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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长的谈话并不使K.感到怎么头疼，这一点几乎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试图这样来解释：根据他迄今为止的经验，他同伯爵衙门的公事往来一直是非常单纯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处理他的事情上显然已经一劳永逸地颁布过一条明确的、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则由于衙门办事那令人赞叹的口径统一、步调一致，特别是在那些表面看去这种一致性似乎并不存在的地方可以觉出它特别完善地存在着。有时，当K.只想到这些时，他差不多快要觉得自己的处境是令人满意的了，虽然他每次在这样自我陶醉一阵之后很快就对自己说，危险也恰恰就在这里。同衙门各级办事机构直接打交道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因为不论它们组织得如何严密，总是代表远在天边谁也看不见的老爷们，维护一些远在天边谁也看不见的事情，而K.则是在为活生生的、近在眼前的事情奋斗，在为自己奋斗，加之——至少在最初时刻——又是完全出于自己主动，因为他是进攻一方，并且不仅他在为自己奋斗，而且显然还有另外一些势力也在奋斗，他不知道这些势力，但根据衙门的措施他可以相信它们的存在。可是，由于衙门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比较重要的事——给了K.不少照顾，它也就使他失去了获得一些微小胜利的可能，从而也就没有可能体验与胜利相联系的满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为今后进行更大战斗所必需的坚实信心。它给予K.的，反倒只是处处（当然只限于村里）开绿灯让他顺利通行，用这种方法娇惯他、削弱他的斗志，在这里把任何斗争都取消掉，把他置入一种非公务的、完全莫名其妙的、摸不清看不透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活之中。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是时时保持警觉，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有朝一日尽管衙门对他多方照顾，尽管交给他的全部轻而易举的任务都圆满完成，他也会在人家给予他的虚假恩宠的蒙蔽下在公务之外的生活中有失检点，致使自己在这方面栽大跟头，那时衙门就不得不出面，依旧是文雅而和蔼可亲地、摆出一副违反本意爱莫能助的姿态，根据某一条他不知道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法令把他清除掉。可是说来说去，那公务之外的生活在这儿究竟是怎样的？K.从来还没有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此地这样完全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纵横交错密不可分，以致他有时会觉得公务和生活似乎互换了位置。例如，克拉姆对于K.的公职所拥有的到目前仅仅有名无实的权力，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中拥有的实实在在的权力相比，究竟有多大分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有在直接面对衙门时采取一种比较随便、可说是纯粹放松的态度才是合适的，除此之外就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觉，每走一步都需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K.对此地衙门的这种看法，首先在村长处得到了完全的证实。这是个和颜悦色、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的胖子，他是在病中，在风湿病严重发作时躺在床上接见K.的。“这么说您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了。”他说，同时想坐起来表示欢迎，但怎么使劲也无用，于是带着歉意指指自己的腿又颓然躺回枕头上去。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给K.拿来了一把椅子摆在床前，这间屋子的窗子本来就很小，又拉上了窗帘而更加昏暗，所以几乎只能看得见这女人那影影绰绰的轮廓。“您请坐，您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请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K.念了克拉姆的信又加上几句自己的话。现在他再次体味到同衙门打交道时那种异常轻松的感觉。