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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理论是，动物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会像养马人一样，不断地挑选某些类型，从而改良品种。这就是在达尔文死后人们长期忽略，直到最近才重新流行起来的“性选择”学说。这个学说的主要见解在于动物择偶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繁衍。当繁衍与生存相冲突的时候，生存常退居二线。例如，鲑鱼为了养育后代可以不吃不喝，甚至可以被饿死。对于有性别的物种来说，繁衍的过程就是寻找合适的伴侣，并劝说对方分享它的基因。繁衍的重要性导致了一些生理变化以及心理变化。简单来说，一切对繁衍有利的变化都会被保留下来，甚至不惜以性命为代价。
性选择就像自然选择一样，塑造出的外在变化都带有目的性的“设计”。例如，雄鹿的犄角是为了在战场上与情敌搏斗，雄孔雀的尾巴则是为了吸引了雌孔雀的目光，而男人强大的内心是为了在赢得女人心的路上克服一切障碍，哪怕有性命之忧。男人的睾丸激素是他们散发雄性魅力的灵丹妙药，却也同时增加了他们感染疾病的概率。男人竞争的本性就是“性选择”的结果，那些在进化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壮有力的男人，才能够在争夺性伴侣的斗争中存活下来，并且留下后代。女人则倾向于规避险境，因为那势必会让自己的孩子遭遇危险。同样的道理，女人的美丽和她们的生育潜力也是息息相关的 （美丽代表着年轻 和健康，与衰老相反，是具有较好的生育力的外在特征） 。综上所述，男人的心理条件和女人的生理外表都是性选择的结果。男性塑造了女性，女性也塑造了男性。女性的身材婀娜多姿，是因为男性喜欢这样的女性；男性生来好斗，有进取心，也是因为女性喜欢这样的男性 （或者因为在争夺女人的斗争中，骁勇善战的男人更容易成功） 。为此，本书得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结论，那就是人类的智力是性选择的结果，而非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人类进化学家相信，脑部的发达有助于繁衍。聪明的大脑可以帮助男人在性选择过程中战胜情敌 （女人也是这样） 。也可以认为，聪慧的头脑起初就是为了吸引异性、向异性求爱的。
发现和描写人性，同时研究人性和其他动物本性的区别与其他的科学研究一样有趣，它就像研究基因、原子和宇宙的起源一样重要。然而科学界却总是对这个问题躲躲闪闪，这样一来，研究人类性问题的，成了诸如释迦牟尼或者莎士比亚之类的人，他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生物学家们总是在动物的圈子里面转悠，那些试图跨出圈子的人——就像1975年创作了《社会生物学》 （ Sociobiology ） 的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Wilson） ——会被诽谤成有政治企图。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宣称，人类的研究和动物学没有关系，人类特质具有普遍性根本是无稽之谈。结果，科学家们虽然成功地揭开了宇宙大爆炸和DNA之谜，却在回答哲学家大卫·休谟 （David Hume） 所谓最重大问题——人性为什么是这样的——时显得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