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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去石溪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外面的很多事物都感到陌生而新奇,去石溪路途中的几件趣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是在德黑兰机场。当时飞机途经德黑兰机场,大约要停两个小时。飞机里特别热,但我们都不敢下去透透气凉快一下,因为在上飞机前就已经被领事馆告知,经停德黑兰机场不要下飞机。当时伊朗正处于霍梅尼革命时期,机场很不安全,如果擅自下去,后果自负。我记得在机场还能时不时地听到枪声。

第二件是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因为我的太太秦世芬担心我在美国买不到中餐厨具,就在我的行李里放了一把菜刀,结果在戴高乐机场安检时被查了出来。机场人员一看是中国人,表现得很友好,竟然关了安检设备,让我顺利通过了检查。

第三件是在巴黎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叫威廉(William)的乘务长,个子高高的,方脸,留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和善。他看我们是中国人,觉得很新鲜,就和我一路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还说我的口音带些伦敦腔,我解释说我的英语老师是中国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吴冰,她以前在伦敦居住过。其实我是学俄语的,英语是出国前恶补的。他还问我下飞机后要去哪里,我说要去纽约城里42街区的中国总领事馆。他居然热情地让我下飞机后在出口等他,他开车带我去中国总领馆。下机后,他果然在出口处等我,然后亲自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件就是到石溪的第一顿饭。当时先到达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闫沐霖要做中餐招待我,他也是刚到美国不久,还是习惯炒菜的方式,结果一不小心触发了防火报警器,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搞得我们都很紧张。

对于初次走出国门的我来说,这些见闻都是新鲜的,一路得到的友善和照顾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这种感觉比在国内还要强烈一些。而且我身在国外,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体认也更强烈了。正是基于这种体认,我对杨先生流露出的对祖国的深情也体会得格外深刻。

1980年的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华人方面要求每个团队都表演一个节目,这可难住了我们这群理工男。大家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一起演唱《黄河大合唱》。可是真正认真唱起来我们才发现,除了开头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其他歌词根本记不住。这时杨先生顺手拿了一张餐巾纸,熟练地默写下整首歌词。我们都很惊讶,想不到杨先生一直身在国外,还能把这首歌的歌词记得如此清楚。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杨先生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是我出国前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这个细节让我们都很感动。

还有一次参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当时正好在举办一个关于美国移民的展览,其中还介绍了中国劳工在美修铁路、为美国基础建设做贡献的情况。看完展览回到石溪,有一次见到杨先生,我说感觉美国人还挺厚道,能承认华人的贡献。杨先生听了却说:“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厚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排华很厉害,而且从未道过歉。”

杨先生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的重视上,我想这就是一位科学家对祖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吧。

在石溪的闲暇时间,我们都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所以每到周五晚上,冼鼎昌就会背个大书包,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进城去找李政道先生,借金庸的武侠书。我们也常常跑到火车站去等他。在他下了火车回石溪的路上,一大包书就被大家分完了。据说李政道先生很爱惜他那些武侠书,要求每次必须还了上次借走的才能借新的,而且会叮嘱冼鼎昌:一本也不能少,少了就不全了。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五楼办公室“钻研”武侠,杨先生敲门进来了。他看到我的武侠书,立即回他的房间拿来另一本书,是讲述末代状元张謇在江苏南通发展教育、振兴实业的。杨先生说:这本书挺有意思,你可以好好看看思考一下,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我在阅读中发现书上有很多杨先生的批注,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杨先生对民国时期张謇在南通发展教育、实业兴国的实践有深入的研究,还结合当时中国的环境做了很多思考。虽然我更喜欢看金庸的武侠书,也没有和杨先生讨论过那本书,但杨先生对青年人兴趣的尊重,对祖国历史的关注和喜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次,杨先生向我推荐了一篇文章,好像是美国人写的,文章主要讲的是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事情。据杨先生介绍,这位作者和当时组织学运的地下党领导人黄华(在燕京大学化名王汝梅)很熟。文章写得很不错,所以他建议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我翻译后给杨先生看,杨先生很认真,仔细看了好几遍,还建议以我们的名义一起回国发表。回国后,在我的姐姐、作家葛翠琳的建议下,我去见了华君武先生,文章由他推荐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杨先生还撰写了译者前言。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的成果并不算好,杨先生觉得应该帮助我,这也是他想到的方式之一。幸好,以后我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不负杨先生的苦心。

他对我们的关心是真诚的。记得1981年杨先生要回国访问,他问我是否要带点东西,我想了想就请杨先生带一个望远镜。因为在石溪时,我有一个比较简陋的望远镜,有一次杨先生来办公室,拿着望远镜看对面的楼,看后说,你这个望远镜不好,太大了,而且边缘也曲光了。后来杨先生回北京果然给我带了望远镜,就放在他的岳母曹秀清女士家里,让我姐姐去取了转给我。

杨振宁先生为我翻译的文章撰写的译者前言

杨先生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他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上。记得是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组织中国物理学科的优秀学生到海外留学,遭到某些老一辈学者的反对。他们上书有关领导,提出三点质疑:第一,选拔人才的考试只考物理而没有别的科目容易偏门;第二,我们有能力也有资格带博士生,为什么还要送到美国去;第三,这些人如果学成不回国,谁负责。这第三点是杀手锏,那时不回国可是政治事件。李政道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还有40多位华裔教授签名表示支持。然后他把信交给赵宝恒,请他回国时带回去,托人上交给邓小平。不久,新华社一位记者要回国,就把信带了回去。

后来,杨先生回国,就有人找他问这件事。杨先生的回答很明确:“我虽然出国后没回国,但我们在美国也能为中国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杨先生这句话得罪了不少人,回国的、不回国的都有些怪他。虽然这句话当时令杨先生有些“里外不是人”,但其中蕴含的对祖国科技腾飞的期盼和一颗赤子之心着实令人感动。 e4igPN2rjVB22pkA+YMi6kmSKKmIc51uJ8t/+fzQ+eymY10bXsqd9fyTxOlduI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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