衙门简直就肩负着所有的重担，你可以把什么都推给它，自己落得个轻松自在。村长似乎从他那一方面同样感到了这一点，在床上很不舒服地翻了个身。最后他说：“您已经看到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整个这件事情我是早就知道了的。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第一是因为我生病，另外就是您很久没来，我已经在想您大概已经放弃这工作了。但现在呢，既然您如此友好亲临寒舍造访，我当然就必须把令人不快的全部实情倾囊相告。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里可以说一点让土地测量员做的工作也没有。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土地界线是划定了的，一应事项已全部有条不紊登记在案。产业易主的事极少发生，小的边界纠纷我们自己来解决。所以我们要土地测量员做什么？”虽然K.原先完全没有细想过这一点，但他内心深处确信，自己是早就料到会得到类似说辞了。正因为如此他立即说道：“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这使我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现在我只希望这是一个误会。”“可惜没有误会，”村长说，“情况正是我说的那样。”“可这也太不像话了！”K.叫起来，“难道我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这里就为了让人再把我送回去吗！”“这是另一码事，”村长说，“这件事我无权决定，但您所谓的那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我倒可以给您解释解释。对一个像伯爵衙门这样的大衙门来说，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个部门发出这一项指令、另一个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相不通气的事，虽然上一级的监督检查是极为严格的，但检查很自然地往往晚到一步，于是总会出点小差错。当然毫无例外都是在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事上出错，比如您这件事。在大事上我还没听说出过什么错，不过就是小事往往也够让人尴尬的了。至于说到您这件事，那么我可以用不着保守公务秘密——要保密我的官还太小，我是务农的，一辈子务农——坦率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您听。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上头来了一份公函，我记不清是哪个部门发出的了，那公函用高级长官特有的命令口气通知说，拟聘任一名土地测量员，指令村公所将有关该测量员工作必需的各项计划和全部文字材料立即备齐待命。这公函上指的人当然不可能是您，因为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要不是现在我卧病在床，有的是时间去回想那些最最可笑的事情，那么我也是不会记起这事来的。”“米齐，”他突然中断叙述对那个一直在屋里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乎什么的女人说，“请你去那边柜里看看，兴许能找到那份文件。”“这项指令，”他接着对K.解释，“是我刚当上村长那段时间下达的，那时我还把所有的文件都保存起来。”那女人当即打开柜子，K.和村长在一旁看着她。柜子里各种文件纸张塞得满满当当的，柜门一开，两大捆像劈柴一样被捆成一大卷的文件便骨碌碌滚了出来；这把那女人吓了一跳，一下子闪开了。“下面，可能在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那女人则驯顺地张开双臂把大批大批的文件抱出来撂在地上，这样才好去拿最底下的那份文件。现在一卷卷文牍纸片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呵，”村长颔首说，“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呢。大宗的我都存放在库房里，而且，绝大部分文件都丢失了。谁有本事把全部文件都保存下来呀！库房里还有很多很多呢。”“你找得着那份指令吗？”过一会儿他又对他女人说，“你得找一份上面有‘土地测量员’字样，底下还画了蓝道道的文件。”“这儿太暗了，”那女人说，“我去取一支蜡烛来。”说罢就迈步跨过地上的大堆文牍出屋去了。“我女人在这项繁重的公务中帮了我的大忙了，”村长说，“我还有别的重要事务，这项工作只能算是兼管一下，虽说我还有一个助手帮助我整理文字材料，这就是那位老师，可即使这样也仍然做不完，总是剩下许多堆积起来，还没整理的全部集中在那边那个柜子里。”他指指另一个柜子。“现在我这一病倒呢，那里简直就堆成山了。”说完这句他又疲倦地、然而却面带骄傲之色躺了下去。“我可不可以，”当那女人取来了蜡烛后又跪在柜子前继续找那份指令时，K.