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钱三强先生的推动和协调下，国内粒子物理领域层子模型和规范场两个分支的研究人员聚在了一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思想层面打消大家的顾虑。“文革”十年，科学界受政治影响颇深，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当时中国物理学界比较主流的想法还是西方的物理研究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要创造无产阶级的物理，中国的物理研究要有大变革。所以，当钱先生提出要召开中美高能物理的研讨会，让中国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互相讨论学习时，大家难免一时缓不过神来，心里也难免有些困惑和顾虑。为了统一思想，打消大家的顾虑，1979年，在中美高能物理方面的正式交流前，钱三强先生在广西榕湖饭店（原白崇禧宾馆）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确定了中美交流会的名称为“广州从化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议”。非常难得的是，这次筹备会还邀请到刚刚过了核弹工程保密期的周光召先生。

周先生当时在会上着重讲了三点，这三点我至今记忆犹新。周先生讲的第一点，是物理学没有到变革的前夕。物理学发生变革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和实验产生尖锐的矛盾，一种是理论自身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所以物理学的日子是很好过的。第二点，西方物理科学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第三点，哲学好不等于物理好。听了这三点，大家好像吃下了三颗定心丸，在感到兴奋之余，也开始从之前缩手缩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的感觉是，中国物理研究真正的春天终于要到来了，自己要放开手脚全身心投入物理研究中去。

1979年召开的筹备会使国内的理论物理界深受鼓舞，层子模型与规范场两个分支的研究人员的团结协作更加紧密，大家都以很高的热情投入中美高能物理会议的准备之中，同时也都期待通过会议深入了解西方理论物理的发展状态，从而更好地发展国内的理论物理研究。

1980年1月5日，备受瞩目的“广州从化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如期举行。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规格也很高，参会人数众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的海外学者约有50位，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方面，粒子物理研究的专家基本都到齐了，其中包括钱三强先生、彭桓武先生、朱洪元先生等前辈科学家。正因如此，当时除了设有负责主要事务的会议“大秘书”（包括何祚庥、冼鼎昌等），还安排了七位承担具体工作的会议“小秘书”。我当时就是作为会议的“小秘书”有幸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会议期间，和我住同一个房间的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李小源老师，他也是会议的“小秘书”之一。有一次在闲聊中他告诉我，现在国内学者可以申请出国进修了。我工作的兰州大学地处偏远，消息也相对闭塞一些，所以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突然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又是在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会上，心里很有些期待。不过，我当时对如何申请、如何联系这些事都一无所知，所以又觉得这件事离自己还有些遥远，只好暂时当成一个念想放在心底。

我知道杨振宁先生也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心里一直非常兴奋，因为三年前我在兰州见过他，那次与他面对面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但同时我心里又有些矛盾，一方面觉得，会上再次见到杨先生应该主动去和他打个招呼，另一方面又觉得，杨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与他交流的人很多，而且都是一些重要人物，恐怕他无暇顾及我这个小人物。思前想后，我决定在杨先生散会出报告厅时在门口等候，看看是否有机会和他打声招呼。

那天，我在杨先生回房间的路上刚站了一会儿，杨先生就走了过来。我赶紧走上前去打招呼：“杨先生好，我是兰州大学的……”“葛墨林！”没等我说，杨先生抢先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心里不由感叹，杨先生的记忆力真好，同时心里的矛盾和纠结也一下子消失了。杨先生让我到他的房间里聊几句。于是我跟着他一路聊过去。他突然问道：“你的老师段一士有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回答，段先生也来参会了。杨先生便决定让我领路，带他去见段先生。

杨先生和段先生在房间里相谈甚欢。临分别时，杨先生问我工作上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困难。我便说，刚刚听到国内学者现在已经允许出国进修的消息，自己也想找机会出去进修一下，多了解一些国际物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杨先生当时只是点头，并没有说什么。我当时想，杨先生也就是听听我的想法，他作为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怎么可能为我的这些事分心。所以，和杨先生说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但是会议进行到后几天，有天晚上安排了大型派对，有三位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来找我，他们都是听说我想出国进修，想了解一下我的具体情况和想法，对哪些研究领域感兴趣。其中就包括当时正在费城工作的徐一鸿（Tony Zee）、伊利诺伊大学的张绍进等。我很意外这些美国著名学者知道我有出国进修的想法，后来才知道是杨先生向他们推荐了我，让他们来联系我，向我了解情况的。这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真切感受到杨先生对国内年轻科研人员的关心和提携。

研讨会进行得很顺利，会议即将结束时，我已基本确定了自己进修的方向，决定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徐一鸿教授那里去。当然也做好了未来一段时间集中提高英语水平，同时一步步办理出国手续的心理准备。

会议闭幕了，我决定去和杨先生告别，并汇报自己出国进修的选择。我记得会议厅外有个小广场，当时杨振宁先生正在和周光召先生谈话，段先生也远远地等在一边，准备过去和他们告别。杨先生和周先生谈完话，我和段先生走了过去，我自然要先向杨先生表达谢意，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杨先生突然说了一句：“你干脆就来Stony Brook（石溪）我的研究所好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我激动得一时语塞。还是站在一旁的周光召先生先反应过来，高兴地提醒我：“那你可要赶紧去，别耽误了。”我马上点头称是。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的胡祖协教授碰巧路过，看我们都很高兴，就用他手里的相机帮我们拍摄了一张四人合照。

这张合照对我意义非凡，它是我结识杨先生的标志，是我走出国门开启新一阶段物理研究的标志，更是杨先生提携国内后辈推动中国物理学发展的见证，所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 77vw80FVQ1mEXXNi/v12veqxfihyBGvWtZx3xUm4a3p4HWjfrWYXJE0q0zcfk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