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伯利亚幅员辽阔、一望无际，笔者早有耳闻。可是真的到了这里，还是不禁被深深地震撼到。在俄国人眼里，西伯利亚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异类。他们身上那种处变不惊、沉着稳重和胸怀宽广的特质让他们与众不同。我记得在丹尼斯·马祖耶夫（西伯利亚钢琴家）上台为3,000人表演前的几分钟，我从他那深邃的眼神里竟找寻不到一丝的紧张不安。马祖耶夫身材魁梧，其强有力的手指敲打在琴键上，是那样的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因此被同行们称为“钢琴毁灭者”。然而演奏时，他脸上是那样的平静，像一泓清泉，波澜不起。西伯利亚地势险峻、风光旖旎，但这里的生活极其艰辛。当地美则美矣，苦则甚苦，西伯利亚人因此养成了恬淡寡欲、吃苦耐劳、心静如水的性格。

站在乌拉尔山脉的东麓，眼前的景色一望无际。黄绿相间的大草原向四周延伸，将地平线幻化成依稀可见的弧线。冬天这里会为冰雪覆盖，白茫茫一片。这样空旷苍凉的地方孕育了无数关乎自由，关乎梦想的传奇故事。经历过伊凡雷帝的残酷奴役，经历过大动乱时期的战乱和动荡，人民向东逃亡，终于在自由的西伯利亚找到了真正的解放：新鲜的空气，还有那久违的自由。俄语中的“自由”也含有“意愿”和“独立”的意思。在这片蛮荒的土地上，“自由”这个词渐渐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原始野性，反复无常，不为人知。若干年后，西伯利亚成了流放地、劳改所，成了人们眼中的宁古塔。西伯利亚可为天堂，可成地狱，却永远只向强者敞开怀抱，将弱者拒之门外。

16世纪，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岭向西伯利亚地区挺进，开僻新的家园。这一事件引发了向西伯利亚殖民的热潮。叶尔马克的事迹在俄国民间诗歌以及民谣中都广为流传：

越过伏尔加，越过卡马河，
自由的哥萨克人永垂不朽。
他们的领袖叶尔马克向同伴低语，
顶天立地的哥萨克人，我的同胞，
夏去冬来，何处是我们的栖身之所？
是蜷缩在伏尔加，像窃贼般见不得天日？
还是突袭喀山，与沙皇叫板？
可是沙皇派军四万，我们如何招架？
我们要另觅出路，另觅出路，
跟我走吧，兄弟们，
让我们向西伯利亚挺进。

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叶尔马克也逃亡到了西伯利亚。他们不甘受人驱使，想要做自己的主人（哥萨克的意思就是自由人），而这茫茫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就是他们的王国。因为叶尔马克一伙抢劫了沙皇的商队，于是和沙皇结下了仇怨。

西伯利亚是俄国犯罪分子和强盗土匪的流放地。未开发的荒原一眼望不到边际，所以莫斯科并不介意到底谁移民那里。伊凡雷帝就曾特许富商史特罗加诺夫家族越过乌拉尔山以东扩张，并允许其拥有私人武装以便开发西伯利亚，还允许其租赁20年。然而，伊凡雷帝以为的“无人之地”实际上是蒙古金帐汗国后人的领地。

俄国殖民者迫切需要武装力量将西伯利亚的土著赶走。叶尔马克于是很快纠集一小队哥萨克，深入西伯利亚腹地，用枪击和炮轰恐吓土著居民，并将西伯利亚的蒙古军队消灭殆尽。这一仗一直打到了冬天，叶尔马克弹尽粮绝，又与祖国相隔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他派使者越过乌拉尔山带信给沙皇说，他已经攻占了西伯利亚。信中，他为以前的错事懊悔不已，情愿以死谢罪。如果皇恩浩荡，赦免他的罪过，他一定将西伯利亚恭敬奉上。这封信不仅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而且让他的名字永载史册。

果不其然，伊凡雷帝不仅赦免了叶尔马克，而且授予他西伯利亚大公的封号，赐他上等白银铠甲，并派兵支援。不走运的是，在不久后的一次突袭中，叶尔马克被蒙古人追到了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前。涉水过河时，华贵的银质铠甲却将他拖入河底，导致他一命呜呼。

