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谁都晓得，论起我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书画，恐怕要属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为丰富了。它的丰富，并非一朝一夕凭空聚起的，它以清代乾隆内府的《石渠宝笈》所收为其大宗的主要藏品。清高宗乾隆皇帝酷好书画，以帝王的势力来收集，表面看来，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其实还是在明末清初几个“大收藏家”搜罗鉴定的成果上积累起来的。那时这几个“大收藏家”是河北的梁清标、北京的孙承泽、住在天津为权贵明珠办事的安岐和康熙皇帝的侍从文官高士奇。这四个人生当明末清初，乘着明朝覆亡、文物流散的时候大肆搜罗，各成一个“大收藏家”。梁氏没有著录书传下来，孙氏有《庚子销夏记》，高氏有《江村销夏录》，安氏有《墨缘汇观》。这些家的藏品，都成了《石渠宝笈》的收藏基础。本文所说的故宫书画，即指《石渠宝笈》的藏品，后来增收的不在其内。

一九二四年时，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故宫成立了博物院，后来经过点查，才把宫内旧藏的各种文物公开展览。宣统出宫以前，曾将一些卷册名画交由溥杰带出宫去，转到长春；后来流散，又有一部分收回，所以故宫博物院初建时的古书画，绝大部分是大幅挂轴。

我在十七八岁时从贾羲民先生学画，同时也由贾老师介绍并向吴镜汀先生学画，也看过些影印、缩印的古画。那时正是故宫博物院陆续展出古代书画之始，每月的一、二、三日为优待参观的日子，每人的票价由一元钱减到三角钱。在陈列品中，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换。其他文物我不关心，古书画的更换、添补最引学书画的人和鉴赏家们的极大兴趣。我的老师常常率领我和同学们到这时候去参观。有些前代名家在著作中和画上题跋中提到过某某名家，这时居然见到真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听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只曾闻名、连仿本都没见过的，不过惊诧“原来如此”。至于曾看到些近代名人款识中所提到的“仿某人笔”，这时真见到了那位“某人”自己的作品，反倒发生奇怪的疑问，眼前这件“某人”的作品，怎么竟和“仿某人笔”的那种画法大不相同，尤其和我曾奉为经典的《芥子园画谱》中所标明的某家、某派毫不相干。是我眼前的这件古画不真，还是《芥子园画谱》和题“仿某人”的画家造谣呢？后来很久很久才懂得，《芥子园画谱》作者的时代，许多名画已入了几个藏家之手，近代人所题“仿某人”，更是辗转得来，捕风捉影，与古画真迹渺无关系了。对这一层问题稍有理解之后，又发生了新疑问：明末的董其昌，确曾见过不少宋元名画，他的后辈王时敏、王原祁祖孙也是以专学黄子久（公望）著名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在他们画上的题识中，看到大量讲到黄子久画风问题的话，但和我眼前的黄子久作品，怎么也对不上口径。请教于贾老师，老师也是董、王的信仰者，好讲形似和神似的区别，给我破除的疑团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四王吴恽”（清代六大画家）中，我只觉得王翚还与宋元面目有相似处，但老师平日不喜王翚，我也不敢拿出王翚来与王原祁做比较论证了。这里要做郑重声明：清末文人对古画的评鉴，至多到明代沈周、文徵明和董其昌为止，再往上的就见不着了，所以眼光、论点都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这里并非菲薄贾老师眼光狭窄。吴老师由王翚入手，常说文人画是“外行”画，好多年后才晓得明代所称“戾家画”就是此义。

这时所见宋元古画，今天已经绝大部分有影印本发表，甚至还有许多件原大的影印本。现在略举一些名家的名作，以见那时眼福之富、对我震动之大。例如五代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巨然的《秋山问道图》、荆浩的《匡庐图》、关仝的《秋山晚翠图》，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南宋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马远和夏圭的有款纨扇多件，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恭的《云横秀岭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等，都是著名的“巨迹”。每次走入陈列室中，都仿佛踏进神仙世界。由于盼望每月初更换新展品，甚至萌发过罪过的想法。其中展览最久、不常更换的要属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总摆在显眼的位置。当我没看到换上新展品时，曾对这两件经典的名画发出“还是这件”的怨言。今天得到这两件的原样大的复制品，轮换着挂在屋里，已经十多年了，还没看够，也可算对那时这句怨言的忏悔！至于元明画派有类似父子传承的关系，看来比较易于理解。而清代文人画和宫廷应制的作品，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比故宫博物院成立还早些年的有“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是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熊希龄创设的。他把热河清代行宫的文物运到北京，成立这个收藏陈列机构，分占文华、武英两个殿。文华陈列书画，武英陈列其他铜器、瓷器等等文物。古书画当然比不上故宫博物院的那么多、那么好，但有两件极其重要的名画：一是失款夏圭画《溪山清远图》；一是传为董其昌缩摹宋元名画《小中现大》巨册。其他除元明两三件真迹外，可以说乏善可陈了。以上是当时所能见到宋元名画的两个地方。

