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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唐朝与内陆亚洲政权的外交关系史研究，往往聚焦于唐朝与当时强盛的游牧政权之间的敌对或紧张互动上，尤其是漠北的突厥和回鹘政权。本文则另辟蹊径，强调中原与漠北之间的外交交流和文化互鉴。本文写作的契机在于，2009年在蒙古国发掘了一座典型的唐朝样式的墓葬。该墓葬位于乌兰巴托以西约150公里处，在土拉河北岸2.5公里。（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16—17; Arden-Wong 2014: 12—13; Yatsenko 2014）在随葬品中，有一方汉文墓志。据志文，墓主人是仆固乙突（635—678），系铁勒仆固部的首领，铁勒后来由回鹘人领导。（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96—126；冯恩学2014；石见清裕2014；罗新2011；杨富学2014）另一座形制类似的墓葬，但没有墓志，位于11公里以西的地方，在土拉河的另一岸，靠近乌兰克热姆（Ulaan Khermiin），属于布尔干省巴彦诺尔县（Bayannuur）。（Ochir, Erdenebold et al. 2013: 14—15; Arden-Wong 2014: 12—13; Yatsenko 2014）为了将上述两座墓葬区分开来，在行文中以“巴彦诺尔墓”来指代没有墓志铭的那座墓葬。 22
图1 漠北唐代样式的墓葬−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
图2 贞观二十年（646）铁勒首领前往灵州的路线图
墓志的发现，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因为它是迄今漠北发现的唯一一方公元7世纪的墓志，为我们研究第一突厥汗国和第二突厥汗国之间的这段历史带来了新的曙光。现代西方学者对于7世纪的漠北历史，几乎没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性。（Sinor 1990; Litvinsky 1996; Golden 1992: 157）传统史料认为，在唐太宗和唐高宗在位期间，唐朝对包括仆固部在内的漠北部落来说是宗主，只不过语焉不详。据史料，仆固部有3万帐和1万兵。（《新唐书》卷217下，第6140页；《通典》卷199，第5466页）仆固属于铁勒的七部之一，直到贞观四年（630）以前一直隶属于突厥，此后隶属于薛延陀，再后来隶属于回鹘。
墓志的行文是程式化的，把仆固部的族源追溯到“朔野金山人，盖铁勒之别部也”。笔者推测，墓主的家庭成员和氏族成员是不愿意读到这段话的。即便如此，若将此方墓志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献、墓葬和随葬品等语境之中，就会发现这层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包含了彼此在文化上的妥协。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更广泛的方法论提出，最好把墓志铭与随葬品放置在一起考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墓主人及其氏族的身份认同和宗教信仰。
包括仆固部在内的铁勒联盟在627年参与一次针对突厥的成功反抗后，崛起于漠北。薛延陀成了铁勒部落联盟的领导者。（《旧唐书》卷195，第5195页；《新唐书》卷217上，第6111页；《资治通鉴》卷192，第6045、6049页）虽然铁勒联盟成功地终结了突厥政权，但是似乎在其内部，早在取代突厥之前，薛延陀与其他铁勒部族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在唐廷的帮助下，回鹘和仆固部于646年推翻了薛延陀的政权，并向灵州派遣了数千名显贵，太宗于646年的10月抵达灵州。铁勒与唐朝之间的结盟，在唐朝境内的一次持续了数月的会面中，经过协商终于达成。唐太宗在铁勒旧地建立了燕然都护府，直接统治该地。在这群高级别官员中就有仆固乙突的祖父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金微州都督、皇朝右武卫大将军。其中前一个官号认可了他本人在燕然都护府中仆固族的领导地位，后一个官号则是在唐朝体制内给予他的高位。（《旧唐书》卷121，第3477页；《新唐书》卷217下，第6140页；《通典》卷199，第5467页）漠北出土的《仆固乙突墓志》的记载，几乎与传世文献吻合。（罗新2011: 58；石见清裕2014: 16）
