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场研究的长时段、多空间
——《文心雕龙》法译本序

〔法〕金丝燕

摘　要： 将中国首部古代文论《文心雕龙》译成法文有几件事要做：一是用中法双语和中法思维把这本书读懂；二是要了解翻译重要作品比写批评论著更重要；三是设定跨文化研究的问题、工作重点和翻译体例；四是要译得有节奏，不能拖得太久；五是把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思想、文化的对话都记录下来，留给历史；五是译者的研究跟随翻译进行，同时也用研究指导翻译工作。

关键词： 文心雕龙　法译本　翻译对话　文化转场

“你想上《文心雕龙》课吗？”

1981年夏的一天中午，北大中文系前面的苹果园边，同学马燕问。我们中午在那儿练法语。

我点头。那是我喜欢读但难懂的书。中文系给我们西语系学生上课，只是一带而过，或以为学西语的用不上。

“北大历史系吴小如先生上，在他家，中关园，每星期天下午。”

我知道吴先生，他给我们上历史课。板书秀而硬气，出口即为文章，没有闲字，更无犹豫、温良恭俭让的客气。这样精炼的思想表述，后来在接触佛学时再次碰到。

我按时间到。中关园三楼。吴先生的夫人开门，她是天然的笑脸，圆圆的。

课堂入门左手第二间。水泥地白墙，没有装饰。我、马燕和另一位女孩三人各自一个凳子。到点，吴先生进来，坐下，左手持书，右手在空中比画，讲解，一个字一个字地释义，一句一句地念，踩着四六句的拍子，好亲切。“文革”间，父亲教读《归去来兮辞》的音律又起。

我们埋头记录。一个半小时后，起身，致意，走人。呼吸的空隙都被填满。马燕课后介绍，那位女孩要去美国了。她的爷爷是茶叶研究中国第一人，姓吴。 言者和听者、听者和听者，我们不提问题，不多言。淡如水地点点头。

一天入门，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个子不高，笑容可掬：“我姓白，名化文。吴先生夫人身体不好，糖尿病，我来代课。”

白老师，我知道他，是因为他的夫人李老师，在北大图书馆教师阅览室，2022年元旦去索尔邦书桌咖啡馆为法译本《文心雕龙》写序，查到她的名字是李鼎霞。

那些日子比较疯狂，七七级的学生读书不要命，北大图书馆前六点半书包在地上排成一线等待开门。开门后涌入各层阅览室，离座，便用书包占位，图书馆始终满员，直到晚上十点图书馆熄灯。

我争不过，去一楼走道尽头的教师阅览室，推门，两位女馆员微笑地看着。我说占不到位置，想借一个座位看书。她俩点头。就这样，我这个本科生在教师阅览室有了空位，不用抢座了。我自觉地坐在最靠门口的地方。听人称她俩李老师、孟老师。夏天炎热，两位老师用报纸做个纸扇给我。渐渐地，任由我下书库自找书了。

白老师的京腔听着让人喜欢。《文心雕龙》课继续。几次后，吴先生再回他的书房授课。力川加入。

再听说白老师，是北大出版社乐黛云先生的好朋友张文定的微信：2021年7月6日白化文先生去世。

那一年我们在吴先生家的课，上到吴家孙女去美国。之后，大家各忙东西。

时间和地点一样，是灵魂。

一天，在维克多·古善街（Rue Victor Cousin）的家中，依约而至的博士论文导师谢福莱尔（Yves Chevrel）先生，听我说有长期的《文心雕龙》和《长阿含》法译计划，他说：“培养一个研究者，花费的时间很长。你专注翻译，是对我们培养的浪费。至少也要把翻译变成研究。”

他平时是好好先生，如此反应让我吃惊。也点醒了我，翻译的激情从此转化为研究的呼吸，翻译与研究并行不悖。

《文心雕龙》的法译和研究遵行这两个原则，给这一工作设定《文心雕龙》研究的论题是，1.刘勰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点在何处？2.《文心雕龙》是否受佛学思辨的影响？3.刘勰是如何承上启下，建立中古时期的诗学批评的？

