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我们知晓，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化的，都包含着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而且，外来的、本土的、新生的、陈腐的搅和在一起，使人难识难辨，难解难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纯粹的、单一的，这就涉及价值判断和价值识别问题。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成员对社会行为的善、恶、美、丑的看法也会褒贬不一，这必然冲击社会普遍道德规范，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当前多样化的思想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宣贯的战略思考，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然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譬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是西方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在经济上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全面市场化，完全代表了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主导的经济主张与思想观念。西方国家妄图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希望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让西方优势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从本质上来说，这是西方国家借助新自由主义理论，用资本冲击其他国家的市场，以竞争优势抢夺世界范围内的优势资源，用掠夺的利润优先满足本国发展，不断巩固与扩大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并将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强化为一种长期的政治优势，实现对全球动态的支配权、主导权。新自由主义理论跟随全球化的脚步对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行冲击，给人民群众思想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考验。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产品早已摆脱早期单纯的说教标签，注重以娱乐的外表向民众渗透。在传播实践上，西方国家较之其他国家拥有更加成熟的传播经验与强大的技术实力，对文化产品的运用早已炉火纯青，并将文化产品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向外界传播，传播西方价值观、世界观和西方社会所自称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形象，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主政治带来了冲击，让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所动摇，影响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权和领导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已不再是对未来的设想，而是业已到来的现实。互联网技术以它独特的方式，为现代世界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开放性、全球性的信息空间，迅速覆盖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并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体社会化中，对社会意识形态及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网络作为一种全球性、开放性的虚拟社会文化系统，不仅为不同意识形态扩展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提供了广阔的领域，而且也为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和攻击提供了便利。显然，网络社会的出现，不仅冲击着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重塑着现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使其从单一的“课堂灌输”向多维的“网络互动”发展。尤其是在高校，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群体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充分地享有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海量信息资源，其成长也更多地受到了新媒体因素的影响。因此，面对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分析网络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所具有的新特点、带来的新问题，便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网络技术的普及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与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科学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而网络媒体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时间无屏障”“空间无屏障”和“资讯无屏障”状态，信息的发布和使用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譬如，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让使用者有了一层“隐身术”，可以脱离现实中身份、地位等束缚，在一种虚拟的平等、自由空间下发表观点、传播信息。这种方式是对公民信息权的一种保障，也让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受到各种自由传播方式的挑战。网络提供了虚拟的生活社区和交往场所，网络中的主体行为是在“虚拟”情形下进行的，即人与人之间不是面对面的、实实在在的交往，而是“人机交往”，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中成为“隐形人”。同时，网络的普及导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向以网络为中介的方向转化，青年大学生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影响尤为突出。网络环境下，各种信息的易得性和参与的易行性，使得大学生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的参与更多地以“人机交往”取代实体的“人际交往”，大学生个体更加习惯于以屏幕为界面进行日常生活和利益表达。长此以往对网络环境和计算机技术的过分依赖，势必会造成大学生与现实人物的接触和交流日益缺乏，对现实思想观点、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认识和践行日趋减少，由此也会导致他们真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受阻，各种能力被逐渐削弱乃至退化。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由单向性灌输式变为双向交流互动式，人们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变为主动参与心理交流，在心灵碰撞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引导，且大学生的自主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日趋多变、多元和复杂。互联网上没有了绝对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使思想政治教育常常陷入被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也受到网络的冲击和影响。
此外，网络具有开放性、自由性等特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年龄的人借助网络交往，呈现出复杂性；再加上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等因素，使一些虚假信息、负面信息可以轻易地出现在网络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面教育的效果，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导向功能的发挥带来压力。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里，国内环境没有或很少受外来因素冲击，因而比较稳定，只要通过“信息把关”“信息过滤”等简单行政手段，就可以实现对信息和舆论环境的有效调控，所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是确定和可控的。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国内相对稳定的环境受到异质文化、西方价值观、人生观的冲击，开始出现较大变化。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国家监控，随时随地在网上发布信息和传播思想，这种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给人们带来便利，也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从而导致网上信息泛滥、信息污染、信息骚扰、信息渗透等现象。如何净化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网民不断趋于年轻化，生活阅历有限，信息分辨能力相对不高，难免受到一些消极、反动信息的影响，形成不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在网络世界中，大量信息在人们的印象中处于似是而非的状态，这种混乱的状态增加了大学生选择信息的难度，极易导致思想混乱和价值观的偏移。