这场结盟的后果，是一系列的战事。（参见下表）尽管在史料中并没有明言这些战事与此番结盟有关，但是它们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这些针对唐朝和铁勒共同敌人的侵扰，是双方在648—657年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石，断断续续地维持到670年结束。仆固乙突的墓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更加令人兴奋的证据，说明这些战争和外交关系在661年以后仍然存续，而汉文史料在这段时期内没有相关记载。
表1 唐−铁勒联盟的军事征讨
仆固乙突的墓志还为他身前所践行的礼仪外交提供了新的信息。仆固乙突的父亲−思匐，不见于汉文文献，在墓志中也只是一笔带过，即所谓“早归皇化”，可能是发生在高宗时期。思匐去世之际，仆固乙突大约20岁出头。除了参与战争之外，墓志还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说明仆固乙突继承了他父亲的头衔，并且跟他父亲一样也归顺于唐廷。仆固乙突参与了唐高宗在665—666年之际的封禅仪式——或许是7世纪东部欧亚最盛大的典礼了。墓志铭把仆固乙突塑造成一个向唐朝称臣的形象：
麟德二年，銮驾将巡岱岳。既言从塞北，非有滞周南。遂以汗马之劳，预奉射牛之礼。（罗新2011: 58, 62；石见清裕2014: 6, 16）
对于仆固乙突及其追随者而言，泰山的封禅仪式代表了自唐太宗在647年会见诸蕃首领以来最高级别的礼仪场合。
随着仆固乙突的军事生涯在7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有所进展，他获得了唐廷最高荣誉的头衔，“加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罗新2011: 58；石见清裕2014: 16）仆固乙突官位的进阶，再次更新了他与唐廷之间仪式化的交往，而这种交往使他变成了一位享有特权的帝国精英。
仆固乙突卒于仪凤三年二月廿九日（公元678年3月27日）。他的去世，成为唐廷与其子嗣和部从之间另一场礼仪交往的舞台。墓志称“天子悼惜久之，敕朝散大夫、守都水使者、天山郡开国公麹昭，监护吊祭”。（罗新2011: 58；石见清裕2014: 17）高宗下诏，为仆固乙突“凡厥丧葬，并令官给，并为立碑”。麹昭，是末任高昌王的侄子，委任他监护吊祭，恐怕并非偶然。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征服高昌国之后，高昌国的高级官员基本都流亡到长安了。或许正是考虑到麹昭的家族与漠北操突厥语的宗主之间有关联，才选拔他去监护吊祭的——他甚至可能会讲突厥语。
吊祭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唐朝皇帝的恩宠。墓志铭特地提到，“赙物三百段，锦袍、金装，带弓箭、胡禄、鞍鞯等各一具”。（罗新2011: 58；石见清裕2014: 17）这些馈赠显示了对突厥葬礼的熟稔，因为它们都是突厥墓葬中的典型随葬品。（Erdélyi 1966; Erdélyi, Dorjsüren et al. 1967: 347—356; Jisl 1997: 55—56; Kubarev & Kubarev 2003; Bayarkhuu 2015; Törbat & Odbaatar 2012）墓志还提到为其立碑，这也是对高级官员的常规礼遇。可惜，考古学家没有找到任何墓碑和奢侈的随葬品。不过，附近的巴彦诺尔未经盗掘，出土了残存的丝绸和不少金器，包括三套金腰带。（Stark 2018; Ochir, Erdenebold et al. 2013）