2005年2月15日周二下午，书桌咖啡馆，和汉学家马可·卡林诺夫斯基（Marc Kalinowski）见面，他读了我翻译的《原道》，提出：1.翻译重要的作品比写批评论著更重要，要留给历史。2.要译得有节奏，不能拖太久。3.写总序，解释翻译体例，各章引言，批注要简明。

2010年12月，北京孔子学院年会，力川嘱咐去看望吴先生。我打电话，那一头吴先生嗓门依旧干脆。傍晚如约去他家。保姆开门，吴先生端碗吃饭，一旁，保姆在帮助夫人晚餐。我们谈各自的情况。吴先生说，孩子在香港。生活没有问题。我告诉他，2003年开始翻译《文心雕龙》，没有想到是当年吴先生的家庭课开的蒙、法国语言文学系七年学习垫的底子，到2003年，24年过去了，似乎是在为《文心雕龙》做准备。走一圈，又回来了。吴先生听着，笑了，天真地。

佛陀说过，最重要的事，需要最长的时间和最久的沉默。生命就是。慢慢地，活着就是，不定目的、时间。生命问过自己你在呼吸吗？

2018年1月，周日工作坊的始终陪伴者、女儿陈陶然（Laure Chen）走了。书桌咖啡馆，我请一直默默支持着这一翻译的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加入法译，他欣然点头。于是，我们2006年开始的工作坊，有了刘勰的声音，周日上午。

我与汪德迈先生的缘来自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2003年来巴黎访学。受汤一介和乐黛云两位先生之命，加入《跨文化对话》杂志和“远近丛书”并与汪老合作。“要让中国知道汪德迈”，汤老师给我的任务。由此开始周日学术工作坊，从无间断，哪怕恐怖事件。在跨文化研究新学科的发生地的中国，北师大提供暑期国际访学期间，会面每日一次。

我们商定，法译本《文心雕龙》工作的重点：

1.重分量的注释。为了保证翻译的忠实性，翻译正文不加解释，保持原文的纯正，包括姓、名、字。另加注释，在注释中对原文作简要的解释。所有的人名、作品名逐一过，加入生卒年代、写作信息，引句出处等。

2.翻译尽可能贴近原文原词原意。宁可直译，不以任何今天的理由或尺度在翻译中对原本做任何修改、删除。《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在6世纪初，文字的含义断代在6世纪初以前，因此避免用近古文言或当代汉语去意译。

3.《文心雕龙》的源语为中古文言，译者在所用的译出语中尽力接近这一书面语。

4.汪老写总序和各章导读，在法译本完成后，我写《文心雕龙》研究论著，时间不限。

5.所用的中文参照本定为：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

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020年3月19日巴黎第一次禁足后，移至汪老家。

疫情暴发以来，2015年开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的年度暑期班只能上线远程了。《文心雕龙》的翻译工作坊夏季时间表不再是京师大厦的每天，而是回到巴黎的节奏，每周三和周六。改在周六上午，因为汪老家边有菜市，我们工作完后去，无论风雨雪交加还是风和日丽都不会中断。路上，汪老会讲故事，不谈工作。日本的游学生活是他喜欢说的。

我的导师内田智雄请我去他家晚餐。要我四点到。我很按时的。他让我进书房：“这是我父亲的藏书。”他一本一本地拿下来展开。谈得很开心。六点，小门轻轻开了，他夫人跪着递进两个托盘：“请慢用。”我随内田先生坐下，心想：“餐前菜很讲究。”我恭敬地等着。内田先生说：“晚餐结束。”我恭敬地辞别。看表，六点十分。他退休后，我任远东学院院长再去日本。去看导师，开门的是他夫人，说：“先生退休后去寺院出家了，任何人不见。”

记得2015年8月29日，在敦煌的蓝夜下，汪老讲过这个故事，当时的听者有李范文先生夫妇和敦煌研究院科研处的李国先生。面对沙漠，汪老要我转告乐黛云先生一句话：

Le risque principal,ce n’est plus les chocs des civilisation,mais celui de l’unification des civilisations,des langues.Dans le monde d’aujourd’hui,que tout le monde parle quatre langues.