说道，“帮着您太太一起找？”村长微笑着摇摇头：“刚才我说过，对您我没有什么公务秘密可保；可是，要让您本人去文件堆里找东西，那我确实又走得太远了。”此刻屋里一片安静，唯闻翻动纸张窸窸窣窣之声，在这种情况下村长甚至微微打起盹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使K.回身一看。当然又是两个助手。不过无论如何，两人现在总算有点长进：他们不是乒乒乓乓闯进屋来，而是站在外面通过微开的门缝轻声说：“我们在外面待着太冷了。”“谁呀？”村长被惊醒了，问道。“没别人，是我的两个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让他们在哪儿等我，外面太冷，这儿嘛他们又让人讨厌。”“我不在乎他们，”村长和气地说，“您让他们进来好了。其实我认识他们。我们是老相识了。”“但是我讨厌他们。”K.直言不讳，他把目光从两个助手移到村长身上，又从村长移回到助手身上，发现三个人的微笑一模一样，毫无区别。“既然你们两个到这儿来了，”他带着试探的口吻说，“那么就留下来帮着村长太太找一份文件吧，文件上写着‘土地测量员’，字底下画着蓝道道。”村长并无反对意见；就是说，不许K.做的，两个助手倒可以做，两人也立即投身纸堆，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可是，与其说他们在找文件，倒不如说在纸堆里乱翻一气，而且，当一个人正拼读文件标题时，另一个人总是一把将文件从他手中抢走。那女人则跪在那现在已经空空如也的柜子前面，看样子根本没在继续找，至少现在蜡烛离她老远老远。
“这么说这两个助手，”村长又开口了，洋洋得意地微笑着，似乎在说：所有这些全是他一手安排的，而谁都无法预想到这一点，“这么说，他们让您感到讨厌，可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呵。”“不对，”K.冷冷地说，“他们是我到此地后才跑到我身边来的。”“怎么，跑来的，”村长说，“您的意思大概是说派来的吧。”“好吧，就算是派来的吧，”K.说，“但说他们是从天外飞来的也未尝不可，这种派法也够欠考虑的了。”“这里办什么事都不会欠考虑。”村长说，急得连腿疼也忘了，一骨碌坐起来。“办什么事都不欠考虑，”K.说，“那么招聘我这事又怎么说？”“聘用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村长说，“只是有一些次要因素起了干扰作用罢了，我可以用有关的文件向您证明这一点。”“这些文件恐怕找不到了。”K.说。“找不到？”村长叫起来，“米齐，请快点找！不过，没有文件我也可以先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您听听。刚才我提到的那份指令，我们接到后当即回复上头表示感谢，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但是这封回信看来是没有送回发出指令的那个部去，我管它叫A部吧，而是误送到另一个部，送到B部去了。这样A部就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然而可惜连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复信的全部；一种可能是公文袋里装的信落在村公所，再一种可能是在半路上遗失了——肯定不会在部里遗失，这我敢担保——，总之，B部也只收到一个空公文袋，袋上只注明封套内所装的、可惜实际上并不在内的文件是关于聘任土地测量员一事的。A部呢，一直还在等着我们的回复，这个部虽然已将此事记录在案，但部主管人指望着我们会答复，等着在收到答复之后他们或者聘任土地测量员，或者根据需要继续同我们就此事进行磋商，这种坐等下面回信的事绝非绝无仅有，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办什么事都讲求准确、一丝不苟的地方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可是结果呢，因为他指望着我们，所以也就不大重视部里那份有关记录，弄到后来就把这事忘记了。但是在B部就不同，公文袋送到了一位以认真负责闻名的部主管人手里，他叫索尔蒂尼，是个意大利人，连我这个内行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像他那样能干的人会被长期安置在那个可说最低的职位上。这位索尔蒂尼自然把空文件袋派人送回给我们要求补上内容。但是，从A部发出第一封函件到那时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甚至已经好几年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按常规如果一份文件送对路了，那么最迟在第二天也就送到部里，当天就可以处理，但如果没送对路——在组织非常严密完善的情况下，文件要走这条错误的路简直就必须费很大力气去找，否则是找不到的，那么，那么当然就会拖很长时间了。因此当我们收到索尔蒂尼的便函时，就只能隐隐约约地记起这件事来，当时我们管这事的只有两人，就是米齐和我，那位老师还没有分配给我，我们两个只能对最重要的事保存一份副本，简短地说吧，我们只能给他一个很笼统的回答，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聘任一事，我们这里也不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
