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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逢读到一个可敬可爱的作家作品时，总想见到他的风采，得不到肖像，也想见到他的笔迹。真迹得不到，即使是屡经翻刻，甚至明知是伪托的，也会引起向往的心情。
伟大诗人李白的字迹，流传不多，在碑刻方面，如《天门山铭》《象耳山留题》等，见于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游泰山六诗，见于明陈鉴《碑薮》。《象耳山留题》明杨慎还曾见到拓本，现在这些石刻的拓本俱无流传，原石可能早已亡佚。清代乾隆时所搜集到的，有题安期生诗石刻和隐静寺诗，俱见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三，原石今亦不知存亡，拓本也俱罕见。但题安期生诗石刻下注“李白撰”，未著书人，是否李白自书还成问题。隐静寺诗，叶昌炽《语石》卷二说它是“以人重”，“未必真迹”。那么要从碑刻中看李白亲笔的字迹，实在很不容易了。许多明显伪托、加题“太白”的石刻不详举。
其次是法帖所摹，我所见到的有宋《淳熙秘阁续帖》（明金坛翻刻本、清海山仙馆摹古本）、宋《甲秀堂帖》、明《玉兰堂帖》、明人凑集翻摹宋刻杂帖（题以《绛帖》《星凤楼帖》等名）、清《翰香馆》《式古堂》《泼墨斋》《玉虹鉴真续帖》《朴园》等帖。各帖互相重复，归纳共有六段：一、“天若不爱酒”诗；二、“处世若大梦”诗；三、“镜湖流水春始波”诗；四、“官身有吏责”诗；五、玉兰堂刻“孟夏草木长”诗；六、翰香馆刻二十七字。这二十七字词义不属，当出摹凑；“孟夏”一帖系失名帖误排于李白帖后；“官身”一首五言绝句是宋王安石的诗，这帖当然不是李白写的；俱可不论。此外三诗帖，亦累经翻刻（《玉虹》虽据墨迹，而摹刻不精，底本今亦失传），但若干年来，从书法上借以想象诗人风采的，仅赖这几个刻本的流传。
《上阳台帖》，李白，唐，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宣和书谱》卷九著录的李白字迹，行书有《太华峰》《乘兴帖》。草书有《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其中《咏酒》《醉中》二帖，疑即“天若”“处世”二段，其余三帖更连疑似的踪迹皆无。所以在这《上阳台帖》真迹从《石渠宝笈》流出以前，要见李白字迹的真面目，是绝对不可得的。现在我们居然亲见到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还是诗人亲笔的真迹（有人称墨迹为“肉迹”，也很恰当），怎能不使人为之雀跃呢！
《上阳台帖》，纸本，前绫隔水上宋徽宗瘦金书标题“唐李太白上阳台”。本帖字五行，云：“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帖后纸拖尾又有瘦金书跋一段。帖前骑缝处有旧圆印，帖左下角有旧连珠印，俱已剥落模糊，是否宣和玺印不可知。南宋时曾经赵孟坚、贾似道收藏，有“子固”白文印和“秋壑图书”朱文印。入元为张晏所藏，有张晏、杜本、欧阳玄题。又有王余庆、危素、驺鲁题。明代曾经项元汴收藏，清初归梁清标，又归安岐，各有藏印，安岐还著录于《墨缘汇观》的“法书续录”中。后入乾隆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十三。后又流出，今归故宫博物院。它的流传经过，是历历可考的。
据什么说它是李白的真迹呢？首先是据宋徽宗的鉴定。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时间，以宣和末年（1125）上溯到李白卒年，即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仅仅三百六十多年，这和我们今天鉴定晚明人的笔迹一样，是并不困难的。这卷上的瘦金书标题、跋尾既和宋徽宗其他真迹相符，则他所鉴定的内容，自然是可信赖的。至于南宋以来的收藏者、题跋者，也多是鉴赏大家，他们的鉴定，也多是精确的。其次是从笔迹的时代风格上看，这帖和张旭的《肚痛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又名《瀛州帖》）都极相近。当然，每一家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是同一段时间的风格，常有其共同之点，可以互相印证。再次，这帖上有“太白”款字，而字迹笔画又的确不是钩摹的。
另外有两个问题，即是卷内虽有宋徽宗的题字，但不见于《宣和书谱》（玺印又不可见）；且瘦金跋中只说到《乘兴帖》，没有说到《上阳台帖》；都不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这可以从其他宣和旧藏法书来说明。现在所见的宣和旧藏法书，多是帖前有宋徽宗题签，签下押双龙圆玺；帖的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分钤“政和”“宣和”小玺；后隔水与拖尾接缝处钤以“政和”小玺，尾纸上钤以“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印。这是一般的格式。但如王羲之《奉橘帖》即题在前绫隔水，钤印亦不拘此式。钟繇《荐季直表》虽有“宣和”小玺，但不见于《宣和书谱》。王献之《送梨帖》附柳公权跋，米芾《书史》记载，认为是王献之的字，而《宣和书谱》却收在王羲之名下，今见墨迹卷中并无政、宣玺印。可知例外仍是很多的。宣和藏品，在靖康之乱以后，流散出来，多被割去玺印，以泯灭官府旧物的证据，这在前代人记载中提到的非常之多。也有贵戚藏品，曾经皇帝赏鉴，但未收入宫廷的。还有其他种种的可能，现在不必一一揣测。而且，今本《宣和书谱》是否有由于传写的脱讹，其与原本有多少差异，也都无从得知。总之，帖字是唐代中期风格，上有“太白”款，字迹不是钩摹，瘦金鉴题可信。在这四项条件之下，所以我们敢于断定它是李白的真迹。
至于瘦金跋中牵涉《乘兴帖》的问题，这并不能说是文不对题，因为前边标题已经明言“上阳台”了，后跋不过是借《乘兴帖》的话来描写诗人的形象，兼论他的书风罢了。《乘兴帖》的词句，恐怕是宋徽宗所特别欣赏的，所以《宣和书谱》卷九李白的小传里，在叙述诗人的种种事迹之后，还特别提出他“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尤飘逸，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这段话正与现在这《上阳台帖》后的跋语相合，可见是把《乘兴帖》中的话当作诗人的生活史料看的，并且可见纂录《宣和书谱》时是曾根据这段“御书”的。再看跋语首先说“尝作行书”云云，分明是引证另外一帖的口气，不能因跋中提到《乘兴帖》即疑它是从《乘兴帖》后移来的。
李白这一帖，不但字迹磊落，词句也非常可喜。我们知道，诗人这类简洁隽妙的题语，还不止此。像眉州象耳山留题云：“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李白书。”
又一帖云：“楼虚月白，秋宇物化，于斯凭阑，身势飞动。非把酒忘意，此兴何极！”
都可以与这《上阳台帖》语并观互证。
或问这卷既曾藏《石渠宝笈》中，何以《三希堂帖》《墨妙轩帖》俱不曾摹刻呢？这只要看看帖字的磨损剥落的情形，便能了然。在近代影印技术没有发明以前，仅凭钩摹刻石，遇到纸敝墨渝的字迹，便无法表现了。现在影印精工，几乎不隔一尘，我们捧读起来，真足共庆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