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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可以使用三个概念开展工作，即想象的汉学、宗教的汉学和科学的汉学。想象的汉学，指用自我文化的语言、兴趣和观念，想象他者的文化，并进行描述。宗教的汉学，指在西方基督教背景下接触、观察和解释中国文化，有时也借用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概念，对西方基督教教义进行补充性的解释。科学的汉学，指在西方高校中设立汉语教席，开展汉语教学，培养汉学人才。18世纪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成立“中国学院”，成为欧洲第一所教授汉语的教育机构，由此西方汉学逐步转变以西方知识和西方人为中心认识中国的做法。
关键词： 欧洲汉学 学术史 概念史 跨文化
西方的汉学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可以使用所谓“想象的汉学”“宗教的汉学”和“科学的汉学”三个概念，并将这部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有区别和有联系的研究。
想象的汉学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时代，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他于1275年至1292年生活在中国，精通蒙古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四种语言，曾任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的顾问和翻译。他撰写了这部个人著作，记录自己从欧洲到中国之间的往返旅行，描述自己在元代（1279—1368）留居中国长期生活的各种见闻。
回到威尼斯六年后，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场大海战。在那场战争中，威尼斯舰队覆灭，马可·波罗被俘。他被囚禁在热那亚。一名狱友皮萨·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Pisa）是小说家，使用古法语写作
，马可·波罗向他口述了他前往中国的陆路旅行、在大汗帝国的逗留，以及从海上返回威尼斯的历程。这部古法语作品就是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于1307年出版，意大利文的书名是
Il Milione.
。
马可·波罗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和他所访问的其他国家的描述之详细，令欧洲人感到惊讶。这是欧洲第一本全面详细介绍一个位于世界另一端的神奇而又深奥的国家的书。马可·波罗的介绍是积极的，甚至是田园诗式的。马可·波罗从未学过中文，但这并未减少他的描述的趣味性。他所描述的生活是中国城市的生活，这些城市在蒙古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从根本上说，在元朝建立后，在蒙古皇帝统治时期，这些城市仍然是中国的。
在14世纪和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已有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143种版本，足以证明此书受欢迎的程度。《马可·波罗游记》对欧洲传教士的远行记述和论文写作也起到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比较主要的例子是，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的论文（1585）和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论文（1615）都受到他的启发。
16世纪至18世纪末，欧洲汉学都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耶稣会士们尤为勤奋。对他们来说，了解中国、汉语、汉字、中国人的习俗和制度，是向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朝廷官员传播福音和改变信仰的手段。当时有几个宗教团体在传教和研究中国方面相互竞争，包括方济各会、多米尼加会、奥古斯丁会、耶稣会和巴黎的外国传教会。
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和历史的先驱，是发展“宗教的汉学”的里程碑似的人物，也可以将其视为西方汉学之父。他在家乡马切拉塔、罗马、科英布拉和果阿等地，接受了广泛的人文（语言、文学、哲学、神学、法律）和精密科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制图学）的训练，这为他在中西社会之间开辟一条新路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在1583年到达中国后，他记住了伟大的儒家典籍，并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四书”被认为是记录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及其传人，特别是孟子（公元前380？—公元前289？）基本思想的经典著作。利玛窦用中文撰写了几部关于神学、哲学、记忆、友谊的著作，受到明代中国学者和官员的高度赞赏。他也把欧洲科学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最有名的，是他把希腊文的《几何原本》（ Elements ）翻成中文。
我们在利玛窦的著作中，能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哲学和宗教，都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他建议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要与中国人的观念和价值观相适应，他的这种主张让他与其他传教士不同。他的研究使他相信，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只是对死者的感情和尊重的一种民间表达，并没有偶像崇拜的成分。中国人对孔子的崇拜也不是神祇崇拜，而是对一位伟大圣人的崇敬。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可以接受基督教信仰，同时宗教信仰并不排斥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孔子信仰。这种文化混合的现象，就像基督教早期从罗马人的异教崇拜中，借用上帝（deus）的词汇，指代耶稣的天父，即宇宙的创造者一样。利玛窦认为，从古老的中国借用上帝（至尊），特别是天主（天堂之主）的词语，再用这些中文概念去理解基督教的上帝，这是合法的。