只不过是湾浅浅的溪流，我亲爱的同胞，
那里却孕育了一个自由而骄傲的民族，
孕育了人们的儿子叶尔马克。
当他最后长眠于此，
溪流呜咽，似是悲叹，似是抚慰。

西伯利亚很快被征服，成为莫斯科巨大的资源库。濒临崩溃的俄国经济重又焕发了生机，并一跃成为经济强国。而这一切，叶尔马克无缘看到了。西伯利亚的金矿、煤矿、铁矿和森林资源以及丰富的油气储量是俄罗斯成为超级强国的重要保障。然而，伊丽莎白一世的大使贾尔斯·莱彻，不无偏颇地认为，西伯利亚的第一贡献是毛皮：

俄国的土特产种类多，储量大，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还能出口到国外。最重要的土特产就是各种毛皮。俄国天气寒冷，居住不易，然而上帝却并未苛待那里的居民，赐给他们丰富的毛皮资源，以抵御严寒。主要的毛皮种类有黑狐皮、貂皮、白鼬皮、海狸皮、红狐皮、白狐皮和灰松鼠皮等。有种大型水鼠的皮还带有麝香的气味。毛皮资源如此丰富，无怪乎俄国人整个冬天都裹着毛皮，而且能够出口到土耳其、波斯、保加利亚以及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赚得4、50万卢布。

16、17世纪，毛皮几乎起到了黄金的作用，在国际市场中流通，通过以物易物，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像19世纪出现了淘金热一样，那时西伯利亚兴起了皮毛热。许多人满怀着希望，不远万里涌向西伯利亚。到1648年，他们的足迹已经跨越了整个俄罗斯，直到了太平洋沿岸。曾经像美国西部那样荒凉且鲜有人烟，西伯利亚这片人迹罕至的边疆地带一下子变成了人们理想中的黄金国。直至今日，南西伯利亚这块处女地仍然让人联想起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和浪漫传奇。

莫斯科的军事扩张不光是为了攫取财富，还是为了获得某种安全保障。经历过无数次的异族侵略，俄国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他们的边界线过长，又过于脆弱，加之没有海洋山峦等天险，所以他们选择向四周不断地疯狂扩张，似乎只有将欧亚腹地纳入囊中才会稍稍心安。从苏联对于东欧卫星国的牢牢掌控不难看出，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直至今日也没有消除。

乌拉尔山以东，一望无垠的西伯利亚让俄国人难以掌控。然而俄国人却想方设法地同化当地土著居民，或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贸易和赋税，要么干脆掠夺当地自然资源。种种手段促成了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不过，西伯利亚不只有令人向往的一面，还有令人望而却步的一面。在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莫桑斯克的马克白夫人》中，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囚犯在路上呻吟哀叹命运不济，让人不得不对流放之路心生畏惧。而这样的流放之路一走就是400多年。

山一程水一程，
望断前路无寻处，
夕阳落暑气退，
但闻锁链锒铛声。
汗如雨血如注，
道旁白骨无人收，
新鬼冤旧鬼哭，
惶惶终日何时休。

列维坦的名画《弗拉基米尔卡》就捕捉到了这种情感：荒凉萧瑟中，一条小道在大草原上蜿蜒到地平线尽头。画面中没有歪歪斜斜的身影，但你我却能感知一代代被流放者在小道上留下的足迹。这里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西伯利亚代表着无限的机遇和财富，也代表着无尽的刑期和折磨。沙皇和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把西伯利亚看作惩治政敌的最好去处。列宁、斯大林等都曾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流放于此。在厚厚的雪道上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罗曼诺夫王朝初期曾将罪犯流放到边疆，命令他们把守要塞，将功折罪。沙皇统治时期的流放地只是局限在小城镇（如列宁遭流放时还允许其带猎枪和大量书籍）。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伯利亚设立了密密麻麻的劳改所，主要用来关押政敌。即使犯人侥幸逃出来，等待他的也只是饿死山泽的结果。