（最大的危险，不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一元化，语言的一元化。今天的世界，每人要会说四种外语。）

2020年6月27日周六上午，《文心雕龙》法译进入第二次校审。汪老的视力减弱得很厉害，为了保护他的视力，我一字一字地念，古文和法文。他的脑力好，听着，会背出前一天审读的句子。第45章第3节关于柏梁宫，我译成柏穹顶宫，他说：“穹顶都是石头建的。要译成柏木屋梁宫。”我赞叹汪老的脑子清晰。他笑了：“我早上六点到七点是脑子里念头最多的时候。之后按逻辑整理就是了。”

—那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我问。

—我做大学博士论文的时候，每天早上四点到七点写作，之后去大学上课。

—白天不累吗？

—一点不。我是早晨，不是晚间。

—很少有法国人是早晨的。

—就我一个。

汪老笑了，还带一丝调皮的满足。

2020年7月16日，布列塔尼海边汪老的朋友家，继续《文心雕龙》工作坊。花园的树丛光影下，主人汉学家白兰花（Flora Blanchon）的丈夫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Blanchon）端来咖啡，顺着香味，我们的讨论有了空闲。谈起西方和中国在文学、哲学和文字学三种的关系：

金丝燕：因此，饶宗颐是文字学家。

汪德迈：要搞哲学，必须做文字学。比如我在索尔邦大学做学生时，学西方大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从文字学分析进入文本。

金丝燕：就像您所做的，从甲骨文进入，但您没有满足停留在甲骨文的释析上，而是要走出来。可以这么说吗？您想从甲骨文文字学抽象出来。

汪德迈：不一定是抽象出来，而是超过甲骨文，超过不是跨越，而是走其之上。

金丝燕：超越。

汪德迈：对，就是，在哲学上超越。可以说中国文学让我感兴趣的是文学中的哲学性，而这，就是《文心雕龙》。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样，西方文学的哲学性在《诗学》，《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哲学性。

金丝燕：写入《文心雕龙》法译本的总论如何？

汪德迈：好的。刘勰非常重视“雕龙”中的阴阳五行。

金丝燕：同意。雕龙不仅仅是文字学上的，更是哲学上的，所有人在“雕”的层面挖掘，而您是唯一指出“雕龙”是哲学意义上的。

2020年11月28日上午，周六工作坊。我带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快递寄来的《汪德迈全集》第一至第四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汪老说：“汤一介的书库里有我藏的书和我写的书了。”

2011年11月，应袁行霈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汉学家研修基地讲学三个月。北大讲学一事由张西平先生约我与荣新江先生之前一年在北大勺园咖啡馆谈定。汪老返回巴黎后告诉我，与袁先生研修中心的一位潘副主任签订了协议，将自己藏书捐给北大。

2015年9月汪老陪乐黛云教授去汤一介先生墓地扫墓，并参加北大哲学系组织的纪念会并以“汤一介——21世纪儒学研究的复兴者”为题发言。会后，汪老和乐先生决定将汪德迈赠送北大的藏书入北大图书馆汤一介馆。

2020年9月11日汪老给袁行霈先生写信，9月22日用法语、英语、汉语签字寄出：

敬爱的袁行霈先生：

我希望你一切皆好，别来无恙。

对于92岁的我而言，情况还相当不错，只不过我濒临失明：我不再能阅读，我用不着我的书籍了，仅此而已。因为我同样再也无法书写，我在金丝燕女士的帮助下给你写信。

我怀念起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几个月愉快时光，感激你对我的热情招待。我曾经答应过要将我的所有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IACS）的汉学图书馆。随后，乐黛云女士提议将书籍捐给汤一介基金会。我同意了她的提议，条件是她要先获得你的同意。在我看来，这并不成问题，因为这两所图书馆都属于北京大学。

