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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表达了对“跨文化”研究的理解与向往，力求从绿色经济与绿色文明的角度，来比较和认识“跨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同时向文化界朋友汇报介绍了“绿色文明”的内涵与主张。文章特别强调了“绿色文明”与“跨文化研究”的三方面内在联系，即都源于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都具有“多元异同比较”的思维方式，都包含着对“文明之跨”的褒奖与肯定。文章还特别引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史例，来支持文明的包容与共荣。结束语则是借对奥运精神的赞美，表达了对跨文化、跨文明美美与共的期待与祝福。
关键词： 中法友谊 跨文化 绿色文明 求同存异 可持续发展
跨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的概念！“跨”，主张的是一种立足本业介入相关领域的新探索。显然，“跨”需要勇气，需要分析与综合的智慧，需要比较与包容的方法，更需要一揽古今中外的视野。
作为学者，跨文化首先是跨学科。回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因客观的推动与形势的需要，我自己曾立足于经济学，跨入了教育、体育、卫生、环保甚至法律等多个领域，与各方专家共同研究，产生过若干成果，也被聘为了若干非经济学科组织的顾问或成员。其中，最接近经济学与文化专业的，当数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的聘请了。
作者与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相熟，我们就跨文化学多次交流。我确实热爱文学专业，愿意接触跨文化学的研究成果。我研究的专业是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从2010年开始研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研究基础上，对绿色文明也做了一些探讨，出了专著。2020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英文稿，在2021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文稿。
图1 《绿色文明》中、英文版书影
《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与全球合作》一书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进而所有不同历史与文明的民众，能包容共存，善待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力求实现人类与地球的双重可持续！
“绿色文明”的研究，拉近了与“跨文化研究”的距离。2021年6月23日上午，通过董晓萍教授，我看到法国著名汉学专家汪德迈先生《中国思维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金丝燕译），翻阅后感觉很有新意与启发，非常值得细读和理解。借助这份因缘，我也请董晓萍教授将拙著《绿色文明》的英文版敬赠汪先生与金教授。第二天，即6月24日，董晓萍教授微信告诉我，在疫情阻隔、邮路不畅的情况下，已先期将《绿色文明》的封面、版权页、赠言和目录扫描寄给汪先生和金丝燕教授两位，以期他们能“先睹为快”。董晓萍教授还告诉我，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金丝燕昨天在汪德迈先生家工作，就《绿色文明》一书回复说：“赞叹不已。这样的思路，用英语国际平台。中国需要这样的精英。”金教授的支持给我尝试“跨文化”交流以很大的鼓励！汪德迈先生虽已无缘当面请教，但我相信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会传诸久远。法国汉学研究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为法国赞美！有机会参与法中专家合作从事的跨文化研究和多元文明交流，真是一生中值得骄傲的经历。
顺便提及，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the Jagiellonian University）“21世纪文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项目的负责人Wojciech Klimczyk教授2021年5月27日给我来邮件，说偶然看到了《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与全球合作》这本非常“振奋人心的书”，很感兴趣，并邀请我共同组织会议进行讨论。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国际朋友的肯定与支持，我同样深表感谢，也愿意有机会进行研讨。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2021年11月4日发来信息，告知我那本书电子版下载量达到1238章，并表示祝贺。总之，上述这些信息及其支持，提升了我对跨文化研究的兴趣和信心。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2015年9月25日至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聚了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共同制定了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93个会员国在举行的历史性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式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后行文简称为《议程》）。《议程》所商定的所有新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已在2016年1月1日生效，是各国在今后15年内决策的指南。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在拙著《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与全球合作》一书的《序言》中充分肯定“李（晓西）教授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体会到推进‘绿色文明’的意义”。他写道：“在本书中，李教授呼吁应把‘绿色文明’作为文明的根本形式（the ultimate form），这样既可传承工业革命形成的文明，同时包容了人类的各种宗教和信仰。他认为这种最高形式的文明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自然产物，是后工业历史阶段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他的结论是，建设‘绿色文明’是摆脱生态与环境泥潭的唯一出路。……在李教授看来，‘绿色文明’不仅有益于人类健康和整体福祉，更有助于解决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名著《文明冲突论》中所假设的危险前景。本书多次提及防止文明冲突，强调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绿色文明’，强调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互利与合作。”感谢库珀教授的评论！教授于美国时间2020年12月23日因淋巴癌扩散，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去世，享年86岁。这里请允许我再次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我将永远铭记这位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大师为推动世界经济合作以及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绿色文明既是人类历史上文明进步的新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充满着绿色与生机的地球，早于人类起源。人类学与地质学对人类起源及人类文明发展有丰富且有价值的重要专论，我们尊重也包容各种学说与观点。因为我们清楚，不论人类自身起源于亚洲还是非洲，不论人类文明起源于南极还是外星，不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生存本能还是科技的力量，也不论农耕文明是否超过五千年而工业文明是否仅三百年，但我们都看到，绿色文明是绿色与文明的结合。