“但是，”村长顿住了，似乎发觉在乐此不疲的叙述中忘其所以，把话扯远了，或者至少有可能扯远了，“这个故事您听着不觉得腻味吧？”
“不，”K.说，“我觉得挺有意思，挺解闷的。”
然后村长说：“我讲这些给您听不是为了给您解闷。”
“我所以觉得它有意思，”K.说，“仅仅因为我听了这事后，对那种可笑的混乱算是窥见了一斑，这种混乱有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哟。”
“您还没有真正窥见一斑，”村长正色说，“我可以接着跟您讲。我们的回答当然满足不了索尔蒂尼那样的人。我很佩服这个人，尽管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疼。为什么？因为他谁都不信赖，比如，即使他有过无数次机会进行了解，完全知道那是个最可靠的人，可到下一次再碰上时他还是不信任那个人，好像他根本不认识人家似的，或者更正确些说，好像他知道那人是个无赖。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就应该这样，可惜我的天性使我不能按这条原则办事，您不是看见了吗，我现在对您这个外乡人把什么底都亮出来了，我这叫作禀性难移，没法子。而索尔蒂尼一接到我们的回信就起了疑。于是便有了一连串的通信往来。索尔蒂尼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说不要聘用土地测量员，我仗着米齐的好记性回信说，这事最初是上头提出来的呀（至于事实上是另一个部发来的文件，这一点我们当然早忘记了）；索尔蒂尼对此的说法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提起上级的这封公函，我又回复他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这封公函来嘛，索尔蒂尼：这真是太奇怪了；我：对于拖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件事，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索尔蒂尼：这事 确实 很奇怪，因为我想起来的那封公函并不存在，我：当然不存在啦，因为关于这事的全部文件都丢失了，索尔蒂尼：如果确有那第一封函件，就必定会有一条有关的记录在，然而这样一条记录并不存在。这时我无话可说了，因为要说是索尔蒂尼那个部出了差错，这话我是既不敢讲也不相信的。您，土地测量员先生，也许会暗暗埋怨索尔蒂尼，心想只要他考虑一下我的话，至少会去向另外的一些部打听打听这事吧。然而真要这样做恰恰是不对的，我不想让您哪怕只是在心里产生一种索尔蒂尼身上还有点毛病的印象。压根不考虑有出错的可能性，正是衙门的一条工作原则。由于组织十分完备严密，这条原则是正确的，而如果想达到极高的办事效率，它也是必要的。所以说索尔蒂尼根本就不能去向其他各部打听，而且就算他去打听，这些部门也决不会答复他，因为它们马上就会感觉出：这是在追究一个出差错的可能性。”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一下，向您提个问题，”K.说，“您不是提到过一个检查机关吗？按照您对这里办事情况的描述，如果设想一下这里对这些事居然会没有监督检查，这简直令人不堪忍受。”
“您非常严格，”村长说，“但您就是再严格一千倍，同衙门对待自己的那种严格相比，您的严格也仍然等于零。只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提的问题。要问有没有检查机关吗？这里有的只是检查机关。当然啰，这些检查机关不是为了查出一般意义上的错误而设立的，因为这里是不会出错的，即便某次出了一个错，如您的情况，但是谁敢下定论，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误！”
“这个说法真是太新鲜了！”K.叫起来。
“对我来说这是很旧很旧的说法，”村长说，“我同您差不多，也确信是出了一个错，索尔蒂尼因为对这事伤透脑筋毫无进展而得了重病，第一批检查机关官员来了，亏得他们揭出了错误的来源，看出这里有一个错。可是谁敢拍着胸脯说，第二批检查机关官员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第三批和以后各批也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就算是这样吧，”K.说，“不过我最好还是不要对这些考虑妄加评论，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些检查机关，当然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但我觉得这里必须区别两点：第一是机关内部发生的事以及仍然从机关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事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第二是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我这个身在公职机关以外的人，现在正面临着公职机关无视我的存在的危险，这种无视现实是如此荒谬，以致我直到现在总不大相信这危险是实际存在着的。对于第一点，很可能您村长先生刚才讲的那些话都是对的，您对内情了解得如此了如指掌令人叹服，只是我在听了您这番话后也想听您说说我个人的事情了。”