仆固乙突墓葬的形制，是典型的唐代贵族墓葬。在墓室上方，地面上有一个5—6米高、30米直径的封土。封土外围还有一道108米长、87米宽的墙。墓室是典型的带斜坡墓道的土穴墓，约30米长，有一对龛、三个过洞、三个天井。在墓道尽头，墓志和墓志盖被放置于一条约2米长的廊道处。墓室砖门将廊道与墓室隔开，墓室呈梯形，位于地表以下6米左右。墓室大约4.25米见方。与唐朝标准墓室不同的地方在于，墓室内没有棺椁。木质棺椁的残余，散见于墓志廊道内。（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18—19, 29, 147—148）斜坡和穴在埋葬之后回填了。
虽然对于仆固乙突这种级别的唐朝官员来说，此墓葬等级是较为常见的，但很可能他不是获得此项礼遇的最高级别的铁勒部帅。仆固乙突墓的规模相对而言要比巴彦诺尔墓小，后者从斜坡至墓室内壁有47米长。与仆固乙突墓不同的是，巴彦诺尔墓有典型的唐代壁画，占据了墓道和墓室。（Erdenebold 2013; Ochir, Erdenebold et al. 2013: 20, 33—48; Arden-Wong 2014: 14, n. 20）巴彦诺尔墓内未见墓志，这是仆固乙突墓在规制上高于前者的唯一之处。
仆固乙突墓遭过盗掘，除了墓志之外，只有少量陶俑、木俑，棺椁的木片，以及一些随葬品出土。巴彦诺尔墓未经盗掘，因此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随葬品。鉴于两座墓葬方位相近，且在墓葬形制和陶俑方面有诸多共同点，巴彦诺尔墓很可能属于另一位7世纪中叶受唐廷羁縻的铁勒部帅。（Arden-Wong 2014: 11—13）
唐高宗下诏为仆固乙突的葬礼做准备，显示了对官员的一种恩宠。据唐制，当皇帝下诏治丧时，甄官署要制作明器。据此可以推断，甄官署应该参与了向漠北派遣工匠、监修墓室和随葬品的制作，因为除了陶器外，甄官署还会制作石器和木器，诸如墓碑及用于葬礼和其他礼仪场合的木俑。（《唐六典》卷23，第18页；《通典》卷86，第2328页；《旧唐书》卷44，第1896页；《新唐书》卷48，第1274页）
仆固乙突墓中至少出土了75件陶俑和40余件木俑残件，都是彩俑。两个壁龛内一共藏有54件站立陶俑和16件骑马陶俑。墓室内还藏有3件站立的陶俑卫士和2件镇墓兽。（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32—75）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墓室内也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彩绘木俑，有人、动物和兽的形象，包括马、骆驼、鸟、鱼、龙和两只鸟人。（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79—94）墓中出土的木俑数量之多，实属罕见，可能是迄今为止隋唐时期墓葬中出土数量第二的墓。 23 所有男性和女性陶俑和木俑的服饰和头部皆施彩绘，女性木俑还穿着纺织品的衣服和彩色的头饰。墓中出土的纺织品，其中一些有连珠纹，让人联想起吐鲁番出土的女性俑身上的服饰图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75: 82；姚书文2009: 22）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中出土女性俑的发式，不少是7世纪长安常见的样式。规模较大的巴彦诺尔墓出土130件俑，再次暗示了该墓主人的官阶可能比仆固乙突高。（Ochir, Erdenebold et al. 2013: 52—149, 198—206; Erdenebold 2013）
虽然甄官署参与了制作，但是墓中所出俑的品相，却谈不上是内府级别，更像是唐朝地方上的随葬品。在壁龛中发现的陶俑卫士，工艺相对粗糙，低温烧制，施彩。施彩而不是用釉，是长安常见的做法。墓室中施彩的木俑，品相稍好，有更多的细节可辨。例如，一件文官的木俑比其他所有陶俑都更加精致。出土随葬品中工艺最高的是一件施彩的陶制天王，站立在一头约90厘米高的俯卧公牛旁，但是仍然没法与内府作坊的作品相媲美。 24 虽然仆固乙突墓中的陶俑和木俑还没有进行过化学成分检测，但是巴彦诺尔附近墓葬中的陶俑都是用本地的陶土烧制。 25 可以推断，大概是因为派遣了唐朝地方上的工匠去漠北，并且使用了当地的材料，于是限制了随葬品的品相。 26 墓志铭和墓志盖似乎也不能代表唐朝的最高工艺。志盖是73.7厘米×72厘米，表面大致规整。虽然志盖上的铭文是用古代的篆书，但是书法水平却一般。墓志盖上的铭文中规中矩，曰：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石见清裕2014: 2；罗新2011: 58；冯恩学2014: 83；杨富学2014: 77）墓志的工艺水平并不出众。墓志表面没有抛光或雕饰，四边也只是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墓志铭的书法尚可，但说不上高超。 27 尽管如此，相邻不远的未经盗掘的巴彦诺尔墓内金器的数量提醒我们，这些随葬品中有较为出众的方面。