在新世纪里，当我们在每天战争与冲突的报道中，听到若干亿民众生活在失业、贫穷、疾病和游离失所的悲惨境遇时，看到国家内和国家间的机会、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悬殊的环境，而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退化使人类面临生存威胁的当前。如何解穷困之倒悬，化干戈为玉帛，平等国家间、国家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维护人类及其地球的可持续，实在是天下头等重要的议题，是解千年发展之惑之谜的大问题。上溯百年甚至千年，多少思想家、政治家或先贤先哲们，为人类生存发展与大同社会提出各种理论，辩理求真，高下争执，转眼千百年，何曾达成全民共识更遑论全球的共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是为回答这个问题做出的全球性的合作宣言！
绿色文明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和互利性。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我们承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容忍、相互尊重，确立全球公民道德和责任共担，我们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认识到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近年全球爆发的疫情等的天灾人祸不断在提示我们：绿色文明建设因自然环境急速恶化而具紧迫性！科学家们说：物种灭绝、海平面上升、粮食危机……全球变暖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如果人类还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教授丹尼尔-罗斯曼于2017年的一项研究预测：2100年地球将迎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罗斯曼教授通过数学公式，对包括5次大规模灭绝事件在内的5.5亿年间碳循环的重大变化进行了计算分析，确定了“灾难临界值”。他将这一数值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提供的预测值对照后发现，2100年海洋碳总量将接近或远超过该临界值，从而导致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
[1]
澳大利亚国家气候恢复中心发表报告称，气候变化导致人类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到2050年，人类文明可能走向终结，而我们这代人将亲历。该报告指出，目前大多数气候模型相对保守，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临界点和可能加剧气候变暖的正反馈循环，比如永久冻土融化释放温室气体、南极西南极冰川融化、海洋和陆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减少。该报告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处于危险状态的地球：气候变暖下极端高温笼罩着地球，全球约20亿人面临极度缺水的挑战，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超过10亿人流离失所。全球约35%的陆地面积和55%的人口，每年将遭受20多天的致命高温天气“拷打”，远超人类生存能力的极限。人类文明走向末日并不是危言耸听，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1992年，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全球1700位顶尖科学家组成“科学工作者关怀联盟”，以“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为题，向全世界发出一封警告信，称人类活动正在对地球环境造成“实质性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全球气候可能发生灾难性变化，最终将导致“人类巨大的痛苦”！2019年7月，英国《独立报》刊发题为“2万名科学家对人类未来发出严重警告：整个世界都在倾听！”的文章，指出签署“警告信”的科学家总数已突破20,000名！科学家说，全世界各国政府、媒体和民众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只有这样，人类才不会接到第三封警告信！
最后，想借用艺术的手段表达一下对自然环境急速恶化的担心。在东方卫视“中国之星”节目中，中国著名歌手谭维维与中国陕西华阴老腔艺人们共同登台，高亢激昂的一首《给你一点颜色》，唱出来大众百姓对生态环境的担忧。
歌词如下：
女娲娘娘补了天，
剩下块石头成华山，
鸟儿背着那太阳飞，
东边飞到西那边。
为什么天空变成灰色，
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
为什么人心不是红色，
为什么雪山成了黑色，
为什么犀牛没有了角，
为什么大象没有了牙，
为什么鲨鱼没有了鳍，
为什么鸟儿没有了翅膀。
天空和大地做了伴，
鸟儿围着那太阳转，
华山和黄河做了伴
田里的谷子笑弯腰。
为什么沙漠没有绿洲，
为什么星星不再闪烁，
为什么花儿不再开了，
为什么世界没有了颜色，
为什么我们知道结果，
为什么我们还在挥霍。
我们需要停下脚步，
该还世界一点颜色。
为什么我们知道结果，
为什么我们还在挥霍，
我们需要停下脚步，
该还世界一点颜色！
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教授在其《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中指出，公元1756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米拉波，在他所著的一本名为《人类之友》中首次在“非司法领域第一次使用该词”，米拉波为世界带来了“文明”这样一个概念，用来指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这一名词出现之后不到10年时间里，“文明”一词风靡欧洲，成了启蒙思想中的常用词。
而在中国，《易经》一书在其（《易·乾·文言》）有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中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这可能是中国尤其是汉语“文明”一词起源。此时，正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早期。
“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文明”的英文是civilization，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对两者的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多专家认为，文化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精神的和物资载体的，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有专家认为文化所包含的概念要比文明更加广泛，文明是文化的高等形式；也有专家认为文化和文明没有多大差别。当然，还有不少专家从时间、空间、承载者、变迁速度等等多方面探求区别点。我想均尊重且包容之，专业与精力，自感不拟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
“绿色文明”与“跨文化”的内在联系值得关注，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两个词组均是当代的思想产物。
“跨文化”一词，“源自全球化背景下人文科学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紧密联系”
