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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契以来，字体屡变，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千古奉为圭臬。顾自隶体一兴，古制渐泯。草书更专主简省急就，六书之义，不可骤寻。唐宋学者，有自矜谨重，不为草书者；乾嘉老宿，甚且以篆体录文，其视草行，殆同旒赘。然许氏云“汉兴有草书”，而士夫书牍，尤尚草体，号为迫遽不及草书，盖慎其笔法耳，固古人之所重也。研求文字沿革者，于汉隶之后、今隶以前，微草无征，讵可等之杂艺乎？
汉有草书之说，前人多未尽信，以《阁帖》所收章帝张芝之书，皆出伪造。自西陲简牍重见人间，其有年号可考者，上至武帝太始，而“神爵”一简，已是草书，祭酒之语，始信不诬。第草书于汉世，究属草创，木简之出土，多已断阙，其由章草变之今草，体势完具，当在晋世，故言草书者，必以晋人为主。上窥炎汉，以溯渊源，下概李唐，以穷俗变，宋元工草体者，仅米赵数家，明人偏旁多杜撰，尽可存而不论矣。
晋人草书，自少数木简外，端凭法帖。馆本《十七帖》，传称唐刻。《澄心堂帖》，南唐所摹，世久无传，明人以南宋《澄清堂帖》当之，其误已不待言。《淳化阁帖》，虽编订多舛，为后世所诃，然大辂椎轮，其功未可尽没。其后《大观》《潭》《绛》，孳乳益繁。朱明而后，丛帖尤盛，所收诸书，真伪混杂，颇有待于辨订。地不爱宝，他日或将继简牍更有发见，居今而考晋人之书，仍必以法帖为大宗。
《阁帖》编排未善，书人名氏混淆，屡经订正，已成铁案。而略检通行汇刻草字之书，犹多收伪帖中字，其贻误学人，殆非浅鲜。是以欲考镜字体源流，必先确辨书人时代，与夫帖之真伪，后人题署，不足尽凭也。《阁帖》之误，前人论之已详，明清丛帖中，颇有古帖，标题亦常舛误，观者过信过疑，皆有其蔽，试举二帖以例之。
《出师颂》书作章草，墨池堂《戏鸿堂》本，题曰索靖，《玉烟堂》本，题曰萧子云，《三希堂》本，有米友仁跋，定为隋人。尝合校之，明人所刻，“鼓无停响”，“鼓”皆作“敉”，文遂不通。《三希堂》本墨迹，今有影本行世，笔势古厚而流美，决非向拓可得，因尝悬断明人所刻底本为伪。后于友人家见一墨迹，为陶斋旧藏者，有明初人及文彭十余跋，备致推许。其误处与明刻皆同，纸墨尚不及唐宋之古，虽不敢即指为章董诸刻所据之本，而误字既同，则章董诸本之非真，可断言也。且王世贞曾收二本，是明代以前，此帖摹本非一，皆辗转传模，信笔题署，要以米跋本为最古，至其是否隋人，固无的据。总之，不题为六朝以上人，米氏自有特识，苟仅依汇帖标题则以后作先，不亦傎乎。
《平复帖》，章草奇古，纸墨渝敝，字多剥落，宋徽宗瘦金标签，题曰陆机。梁清标刻之《秋碧堂帖》，书家既鲜临仿，而论书评帖者，亦罕及之。近年墨迹影本既出，世间始见庐山面目，而观者以其字不可识，董其昌跋，又未能详具原委，遂谓徽宗标题，漫无根据，时论纷然，竞以骨董羮目之矣。余见其草法简古，虽近木简，以为苟能寻绎文词，或可稍得佐证。因澄怀谤玩，又复博询八法名家之留意斯帖者，然后全文大略可读。其中可商之字，尚约三分之一，而篇首八字，曰“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则确无疑义。彦先为顾荣字，荣与机、云同入洛，号为“三俊”，则此帖藉使非出世衡，亦其同时侪辈矣。徽宗标题古迹，固多臆断，而于此帖，必有依据，惜乎旧跋尽轶，源流莫辨，所幸首行未泐，尚可资为凭鉴耳。
帖之时代既明，然后究其体势结构变迁之迹，庶不致混淆讹舛，后先倒置。而古人着笔，缓急从心，缣素时或凋残，墨痕更易脱落。隋唐向拓，已不免失真，宋人上石，再经钩摹，尤多乖误。诸家释文往往纷歧，察其所失，盖有数端。
一、今草源出章草，章草实省隶为之，如爱之为
，忧之为
，最与真书不合。而按之汉隶，则爱作
，忧作
