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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第一次到石溪，杨先生已嘱咐秘书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很快就入住了石溪的访问学者住宅区，顺利安顿下来。事实上，在石溪的日子，甚至包括今后的所有日子，我都经常得到杨先生细致入微的关怀。这些事不仅让我心怀感激，也影响了我后来做事的风格。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对于来访的学者，我也会像杨先生对我那样，尽量考虑得细致周到一些，减少他们的劳顿奔波，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业务工作。
第一次访学石溪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每月有420美元补贴。国家只允许访学一年，一年期满，我就按时回国了。1981年回国后，我继续在兰州大学教书，从事物理研究。
1983年，杨先生通过他在石溪发起设立的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CEEC）为我提供访学经费，给了我再次去石溪进修的机会。这时我在杨−米尔斯规范场方面的研究又有所进步，杨先生很高兴。第二次去石溪，我和杨先生也更熟了，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也更多了。
1983年9月至12月，杨先生在石溪为我们讲了16堂课，我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这16讲的题目如下：
1984年，在杨振宁先生妹妹杨振玉家与杨先生合影
1984年元旦，我一个人在宿舍休息，不小心在浴缸里滑倒了，肋骨摔断了两根，肺膜也扎破了，感觉喘不过气来，自己爬到房间，很紧张。幸好我因为平日马虎，就把房间的备用钥匙给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来进修的一位教授，以防万一。这时他来了，赶紧把我送去医院急诊。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又在宿舍休养了一个月，到1984年春天，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这时杨先生派秘书来慰问，还送来了1000多美元的支票，我就用这笔慰问金在美国中部旅行散心修养。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杨先生自己提供给我的。休养期间，我还与人合作写了一篇不错的文章，杨先生很高兴。
住院治疗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的主治医生是纽约地区非常著名的胸外科主任，出院前他问我在哪儿工作，我说在石溪。他跟我说自己和Frank Yang（杨振宁）是好朋友。接着他开玩笑说，你是学物理的，怎么不知道平衡？我笑着说，我是学理论物理的，所以没掌握好平衡。原来这位风趣的胸外科主任是杨先生事先关照过的。
不仅是生活上的关怀，杨先生还非常重视我业务上的交流，想方设法为我提供机会开拓学术视野。1984年，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理论部主任雅可比（Jacobi）访问石溪，杨先生就介绍我们认识，雅可比还邀请我访问日内瓦。1984年结束在石溪的访学，我准备先去日内瓦再回国。杨先生知道我的行程安排，就问我机票订了没有。我说还在看，主要是价格太贵了，要800多美元。杨先生说，你不会买，我让秘书帮你买，肯定有办法。果然，秘书很快就打电话来，说离学校不远有一家旅行社，往返机票只要300美元。
1984年，杨振宁先生妹妹杨振玉（右二）、妹夫范世藩（右三）带我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我在日内瓦访问了一个月，后来又到了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它是由瑞典皇室和联合国共同资助的，在那里我访问了三个月，还见到了诺贝尔奖得主萨拉姆（Abdus Salam）。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期间，我给杨先生写过一封信，汇报了访问的情况。杨先生也曾打电话给我，但因为通信不发达，一直联系不上。后来，杨先生直接寄信到的里雅斯特才联系上。当时杨先生是在荷兰莱顿纪念物理学家洛伦兹（Hendrik Lorentz）的会上给我写信的，主要是为了告诉我的里雅斯特有个古堡，叫杜依诺古堡，一定要去看，因为那里据说是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自杀的地方。后来我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探访了这个古堡。
到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古堡是奥地利一位王子的私人财产。王子的秘书把我们接进收发室，我们坦陈自己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听说这里是大物理学家玻尔兹曼自杀的地方，希望能进去看一下。秘书说，这要请示王子，不过王子年迈，正在午睡休息，要等起来才能回复我们。过了一会儿，秘书向王子报告，王子说玻尔兹曼自杀的地方是在外边镇上的波莱斯旅馆，但既然是从中国来的，就让他们在园子里走走吧。王子秘书告诉我们，诗人但丁曾在这里自杀，另外，以前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教授来过——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李政道先生。
回到的里雅斯特，我给杨先生写信报告探访古堡的经历。杨先生寄来了一份克莱因（Felix Klein）的回忆材料，里面谈到了玻尔兹曼自杀的原因。奥地利王子的秘书还寄来了报道1906年9月5日凌晨玻尔兹曼自杀的当地报纸的复印件。回国后，一位朋友将玻尔兹曼自杀的经过写成了故事，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
结束在的里雅斯特的访问，我就准备回国了。这时杨先生又来了一封信，让我回国途中顺访香港。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主任陈耀华和杨先生很要好，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教授杨纲凯，和杨先生关系很近。我到香港后，两位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待了我，还邀请我做了学术报告。
1993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犹他州的教学工作准备回国，杨先生再次邀请我顺访香港，那时他已经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文教授。我和爱人秦世芬刚刚走出机场大厅，就看到等在外面的杨先生。他竟然亲自开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他预先订好的宏基书院住下，就连矿泉水都为我们买好，事先放在房间里。因为访问时间很短，杨先生就让我们把用的箱子拿进房间，不用的行李放在他的车子里。之后三天，杨先生每天都亲自开车接我们去吃早餐，去他办公室，还访问了香港科技大学。其间杨先生请我和我爱人去旋转餐厅吃饭，因为“旋转”之故，我爱人只顾看外边的景致，取餐回来找不到座位，杨先生就亲自去找她，把我爱人带回座位。我们离开香港时，杨先生又亲自把我们送到机场。如此周到细致地接待我这样一个晚辈，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即使已经过去近30年，每每想起那次经历，我还是会觉得感激和温暖。
我还想说的是，杨先生对别人细致周到，但是对待自己的生活就简单很多。也是1993年访问香港期间，杨先生告诉我，他之前为母亲治病在香港买了房子，母亲去世后就把它卖掉了。结果卖掉以后，香港的土地、房价都大涨，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后来他带我们去香港中文大学为他租的房子，冰箱里是保姆提前为他做好的一周的餐食，从周一到周末，每天一份，他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了就能吃。自己简单生活，对人细致周到，这就是杨先生。
有关学术方面，因为太专业，不宜在本书中多说。杨先生对我们的指导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一个分支可能有发展时，他总会有所预见，并提醒我们，再由我们自己决定是否攻入这个方向。有时我在研究具体课题遇到关键困难时，他也会深入浅出地为我解释要点。
杨先生的数学功底非常了得。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中午经常有来访学者做报告。有一次，一位大数学家做完报告后，杨先生让我去他办公室，说这位数学家的工作有深入的余地，并提出了其中的要点。于是我努力学习有关材料，可惜水平有限，慢了一步，很快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成果，并公之于众。我又一次感叹杨先生学术眼光之敏锐。
1990年，杨先生帮我找到资助，我又去了石溪一年。当时杨−巴克斯特方程研究已形成了国际热潮。他嘱咐我在法捷耶夫学派工作的基础上做下去。我同我的学生薛康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再如1983年暑假，我在石溪，杨先生告诉我，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有一个报告，是关于自对偶杨−米尔斯场（SDYM）的。于是我去听了多伦（Dolon）的报告，后来引发了与乔玲丽、吴詠时合作的有关自对偶杨−米尔斯场可知性无穷多守恒流的工作，杨先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