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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问题。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首先提出的问题，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而常是先问真伪，再问值多少钱。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又有许多“世故人情”掺在其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即是解放后人民的文物单位的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混乱、武断、模糊的问题吗？这方面的工作，我个人大多参加过，所以有可得而知的。但“求同存异”“多闻阙疑”本是科学态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的，并且是应该允许的。只是在今天，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的公共财富，人民就都应知道所谓鉴定的方法。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
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研究者又在鉴定方法上更加细密，比起前代“鉴赏家”那套玄虚的理论、“望气”的办法，无疑进了几大步。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理论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说“我独无”，这句话恐怕就是不够科学的。记得清代梁章钜的《制义丛话》曾记一个考官出题为“盖有之矣”
，考生作八股破题是“凡人莫不有盖”，考官见了大怒，批曰“我独无”。往下看，起讲是“凡自言无盖者，其盖必大”，考官赶紧又将前边批语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盖者，其盖必多。”这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事，足见“我独无”三字是不宜随便说的！
有人会问，怎么才更科学，或说还有什么更好的科学方法？我个人觉得，首先是辩证法的深入掌握，然后才可以更多地泯除成见，虚心地尊重科学。其次是电脑的发展，必然可以用到书画鉴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笔的压力、行笔习惯的侧重方向、字的行距、画的构图以及印章的校对，等等，如果通过电脑来比较，自比肉眼和人脑要准确得多。已知的还有用电脑测试种种图像的技术，更可使模糊的图像复原近真，这比前些年用红外线摄影又前进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凑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书画风格的形成过程，从笔力特点印证作者体力的强弱以及他年寿的长短。至于纸绢的年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测出几百年中间的时间差异。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不妨说，人的经验是软件，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再经比较，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从这个角度说，“肉眼一观”“人脑一想”是否万无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
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情理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吗？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像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一）古法书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法书，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钩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向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二）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法书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三）无款的古画，妄加名款。何以没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谁也无法妄加推测。但常见有人追问：“这到底是谁画的？”这个没有理由的问题，本不值得一答，古画却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谓“好事者”或“有钱无眼”的地主老财们，没名的画他便不要，于是谋利的画商就给画上乱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别人看见款字和画法不相应，便“鉴定”它是一件假画。这种张冠李戴的画，如把一个“假”字简单地派到它头上，是不合逻辑的。
（四）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有注重书画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本假跋的卖给他；有注重题跋的人，商人即把伪本真跋的卖给他。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从故友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之后，陆续有好几位朋友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各列例证，这里不必详举了。
（五）直接作伪。彻头彻尾的硬造，就更不必说了。
（六）代笔。这是最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要）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最可笑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竖立“铭旌”，中间写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文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人才专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第一类。还有代笔人专门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手，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畬先生在纸绢上画树木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重叠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专门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恽南田记王烟客早年见到黄子久《秋山图》以为“骇心洞目”，乃至晚年再见，便觉索然无味，但那件画“是真一峰也”。如果烟客早年做鉴定记录，一定把它列入特级品，晚年做记录，恐要列入参考品了吧！我二十多岁时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见一幅黄谷原绢本设色山水，觉得是精彩绝伦，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尘莫及之叹。后在四十余岁时又在秦先生家谈到这幅画，秦先生说：“你现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观，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觉大笑。这和《秋山图》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属于年龄与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另有一位老前辈，从前在鉴定家中间公推为泰山北斗，晚年收一幅清代人的画。在元代，有一个和这清人同名的画家，有人便在这幅清人画上伪造一段明代人的题，说是元代那个画家的作品。不但入藏，还把它影印出来。我和王畅安先生曾写文章提到它是清人所画而非元人的制作。这位老先生大怒。还有几位好友，在中年收过许多好书画，及至渐老，却把真品卖去，买了许多伪品。不难理解，只是年衰眼力亦退而已。
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弗的确”，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笔者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但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是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不正不公的，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做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前七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一）皇威。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圜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最高权力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最逼真，康熙也最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
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的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吗？
（二）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最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首先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最便宜（价最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三）挟长。前边谈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四）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他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
（五）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
（六）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佳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独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八）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参考的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最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坚持真理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迁就世故是旧社会的残余意识。在今天还有贯彻新道德的余地的情况下，注意讲求，深入贯彻，仍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值得今天做鉴定工作的同志们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