自从我的视力状况每况愈下，无法看书，我认为应当现下就寄送我的书籍，越快越好。不过，如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一项新法规规定：为了将书籍带入中国，必须提前提供目录并申请授权。可是我的书籍没有编目，而且编目起来非常困难，因为除了最常用的书存放在几个图书馆中，其他许多书则都摆放在我的阁楼、地窖或书房中的盒子和包装中。这些书数以万计，其中大多数是中文书籍，当然还有法文、英文、德文书籍，也有日文、韩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书籍，以及其他语言的。

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包所有东西以进行批量运输，并在到达目的地时打开包装进行目录编制。不知是否可以获得豁免权，直接将我的书籍录入北京大学？否则，我建议将我的书籍捐赠给香港，而且饶宗颐基金会已准备直接在香港负责。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法国将这些书籍出售给专门从事稀有书籍的书商，他们肯定会对我的几乎整套法国远东学院（Bulletin de l’EFEO）全集和《顺化老友杂志》（越南学）（ Bulletin des Amis du vieux Huế ）还有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七十士译本（Septante）等等感兴趣。但是就我而言，我的书籍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文化价格，这是无法用金钱支付的，只能用来支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任何文化都可以通过某种审查制度来保护自己，正如用来保护社会人群免受新冠病毒（Corona）侵袭的口罩，但是口罩不应该阻碍交流。

汪德迈

2022年新年，我去汪老家继续工作坊。汪老拿出一个大信封，让我拿出来读给他听，是袁行霈先生的回信。日期2021年11月2日。

汪老笑了，说：“等《文心雕龙》法译本出版，我要去一趟北大。还有，和你去西藏。女儿要是不同意，就事后告诉。”他女儿是医生，北师大请汪老讲学，通常请她女儿陪同。

在工作坊《文心雕龙》法译审读、《古文言读本》第二册的编辑、《中国文学——非凡的文学》翻译的空余，汪老坚持参加远程国际会议，他说：“与国际的对话很重要，对话是思辨，我从来不一个人做学问，在马赛大学时，有数学家朋友，和他的讨论，让我找到研究中国法家思想的方法。”

复旦大学2020年12月20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文人笔墨的演进”学术研讨会，受潘公凯先生的邀请，汪老远程参加并用中文以“中国笔墨之维”为题发言：

中国的文化以及和西方文化的不同，我感觉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口语，指出文化的基础是语言，这非常重要的。西方的文化特别注重口语，中国的文化特别注重文艺，中国的文化，文化这个字表示其基础是“文”，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方面呢，你讲中国文化不一样的，在西方是受到口语（影响）的文化，所以希腊的哲学讨论是这样的基础，因为西方的基础是logos逻各斯，就是逻辑，逻辑是分析口语的这样的构造。中国不是口语，是文字的，所以我以为在中国没有逻辑，替代逻辑是“文心”，《文心雕龙》的“文心”。中国的文不但是文学，因为中国的文学是表意文字，这是非常重要的，跟艺术的表意文字是不同的，这方面中国文化里面总结中国文化文学和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通过书法递进，西方的文化没有重要的，但在中国，书法非常重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画家的画是从书法出来的，是很有意思，是唯一的文化有这样的情况的。我看，在中国画和书法，大概是唐朝的时候发展很好，用书法的笔法非常有意思的用法来画东西的，因此在中国画跟诗文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从正面弘扬，有很多各种各样发展的，西方跟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高兴有可能性地全程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是另外的路，所以我以为应该保护中国文化，也尽可能让我在法国的同胞了解中国文化。

我以为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西方的画家不是写意而是写形，他们模仿自然。中国的艺术家不是模仿自然，他是和自然合作，中国很重要的策略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一样，西方文化不是天人合一，西方是人是自然的主人，西方文明有很大危险，它太破坏自然，这方面很可惜。目前，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很多的影响，应该恢复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的，否则恐怕人类将来太没有希望了。

2021年7月8日上午，汪老远程参加法国阿尔多瓦大学（Université d’Artois）跨文化研究室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跨文化性：话语、语言、文学与文化”国际讨论会。汪先生在家中客厅的圆桌上用中文发言：