除了决定葬礼的日期之外，在墓志的书写中看不出其他来自当地的努力。墓志铭聚焦于仆固乙突为唐廷效忠的生涯，以及他与唐廷的关系，包括派遣使者去监护吊祭。对于仆固乙突的族人来说，墓志铭似乎仅仅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丧葬品，至于其内容或许并不明晓。这件具有异域色彩的丧葬品，是地位的象征，就像后来突厥毗伽可汗和阙特勤去世时的情形一样。唐玄宗向漠北派遣了工匠，协助当地建造祠庙和立碑事宜。史料中提到，毗伽可汗和阙特勤墓室内都有临摹战争之状的壁画。（《旧唐书》卷8，第202页；卷194上，第5176页。《新唐书》卷215下，第6056页。《资治通鉴》卷214，第6809页。Pelliot 1929: 234—248）突厥碑铭的突厥语部分提到，唐朝皇帝派人来修建“雄伟”的陵墓，并且装饰了精美的图案和雕塑。（Tekin 1968: 263, 281）可以看出，能够请唐朝皇帝派工匠来，是为了给族人显示他们的影响力。
仆固乙突的葬礼从8月31日到9月9日共持续了十天，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葬礼杂糅了中原和漠北的两种传统。中原和漠北葬俗中的共同点，对于仆固乙突的吊唁者们来说，都是熟悉的，包括祭祀、宴会、展示丧葬品，以及选择良辰吉时下葬。从仆固乙突去世的3月份到葬礼之间的漫长等待，无论对于中原还是漠北的葬俗来说，都是常见的。要建造一座像样的唐朝墓室，无疑会耽误葬期，仆固乙突卒于春季，却葬在秋季。 28 根据中原甲子纪年法，葬礼的日期是一个吉时，因此唐朝使者一定主导了葬礼。 29
无论如何，仆固乙突墓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漠北贵族的偏好和口味，而未经盗掘的巴彦诺尔墓更是如此。唐朝史料表明，漠北贵族是与心爱的马一起火葬的，而巴彦诺尔墓似乎第一次证实了这一6—8世纪的葬俗。 30 巴彦诺尔墓室中有一具棺材，内置一个用丝绸包裹的盒子。盒子里面是火化后的残骨和金器。（Erdenebold 2013; Ochir, Erdenebold et al. 2013: 24, 330）
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在仆固乙突墓还是巴彦诺尔墓中都没有发现陶器。多数唐代高级别墓葬中都会随葬一些在葬礼上使用过的陶制器皿。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器皿是棺椁内的金杯。（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150—151, 264, 287; Erdenebold 2013）金杯让人联想到突厥石人右手所持的杯子，里面盛的是生命之水。（Skaff 2012: 112, 156, fig. 5.3; Stark 2008; 王博、祁小山1995）
虽然仆固乙突墓中出土的陶俑绝大多数都是唐朝样式的，但是其中的一件镇墓兽可能是根据当地风格来定制的。一般而言，镇墓兽是成对出现，一件是狮面，一件是人面。仆固乙突墓中的人面镇墓兽，有一张长满胡须的脸，浓郁的眉毛，张口，有凸出的嘴唇和獠牙，眼珠凸出，鼻子上扬。（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76, 157, no. 74, fig. 72）眼睛、鼻子、张开的嘴和长满胡须的脸，让人联想起在回鹘和突厥墓葬中发现的形象。 31 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品相较好的镇墓兽，有“人”面，但是有一张罕见的蓝脸和鸟喙一般的嘴，也有上扬的鼻子和凸出的眼睛。（Ochir, Erdenebold et al. 2013: 149, 256）