可见，网络时代，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导致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科学内涵，对于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明确，“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首先是相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讲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指社会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对优质教育的渴望几乎成了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首选。面对这种呼唤，我们可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入，破解教育领域改革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然，当前教育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挑战着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性和系统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关注的不仅是教育机会的获得，更是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教育的多样化选择。现阶段我国的教育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无法很好地回应高层面、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存在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群体不平衡等问题。其一，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大国，地理条件迥异，在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多种形态并存，区域间各级各类教育在办学理念、投入、条件、标准等方面都差异巨大，中西部地区与农村地区由于其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条件落后的限制，在教育经费投入、师资水平、教师待遇和职业发展等多个层面仍存在发展滞后的现象。其二，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巨大，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为例，乡村教师队伍整体呈现出老龄化趋势，且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相对缺乏，教学方法老旧。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学校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的能力十分微弱。据统计，在教师职称比例中城市学校高级和一级教师所占比例达65.04%，而县镇和乡村学校分别只有59.96%和54.44%。
其三，群体结构教育发展不平衡。从各层级看，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仍然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和弱项。十八大以来，各级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比2012年提高12.9个百分点，达到77.4%，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比2012年提高1.6%。但目前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仍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短板。显然，如此的不平衡现状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协调、系统性。此外，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加快，人口大规模流动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不同学习群体之间在分享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时的分配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
教育应该满足的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同时也要满足国家发展的人才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乎党和国家的生命线，然而，当前我国的教育发展正面临教育资源总量发展不充足，未能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提升的教育需求；同时，在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人才需求时，教育发展现状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欠缺
，这也间接挑战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性。其一，先进教育思想发展不充分。面向未来，我们的很多教育理念还比较陈旧，人才培养模式在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还有待加强，死记硬背式的知识点学习、应试现象还比较严重，素质教育思想还没有在实践层面得到有效落实。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办好网络教育，就是对新技术下的新课堂提出了新要求。同样，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把握和占据网络高地，重视和建设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譬如，网络课堂不是简单的接入互联网，而是实实在在的课堂革命。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如何切实有效地落实这一政策，为国家未来智能科技发展培养生力军，是未来教育领域改革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其二，教育内涵多样发展不充分。过去穷国办大教育，我们首先重视了教育的规模发展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但长期的惯性思维使得大家对于育人的内在机制关注不够，教育质量、内涵等常常流于形式和表面，不同学校教育发展的特色不够鲜明。由于学生不同特征和家长多样的需要特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让每一个孩子在获得机会公平的同时获得适合自身的教育，成为未来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支撑国家战略发展能力不充分。现代教育体系尚不完善，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之间的无缝对接和高度融合还不足，以思想政治教育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和能工巧匠人才仍是人才培养的短板。如今，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来临之际，面对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教育在中小学课程设置、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尤其是大中小一体化育人体系等方面，还未做好充分准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构性矛盾点，从小的方面来讲，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为主体的系统化、协同性、一体化教育体系仍存在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指向立德树人，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归宿、基本原则和时代要求。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围绕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观照好人的需要和利益，服务于人的发展和解放，着力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然，在个体的毕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家庭和学校是两大重要场所，父母和教师是两类重要他人，彼此发挥着“和而不同”的作用。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实行学校—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很好地培养年轻一代，而且还可以使家庭和父母的道德面貌完美。没有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对学校生活的积极参与，没有父母与孩子之间经常的精神上的接触和相互充实，就不可能有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家庭本身，不可能有学校这个最重要的教育教学机关，也不可能有社会在精神上的进步。”