。2021年3月26日在“乐黛云先生《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暨学术人生分享会”上，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越光先生指出：“乐黛云老师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拓荒者、奠基人，也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中国跨文化研究起步于比较文学，展开于文明对话和中国学研究，成型于跨文化学科教育。”陈教授还介绍说：乐老师“80年代参与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推动了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中，乐老师在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了跨文化研究院，担任院长；1998年创办了中法合作的《跨文化对话》杂志，担任中方主编；2002年创办了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主任；2016年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担任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等很多与会学者指出：“乐老师的学问，是从现代文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这三段一个一个叠着走过来的。”
显然，跨文化研究是近30年的学术创新，即现代人文科学的重大成果。
“绿色文明”一词，则源自于“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
“绿色经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David Pearce）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中首先提出的。绿色经济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使之“可承受”，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不会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失衡和生态危机，不会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持续发展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世界178个国家、17个联合国机构、33个政府组织的代表，103位国家元首和首脑与会，因而被称为“全球环境首脑会议”，简称里约会议（Rio Conference）。里约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并签署了《里约环境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5个重要文件。里约会议是继斯德哥尔摩会议（1972）和《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报告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环境会议。它最大的成功在于促进了各国政府把宽泛的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并初步尝试通过经济的、行政的以及制度的手段管理环境。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发起了在全球开展“绿色经济”的倡议，试图通过绿色投资等推动世界产业革命、发展经济。为此，联合国环境署启动了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绿色经济报告》，报告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中国外交部2011年提交联合国的文件中指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消除贫困、调整经济结构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认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趋利避害，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显然，20世纪90年代前后，“绿色发展”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视的主题，为研究“绿色文明”提供了与“跨文化研究”十分相同的时代背景。
其次，这两个词组均强调了“多元异同比较”的思维方式。
据相关专家剖析，跨文化研究是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基础上产生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认为：“跨文化学是在文化现代性进程日益显露其忽视文化异质性的副作用时问世的，是针对比较文化学而产生的一种纠偏式探询，致力于探究此前被文化共同性幻象所压抑的文化异质性如何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一直存在并发挥其特定的作用。”
显然，比较文化学是探讨文化的共同性而跨文化学则重在强调文化的异质性，体现着时代进展中文化发展的要求。但就方法论而言，这两个学科都在多元比较，分中求同，同中寻特，这使我想起在研究绿色建筑时遇到的一种同样过程：即在20世纪30年代各国建筑纷纷向以现代物理和化学渗透的现代建筑科学靠拢，而现在又在寻找各自历史上出现的种种从实际出发的建筑形态；同样，也可以看看中医与西医的“整体施治与持续分科”过程中的分分合合与传承。科学甚至学科，从整体性到细分再细分，后又从“分”回到整体思考，这是我们多次亲身体验过的过程。
“绿色文明”作为一个专业概念，体现的也是多元异同比较的方法。中外古今，文明形态之多，难以无遗漏地概括，是相当之“多元”。今天，因为人类的活动，地球出现大变异之时，各类文明均面临着可持续的问题。共同的问题引来的是寻求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绿色文明”是力求取得共识的提法，是主张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但其中，也包括着区别，比如，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全球环境，同时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权利。
如果说，历史上曾常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变迁，那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共同的方法论中，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可以说，这也是人类思维辩证法的体现。只有不断细分，才能深化探索，接近科学真相；只有适时归整，才能从宏观角度把握局部，才能不断推进科学进步。至于是先“分”还是先“合”，来自实践的需要，来自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的进展状态，来自不同时空的大背景。
最后，这两个词组均内涵着对“文明之跨”的褒奖与肯定。
绿色文明，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山清水秀，更关键的是呼唤人类求同存异，建立互相包容没有战争的世界文明秩序。分析人类自身如何减少文明冲突，增强文明的包容与合作，这是实现绿色文明的人文基础。文明存在差异，但各种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文化多元，因交流而丰富，因包容而共荣。
“跨文化”本质上是“文明之跨”。这一本原，在不久前仙逝的汪德迈教授身上最具代表性。汪老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最具特色也是成果极为丰厚，影响巨大，就源自“真正的跨”“文明的跨”。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概括：他是“用准确的汉语语义来解释经典文本、解释中国思想”“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释中国文化”；“他具有世界文化的视野，把中国放到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下包容与尊重，带着诚恳与善意去评论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比较”；“他说要理解中国，与其说铭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如去发现中国文化特殊性扎在世界文化共有之土壤中的根基”；正因为此，“他从甲骨文和汉语文言文入手，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