至于木俑的形象究竟是否是中原常见的样式，这很难判断，因为隋唐时期木俑出土的数量并不多。女性俑和文官俑的形象，似乎是基于唐朝的样式，但其他的几件却较为罕见。其中有一对木制鸟人，头部都已经不见了，是由人身和鸟的翅膀组成，下身有长长的尾巴。（Ochir, Danilov et al. 2013: 78, 83—84, 86—87, 150, nos. 99, 112, figs. 94, 107）这些可以与佛教的神——迦楼罗（Garuda，即“大鹏金翅鸟”）联系起来。迦楼罗起源于印度，在亚洲传播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形象，其中包括人身鸟翅和鸟首或人头的形象。（Bunce 1994: 168）
如果唐高宗的“吊丧外交”是为了接续与仆固部落的结盟关系，并让新一代仆固领袖受唐廷的羁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目的没有达到。679—682年发生的一系列气候灾害，唤起了突厥降户的复国运动。他们于682年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国，在690年左右重新主导了漠北草原。（《旧唐书》卷194上，第5166—5167页；《新唐书》卷215上，第6043—6045页；Sinor & Klyashtorny 1996: 335—336）不过，对仆固乙突的记忆，在唐廷至少存续了几十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形象出现在了乾陵的64尊无头蕃臣石像之列。乾陵是高宗与武后的陵墓。石像现存61尊，但是只有36尊的身份可以识别，主要是依靠传世文献，而仆固乙突的名字赫然在列，写作“仆固乞突”，“金徽州都督，左威卫大将军”。（陈国灿1980: 189—191；杨富学2012: 72；杨富学2014: 80）仆固乙突之所以名列其中，很可能是因为高宗拔擢他，并考虑到他对唐廷的效力。蕃臣石像谦卑的姿态，传达了一种可视化的讯息，即这些蕃臣石像不仅是高宗和武后的臣民，而且也代表了帝国的重要支持者，在生前和身后都效忠于他们的主人。
仆固乙突的一生，以及铁勒部与唐廷的更为广泛的关系，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礼仪性外交是如何有益于唐帝国势力的外溢及其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的。在唐廷与漠北之间往来的政治精英，参与了那些旨在加强对于帝国来说十分重要的高层往来的礼仪性场合。仆固乙突就是参加了唐高宗封禅仪式的漠北精英之一，而这种仪式在中国历史上只举办过六次。作为回报，唐朝外交官员参加了在漠北举办的相对小规模的仪式，譬如仆固乙突的葬礼。在唐廷操持下持续十天的葬礼，肯定是震撼了仆固乙突子嗣和国人的一场盛典。
此外，本文还指出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即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对墓葬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仆固乙突的墓葬和墓志为我们了解唐廷与漠北铁勒部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双方关系的持续时间上，墓志能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虽然墓志铭是以唐朝为中心的叙事，强调仆固乙突对唐廷的忠心，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中的随葬品，还是可以看出这层关系具有互惠和妥协的一面。一方面，两座墓葬中都表现出了典型的唐代随葬品。另一方面，两座墓葬都表现出了当地的习俗和风格，例如巴彦诺尔墓中的火葬痕迹和金器，以及仆固乙突墓中的独特的镇墓兽和鸟人。如果仅关注墓志的内容，就会忽视了那些关乎死者的文化认同的重要线索。同样，如果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只专注于物质文化和葬俗，则不能弄清楚死者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语境。
（陈浩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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