“我也正想来谈这个，”村长说，“但如果我不预先说明几句，那您是听不懂我的话的。我刚才提起检查机关是为时过早了。所以现在我要再回过头来谈谈我跟索尔蒂尼的分歧。我已经说过，渐渐地我招架不住了。但索尔蒂尼哪怕只比他的对手略胜一筹，他就等于大获全胜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办起事来精力就更集中、精神就更饱满，就更加指挥若定，结果是他的手下败将一见他就胆战心惊，而他手下败将的敌人看着他就会拍案叫绝。只因为我对这后一点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也有亲身体会，我才能像现在这样讲他这个人。不过我还从未有幸亲眼见过他，他不能到下面来，他真是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至极，有人对我描述过他的房间，说四壁全被大捆大捆的卷宗挡满，一捆摞一捆，形成了一根根高大的方柱，而且这些还仅仅是索尔蒂尼当时正在处理的文件，由于不断从一捆捆卷宗中抽出、插进文件，并且又都是为赶时间匆匆忙忙地做，这些卷宗堆成的柱子就不断倒塌下来，正是这种接二连三、每隔一会儿就出现一次的轰然巨响，成了索尔蒂尼办公室的突出特征。这也难怪，索尔蒂尼是个一丝不苟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最小的事还是最大的事，他都一视同仁，一样认真对待。”
“村长先生，”K.说，“您总把我的事叫作小事一桩，但我这件事使许多公职人员忙个不亦乐乎，或许它在开始时只是一桩很小的事，可是由于像索尔蒂尼那样的官员们积极参与，它确实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是完全违反我的本意的；我不敢有那样的野心：想让关于我的事情的卷宗也变成高大的柱子又随时哗啦啦塌下来，我只希望做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在一张小小的绘图桌旁安安心心地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不，”村长说，“您的事不是大事，在这点上您没有理由抱怨，您的事确实是诸多小事中最小的一件。工作量大小并不决定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您这样想那您对衙门的了解就太皮毛了。但即使工作量大小能说明问题是否重要，您这件事也仍然是一粒微不足道的芝麻，普遍的事由，即那些没有出所谓差错的事，办理起来工作量就大得多，工作的成果自然也丰富得多。不过您还根本不知道您的事给人造成的实际上的工作量呢，我现在就来说说这个。首先要说的是，索尔蒂尼虽然不再追问我，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来了，每天都要在贵宾楼对一些有声望的村民进行几次质询并作翔实记录。大部分人支持我的说法，然而也有少数人起了疑心，土地测量问题触及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们嗅出有人在算计他们，觉得这里头有些不公道的事，他们还找到了一个领头的，于是索尔蒂尼从他们提供的情况中得出结论，确信：如果我当初把问题提到村民大会上讨论，是不会出现全体一致反对聘用土地测量员的情况的。这样一来一件原本是明摆着谁都明白的小事——即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不管怎么说至少被弄得成为一个问题了。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叫布伦斯维克的表现得特别突出，您大概不认识他吧，他也许不是坏人，但又蠢又狂，他是拉塞曼的一个妹夫。”
“是那个鞣皮匠拉塞曼吗？”K.问，接着便描述了他在拉塞曼家见到的那个大胡子的长相。
“是的，正是他。”村长说。
“我还认识他的女人。”K.有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
“这是有可能的。”村长说，然后便沉默了。
“她很美，就是气色不大好，病恹恹的。她大概是城堡里来的人吧？”这后一句话是带着一半疑问语气说出来的。
村长看了看表，将药水倒进一把汤匙里，急急忙忙灌下肚去。
“您大概只认得城堡里那些办事机构吧？”K.颇不客气地问道。