利玛窦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承认中国社会的等级制。他认为，有必要在中国社会上层统治者的最高政治层面开展传教工作。在利玛窦看来，中国皇帝皈依基督教，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皈依基督教。他用自己令人惊异的丰富科学知识，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学和制图学上的才华与智慧，在他所居住的许多城市中，征服那里的文人阶层和国家政要。他们惊叹他的博学多识，向他打开交往的大门。在北京，他甚至进入朝廷的核心部门，在礼部管辖下的钦天监谋职，担任顾问，并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历法改革，做出了历史贡献。他曾在罗马接受过德国耶稣会士克拉维乌斯（Kristofer Clavius，1538—1612）的指导，而克拉维乌斯是当时最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之一。
1608年，利玛窦大概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用意大利语撰写他的集大成著作，书名为《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nia di G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此书的第一部分对汉学来说最为重要，是关于古老的和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风俗、文化、社会和政治组织、哲学和宗教、科学和技术的严谨论述，其中特别强调了他所身处的明代社会（1368—1644）的历史状况。此书的第二部分也十分丰富和详细地介绍了天主教和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史。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该著作的写作计划庞大，他生前并未完成，那些未出版的意大利文手稿已放入梵蒂冈的耶稣会档案馆中，保留了下来。1615年，在德国汉堡出现了一个拉丁文的译本，译者为利玛窦的弟子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书名是《基督教对中国的远征》（
Dechristiana expedition eapud Sinas
）
。
在利玛窦身后，特别是在1650年至1773年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Clemens ⅪⅤ）镇压耶稣会，此时在耶稣会汉学家的推动下，“宗教的汉学”的发展反而达到顶峰，约有50名耶稣会学者出版了专著、集体作品、回忆录、拉丁语词典与论文一样长的信件，以及中国经典和其他作品的翻译著作。
我们应该提到这些耶稣会士与欧洲学者留下的有关中国的大量通信。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白晋（Joachim Bouvier，1655—1730）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往来信件，他们在多年持续的通信中，讨论语言、哲学、宗教问题，尤其是对《易经》的数字与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算术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多讨论。
明代发生的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是关于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这场争论从法国开始，波及整个欧洲。其源头要追溯到利玛窦提出的基督教适应中国礼仪和礼俗的理论。反对者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1.对孔子的崇拜是否是神祇偶像崇拜？
2.祖先崇拜和祭祀亡者到底是不是偶像崇拜？
3.中文词汇命名上帝的名字是否属于异端邪说？
对这三个问题，耶稣会的回答都说“不”，他们的对立面则回答“是”。每个派别都提供了神学和哲学的证据。在争论的高峰期，罗马教廷做出有利于耶稣会的反对派的裁决，颁布了两个关于中国的通谕：1715年通谕（ Ex Illa Die ）和1742年通谕（ Ex quo singulari ），对耶稣会进行谴责。通谕还禁止中国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由此耶稣会由此遭到了沉重打击，法国的耶稣会甚至被封禁。直到十年后，1842年，罗马教廷又通过了新的教皇法令，为耶稣会正名，耶稣会的活动才得以恢复。随后，耶稣会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又都恢复了汉学工作。
耶稣会汉学家们虽然曾遭遇禁令，但他们的积极工作构成了宗教汉学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提到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他出版了第一部真正的古汉语词典，即《中国语言分类词典》（1890），这本词典收入顾赛芬对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作品，中文、拉丁文、法文三语对照，今天仍然适用。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是另一位高产的传教士，他的著作有大约三十卷。他是最早研究“道藏”的汉学家之一，这部集道教作品之大成的书籍约有5318个分册，他对各个分册都做了简要的目录。他还翻译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的著作，而老庄和列子都被认为是道教体系的创始人。他改编了许慎编写的中国著名字典《说文解字》，新书名为《汉字》（1890），这本书的价值在欧洲不可取代。他还出版了其他几部关于佛教和儒家主要典籍的不同卷宗的作品（翻译和评论），以及从中文翻译而来的大量现代中国作品（1921—1932）。
耶稣会士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汉学工作可能是编纂《利氏汉法辞典》（2001年），共七大卷，有13390个单字和约30万个汉字。作为半个多世纪的集体工作，于2001年由甘易逢神父（Père Yves Raguin，1912—1998）和顾从义神父（Père Claude Larre，1919—2001）编辑成最终版本。它是21世纪的汉学家不可缺少的工作工具。
耶稣会士对宗教的汉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两个多世纪里（1570—1773年），他们几乎是单枪匹马、不知疲倦地扛起了汉学研究的重担。他们起初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工具书，字典、语法书、百科全书、年表、地图册，什么都缺，但他们却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今天西方汉学界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中国辛苦工作的耶稣会士不断向法国和欧洲传递的，是他们把中国知识的火炬传递下去。