在秋明市（西伯利亚城市）外围120英里处，笔者找到了林木掩映下的巴泽诺夫劳改营遗址，这里断壁颓垣，荠麦弥望，不复当年境况。右边林地有个大坑，宽一英里，深一英里，这是数以万计的犯人在采掘石棉时留下的痕迹。今天的采矿技术进步了，然而死于肺病的人数还是居高不下。我只在这个坑前站了一会，就感到不适。而在20世纪4、50年代，劳改营里的犯人不得不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用锹镐劳作。关于劳改营的工作，有这样让人震惊的记录：这儿关押的7,000多名男犯人和600多名女犯人，必须在石棉矿场做苦力，从搭设井架，到地理勘测、筑路、修建铁路交通设施以及建设劳改营，不一而足。

档案记载，那些年来在劳改营关押的有特罗费莫夫上校，约金中校、菲尼莫诺夫中校等。斯大林死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53年4月29日，巴泽诺夫劳改营终于关闭。文献记载，特罗费莫夫上校是因病辞职的，但是具体病情并未明说。他和他的狱友在劳改营以及获释后的健康状况也没有一字记录。

20世纪90年代，集中营的很多内幕被披露了，然而当一些组织想要继续披露这些内幕时，却受到俄国政府的干涉。西伯利亚人终究摆脱不了自己的过去。无论是20世纪的劳改营，还是更早些时候的流放犯，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血液的一部分。西伯利亚诗人叶夫图申科（流放者的后代），用他娓娓动听的自传体叙事诗向我们勾勒出了自由与流放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

漂泊异乡非吾愿，
君意难违奈若何，
他乡好比晚娘亲，
终不能及故乡情。
其中甘苦寸心知，
旁人何能解分毫，
待到攥土于掌心，
初嗅泥土气清新。
待到儿女水中戏，
欢声笑语耳不绝，
恍悟物我不相离，
鱼水情深自当然。
从容担起人生事，
潦倒困顿亦无悔，
譬如蜗牛落草间，
摊上斧斤落如雨。
薄命本是无怨尤，
生之不易何必絮。
面朝黄土背朝天，
汗如雨下为哪般，
信知食黍非硕鼠，
硕鼠原来是禾黍。

自16世纪建立第一个殖民地以来，莫斯科花了许多年才在当地确立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诗人叶夫图申科的祖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那里还处于蛮荒状态。许多流放者隐居在密林深处，淡出人们的视野。他们不满沙皇统治，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反抗之心早已有之，而西伯利亚针叶森林正好是他们韬光养晦、谋图再起的绝佳之地。其中的一支后来发展壮大，吸引了上百万的追随者，成为俄国历史上的一股重要势力。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笔者沿着坑坑洼洼的煤渣小路向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山东麓一个有着100万居民的城市）走去。我此行是为了寻找耶稣降生的圣所。在运动场和小诊所的掩映下，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教堂。轻叩木门，一个神情严肃的牧师为我开了门。他个子高高的，黑色胡子一直垂至胸前，长长的头发熨帖地梳于脑后。他虽然只有39岁，但是看起来却像50多岁的人。他自称帕维尔神父，并拒绝和我握手。他解释说教会没有握手的习俗。当我向他询问旧礼仪派教徒的事情（指17世纪抵制莫斯科牧首，脱离俄罗斯正教会的教徒），他面色凝重地说道：“我们这里不称旧礼仪派，我们才是正统的教会，唯一的教会。”

旧礼仪派教徒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50年代。他们的先人不满莫斯科国教而与教会决裂，逃到了西伯利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宗教迫害，他们仍不改初衷。那些信徒宁愿忍受流放之苦，也不背叛自己的信仰。数百万人卷入了这场风波：起先只是抗议官方教会对礼拜仪式的改革——如何在胸前画十字，如何礼拜，念几遍“哈利路亚”——后来演变成宗教和政治权利的一场较量。

旧礼仪派认为官方教会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对信仰的亵渎。他们坚信神父的任免和教会的运作是教会自己的事，沙皇无权干预。他们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数以万计的人宁愿被活活烧死也不低头臣服。

旧礼仪派被贴上异端的标签，逐出了俄国正教会。一时间群情激昂，众怒难平，大有揭竿而起之势。诺夫哥罗德一个激进的神父佩特罗夫，用一席话道出了人们共同的心声：

让这些繁文缛节见鬼去吧……将我踢出教会，我才不在乎呢！这些道貌岸然的教士，谁稀罕与之为伍？往我身上倒脏水，对我百般辱骂，你以为能伤得了我？说句上不了台面的大实话，那些诬蔑之语只配给我擦屁股。