也正因为如此，汪老有关中国学的著作等身。如《法家的形成——古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形成研究》《王道》《新汉文化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的综合性研究，构建了一套独立而博通的中国学理论体系和逻辑严整的方法论”。
我认为，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有深度的高级文明的研究态度与方式。据悉，汪老生前已授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汪德迈全集》。我们看到：绿色与文明的结合，就是“文明之跨”的交流包容、美美与共，就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求借鉴的人类文明。
本人经多方比较分析，初步总结了“绿色文明”的五大内涵，即“天人和谐”“公正民主”“发展可持续”“科技智慧”“和平包容”。这应是本次学术交流中的必备内容。
什么是“天人和谐”？就是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文明”本质上就是中国主张的“生态文明”，只是用更通俗和更国际化的语言表达之，用更广义的理解解释之。“天人和谐”是“绿色文明”第一内涵，首先是因为“绿色文明”归根到底，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天人和谐”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最重要的概括，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发展联系起来的表述。
“天人和谐”概念是立足于哲学理性高度进行的提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世界就是由人类和自然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依存于自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着对立的一面，那就是人类发展要利用自然资源，要排放不利于自然洁净的物质。当人类自顾自己发展，强调征服、改造自然和无限索取天地之赐爱时，自然也因内部运动而形成非对称的报复，会出现不断的天灾，此种情况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对立一面成为了矛盾关系的重要甚至主导方面，换言之，天人不和谐的关系就出现了。
实现“天人和谐”并不简单，需要合理的互动和多元的应对。这里，首先要做到，爱人利物，互动共生。人不能征服自然，要尊重自然。人类与自然关系是伙伴是朋友，而不是主人或仆人。互动共生是多维的平衡，自然包括着天、地、水、林、生物等；人类包括着各阶层、各团体、代际关系、区域或国家间关系等，这里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的平衡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互动共生要从多维平衡入手，要实实在在地做好每个环节多方协调，才能最终达至“天人和谐”。其次，要做到互助有度，妥协适应。人利用自然，同时又保护自然。不仅要考虑从自然中所得，还要考虑如何回报自然。那就必须合理开发资源、维护生态平衡、防止环境污染，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和谐统一。换言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来持续发展，但要节约，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要强调低碳、循环等；资源消耗不能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水排放不能超过环境容量，自然环境不能因人类活动而失去自净能力。三是要人本为主，律己为先。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应更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管控和纠正伤害和破坏自然的过错甚至罪孽。人类要勇于承担起与自然平衡的责任，要大力地植树造林，宽领域地保护动物，要把环境保护当成头等重要大事做好。
“绿色文明”是一个公正问题，也是一个民主问题。公正是平衡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的重要规范。于人之利益指清新空气、干净的水、绿色土壤等，而于人之负担则指各种污染、气候不稳定、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生态系统贫瘠等。具体分析，公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会公正。一个社会中的各阶层各团体，能否公平地承受因环境和生态恶化而造成的后果？特别是，一个社会中的贫困人口阶层和弱势群体，是否会更多地遭受着交通噪声、空气污染、不健康的食品、毒化的土地或者饮用水短缺的痛苦？众所公认，社会里最弱小的人或人群，可以活得尊严、幸福，才是人类高度文明的体现。二是代际公平。代际公正，就是指在一代与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之间存在的社会公正问题。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减少了未来一代或几代人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决策的空间也即生存空间。有两句话说得好：“我们这一代不仅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也是借用了儿辈的地球。”“我们不能吃祖宗的饭，断了儿孙的路。”三是区域和国家间的公平。世界在消除极端贫困等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做得还远远不够。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加剧正在破坏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的进展。
一个地区（不论是一国内或者国际的）的发展不能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主要是环境与资源的代价，比如污染产业和有害垃圾的区域间转移等。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绿色发展中强调减少碳排放，发展中国家强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解决环境污染，但都认同“绿色经济是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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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与公平性的新进展，尤其是穷人与饥饿人群的情况，这里引用联合国相关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201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了《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为8.21亿，每9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饥饿状态。报告称，这个比例相当令人担忧。