18世纪初，汉学在几个欧洲国家生根发芽。它不再是在宗教团体的专利，而是出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这一转变并不是由耶稣会士完成的，它的开创者是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
1682年，马国贤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Neapolis）南部的埃波利（Eboli）。父亲吉安·菲利普·利帕（Gian Filippo Ripa）是一名医生，母亲安东尼娅·龙果（Antonia Longo）的兄弟姐妹中有人是神父，有人当医生，两家基本上门当户对。1704 年，18 岁的马国贤在维萨戈尔宫（Vicergal Palace）前面闲逛的时候，偶然听到一名圣方济各会士布道，竟然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受到感动，决定加入教会，献身于天主教。他接受了罗马传信部的汉语语言培训，于1707 年踏上了中国之旅。他们一行中还有其他七名牧师和医生，当时清朝政府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还比较紧张，但在西方传教士中，在礼仪之争之后，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占了上风。
马国贤是传教士，他理应站在耶稣会士的对立面提倡禁止崇拜祖先和孔子，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给自己制造阻力。他像以往的传教士一样积极工作，推动中西交流，赢得了康熙皇帝的青睐。
马国贤在中国的环境中逐渐意识到，了解中国文化和学习语言是一个传教士在中国良好工作的基本要素。他经过13年的“传教工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汉学工作不能完全依靠外来的欧洲传教士。于是他决定离开中国，回到那不勒斯，创建一所能够培训中国人作传教士的学院，这些传教士从学院毕业后，再回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
1724年1月，马国贤带着他的四名中国弟子和一名教师离开北京，经过十个月的旅行，于1724年11月抵达意大利。经过八年的沟通和一系列的失败，马国贤终于实现了他的目标，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成立了“中国学院”（il CollegiodeiCinesi）。这是全欧洲第一所教授汉语的学院，其教学目标逐渐地从培养传教士，转向汉语教学和培养汉学人才。学习的科目主要是历史、神学和拉丁文。此外，马国贤从中国带来的中文老师王雅敬（1693—1738），也向年轻的中国学生传授中文母语。随着书院的发展，不同国籍的学生进入书院学习中文，中文都是由中文教师教的。尽管中文课程不是中国学院的重点，但它却变成了中国学院的一个突出特色。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如果想跟中国老师学习中文，就必须去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
这所意大利的中国学院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那不勒斯被法国统治者占领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在波拿巴王朝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那不勒斯，由约瑟夫٠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1768—1844）和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进行了近十年的统治。缪拉于1808 年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府的公共教育部对整个意大利的教育系统进行了调整，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也在改革之列。为了保证中国学院能在新政权的统治下安稳地生存下去，学院必须接受缪拉政府的改革建议：除了为在学院学习的中国传教士提供必需的培训之外，还为那不勒斯的青年学院提供必要的服务，对青少年开展教育。庆幸的是，作为中国学院特有的汉语课程，缪拉政府并没有禁止，而是作为特色保留下来。也就是说，除了要去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传教士需要学习汉语之外，当时的汉语课程也面向那不勒斯的青少年开放。在转型之前，学院生源大都是来自中国立志成为传教士的学生，少部分是来自其他国家打算毕业后去中国传教的学生。在转型之后，学院变成了类似“全日制高中”性质的教育机构，除了培养传教士以外，学生当中更多的是那不勒斯青少年。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在前期，学校以教授神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拉丁语为主，没有开设科技、音乐、美术的相关课程，这类课程设计明显具有培养传教士的目的。到了后期，由于在缪拉政府压力下的转型，学校新增了希腊语、法语、英语、书法、设计、音乐、演讲、数学、物理、地理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扩大了教育领域。
对于中国学院特色课程的汉语课来说，这些转型扩大了汉语学生的生源。教育对象不再是传教士，而是一般的青少年，此时的中国书院开始将汉语传播到了意大利的一般民众之中。学院后期保留了教授汉语的传统，开设了专门的4年制自费课程培养汉语人才。同时，为使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学习汉语，学院开始编纂意大利语的汉语教科书。有几名学生，为汉语在意大利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欧洲人撰写汉语教科书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乔瓦尼·非洛梅诺·玛利亚·特莱斯（Giovanni Filomeno Maria Terres，生卒年不详）撰写了意大利语汉语教材《中文语法》（
La Gramatica Cinese
，1813 年编写，编写工作未完成并且未出版）
，而另外也有人将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Varo，1627—1687）用西班牙语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出版）翻译并且修订成了拉丁语版《初学简径》（
