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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时代讨论孔子，要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贡献：他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位文化的创始人，而非宗教的创始人。孔子所创建的儒学的贡献要在两种典型的中国价值观中寻找：一种是“仁”，即人类的德行，这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另一种是“天人合一”，孔子的学说将其作为所有政治经济实践活动的理由。孔子思想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近年来在中国被重新发现，这就是和谐的思想。“和谐”代表了孔子对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可以被看作社会凝聚力的同义词。
关键词： 孔子 中国文化 仁 天人合一 和谐
陈力川：您如何看待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汪德迈：在我看来，孔子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改革他所处的时代——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孔子扮演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创始者的角色。孔子整理了国家的典籍，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修订（这一工作由他的弟子们最终完成），他编纂的《五经》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官方使用的文字，用以记载保存官方的档案。中国文字是在此前五百年的殷商时代由占卜师创造的，用来记录占卜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整理国家典籍的过程中（他坚称这样做是出于某种天命
），孔子前无古人地创造了个人而非官方写作的典范。就这样，他开辟了中国作家文学的历史——此后，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他因此成为诸子百家的第一位人物。我认为，他当之无愧于传统所赋予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中唯一一位文化的创始人，而非宗教的创始人。
陈力川：孔子的思想在当今世界能起什么作用？
汪德迈：孔子的行为在当时具有革命性，但很难说能在古代中国以外的地方成为类似革命的示范。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看，从前孔子为自己文化做出的典范对于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建立一个跨民族的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以适应后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具有启迪意义。今天的全球化仅仅建立在经济层面，其中最重要的价值便是金钱，这令人难以接受。我们要记得，孔子投身仕途的原因便是他不能接受他那个时代出现的“富国强兵”的意识形态，这一思想腐蚀了周王朝，使其蜕变为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战场，其结果便是建立了秦始皇遗臭万年的极权主义政体。于是，在周王朝的晚期，我们看到了一场局部的全球化，它发生在地球中国的一端，但已经是只认武力与金钱的价值，而结局便是两个半世纪的战争和继之而来的半个世纪的独裁专政。这三个世纪的政治悲剧就是拒绝接受孔子希冀的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孔子在他有生之年失败了，在他的整个后半生被当权者视为异端，颠沛流离。他只是在后世——汉朝的时候——才获得成功。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不仅引发了1914—1918以及1939—1945年惨烈的世界大战，还使今天的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的威胁之中。显然，全球化必须建立在能够驾驭经济价值的另一些价值，即人类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上，这是所有文化都能够认同，并具有跨文化意义的价值。
跨文化的建立并不是要在一种荒唐可笑的文化世界语中消除差异，相反，是要在多样性的碰撞中，用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眼光，深化每一种文化特有的价值。今天，信息技术的革命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条件。正如孔子改革的核心是获得文字——这一当时全新的媒介，我们这个时代的跨文化革命的核心是通过精神的创造力驾驭多种新的交流工具，从广播到电视，从报刊到社交网络，从纸书到电子书。今天，借助于这些工具，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相互交流，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使交流变得更加流畅，然而，各种语言不能趋同，因为语言是文化独特性的载体和卫士。一个中国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要通过保护自己的语言来了解古老的欧洲文化和年轻的美国文化，反之亦然。剩下来要做的就是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必须小心不要落入大众传媒的圈套，因为后者已经完全服从于其产品的商业化运作，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廉价的文化衍生品，打着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我们需要的不是颠覆了官方对文字垄断的孔子革命，而是需要思想大师的警钟长鸣于耳，打破一切因循守旧的势力，以及那些无聊的套话和庸俗的见解，为新的人文主义诞生于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而发出真正有意义的呐喊，并让这些声音远远超脱于文化衍生品巨大消费市场的喧嚣，让每个人都能听到。
陈力川：在您看来，孔子的哪些思想价值对建立新人文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汪德迈：我认为儒学的贡献要在两种典型的中国价值观中寻找，一种是“仁”，即人类的德行，这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另一种是“天人合一”，孔子的学说将其作为所有政治经济实践活动的理由。
什么是儒家所说的德行呢？就是“父父、子子”，同样，社会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每个人面对他人时，都应该以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应的责任来行事。因此，“仁”的文化是一种与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的义务文化，这跟西方与公民平等相联系的权利文化相反。相反，但丝毫不矛盾：权利的平等不否认义务的分级，义务的分级也不否认权利的平等。但是偏重一种文化必然会削弱另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中国缺少的是权利文化，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然而在西方，愈演愈烈的个人主义将个人权利的平等与否认一切权威的平均主义相混淆，而这种极端的平等意识忽视了与父子所处的地位相对应的责任。