中国文言直接表意不表音。中国文字的这个特点，使我能对语言史的研究有特殊的角度。文言不仅是书面字，也是语言，另外一种语言，影响思辨，深深地。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能进步。依靠思想的文字可以进步。占卜师研究文字与其他的不同，书面文字不仅仅是符号，也是概念性的字。创造汉字者，研究如何表示概念，方法是六书。创造代表概念的字。表意文字影响思想。

西方的文字，不过是讲究的口语。书面语也发展思想。只是不同的影响。也表示概念，依靠口语。西方的科学家用另一种六书，一种特别的办法，是用古代的口语，古希腊口语用在了科学上，创造新字。表音文字影响思想。如果用文言，其字的创造是特别的。写法和笔画有关系。汉文规律化，用毛笔写，秦汉开始的。美笔，之后用来画画。美术性来自书法。与文学关系密切。中国文学里有画。诗文是画。

西方，画家与文学家分开，没有中国这样的关系。西方重模仿自然来写文学。亚里士多德提出模仿。中国呢，是与自然融合。在古代中国文学史里，《诗经》中国风的风，是引起人感觉的自然的真实的风，而这引起诗情。中国的西方文学重视戏曲和小说。人物很重要。逐渐成为小说的人物。模仿自然而模仿人物。19世纪末，中国受影响。

汉文是中国的特点。中国文学比其他文学有更丰富的材料。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句。西方的对句是非语意的而是文法的。

语言的功能有两种：交流和思辨，两者不能混淆。而语言学家们不注意这一点。我研究中国文化，注意到这一点，两者是分开的。中国语言是思辨的，白话还是保留着本来的功能。我主张称汉文，不主张叫汉语，因为今天，文言仍然保留思辨的功能。文言不是交流的语言，是思辨的语言，当然也用于口语表述。应该保护文言的文化，依靠汉文，20世纪取消中国文字，好在这个运动没有成功。我从外国来看，特别影响我的研究是汉文而不是汉语。

在这里，汪老再次提出，中国文字是举世无双的非自然语言，语音与语意分开，自然语言所特有的语音和语意双重组合在汉字不存在了。中国文字是科学的创造，重如何将概念体现在字上，不是口语交流的笔录。自然语言是讲究的口语符号化的记录。中国语言是思辨的，白话还是保留着本来的功能。西方亚里士多德模仿说走向戏曲和小说。中国是与自然融合走向诗。日本小说纯粹欧化而得到欧洲承认。在中国19世纪有过这样的努力，但不及日本，中国也不需要纯粹西化，也不可能西化，有着那么悠久丰富独特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在中国和他者之间建立桥梁。汪德迈明确他的观点，认为应该称“汉文”，不主张称“汉语”。

2021年3月汪老摔伤，出院后，在家不下楼了。去市场购物的任务落在我的手上。《文心雕龙》的翻译进入第二次审校末尾，感到松快一些，有了喝咖啡的时间，我们的话语也多了。

2021年4月22日，周四上午汪老家，因为大学春假，我们每周三次工作。咖啡期间，我问：“您的老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和您有什么不同？”

“戴密微研究佛教，我研究儒学。戴密微是梵文学者，用的是印度梵文语法学方法。我认为至今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是他和佛辽沙父亲写的印度佛教史。他不懂中国甲骨文。中国研究重在佛学和佛教文学。我用的是中国古文字学方法。戴密微是极为优秀的语文学家，小学专家，我是哲学出身，研究思想史。

戴密微和我关系非常亲近，相互举家一起度假，在他瑞士的家里。他对我的影响除了做学问的方法，还有他高贵的人道胸怀。他是那么朴素、温和、高贵，善良。看到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伊朗战争等，我对人类是很悲观的。但只要想到戴密微、饶宗颐、米歇尔·冉刻（Michel Zink） ，我的心就释然了，又乐观起来。”

汪老的眼里闪出一丝泪光。

2021年5月8日周六上午工作坊，咖啡时间，汪老的故事开始：

“在日本的时候，京都大学学习，上中国法律史家内田的课，入住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家的一间房子，早上一起用餐，米饭咸鱼。”