“对，”村长带着自嘲然而却是感激的微笑说道，“办事机构也是最重要的呵。至于说到布伦斯维克：要是我们能把他从村里驱逐出去，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拉塞曼也不会是最不开心的一个。可是当时布伦斯维克给自己拉了一些支持者：他虽然不是演说家，倒也会大喊大叫，而这样对某些人也能起作用。于是，终归我还是被迫把这件事提交村民大会讨论。不过这也就是布伦斯维克取得的唯一的胜利了，因为到了村民大会上，当然是绝大多数人反对聘用土地测量员的。这次大会也又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些年来这件事一直没有平息，这部分是因为索尔蒂尼太认真，他通过极为周密细致的调查，力图摸清多数派和反对派的动机，再就是因为布伦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官府有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而且有层出不穷的、异想天开的新招数去利用这些关系。当然索尔蒂尼不会上布伦斯维克的当——布伦斯维克怎么瞒得了索尔蒂尼？——可是，恰恰是为了不致上当受骗，需要进行新的调查，新的调查还没有结束，布伦斯维克又想出了新花招，他这人很灵活，这正是他那愚蠢的一种表现。好，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个特殊性质。与它的精细严密相适应，它也极为敏感。如果一件事已经深思熟虑了很久很久，那么即使考虑还没有结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个事先无法预见事后也无法找到的地方会闪电般突然冒出一个解决办法，这办法虽说多半是正确地了结了那件事，但无论如何总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吧。情形就好像是：政府机关再也受不了那绷得太紧的弦，受不了同一件也许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那长年累月的刺激，从而自发地、不等哪个官员来过问就作出决定了。这当然不是说出现了什么奇迹，可以肯定地说是某位官员挥笔写下了这个解决方案，或是作了一个口头的决定，但至少从我们这里，从此地，甚至从公职机关也怎么都不可能弄清楚究竟是哪位官员在这事上作了定夺，是根据什么理由这样决定的了。这些全是检查机关在很久以后才查明的；而我们呢，就永远不得而知了，实际上这事过了那么久恐怕也不会再有谁感兴趣了。我说过，正是这类决定，它们多半是非常好的，只有一点不足，就是——这类事通常都是如此——一般人知道得太晚，因此在知道前的一段长时间里一直还在对那早已决定了的事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不知道在您的事情上是否也发出过一个这样的决定——有迹象说明发出过，也有迹象说明没有发出过——，假如已经发出，那么聘任书就可能早已寄给了您，然后您就会长途跋涉到此地来，这些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与此同时索尔蒂尼却还会一直在这里为这同一件事操劳着，累得筋疲力尽，布伦斯维克也还会绞尽脑汁搞阴谋诡计，而我就会在他们两人中间受尽了夹板气。这个可能性只是我的揣测，我确切知道的是这一点：一个检查机关查出来好多年前A部曾经就聘任土地测量员一事向村里发出过询问函件，而后直至现在一直没有收到回音。新近又有官员向我查询这事，这样一来全部事实当然也就真相大白了，A部对我提供的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一回答表示满意，索尔蒂尼则不得不看到：原来他并不主管这件事情，并且还做了许多无用的、让人伤透脑筋、把人弄得精疲力竭的虚功——当然，他是无辜的。要不是这段时间也同以往一样新的工作任务不断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要不是您的事情说到底仅仅是桩很小的事——几乎可以说是诸多小事当中最小的一件——，那么我们大家一定都会感到如释重负了，我相信索尔蒂尼自己也会这样，只有布伦斯维克有一肚子怨气，但那只会让人觉得可笑罢了。好，现在，恰恰是现在，在整个这件事总算善始善终顺利了结之后——从那时起到今天又已经过去好久——，您突然又冒了出来，事情似乎又像要从头开始的样子，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设想一下我有多么失望呵。现在我下了大决心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决不让这类事再发生，这一点想来您是很清楚也能理解的吧？”
“那当然，”K.说，“可是我更清楚我在这里得不到起码的尊重，这里甚至还滥用法律。我是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的。”
“您打算怎么办呢？”村长问。
“这我不能透露。”K.说。
“我不想强加于人，”村长说，“我只想请您考虑一下我是您的——我不想说是朋友，因为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可说是一个公务伙伴吧。我只是坚决反对聘任您作土地测量员，除了这一点以外您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我，求我帮忙，当然要在我的权限之内，而我的权力是不大的。”