至于法书，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奉橘》、孙过庭《书谱》、唐玄宗《鹡鸰颂》、苏轼《赤壁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米芾《蜀素帖》和宋人手札多件，现在这些名画、法书，绝大部分都已有了影印本，不待详述。

故宫博物院初建时的书画陈列曾有一度极其分散，主要展室是钟粹宫，有些特制的玻璃柜可展出些立幅、横卷，此外那些特别宽大或次要些的挂幅只好分散陈列在上书房、南书房和乾清宫东庑北头转角向南的室内，大部分直接挂在墙上，还在室内中间摆开桌案，粗些的卷册即摊在桌上，有些用玻璃片压着。《南巡图》若干长卷横展在坤宁宫窗户里边，也没有玻璃罩。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也足见那时藏品充斥、陈列工具不足的不得已的情况。

在每月月初参观时，常常遇到许多位书画家、鉴赏家老前辈，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更幸福了。随在他们后面，听他们的品评、议论，增加我们的知识。特别是老辈们对古画真伪有不同意见时，更引起我们的求知欲。随后向老师请教谁的意见可信，得到印证。《石渠》所著录的古书画固然并不全真，老辈鉴定的意见也不是没有参差，在这些棱缝中，锻炼了我自己思考、比较以及判断的能力。这是我们学习鉴定的初级的也是极好的课堂。

不久，博物院出版了《故宫周刊》，就更获得一些古书画的影印本。《故宫周刊》是画报的形式，影印必然是缩小的，但就如此的缩小影印本，在见过原本之后的读者看来，究能唤起记忆，有个用来比较的依据。继而又出了些影印专册，比起《故宫周刊》上的缩本又清晰许多，使我们的眼睛对原作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岁月推移，抗战开始，文华殿、钟粹宫的书画随着大批的文物南迁，幸而没有遇见风险损失，现在藏于祖国的另一省市。抗战胜利后，长春流散出的那批卷册又由一些商人贩运聚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又召集了许多位老辈专家来鉴定、选择、收购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这时我已届中年，并蒙陈垣先生提挈到辅仁大学教书，做了副教授。又蒙沈兼士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中派我一个专门委员的职务，具体做两项工作：在文献馆看研究论文稿件，在古物馆鉴定书画。那时文献馆还增聘了几位专门委员：王之相先生翻译俄文老档，齐如山先生、马彦祥先生整理戏剧档案，韩寿萱先生指导文物陈列，每月各送六十元车马费。我看了许多稿子之外，还获得参与鉴定收购古书画的会议。在会上不仅饱了眼福，还可以亲手展观翻阅，连古书画的装潢制度都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又获闻许多老辈的议论，比若干年前初在故宫参观书画陈列时的知识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第一次收购古书画的鉴定会是在马衡先生家中。出席的有马衡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垣先生（故宫理事、专门委员）、沈兼士先生（故宫文献馆馆长）、张廷济先生（故宫秘书长）、邓以蛰先生、张大千先生、唐兰先生。这次所看书画，没有什么出色的名作，只记得收购了一件文徵明小册，写的是《卢鸿草堂图》中各景的诗，与今传的《草堂图》中原有的字句有些异文，买下以备校对。又一卷祝允明草书《离骚》卷，第一字“离”字草书写成“鸡”，马先生大声念“鸡骚”，大家都笑起来，也不再往下看就卷起来了。张大千先生在抗战前曾到溥心畬先生家共同作画，我在场侍立获观，与张先生见过一面。这天他见到我还记得很清楚，便说：“董其昌题‘魏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的那幅山水，我看是赵幹的画，其中树石和《江行初雪》完全一样，你觉得如何？”我既深深佩服张先生的高明见解，更惊讶于他对许多年前在溥先生家中只见过一面的一个青年后辈今天还记忆分明，且忘年谈艺，实有过于常人的天赋。我曾与谢稚柳先生谈起这些事，谢先生说：“张先生就是有这等的特点，不但对古书画辨解敏锐、过目不忘，即对后学人才也是过目不忘的。”又见到一卷缂丝织成的米芾大字卷，张先生指给我看，说“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笺上写的”，彼此会心地一笑。按，明代有一批伪造的米字，常是粉笺纸上所写，只说“粉笺”二字，一切都不言而喻了。这次可收购的书画虽然不多，但我所受的教益却比可收的古书画多多了！