“没咖啡怎么办？”我问。

“京都城里有的是。”他回答，“中午晚上在外面吃。日语的发音，三文鱼和清酒很接近，我点‘清酒’。上来的是一盘三文鱼。只好接受。不明白，问我导师内田教授，他说要说‘希望喝物’，就有清酒喝了。到现在我还不会区分它们的发音。”

“您在日本写的《汉文化圈》以长时间、大框架为研究的维度，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日本的资料学、法国的历史学、中国的小学训诂都有。何以可能？第一，不满足做专家或日本式的学者，要做架桥人，学科之间的。伯希和是优秀的文字学家，我是思想家。第二，提出问题，不理会答案。进入老年，我更是这样。”

2021年8月22日，画家江大海开车接汪老来我家午餐。这是他三月摔倒住院后第一次在外聚餐。阳台上，汪老举着香槟酒说：“这才是我喝的水。”我想起2020年夏巴黎禁足以来，每次去汪老家工作，上楼，门前堆着瓶装矿泉水。入门，走廊上也堆满。见我惊异，他说：“是净空禅师派送的。可是我不喝水。告诉不要送了，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懂您只喝酒。您可以把水送给楼下的门房。”我说。

阳光下，讨论随着香槟酒弥散开来：

陈力川：有一个问题，把《文心雕龙》翻译介绍出来会给法国读者带来什么？

汪德迈：我想，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文学美学的视野，也就是文学表达方式之美，与他们的完全不同。最近巴黎高师和我联系，问我是否能加入中国文学批评概念辞典工作。我说可以，但要等到《文心雕龙》翻译完成之后。《文心雕龙》有惊人的地方：文学之美和道德之美永远相连，这与西方美学不同。纪德（André Gide）说过：“美好的文学不来自美好的情感”。而《文心雕龙》说，无美好的情感则不文。

陈力川：希腊哲学中有崇高的概念，我想这与崇高有关，纪德说“美好的文学不来自美好的情感”，应该是把希腊关于崇高的训诫放置一边了。

汪德迈：您说的希腊观念是“kalóskagathos”，即“kalós”——美，与“kagathos”——善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一起的。崇高被康德观念化了。

陈力川：是。您在《文心雕龙》里找到与希腊崇高观相近的地方吗？

汪德迈：没有。

陈力川：如果希腊人将美与善两者的含义相连，那就是道德了。

汪德迈：不作为文学的质量，而是作为人类行为的质量、道德行为质量，但这与文学无关。在康德那里，用于批评范畴，尤其在艺术、绘画上。但是，不仅在文学上，中国和西方文化价值上的不同让我入迷。两方的价值都受到尊重，但并不相同，次序不同。

陈力川：您所说的道德和美学与人性的尊严有关吗？

汪德迈：在中国美学里没有。在中国美学里，不是尊严而是恭敬。尊严在中国没有被概念化，那是西方的一个价值观。

陈力川：是。我是在西方的框架下谈尊严，在中国和西方，“道德”与“尊严”之间是否有一种联系？

汪德迈：不见得，我想在中文里没有与人的尊严有关的概念。在那里，人并没有被如此看重。在西方文化里，有一个希腊谚语很重要：“人是一切的主宰。”但这是希腊的，不是中国的。在中国，一切的主宰是上天。

陈力川：希腊人试图在人的层面建立和谐，某种平衡、限度。

汪德迈：因为对于希腊人来说，创造层面，万物中人性是最高的。因此人性值得特别的尊重，人是一切的核心。在中国，人与天地共行，天地至高无上，在易卦里，人在天和地之间，必须和天地共同运行。

