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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因为有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周围的无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的视角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阳修感兴趣的原因。欧阳修 （1007-1072） ，北宋人，字永叔，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才多艺。今人熟知欧阳修，将其视作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尤其是作为文学家与杰出诗人。以这些身份，欧阳修在统治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新儒学早期政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作用。欧阳修本人风华绝代，作为历史人物，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之前人们对欧阳修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传统评价、西方学者评价以及当代中国学者和教育家们的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欧阳修是中国儒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后世的儒士们一直把欧阳修视为典范，不仅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还以他为模范激励后代努力发展儒学传统。全面讨论欧阳修的这些形象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想简明扼要地描述欧阳修，当然这要冒着将欧阳修过于简单化的风险。
儒学家若要在其同时代人当中出类拔萃，不仅需要天资聪颖，还得正直高尚；不仅需要受人尊敬，还需要富有影响力。欧阳修幼年时因卓尔不群受人关注。即便不考虑诗歌创作，仅凭散文写作，青年欧阳修在文坛上已然声名鹊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在经学、史学以及经世理论上的建树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欧阳修展现出的卓越道德领袖魅力与娴熟的行政能力，又为他在政坛赢得了巨大声望，这足以让欧阳修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响。但要更进一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家之列，欧阳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
（historical competition）
这项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有影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
（universal man）
，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到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直饱受争议，欧阳修在陪祀孔庙的人当中比其他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欧阳修生前，有人指责他私德有亏。欧阳修去世一个世纪后，伟大的朱熹
（1130-1200）（他被认为是新儒学领域的托马斯
·
阿奎那）
旧事重提那些围绕欧阳修的争议。朱熹认为，欧阳修虽然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但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不具备大师的资格。
人们对欧阳修的批评还与政治有关。欧阳修曾经写信给改革派领袖、好友范仲淹，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欧阳修声称君主应当下放权力给大臣，即使意见相左，仍需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欧阳修曾在一篇特别知名的奏疏《朋党论》中断言，只要合乎道义，君子可以结党。18世纪的雍正帝痛斥了欧阳修的这些观点。雍正帝认为这些看法离经叛道，与官员无条件效忠皇帝的观点相左。雍正帝这位精力旺盛的极权主义者对欧阳修的看法怒不可遏，甚至对欧阳修流露出浓厚的杀意。
（针对欧阳修的《朋党论》，雍正撰写《御制朋党论》加以驳斥，斥其为邪说，甚至称如果欧阳修活在现在，“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译者注）
尽管如此，这些批判都没能改变数百年来大多数人对欧阳修的高度礼敬态度。
外国人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他是西方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家。虽然西方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甚关联，他们认为对欧阳修的传统评价大体准确。从现代、国际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更重视其他问题。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仍然魅力无穷。
西方学者的这一观点与今日中国大陆对欧阳修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中国学者高度推崇欧阳修，并非因为他是伟大的儒学家
（这种荣誉很可疑）
，主要因为他是古典文学的典范。最近编纂的文学选集中都会选录欧阳修的文章。如同旧时的私塾先生，现代学校中的教师都会提醒学生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
（他们的作品是要背诵的范文）
之一。现在古文的吸引力已经式微，目前人们对欧阳修的仰慕转向他的诗歌。就在几年前，不满足于阅读古典文学原文的人将欧阳修的诗歌译成了白话文。
虽然看似奇怪，寥寥几部作品为我们了解欧阳修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不同领域的大量图书中分散记载着欧阳修多方面的成就。考虑到过去几个世纪中所有中国人传记的写作环境与模式，对欧阳修生活的传统记载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在以儒教为尊的中国，显赫人物去世后都会有一系列纪念性与说教性的文字描述其生平。这些文字一般从家庭情况开始，通常由与其家庭关系亲近或对相关信息较为熟悉且又具有声望的人来撰写。这种叙述通常包括逝者身后人们很快完成的相关文章：简短的讣告、长篇的行状
（提交给权威部门，作为最终官方传记的参考）
、在葬礼以及后续纪念仪式上的大量悼文、与棺材一起下葬的圹志以及刻在墓碑上的墓志铭。这些材料多数会被整合在一起
（偶尔经过精简）
，之后录入家谱。这些材料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其歌功颂德的性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材料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因为中国传统的做法是不溢美不隐恶。
叙述完家庭相关情况之后，将会是标准更严格的史书编纂。在这一环节，溢美之词显著减少，关于主人公的社会政治价值的相关论述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人物生平的地域特色开始显现，如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以及官方编纂的正史。政府的评述中出现了许多复杂因素，比如先入为主的厌恶、偏袒、政治考虑，还有历史上对成王败寇的常规偏见，而私人学者最终完成的作品，通常试图纠正或补充正史。无论是私人著作还是官方史书，其写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说教：确定主人公的基本品格、撰写传记来说明主人公的品格、将主人公与类似人物归为一类。简单来说，这些传记 （根据说教分类分为几大类） 都可被看作儒学价值框架下的评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任何层面的叙述，都不符合现代或西方意义上传记的标准，考察一个人性格和特点的作品，其内在的兴趣在于揭示这个人所处的时代。
有一种传统叙述与上述情况不符，那就是一些私人学者出于兴趣与猎奇，在某人去世很久之后编写年谱。编写这种年谱通常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年谱的编者更倾向于记录事实而非阐释事实的意义。按照编年顺序罗列人物行为有助于淡化说教性质。当然，作者通常对笔下的主人公怀有崇敬之情，作者所处时代的偏见及其本人的学术观点也会造成同样影响。相比其他类型作品，年谱中这些因素对客观性的影响要小，因此，年谱是对当代史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除了传统生平记录，现代研究者只能尽量博览其他有用的史料并谨慎地加以使用。这些史料包括正史和私修史书、编年史、官方文件汇编、类书、地方志、主人公的文集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文集、人物所处时代的非正式作品
（包括笔调严肃的文章、笔记小说）
以及后世学者撰写的述评，等等。幸运的是，关于欧阳修的上述类型文献记述颇为丰富。
中国传统史料 （传记等） 还有其普遍缺点，即通常会忽略历史背景。这一缺点的部分成因在于作者始终强调历史说教价值观，对时代和变化则很淡漠。这主要是因为在儒家中国，人们认为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寥寥无几，这些人受教育程度颇高，熟悉 （或很容易掌握） 历史事件。虽然这个有待商榷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但熟悉历史事件未必等同于可以理解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按照现代思维，人与时代相互作用，两者不可分割。要研究欧阳修，我们首先需要审视他所处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