学生时代的我们，超爱读佩特罗夫的自传。他骂人骂得那么酣畅淋漓、入木三分，令人直呼过瘾。他那种俄国式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骂法，不避荤膻，更不拐弯抹角。自传里就有很多黄段子，还有骂对手“屎粪糊脸的法利赛人”“该遭雷劈火焚的报应”诸如此类的话语。如今重读他的自传，我越发觉得他的自传令人拍案叫绝，他的为人更是让人钦佩不已。当沙皇阿力克塞和大牧首尼康勾结在一起，镇压其他教派时，佩特罗夫自然不能幸免，连带家人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在他的自传中，他记下了14年来在冰屋里被囚禁的日日夜夜。大限将至之时（他于1682年被活活烧死），他反思着世俗权威，冥想着精神信仰，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痛苦，在对自己的质疑，对上帝的质疑中找到了最终的释然：

当鞭子狠狠抽打在我的身上，我不觉得疼痛，因为我的祈祷上帝听得见。而当我躺在这里，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五内翻江倒海般地剧痛。啊！我挚爱的上帝，为何你忍心看他们这样抽打我？当我满身罪孽投靠你时，你都不忍苛责我。而现在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你这般惩罚我……呜呼哀哉！让我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罪过吧！为何连累我的女儿贫困潦倒，我的妻儿长眠在这人间地狱？我到底该做些什么，上帝求你告诉我！如果信仰上帝是种错，我愿意一错再错。只要我亲爱的主与我同在，再不幸的命运我也能接受……以赛亚、亚伯拉罕等因为捍卫上帝而身被火刑，天国的大门永远为他们而开……那么在熊熊的火光面前，你怕了吗？打起精神，高昂起头颅，莫要害怕！你也许会两股战战，但是进了熔炉，痛苦很快就会过去……当我们不复存在，我说过的话会常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我们将在天国里得到永生……我不知道如何忍受现在的一切，但我明白我不曾让主蒙羞，我明白上帝会了解我的一片忠心。我现在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主，交给我唯一的主……

当我走进旧礼仪派教堂时，我原以为帕维尔神父应该是现代版的佩特罗夫。然而他讲起自己的经历时客观中肯，不带个人感情：共产主义者曾把这座教堂改成博物馆，他四处奔走终于还教堂的本来面貌；他和两个牧师组织了礼拜会，并说服当地的圣像画家修复了教堂中的圣像。然而当我问起他们和东正教会（俄国国教）的关系是不是变好了时，他眉头紧蹙着说：“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处好关系呢？他们背叛了耶稣的教义。”见我一副不解的神情，帕维尔神父慷慨激昂长篇大论起来：“我们是唯一坚持基督教义的教堂，只有我们才能获得上帝的拯救。他们怎么能用三个手指在胸前画十字呢，这不是太荒谬了吗？耶稣基督早就教过我们，画十字应该用两个手指……”

帕维尔神父滔滔不绝时，我想到了几个世纪的无情杀戮和深重苦难，想到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宛斯基党人之乱》中人们的冲天怒火。我实在不能理解，胸前画十字用两个指头和用三个指头，“哈利路亚”唱三遍和唱两遍有那么大的差别吗？至于刀剑相向，你死我活吗？毫无疑问，对于那些从小就被灌输教义的教众来说，使用何种仪式关乎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问题。我不觉想起一个妇女仅仅因为小跑着穿过基辅洞窟修道院就被处以死刑。17世纪后，这种疯狂的宗教迫害渐渐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不满。

佩特罗夫死后两个月，新沙皇登基。俄国的形势不容乐观。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新沙皇面前，等待他处理：旧礼仪派难以平息的怒火；俄国正教会阳奉阴违的态度；沙皇和被压迫人民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因幅员过于辽阔，难以掌控的国内局势以及南边不断滋扰的敌国。危机四伏的国内外形势迫使新沙皇不得不早早进行改革。 r2bUSQxdeEXpSRiPfS0V+58gTS/kzJjTANNS7wGVnJB2qfYzj4pmKUV3kzit6e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