陈力川：那么，您如何看法国人对类似《文心雕龙》这样的作品的认知呢？在万物美学的概念上它如此相反。

汪德迈：不是相反，而是陌生，是另外一回事。而我希望的正是让他们发现，看待事物还有另一种方式。

陈力川：奇特，是吗？

汪德迈：是。解构他们自己的价值尺度，去发现另一种价值尺度。

陈力川：但这样做需要越过事物的语言障碍。《文心雕龙》在文字上已经很难了，您认为法国读者可以超越这一层去认知另一种美学价值系统的奇特性吗？

汪德迈：我不知道。这非常不容易，刘勰说到某位作者写出的诗很有价值，就用比喻如“玉”“珠”，这在法文，就比较夸张，过不去，因此不容易。《文心雕龙》第16章《史传》谈到司马迁、班固、《春秋》等。在《文心雕龙》里，历史是一种文学，刘勰说，危险是历史学家们在谈到遥远之事时，有认可寓言、神话等非真实事物的倾向，而当言及当代之事、当代历史时，他们的倾向则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学来说，历史不是文学，而属于历史学。当然有些历史学家写作的文笔令人赞叹，比如19世纪的大历史学家们，但文学批评不同，它是关于文字质量的批评，和忠实历史完全无关。忠实历史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美学问题。

陈力川：历史在中国是一种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的纯历史性在何处呢？

汪德迈：很简单，在中国的技术文学、科学文学和艺术文学之间。作者的创造性没有西方那么重要。因为，我认为在中国，文言从甲骨文开始，是科学，因此从这一种科学起步，发展出文学，而在欧洲，完全不同，文学绝非从科学而是从口语文学发展出来的。一种矛盾，因为“口语”不是“文”，在西方，“文”只是用于转写“口语”。对于我，对我的研究来说，这是要点：字母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区别。这是根本，我试着让我的读者们明白这一点。我想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也是感兴趣这一点。

陈力川：您认为荷马（Homère）和希罗多德（Hérodote）的作品是文学还是历史？

汪德迈：希罗多德是历史，荷马是文学。荷马的《伊利亚特》（ Iliade ）与《奥德赛》（ Odyssée ）是神话，不是真实。而希罗多德对希腊波斯战争进行四处考察。《远征记》（ Anabase ）……

陈力川：和修昔底德（Thucydide）。

汪德迈：是。波斯战争，《远征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为历史学家受到批评，作为文学家也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是以历史学去写作，带着文学的品质。

陈力川：这是我想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希腊波斯战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是历史著作也被认为是文学作品，那么，历史著作可以是文学作品。

汪德迈：一切写作都是文学，只有技术性文本不是，当然也有文学的。

陈力川：比如司马迁，是一个例子。

汪德迈：是的，从中国的角度看，没有区别，两者合一。

陈力川：不做分别，在司马迁、希罗多德、赫西俄德（Hésiode）和修昔底德那里是这样。

汪德迈：不，有分别，因为从批评的角度看，在创作上看是一回事。分析不同，在西方的分析里将之分开，在中国的分析里两者合一。

陈力川：您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有文学批评也有历史批评？

汪德迈：在《文心雕龙》里没有。

陈力川：在《文心雕龙》里只是文学批评，不是历史批评？

汪德迈：是。但文学批评所用的概念是历史批评的概念。

在与汪老的工作坊里，我们逐段逐句讨论他著作的汉译：《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Les deux raisons de la pensée chinoise — Divination et Idéographie ,Paris,Gallimard,2013）、《中国教给我们什么》（ Ce que la Chine nous apprend ,Paris,Gallimard,2019），《中国文学——非凡的文学》（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une littérature hors norme ,Paris: Gallimard,2022），一起编辑《古文言读本》上下册（ Manuel de chinois classique ,Paris: Youfeng,2017、2021）；一起翻译2003年我独自开始、2018年汪老参加的《文心雕龙》法文本，后一文本的校译以每周两次工作的节奏，连续两年半。暑假则尽可能每天。

2021年10月6日周三上午12点。汪老家。我合上计算机笔记本，与汪老相视一笑：终于完成《文心雕龙》的法译二次校译，历时十八年的单人而后双人的译事即将画上句号。

这几年，汪老一直坚持住家。“等和金丝燕的工作完后”，他这样回复她女儿，不去女儿选的马赛养老院。《文心雕龙》法译本完成，他有设想，与我一起编注2015年开始的《中法诗歌细读》。我们约定三天后的周六再见。