联合国《2018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极端贫困问题仍然是可持续发展领域难以彻底消除的痼疾；社会保障福利的覆盖率仍然严重偏低；受战争与冲突以及气候变化、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面临粮食生产和供给不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且波及人口有所扩大；此外，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和保健工作任重道远，在清洁饮水、环境卫生及服务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卫生安全隐患。”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阐述“民主”的重要性。首先是各种环保的社会组织比如NGO组织要有民主的权力，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民主环境是绿色文明中重要的环节。要建立与社会群体即利益相关方的协商机制。颁布一个环保新政策，新建一个工程项目，都需要听取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NGO组织的意见，要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其次是要鼓励和支持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意识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企业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生态治理的主体之一。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企业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生态治理上，企业有自觉性，政府及民众要鼓励；企业有困难，政府及民众要帮助；企业引进生态环保的新专利或创新产品，政府审批要降低门槛甚至政策鼓励。创造条件，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让企业能把绿色发展从压力变成动力，从负担变成机遇，这对国家生态治理目标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再次是要建立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的监督机制。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要增强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开展全民绿色行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上的社会公平和民主。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的怀疑，也反映了人类对今后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选择。很多人类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是人类在半个世纪中，对自身前途、未来命运最深刻的一次警醒和觉悟。可持续发展可以从全球化属性、自然属性、科技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等多角度来下定义。这里，仅从经济角度深入分析“绿色文明”的第三大内涵，即“发展可持续”。
发展可持续，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动态化表述，强调了经济发展的新规则与新约束。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应充分顾及资源的临界性，应以不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系统为前提。换句话说，人类需要根据持续性原则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而不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议程》确定的目标12，就是“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发展可持续，就要求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节约资源和减少废物。发展可持续，要求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发展可持续，主要就是发展绿色经济。
发展可持续要求管理、法治、科技、教育等多方面来支撑，这里重点强调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
文明社会最大的特征之一是：普遍遵守契约。由于契约的普遍建立，文明社会产生了宪法契约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契约（法治）精神是绿色文明的基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在第十六项目标的子目标中提出，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法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
。发展可持续背景下的法律，强调更多的是，国际法与国家法律都在保护生态平衡前提下支持和约束经济发展。遵规惜绿，守法护绿，制度保绿，文明增绿。真正做到经济增长在受约束下的可持续，绿色文明才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才有了一步步实现的希望！
“科技智慧”是指包含着人类伦理的科技进步。下面，我从三方面展开论述。一是科技对人类文明的变化是重要的。二是科技的应用对人类文明进步是双刃剑。三是科技智慧是绿色文明的重要内涵。
科技对人类文明变化的重要性可以从人类史中得知。科技进步是人类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近些年，对人类文明或时代概括，有过很多提法，如后工业化经济时代、生物时代、纳米时代、低碳时代和太空时代等多种提法及其理论，还包括以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业、遗传工程、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组成工业群的信息文明的概括。但我认为，这些概括虽然揭示了科学技术甚至社会进展的前沿，但是都可以归纳于工业化第四阶段即绿色工业革命，归于工业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中。因为，这些都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直接产物，有着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
在肯定了科技进步的作用和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后，我们必须还要正视科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困惑或不利方面。我们曾经以为，依靠科技进步，能够解决地球资源告急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绿色文明告诉我们，科技的应用是一柄双刃剑。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奥·佩西说得好：“任何进步，如果仅仅限于技术的进步，而不同时带来道德、社会、政治的进步，以及我们行为习惯的改进，那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总之，单纯技术进步的理念是不理智的，甚至是糊涂的，社会进步首先是文化的进步。”
固然，经济开发中利用科技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有作用，要肯定，但我们在科技创新与使用过程中，还必须要强调道义、伦理或文化等，那就要提倡“绿色文明”的概念了！著名英国天文学家霍金生前曾对于科技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表示过忧虑，他警告：“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将宣告人类的灭亡！”这是可能的。
人工智能武器开枪杀人不需要思考人生的意义，艺术鉴赏和创新能力不需要人类的指导，传统的人文道德、文化文明陷入模糊的边缘！显然，人类需要有理性有道德的科技创新，否则前景不可想象！显然，科技创新不能仅仅强调高的智力，还必须有具有伦理的规则和明惠。正如近期科学家们在讨论科技创新时，强调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强调了“让科技造福人类，必须在科技发展中注入‘道义’，不能见利忘义”，甚至建议“建立国家科技伦理治理制度”。
因此，在强调科技革命、科技创新的同时，要强调科技中应含有文明的因子。在“绿色文明”内涵解释中，我提出并强调“科技智慧”。“智”为聪明，“慧”为伦理！新的人类文明需要科技的进步，但这是充满人类文明进步的科技，是“科技智慧”。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序言中提到了“和平”这一关键词，并阐述为“我们决心推动创建没有恐惧与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这里提示了“绿色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即“和平包容”。