“仁”的社会道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扩展为一种宇宙道德。王阳明（1472—1528）指出，正如“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在孟子看来，这便是“仁”的基因），同样，见一株植物断枝，见石块或瓦片破碎也自然知恻隐，正所谓“虽小人之心，亦必有者，是乃根于天命之性”
。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和爱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原则之上。此命题出自张载（1020—1077），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但是这种思想早在他之前的《易经》的宇宙思辨的系统论中就已经出现，其含义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支配天地，而是与之配合。见于《周礼》最后一章，记述工业制造的儒家文献《考工记》在引言中有下述文字：“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窬淮而北为枳……”这不仅与西方的生产本位主义背道而驰，简直是处于两个极端，后者宣称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其依据是耶洛因（另译“以利”，希伯来语，指造物主）在《创世纪》中说的，他“创造了人……并对人说：‘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所有生物！’”
诚然，儒学贬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过于反对生产本位主义，这使得中国一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尽管直至17世纪，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完全不逊于西方。但此后的西方，在完全控制了大自然后，开始无限度地破坏自然，甚至到了威胁地球生存的地步。这便重新赋予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以紧迫的时代意义；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步生产本位主义的后尘，全速追赶西方，自己都忘记了孔子的教诲。中国应该首先记取这一教诲，为世界做出榜样。
陈力川：孔子思想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近年来在中国被重新发现，这就是和谐的思想。“和谐”代表了孔子对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尽管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拉扯。在您看来，和谐的思想，在西方的政治伦理学词汇中，是否可以被看作社会凝聚力的同义词？
汪德迈：我认为您说得很有道理，和谐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价值观，是儒学的精髓，值得为崇尚冲突的西方政治哲学借鉴，用以平衡其过激之处。孔子思想中的道德，即“仁”的理念根据社会团体中每个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境况细致区分各自的义务。因此，在理想的状态下，由礼仪严格规定的义务使和谐无处不在，而在西方，与中国古代秩序相对应的是由权利理论建立的法律秩序。礼仪的秩序和季节的转换均建立在阴与阳的能动性之上，而阴与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原则：阴和阳互不排斥，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中国的礼仪对冲突深恶痛绝，因为冲突与阴和阳的运动规律相抵触，因而阻碍进步。相反，在西方的权利社会中，冲突被当作进步的动力。为了捍卫争取到的权利，社会斗争的号角震耳欲聋，但听不到和谐履行公民义务的声音，这不仅因为缺乏演奏和谐乐曲的礼仪，而且由于权利的体系使义务失去了道德的光辉，剥夺了其道德属性，将其变成“法定义务”，仅仅是权利的反面，消极的权利。这一体系的构建是为了在利益的竞争中保持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平衡，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冲突性的，而冲突被用来激励进步。
陈力川：人们常常将孔子与儒学混淆。儒家学说在两千年间被当作帝制的意识形态工具，长期以来被视为奴役和顺从的代名词。如何在被工具化的儒学之外恢复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呢？
汪德迈：我在前面说过，孔子本人未能让他那个时代的当权者采纳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到了公元前136年才被正式实行，在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影响下，汉武帝在培养官僚候选人的太学中建立了由博士讲授儒家五经的制度，同时废黜了其他诸子的学说。从此，儒学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在整个中国帝制时代，儒学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直到1911年，它已经因统治者的滥用而变得面目全非。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君主政体堕落成为专制暴政，其中最具中国特性的便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人文主义沦为黑社会式的人际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儒学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只是它的真实性并没有能够按照其创始者的表述，或者后来重要的继承者所发展的那样昭然于世，只能靠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努力，去伪存真。这就需要对儒学在每个阶段的演变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想到了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仁井田陞（1904—1966）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不见于官方体制的私法是如何在被官僚贬低的商业和手工业领域得到非正式发展，其复杂程度不亚于西方法律体系。仁井田陞还揭示了在刑法领域，古代实行的五刑是如何被汉朝的儒家所废除，在中世纪，中国的刑罚远没有在欧洲那么严酷。中国刑法中最残忍的酷刑——凌迟，是在野蛮的元朝（1206—1368）时期由蒙古人引进刑法法典的。
陈力川：作为结束，我想知道您对孔子学院有什么祝愿？
汪德迈：我祝愿孔子学院能够完成它们的使命，使外界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首先是汉语，因为所有文化的根基都是承载它们的语言。我本人有幸终生以汉语为职业，且从事的完全不是与政治相关的外交或经济职业，而是受法国宪法保护的非政治化的教师职业，这是出于我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热爱，虽然它不是我的母语文化，但却是我的母语文化带给我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