周五接到他女儿夏德兰的电话，父亲紧急住院，急性坐骨神经痛。

让汪老休息一下，今年夏天我们的工作节奏不轻松，我对自己说。没有去医院看望。

10月17日清晨七点，电话短信：“我父亲晚间在高山医院走了。夏德兰”。

10月21日，下午三点，巴黎圣方济·沙勿略教堂（Paroisse Saint François-Xavier），汪德迈先生葬礼。教堂规定三个讲话，致辞时间各三分钟，汪老的外孙女代表家属发言，她让出一分钟给我。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终身秘书长米歇尔·冉刻（Michel Zink）院士发言后，我对汪老说：

2021年10月11日上午，电话铃响。电话的那一头，是您略显急促的声音：“《文心雕龙》第19章有一处我们要再看一下，等着我出院。”这是我记住的您最后的话。

今天，在圣方济·沙勿略教堂我们再次见面。生命始终给我们满满的希望，然而，也给我们同等的痛楚。我们在死亡中体验某种高强度的生命。面对死亡，我们完整地掂量着生命的意义。

2005年4月的一天，索尔邦大学笛卡尔阶梯教室，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一介这样介绍您：“汪德迈，法国第一儒，如果不是唯一的。”就这样，我与您首次相识是通过您的中文名字。

2011年春，索尔邦广场书桌咖啡馆。我们开始您《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的工作。您的书写和我的翻译逐段进行，因为您希望法文本和中文译本同时出版。这本书于2013年和2015年在法国和中国相继出版。

2015年8月，星空下，敦煌石窟前，您忽然说：“若上天继续给我光明，我要写一本小书，《中国教给我们什么》。”

2015年11月15日，巴黎发生一连串恐怖袭击的两天后，我们继续在书桌咖啡馆工作，一位女士走过来说：“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探讨文化，我很感动。”

四年后，《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由法国加利玛出版社出版（法文版）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繁体字版），相隔一个月。

2018年4月，我们出访北京师范大学，您希望去故宫城墙根看看，1933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每天来此撰写他的《中国思想史》。长时间的沉默后，您说：“我的下一本书将写《中国文学——不平凡的文学》。我为写作而活着。我的老师饶宗颐九十岁封笔，我要继续写下去。”

回到巴黎，我们的周日工作坊重拾中国文学批评的“圣经”《文心雕龙》的翻译，直到2021年10月6日，您住院前的两天。

现在，您在场，全体出席者见证，我承诺，法兰西会看到我们共同完成的最后工作。

此刻，在这充满灵魂的圣殿里，我想寄给您一首诗：

每一个瞬间

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消逝是您高强度的存在方式

完满在缺席里

宇宙为您把自己写作诗

2021年10月26日晚间，收到一个微信：

你找个时间去书桌咖啡馆好好坐下来，闭着眼睛回顾十四年来在书桌咖啡馆的往事，然后开始动笔去写……

白乐桑（Joël Bellassen）

在巴黎国际高等佛学研究院为汪老办七周佛事后的第一个周日上午，我来到索尔邦广场书桌咖啡馆晨写。咖啡和羊角面包依旧。这是14年以来第一次独自的周末研究坊。2018年1月18日，陶陶走了，书桌咖啡周日上午的咖啡羊角面包和艺术哲学讨论从此中断。2021年10月17日汪老走了，14年的工作坊从此只剩下我一人茕茕孑立。我对自己说，继续呼吸吧，为了配得上陶陶和汪先生的生命。

空气里，他俩的微笑，融于咖啡的气息，浓浓的，写作也坦然。

10月22日上午10点，汪老葬礼的第二天，汪德迈先生一家四代——最小的六个月，在巴黎拉丁区索尔邦大学前的广场书桌咖啡馆会合，他们想感受汪老的周日工作坊。

在那里，自2008年始，年年元旦，他赶来，哪怕从马赛，与法宝和平大使、汉学家白乐桑，约上阿尔多瓦大学孔子学院的年轻人，开始新年的第一顿早餐。

2022年元月一日上午10点，书桌咖啡馆依旧，除了两杯特浓，只有白乐桑和我了。 ux2dM4KVVxOOvHHzU/fn1a7DlYi4R21DA4AUz/IlMOCjyoetj5pVgvu7Isiq79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