首先让我们呼吁“和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事实上，当今世界战争的阴霾是相当令人担忧的。亨廷顿教授分析了相当多的冲突与战争。他说：“正在形成的文明间的关系通常有从淡漠到强烈之不同，大多数则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鲍里斯·叶利钦所警告的：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状态。13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们与地中海区域穆斯林的‘不安宁共处’状态时，创造出laguerrafria即‘冷战’一词。90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具体讨论各种冲突需要很大篇幅，需要政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本书作者引用这两段话，是想提几个问题，人类的今天，在现代化与文明旗帜下的今天，为什么国家之间的矛盾一直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难道战争是必然的最优的选择吗？我认为，过分强调文明之间的隔阂与潜在的冲突，低估文化之交流合作甚至融合的可能，确实是表面客观实际片面甚至危险的。让人欣慰的是：亨廷顿教授全书的重要结论是“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同时还提出维护世界和平的三个原则：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避免原则”，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的“共同调解原则”，以及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共同性原则”。教授全书结论是：“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其次让我们呼吁“包容”。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不同历史传统与生活方式形成的多元文化应得到“和而不同”的肯定与尊重。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文化多元，因交流而丰富，因包容而共荣。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绿色文明的关键是呼唤人类求同存异，建立互相包容没有战争的世界文明秩序。这就是“绿色文明”第五大内涵，即“和平包容”。当代文明应是一个全球化共识基础上的多元包容文明！文化多元、交流共荣、顺天应时。和平包容，是新时代高级形态文明的内涵之一！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活动者，因此，193个国家形成的《2030议程》，当然是一种最具全球化的文明共识！
当代文明应是一个全球化共识基础上的多元包容文明。让我们从多元文化的交流史来体会文明包容与共荣。
老子《道德经》仅短短五千言，却以深邃的智慧，探究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深刻揭示了宇宙生命发生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真谛。据统计，世界文化名著总销量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而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道德经》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发行量最大的传世经典。《道德经》的外文译本总数近500种，《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就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经》，援引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美国前总统里根把《道德经》奉为宝典，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释他的治国理念。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时，曾在电视讲话中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道德经》，可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困惑，据说每四个德国人家里就藏有一本《道德经》。记得15年前，我曾在美国巴尔的摩市海边一个书店购买一本英文《道德经》，付费时，售书员说这本书非常好。我问他看过吗？他回答“看过”，让我非常吃惊与感动！
许多西方大哲学家或科学家都非常推崇老子。据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的影响。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康德成为了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大哲学家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德国大思想家尼采说《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入汲桶，垂手可得。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老子高度评价。他说：“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老子的道家哲学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观点，就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的经典表述。日本学者汤川秀树说：“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达到的状况。”英国科学家霍金在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启示下，提出了“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说：“1943年，我在美国认识爱因斯坦。他书架上的书并不多，但有一本很吸引我，是老子的《道德经》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
在工业文明取得史无前例的历史成就的时候，看看西方最有智慧的政治家、思想家，能接受并高度评价来自农耕文明时代的东方哲人的理念，让人感叹！这不最充分地表明了东西文明是可交流甚至融汇的吗？
1999年，德国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交响乐，引起轰动。唐代诗歌、欧洲音乐，文明交流、大美融合。《大地之歌》中表达的情怀，源自中国的七首唐诗。诗是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文，又由德国作家哈依曼从法文转译成德文，再由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于1908年谱成乐曲。《大地之歌》是马勒的巅峰之作之一，也是欧洲古典音乐的巅峰之作之一。1911年由马勒先生的弟子布鲁诺·瓦尔特初演于慕尼黑。2005年3月，叶小纲先生的第一版《大地之歌》（四个乐章）由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成功地在美国旧金山和纽约林肯中心等近十个城市的主要音乐厅上演，反响强烈。
《大地之歌》情感真实，牵肠动魂。第一乐章：“愁世的饮酒歌”（“Das Trinklied vom Jammer der Erde”），歌词以李白的《悲歌行》为基础，明暗交错，悲愤激越；第二乐章：“寒秋孤影”（“Der Einsame im Herbst”），歌词以张继《枫桥夜泊》为基础，哀怨凄凉，忧郁浪漫；第三乐章：“青春”（“Von der Jugend”），歌词以李白《客中行》一诗为基础，饮酒畅叙，青春欢快。第四乐章：“美女”（“Von der Schonheit”），以李白《采莲曲》为基调，欢声笑语，明媚甜蜜。第五乐章：“春天的醉者”（“Der Trunkene im Fruhling”），以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为基调，鸟声鸣啭，梦幻醉酒。第六乐章：“永别”（“Der Abschied”），分别以孟浩然《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送别》两首诗为基础，倾诉肺腑，凄切眷恋。