第二次收购鉴定会是在故宫绛雪轩，这次出席的人较多了。上次的各位中，除张大千先生没在本市外，又增加了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胡适先生、徐悲鸿先生。这次所看的书画件数不少，但绝品不多。只有唐人写《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不但首尾完整，而且装订是“旋风叶”的形式。在流传可见的古书中既未曾有，敦煌发现的古籍中也没有见到 。不但这书的内容可贵，即它的装订形式也是一个孤例。其次是米芾的三帖合装卷，三帖中首一帖提到韩幹画马，所以又称《韩马帖》。卷后有王铎一通精心写给藏者的长札，表示他非常惊异地得见米书真迹。这手札的书法已是王氏书法中功夫很深的作品，而他表示似是初次见到米芾真迹，足见他平日临习的只是法帖刻本了。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兰亭十三跋》中一条）我曾经不以为然，这时看王铎未见米氏真迹之前，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已然如此，足证赵氏的话不为无据，只是在专心与否罢了。反过来看我们自己，不但亲见许多古代名家真迹，还可得到精美的影印本，一丝一毫不隔膜，等于面对真迹来学书，而后写的比起王铎，仍然望尘莫及，该当如何惭愧！这时细看王氏手札的收获，真比得见米氏真迹的收获还要大得多。

其次，还有些书画，记得除白玉蟾《足轩铭》外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了。唯有一件夏昶的《墨竹》卷，胡适先生指给徐悲鸿先生看，问这卷的真假，徐先生的回答是：“像这样的作品，我们艺专的教师许多人都能画出。”胡先生似乎恍然地点了点头。至今也不知这卷墨竹究竟是哪位教师所画。如果只是泛论艺术水平，那又与鉴定真伪不是同一命题了。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胡、徐两位大师也早已作古，这卷墨竹究竟是谁画的，真要成为千古悬案了。无独有偶，马衡院长是金石学的大家，在金石方面的兴趣也远比书画方面为多。那时也时常接收一些应归国有的私人遗物，有时箱中杂装许多文物，马先生一眼看见其中的一件铜器，立刻拿出来详细鉴赏。而又一次，有人拿去东北散出的元人朱德润画《秀野轩图》卷，后有朱氏的长题，问院长收不收。马先生说：“像这等作品，故宫所藏‘多得很’。”那人便拿走了。（后来这卷仍由文物局收到，交故宫收藏。）后来我们一些后学谈起此事时偷偷地议论道：窑烧的瓷器、炉铸的铜器、板刻的书籍等等都可能有同样的产品，而古代书画，如有重复的作品，岂不就有问题了吗？大家都知道，书画鉴定工作中容不得半点个人对流派的爱憎和个人的兴趣，但是又是非常难于戒除的。

再后虽仍时时有商人送到故宫的东北流散的书画卷册，也有时开会鉴定，但收购不多，而多归私人收藏了。

解放以后，文物局成立，郑振铎先生任局长，王冶秋先生、王书庄先生任副局长。郑先生由上海请来张珩先生任文物处的副处长。这时商人手中的古书画已不能随意向国外出口，于是逐渐聚到文物局来。一次，在文物局办公的北海团城玉佛殿内摊开送来的书画，这时已从上海请来谢稚柳先生，由杭州请来朱家济先生，不久又由上海请来徐邦达先生，共同鉴定。所鉴定的书画相当多，也澄清了许多“名画”的真伪问题。例如梁楷的《右军书扇图》卷和倪瓒的《狮子林图》卷，都有过影印本，这时目验原迹，得知是旧摹本。

后来许多名迹、巨迹陆续出现，私人收藏的名迹，也多陆续捐献给国家。除故宫入藏之外，如上博、辽博两大博物馆也各自入藏了许多《石渠》旧藏的著名书画。此外未经《石渠》入藏的著名书画也发现了不少，分藏在全国各博物馆。

《石渠宝笈》所藏古代书画，除流散到国外的还有些尚未发见，如果不是秘藏在私人家中，大约必已沦于劫火；而国内私人所藏，经过十年动乱，幸存的可能也无几了。已发现的重要的多藏于故宫、辽博、上博三大博物机关，散在其他较小的文物、美术机关的便成了重要藏品。经过多次的、巡回的专家鉴定，大致都有了比较可靠的结论，但又出现了些微的新情况，即某些名迹成为重要藏品后，就不易获得明确结论。譬如，某件曾经旧藏者题为唐代的书画，而经鉴定后实为宋代，这本来无损于文物的历史价值，却能引出许多麻烦。古书画的作者虽早已“盖棺”，而他的作品却在今天还无法“论定”。所以在今天总论《石渠》名迹（包括《石渠》以外的名迹）的确切真伪，还有待于几项未来的条件：（一）科学的鉴别技术，如电脑识别笔迹和特殊摄影技术；（二）全国收藏机关对于藏品不再有标为“重望”的必要时；（三）鉴定工作的发展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后来的发明、补充、纠正如超过以前的成果，前后的科学家都不看作个人的高低、得失，而真理愈明；（四）历史文献研究的广博深入，给古书画鉴定带来可靠的帮助。那时，古书画的真名誉、真面貌，必将另呈一番缤纷异彩！ LFBu8S++S71P9ibvLBem+rLYqDOEJKL2FGIwTVqUb1jEDA9CF/Ib3LKNaXysVH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