，草书之源，昭昭可见。后人但据真书结体，以释草书，宜乎其多未合矣。即如六朝及唐人草书，亦常据当时别体。如孙过庭《书谱》“互相陶
”，或释陶染或释陶淬，今传古写二体《千文》墨迹，旧题智永所书，染字真书作
，草书作
，可证《书谱》之非陶淬。敦煌所出唐人草书《法华玄赞》数卷，中有
字，或释函，或释品，或释卷。按，卷字别体作“㢧”，道藏中恒有其字，刻本《玄赞》，此处真书正作卷也。拈此二字，足当隅反。
二、董逌《广川书跋》云：“得秘阁墨书，校其字画，皆硬黄摹书，至有墨色烟落，或以重墨添晕，当著奉诏时，其所摹拓，皆略放其大体，而私以笔画成之。”按，著指王著，奉诏谓刻《阁帖》也。《大观》虽重取墨迹上石，较胜《淳化》，而仍不免舛误者，当是底本如斯，无从校正耳。王献之《地黄汤帖》，“谢生未还可尔，进退不可解”，
二字之间，空隔甚远，且尔字横笔上折，文义字形，两觉未允。偶阅《右军帖》，见屡言司州，因悟“尔”实“东”字，原迹失其首笔一横，其上是河字，非“可”字也。此或《广川》所谓“墨色烟落”处，一笔之失，两字俱误。又王羲之《谢光禄帖》，“二
奄忽”，二下之字，旧释为“朝”，二字分明两画，而释作一，所以迁就下文“朝”字，实当释二郗也。此一字难识，而径改上文，削足适履，此之谓耶。
三、阁本伪张芝《知汝殊愁帖》，“
耳”处字，误断为二，分居两行，后人释为不可。《大观》改正，处字始明。姚鼐谓《大观》行款较《淳化》为高，即以此“处耳”二字一行为度，其说虽无实据，却具至理。
四、王洽《不孝祸深帖》，“备
婴荼毒”，备下一字，旧释作豫，盖由上文备字而臆测之，不知与下文不属也。谛审《大观》本，此字笔势，与上下各字，迥不相侔。后见唐摹右军《丧乱帖》墨迹，亦有此一字，在两行之间。《丧乱帖》，前有僧权押字，乃悟此字为珍，姚怀珍押字也，摹入正文，遂不可解。故余尝谓处字为截鹤，珍字为续凫，阁本摹勒之粗，可窥一斑。如望文生义，鲜有不误者，然则考释古帖，岂易事哉。
五、释《阁帖》者，如施氏、刘氏、顾氏，互有短长。王澍《阁帖》考证，素称允当，以今观之，仍不免于穿凿与固执，况草主简易，点画屈曲，往往因人而异。虚舟好执点画参差，辨字异同，则贤者之失也。如羲之《初月帖》，末二字，或释呈耳，或释皇恐，王云皆非，当是皇恐皇恐，古人重文必加两点，此恐字末笔稍拖，即指为重文，则前举张芝帖中耳字，末笔至长，可径释为耳耳乎。羲之《黄甘帖》云：“奉黄甘二百。”王云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笔，按右军有帖云，“奉橘三百枚”，虚舟中心横亘三百之数，不惜强柑就橘，宁非笑柄。
略举大凡，已有五失，则草书一体，前贤考释虽多，终有待于整理也。
汇辑草字之书，通行者，如《草韵辨体》《草韵汇编》《草字汇》等，皆辗转模临，笔意全失。所收诸字，不著出处，帖之真伪，更不暇择。学者苟执之以习笔法，以考字体，其流弊所极，曷可胜言。《草诀歌》流俗所习，入人尤深。范文明《草诀辨疑》，朱宗文《草圣汇辨》，攻其谬误，颇为详尽，宜若自此可废。而今日朱书罕行，《草诀歌》依然传诵焉。
近代上元李古余先生滨，著《草说》十五卷，考草体之变迁，至为精核。惟所摹诸字，笔意仍未尽得真，间亦收伪帖中字，以其义主辅证其说，钩摹精粗，固所不计。惜其书流传未广，《百草诀歌》复出章草本，风行一时，瓦釜雷鸣，诚堪怪叹也。
今日印刷之术，进而益精，古帖善本，得一一写影。先民墨迹，屡有掘获，有志研考草书者，正宜统核诸家之说，重加理董，剪取帖字，著其出处，以付影印，可免摹写之失。疑者阙之，误者正之，使草体沿革，秩然可按，示学者以准绳，亦不朽之盛事也。
余阅课卷，每见破体字，今人号为简字，又曰手头字者，尝戏谓简字之义，在乎省简，而以真书笔法写之，点画皆断。如能草书，则简体数笔之字，或竟一笔可成，且字字有本，无须现造，亦习懒之一道也，闻者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