为什么马勒先生选中了唐诗？很早就接受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的马勒先生，一生都在思考：人从何处来、要去往何处、人生活着为何目的？当他已故岳父的好友、任宫廷顾问的特奥帕特·波拉克赠送给他汉斯·贝多克用德文翻译诗集《中国之笛》，阅看了7世纪至9世纪中国大诗人的诗，马勒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唐诗以其透彻的人生哲理抒发出来的悲欢离合，深深地打动了马勒先生的心。
冥冥之中，果有天意，我应邀参加了2019年11月11日，由慧和天语艺术空间、李可染画院等联合主办的“大美融合——中国水墨遇上马勒交响曲”艺术展。中国著名画家、李可染画院院长李庚先生数次在马勒《大地之歌》交响曲的中外演出现场，随着交响乐演奏，创作出了《马勒交响曲系列》水墨作品，在京展出。中国水墨、古代诗歌与欧洲交响乐的融合，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大美绝配，让人感叹！引起人无尽的遐思！是啊，东西方文明一直在热爱文化的人们之间交流着，融合着！悲欢离合，爱情友谊，生老病死，回归大地，是人类永恒的影子，触弦入心，不分东西！
利玛窦，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原名玛太奥·利奇。利玛窦在罗马公学和葡萄牙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学习期间，学习了逻辑学、伦理哲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学科，当然也学习了神学。利玛窦同时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甚至学会手工制造自鸣钟。利玛窦1582年即明万历十年抵达澳门，积极接触中国文化，刻苦钻研中国典籍，用拉丁文意译了“四书”并加注释，还特意为自己取了利玛窦这个中国名字。他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1604年，利玛窦随赴京做官的徐光启来到了北京。他带给万历皇帝的有油画、自鸣钟、西琴、地球仪、罗盘、日晷和一些来自威尼斯的化妆镜、放大镜、望远镜、近视眼镜等，其中最令中国人震惊的还是那幅《坤舆万国全图》即一幅中国人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地图。
1615年后，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了。仅明末以前，此《札记》出版就有意大利文、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译本，还有三种法文本和四种拉丁文本（包括1615年第一种拉丁文本）。利玛窦全面介绍了中国物产与社会，介绍了中国的汉字、中医、茶、漆、焰火、印刷术、制墨、制扇工艺、天文学、科举制度、政府机构和司法等。该《札记》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儒学和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指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1605年，利玛窦用公元前3世纪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给徐光启讲授西方科学。徐光启深为欧几里得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提议与利玛窦一道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二人协调配合，反复推敲，力求准确表达。“点”“线”“面”“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等中文译名，就是他们二人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特别是他们将汉语中用于设问的一个词语——几何，创造性地用来命名原书及其学科，信达雅兼备！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翻译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教科书，也是中西科学交流史上的第一部自然科学译著。利玛窦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300年后，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高度称赞《几何原本》的翻译是“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和徐光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东西方均为人们知晓和称赞。
阿拉伯国家在西亚有12国，在北非有11国，他们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有统一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在阿拉伯国家所处的地区，曾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腓尼基文明等。这些文明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21世纪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与神秘性。
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闻名中外的古丝绸之路，就是生动有力的见证。两千多年前，通过丝绸古道传入中国的胡桃、胡椒、胡萝卜等，早已成为中国人喜爱的食物。阿拉伯鼎盛时期的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在中国家喻户晓。伊斯兰风格的音乐、舞蹈和服饰、建筑，在中国深受欢迎。同样，中国古代文化和技术，也传到了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造纸术，就是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的。六百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到达阿拉伯地区，成为传播友谊和知识的使者。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不断扩大和加深，不仅有力促进了双方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还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历史让人感慨！人类发展到了今天，一定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互补超越文明封闭，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融合，形成人类互相包容的价值观与文明观！
在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今天，有幸作为两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市民，我想再次借用2008年为北京夏季奥运会写的一篇短文，表示对人类共同文明的期待与祝福吧！
原文摘要如下：
奥运圣火在开幕式上点燃，熊熊聚起竞技的激情和斗志；圣火在闭幕式上隐退，深深留存运动的热情和友谊。圣火升腾，万众欢庆；火炬之旅，歌舞相随。为什么奥运之火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圣火？为什么奥运圣火被全人类钟爱？奥运圣火是一面旗帜，象征着超越族群主义的整体正义，代表着超越偏见的世界人权，是多元文明的共识与合作，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的体现，而这不正是“绿色文明”的真谛吗？
翻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们在火与人类血缘之纽带前深思：希腊传说中，为驱逐黑暗和混沌，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火种；中国的《史记》中，先祖燧人氏钻木取火。传说之外，历史凿凿，5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火烬，依稀存温，这是中外史学家公认世界上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明。有了火，人熟食壮体而止疾病；有了火，人驱阴寒而获温暖栖身；有了火，人制陶炼铁而拥器皿；有了火，人烧荒猎兽致农畜。火点燃了人类文明的起点，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为了纪念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四年一祭，兴火炬助运动会，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这来自神灵的火，这来自天上的火，难道不是圣火吗？我们看到，希腊人在宙斯神前点燃火种，倡导奥运竞技人类一家；火炬传信各邦休战，和平友谊唯此唯大。这就是奥运圣火独具的魅力，这就是奥运精神传承的真谛。