GrammaticaLingvae Sinensis
，1835出版于那不勒斯）。
第二阶段，是中国人撰写意大利语汉语教材的时代，代表人物是郭栋臣（1846—1923），他编写了《华学进境》（1872年出版于那不勒斯），把《三字经》翻译成意大利语，撰写了《中文文法概述》（
SuntodellaGramatica Cinese
，1873年编写，1917 年重写，未出版）
。另一位是王佐才（1842—1921）。
上述两个阶段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阶段，欧洲人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教科书是基于“八大词类”的原则，这些词类继承自希腊人狄奥尼修斯·瑟拉克斯（DionusiusThrax，公元前170—前90）的分类，构成整个西方语法传统的基础，即：专有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作者做了一些尝试，使汉语适应这“八个词类”。在第二阶段，中国人用意大利语编撰手册，在欧洲第一次从中国的语法系统本身出发，试图让欧洲人了解中西语言的差异。
直到19世纪，欧洲的汉学仍然相当分散，没有规律，没有方法，缺乏连续性。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很多人为之付出了值得称赞的个人努力，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以往研究工作的可悲条件。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让汉学研究领域成为一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1814年，建于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 France）的第一个中国学讲座是实质性的科学汉学诞生的标志。
第一位就职者，是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他当时年仅28岁。他具有无与伦比的语言能力（他知道大约10种最难的语言），他接受了全面的中文培训，这使他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语料库。当时工具书仍然严重缺乏，他却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字学、古代汉语语法、中医等方面都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在他的教学中，他优先考虑的是对文本的分析。他在44岁时死于霍乱，当时他作为一名汉学家正走向成熟。还应该指出的是，他也许是第一位没有去过中国的伟大的欧洲汉学家。
法兰西学院中国学教席的其他人，陆续在个人的研究领域，为科学汉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儒莲（Stanislas Julien，1802—1873）对中国古代语法和中国佛教进行了深入研究，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对唐诗进行了研究和翻译，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对司马迁的《史记》做了令人钦佩的注释和翻译，创造了一部难以逾越的杰作，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提出了道教研究方法，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提出了研究中国佛教和中国古代诗歌的新方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对明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其与西方的关系进行了创新研究。在这份汉学家名单的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他是法兰西学院中亚考古学主席，他在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为汉学典籍的收藏和研究建立了新的标准，他的敦煌考察丰富了西方汉学文献。还有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他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将汉学和社会学结合，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宗教习俗和古代神话，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他是一位英国科学家，很晚才开始接触汉学，但他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西方汉学家。1951年，他构思了一部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向西方传播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他与几位专家的合作，完成了这个巨大的工程。还应该提到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专家，研究汉代精神史和制度史，他的专著和参考书等作为工具也非常有用。在德国，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也很突出，他长期在中国传教，翻译了许多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作品。他最著名的译著是《易经》，至今仍是标准译本。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系，创办了重要的汉学杂志，领导了重建古代汉语词汇语音的工作，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著作都是欧洲汉学界的必读参考书。
我们分析科学汉学在欧洲的诞生和发展，不能不说，如果没有利玛窦和马国贤，这一切梦想都不可能实现。
马国贤的工作在三个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他在中国朝廷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张时恢复和保持了中西世界的联系；其次，他将他在中国培养的人才带回意大利，让这些中国人在意大利毕业后再返回中国传教，结果更容易被朝廷接受，成为中西交流的未来使者；第三，通过他的努力，在欧洲建立了第一所中国学院，成为欧洲汉语教学和汉语教材编写的最早基地，开启了向包括欧洲人在内的所有人教授中文的先河。他把欧洲的语言和文化带到中国，也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带到了欧洲，他为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