诚然，在促进个体成长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两大支柱，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导，唯有二者在教育活动中紧密协同和契合，才会构成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双翼。可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科学认知家校协同的意义并有效促进家校协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是个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屡次谈及，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家长普遍重视智育，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很多家长甚至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孩子就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因此对孩子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关心较少。家长宁愿花大量的时间送孩子去参加各种学习辅导班，也不愿花时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家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作用被学校和家长所忽视，没有能有效整合、利用家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使大量的家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处于闲置的境遇。
与此同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挑战。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学生受教育的途径日趋丰富和多样化，学校和教师的权威性不断受到挑战。传统的封闭式学校教育所能提供的知识和信息十分有限，导致输出的教育成果难以适应社会实践需要，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当今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敞开大门，实现与家庭、社会紧密互动。这一客观现实要求学校首先要充分利用好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家长资源，携手家长一起推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创新，不断回应社会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当然，相对于家庭，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可以实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父母与老师之间基于时代新人培养的目的，彼此合作，共同促进子女健康成长。
此外，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家庭与学校存在一定“分歧”，而且存在责任推诿现象。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全面，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统一协调提供了优越的社会前提。但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家长、教师的教育观点、思想水平不尽一致，因此，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影响也存在着矛盾和差异。譬如，对教育的认识不同。有人认为，小孩子主要是成长发育，别的可以慢慢来；有人认为孩子入学了，有教师负责，家长可以松一口气；有人感到社会压力大，家长和教师无能为力。由此，不同的认识对受教育者提出不同的要求。党和国家希望教育能够满足社会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家长则期望借助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甚至阶层跃迁，因此常常出现重智轻德，重理轻文的急功近利现象。这是因为家庭的种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及家长素质等条件的不平衡制约着家庭教育水平的投入。而在家校互动这一方面，家庭和学校存在德育“外推”和“互推”现象。这种“外推”是一种“无对象的推诿”，家庭和学校并未有意识地把德育责任推卸给对方，但在品德养成的实践中并未主动地承担相应的责任。譬如，在学校中存在的“应试德育”，家庭中出现的“功利德育”等，这都不是真正的德育，无形中推卸了双方的德育责任。学校指责家庭环境太差、家长素质不高、家教跟不上等。家长也指责学校推诿责任，在家长看来，孩子交给学校，就应该学校全权负责，等等。种种现象不仅不利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和科学化，也不利于时代新人的培养。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多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异常激烈，其程度超越过去一切时代，由此不同文明之间的话语对抗也逐渐增多。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由于话语滞后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面临境外各种话语的挑战，也产生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三个基本矛盾：一是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西方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与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之间的矛盾；二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滞后之间的矛盾；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陈旧之间的矛盾。
这三个矛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日益突出，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三对基本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将面临话语权力的丧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将面临崩溃，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极大挑战。首先，从学科角度来讲，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渠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学科建设中一个关键问题，它关涉党的“思想领导权”、价值构筑权、精神形塑权、教育引导权及学术话语权。从话语权角度看，全球化大背景下，学科之间交流密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五花八门的所谓思想、主义竞相发声，尤其是西方蓄意制造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割裂、颠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颇有市场，使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话语权上缺席，在大是大非面前迷茫，使学术研究领域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如何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环境中辨别是非，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种价值观念中得以凸显，并成为人们愿意选择的价值取向，如何探索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利益相互激荡，强势国家运用话语霸权和科技垄断，干扰、遏制与其利益可能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并充分利用其掌控的各种话语权资源，强推其价值观。在此国际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在价值指向上除了在表达统治阶级主导利益之外，还要涵纳不同层级的社会个体和组织的利益表达，使之获得自我实现与认同满足，同时，要防止主流价值和利益表达被侵蚀、消解。
更为重要的是某些人以各种话语方式攻击马克思主义，颠覆其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问题凸显。一方面，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大大增强了思想文化信息的覆盖力度和广度，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相互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得我们受到主要按西方国家意志制定的国际规则的约束，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然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
另一方面，扭曲了大学生“三观”。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把其“三观”借助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通过网络传递给中国，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重点是青年人尤其是高校的大学生。这其中夹杂着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国学者亨延顿指出，冷战后的世界，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冲突的根源是价值文化的差异。由于大学生辨别是非能力较弱、可塑性较大，这些不良信息使一些大学生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目标，出现了重索取轻奉献、重金钱轻道德、重个人轻集体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此外，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向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鼓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已丧失存在的意义，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干涉他国的内政，损害他国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这一切对政治思想尚未成形的大学生具有极大迷惑性。这些挑战成为新时代乃至今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