80年前，奥运圣火重现人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恢复后，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首次出现奥运圣火。尽管那只是体育场边一个喷泉盛水盘，尽管那只是来自一位充满国际意识的法国人顾拜旦。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开始了奥林匹克火炬传递仪式，圣火行程达3050公里，穿越了7个国家，共有3361人参加了火炬传递。奥运圣火传递仪式由此延续不断。虽然在历史的烛光下，这次奥运会曾晃动过纳粹的阴影，但光明总是伟大的。1948年伦敦奥运会火炬接力是以和平为主题，世界共庆二战结束、和平降临。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圣火首度照亮南半球。在《欢乐颂》的伴奏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共同入场，联合参赛，彰显了突破意识形态的大团结。1960年罗马奥运会火炬接力是以赞美古文明为主题，在两个象征着古代文明的城市雅典和罗马之间传递。1964年第18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开幕，奥运火炬首次在亚洲点燃。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火炬接力以新大陆为主题，赞美因哥伦布远航而实现的地中海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的连接。1988年汉城奥运会火炬接力以东方文化为主题，传递路线是连接韩国东西部之间的“Z”形路线，体现了道家阴阳两极如鱼优美之结合。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5名火炬手包括6名中国人，一起参加火炬接力，为巴塞罗那赢得了国际声誉。2000年悉尼奥运会火炬接力是以澳大利亚古老文化为主题，圣火水下传递，独具匠心。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百年奥运回家为主题，火炬在一百年来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和城市接力，路经27个国家的34个城市，历时78天，行程78000公里，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个传遍五大洲的火炬接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隆重举行，其火炬接力的主题是“和谐之旅”，体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当代发展理念的完美结合，火炬接力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在五大洲的21个城市和中国境内31个省（区、市）传递，这将是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接力。
圣火传递突破了一个个城邦古堡，一道道深沟高墙，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愿意放下分歧，暂别仇恨，为奥运圣火放行，为奥运圣火助威，歌颂和平和团结，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邻国在协调，大洲在跨越，从小范围的协调，到全球化的共识，这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吗？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得好，奥运圣火传递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的团结。每天，当我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那些数不清的仇恨，那些打不完的仗，让我们透不过气，更让孩子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迷茫。感谢奥运圣火，感谢五环旗，在你们的光芒下，我们能让孩子们绽开笑脸，回到一个美好的世界！
奥运圣火跨洋过洲，登峰潜水，既实现着人们的愿望，更体现出科技的力量。且看北京奥运会火炬，不但双焰美观，且强风吹不熄，暴雨扑不灭，低温冻不住，长燃而稳定，轻巧而结实。冬奥圣火，更是文明环保，与雪相拥。这完全是中国人的知识产权，是高科技的中国创造，是名不虚传的奥运科技。
宏大的奥运会组织工作，一届届成功的举办，标志着现代管理科学的伟大成就，标志着人类经济与科技的高度发展，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迈向一个个新阶段。
祥云中国，云翔万里，歌颂圣火，人人获益。北京奥运圣火已飞遍全球。我们看到：在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任第一棒火炬手，20万阿拉木图市民为火炬传递迎来了“开门红”，他们的真挚、热情永留我们心中；圣彼得堡圣火传递的 80名火炬手中，有46名奥运冠军，是名符其实的强手的传递，展现着伟大国度的奥运精神；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圣火经过的唯一南美城市，50万人涌上街头，好似在过狂欢节，这是一个真正善于享受友谊与欢乐的民族；曼谷不愧属于信奉真善美的国家，他们分享奥运荣耀的神态，让我们也陶醉；平壤人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圣火把朝中友谊塔映照得无比美丽，我们的心因兄弟情谊激动……圣火在奥林匹亚点燃以来，各国朋友为奥运圣火而激情迸发，我们为各国朋友的奥运精神而感动；不少友邦可能在物质上并不是最富裕的，但精神上却享有人类最高的文明！
奥运火炬在中国近300个大中城市传递，每到一处，欢声雷动，笑脸如潮。火炬手幸福荣光，擎五环而奔跑；呐喊观众激情澎湃，挥红旗而加油。奥运五环旗下，各地尽展东方文明，时代新容。
圣火入境，海南当先。西沙岛潜水、五指山进寨、万泉河漂流，水陆空立体传递。圣火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更鼓舞了中国和世界。奥林匹克精神、大自然与人类高度结合，神圣而伟大。
突来的汶川大地震，震惊了世界。此时圣火正传递至江西。江西人民立即提出“江西北京心连心，老区灾区手拉手”“身在老区、心系灾区”，火炬一路传递，爱心一路汇聚。汶川地震当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发来函电：“奥林匹克运动与受灾人民同在。”88岁的萨马兰奇发给中国媒体电子邮件：“中国人民在地震发生以后，所展现的与灾难顽强斗争的伟大精神，本质上和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脉相通的。你们的坚强意志和挑战极限的精神，是对奥林匹克内涵的最好诠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站在汶川废墟上感叹：中国人民是充满力量、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富有自助和合作精神的伟大人民。世界人民的关爱，凝聚在胡锦涛总书记与俄罗斯救援队员的那一次握手中，凝聚在温家宝总理与美国志愿者的那一次拥抱中。
汶川大地震赋予圣火大爱之含义，“传递圣火、奉献关爱”，圣火传递变成一次爱心接力！
抗震英雄们高举圣火，昂首挺胸，在四川一站站传递。圣火路经广安，照亮世纪伟人邓小平“中国能办好亚运会，也一定能办好奥运会”的金色大字。滚滚岷江，听那涛声依旧；巴山蜀水，回荡奥运心声。
130天、行程137000公里的圣火传递，这是奥运史上圣火空前的长征。火炬接力，精神传承，朵朵祥云托起奥林匹克火种，千山万水凝聚人类梦想和心意！
今年，此刻，现在，在北京点燃着绿色文明之光的冬季奥运圣火，正深情地注目着命运与共的人类时代！
[1] D.H.Rothman,“Thresholds of Catastrophe in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Advances ,2017.3 (9),pp.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