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0年去石溪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外面的很多事物都感到陌生而新奇，去石溪路途中的几件趣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是在德黑兰机场。当时飞机途经德黑兰机场，大约要停两个小时。飞机里特别热，但我们都不敢下去透透气凉快一下，因为在上飞机前就已经被领事馆告知，经停德黑兰机场不要下飞机。当时伊朗正处于霍梅尼革命时期，机场很不安全，如果擅自下去，后果自负。我记得在机场还能时不时地听到枪声。

第二件是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因为我的太太秦世芬担心我在美国买不到中餐厨具，就在我的行李里放了一把菜刀，结果在戴高乐机场安检时被查了出来。机场人员一看是中国人，表现得很友好，竟然关了安检设备，让我顺利通过了检查。

第三件是在巴黎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叫威廉（William）的乘务长，个子高高的，方脸，留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和善。他看我们是中国人，觉得很新鲜，就和我一路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还说我的口音带些伦敦腔，我解释说我的英语老师是中国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吴冰，她以前在伦敦居住过。其实我是学俄语的，英语是出国前恶补的。他还问我下飞机后要去哪里，我说要去纽约城里42街区的中国总领事馆。他居然热情地让我下飞机后在出口等他，他开车带我去中国总领馆。下机后，他果然在出口处等我，然后亲自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件就是到石溪的第一顿饭。当时先到达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闫沐霖要做中餐招待我，他也是刚到美国不久，还是习惯炒菜的方式，结果一不小心触发了防火报警器，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搞得我们都很紧张。

对于初次走出国门的我来说，这些见闻都是新鲜的，一路得到的友善和照顾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这种感觉比在国内还要强烈一些。而且我身在国外，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体认也更强烈了。正是基于这种体认，我对杨先生流露出的对祖国的深情也体会得格外深刻。

1980年的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华人方面要求每个团队都表演一个节目，这可难住了我们这群理工男。大家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一起演唱《黄河大合唱》。可是真正认真唱起来我们才发现，除了开头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其他歌词根本记不住。这时杨先生顺手拿了一张餐巾纸，熟练地默写下整首歌词。我们都很惊讶，想不到杨先生一直身在国外，还能把这首歌的歌词记得如此清楚。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杨先生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是我出国前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这个细节让我们都很感动。

还有一次参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当时正好在举办一个关于美国移民的展览，其中还介绍了中国劳工在美修铁路、为美国基础建设做贡献的情况。看完展览回到石溪，有一次见到杨先生，我说感觉美国人还挺厚道，能承认华人的贡献。杨先生听了却说：“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厚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排华很厉害，而且从未道过歉。”

杨先生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的重视上，我想这就是一位科学家对祖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吧。

在石溪的闲暇时间，我们都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所以每到周五晚上，冼鼎昌就会背个大书包，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进城去找李政道先生，借金庸的武侠书。我们也常常跑到火车站去等他。在他下了火车回石溪的路上，一大包书就被大家分完了。据说李政道先生很爱惜他那些武侠书，要求每次必须还了上次借走的才能借新的，而且会叮嘱冼鼎昌：一本也不能少，少了就不全了。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五楼办公室“钻研”武侠，杨先生敲门进来了。他看到我的武侠书，立即回他的房间拿来另一本书，是讲述末代状元张謇在江苏南通发展教育、振兴实业的。杨先生说：这本书挺有意思，你可以好好看看思考一下，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我在阅读中发现书上有很多杨先生的批注，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杨先生对民国时期张謇在南通发展教育、实业兴国的实践有深入的研究，还结合当时中国的环境做了很多思考。虽然我更喜欢看金庸的武侠书，也没有和杨先生讨论过那本书，但杨先生对青年人兴趣的尊重，对祖国历史的关注和喜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次，杨先生向我推荐了一篇文章，好像是美国人写的，文章主要讲的是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事情。据杨先生介绍，这位作者和当时组织学运的地下党领导人黄华（在燕京大学化名王汝梅）很熟。文章写得很不错，所以他建议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我翻译后给杨先生看，杨先生很认真，仔细看了好几遍，还建议以我们的名义一起回国发表。回国后，在我的姐姐、作家葛翠琳的建议下，我去见了华君武先生，文章由他推荐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杨先生还撰写了译者前言。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的成果并不算好，杨先生觉得应该帮助我，这也是他想到的方式之一。幸好，以后我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不负杨先生的苦心。

他对我们的关心是真诚的。记得1981年杨先生要回国访问，他问我是否要带点东西，我想了想就请杨先生带一个望远镜。因为在石溪时，我有一个比较简陋的望远镜，有一次杨先生来办公室，拿着望远镜看对面的楼，看后说，你这个望远镜不好，太大了，而且边缘也曲光了。后来杨先生回北京果然给我带了望远镜，就放在他的岳母曹秀清女士家里，让我姐姐去取了转给我。

杨先生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他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上。记得是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组织中国物理学科的优秀学生到海外留学，遭到某些老一辈学者的反对。他们上书有关领导，提出三点质疑：第一，选拔人才的考试只考物理而没有别的科目容易偏门；第二，我们有能力也有资格带博士生，为什么还要送到美国去；第三，这些人如果学成不回国，谁负责。这第三点是杀手锏，那时不回国可是政治事件。李政道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还有40多位华裔教授签名表示支持。然后他把信交给赵宝恒，请他回国时带回去，托人上交给邓小平。不久，新华社一位记者要回国，就把信带了回去。

后来，杨先生回国，就有人找他问这件事。杨先生的回答很明确：“我虽然出国后没回国，但我们在美国也能为中国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杨先生这句话得罪了不少人，回国的、不回国的都有些怪他。虽然这句话当时令杨先生有些“里外不是人”，但其中蕴含的对祖国科技腾飞的期盼和一颗赤子之心着实令人感动。 UIjx8cuUf985Z/cKHqQqD4ccrB0YWMXBWL/vkrbayYDzNMJ1WAgR28DsMllVTd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