“您一再提到，”K.说，“要聘用我为土地测量员，可是实际上我已经被聘用了。这里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信因有克拉姆的签署而很有价值，很有分量，这签字看来也是真的，但除此以外就——可是我不敢独自一人对这封信发表意见。米齐！”他叫道，接着说，“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哟？”
他们好长时间没有理会的两个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有找到那份需要的文件，就想把所有拿出来的东西再装回柜子里去，但因为文件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法全装回去。于是，也许是两个助手想出来的主意吧，此刻他们正将它付诸实行：他们把柜子放倒在地，把所有的文件使劲往里塞，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到柜门上，现在正在用尽全身力气一下一下地慢慢把门压下来关紧。
“那么那份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很遗憾，不过事情的经过您现在已经知道，其实我们也就不再需要那份文件了，但是肯定还能找到的，大概在那位老师那里，他那儿还有好多好多文件呢。现在把蜡烛拿过来，米齐，让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吧。”
米齐走了过来，此刻，当她坐在床沿上，身体紧靠着这个眼下精神颇足的胖子，让他紧紧搂住自己时，她显得更加灰暗、更加不起眼了。只有她那张小脸在烛光中还有些引人注目，那上面线条清晰、冷峻异常，仅仅由于上了点岁数而稍显柔和。她目光一投向信纸，便轻轻交叉起双手。“是克拉姆写的。”她说。然后两人便一同看信，边看边轻声耳语，最后，当两个助手终于成功地将柜门压上关紧，在那里高声欢呼、米齐向他们投去感谢的一瞥时，村长说：
“米齐和我意见完全一致，我想现在我敢说出我的看法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从抬头‘非常尊敬的先生’这一称呼来看，事情就很清楚了。此外信中只字未提您已经被聘为土地测量员，只是很笼统地说为大人供职，而且就连这话的措辞也没有约束力，说您被聘只是‘如您所知’，就是说您已被聘这一点要由您自己来证明。最后，在公务上，要求您只找我这个村长，您的直接上司，由我告诉您一切细节，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一大半了。对一个读官方文件很在行、因此也更会读非官方信件的人，这些都再清楚不过了；您是外乡人，看不出这一点我并不觉奇怪。总的说来，这封信只能说明克拉姆仅在一种情况下打算亲自过问您的事，那就是：如果您被聘为大人供职。”
“村长先生，”K.说，“这封信经您这么巧妙地一解释，到最后只剩下一张白纸上的一个签名了。难道您不觉得您这么做是在贬低您口口声声说要尊重的克拉姆的名声吗？”
“这是误解，”村长说，“我并不是看不到这信的重要意义，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它的价值，而是恰恰相反。一封克拉姆私人信件当然比一份公函意义要重大得多，只是 您 认为它有的那种意义它正好没有罢了。”
“您认识施瓦尔策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你大概认识吧，米齐？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这真是怪事，”K.说，“他是城堡一位副主事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您怎么可以要求我认识所有城堡副主事的所有儿子？”
“很好，”K.说，“那么您就只好相信我说的，承认他就是城堡一位副主事的儿子。同这个施瓦尔策，我在到这里的当天就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争论。后来他打电话给一个叫弗里茨的副主事询问，答复是我已经被聘任为土地测量员了。这您又作何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这一点正好说明您从来还没有同我们的官府接触过嘛！所有这一切接触统统是表面文章，而您由于对情况完全无知，竟将它们信以为真了。至于说到电话嘛，您瞧，我和官府在公务上的联系怎么说也是够多的了吧，可是我这里就没有电话。在酒店一类地方电话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好比是八音盒那一类东西，然而更大的作用也就没有了。您在这里打过电话吗？打过？好，那您也许能明白我的意思。城堡里的电话显然非常灵；我听人说过，那里总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这当然使工作的进度加快许多。那边连续不断的电话，我们这边电话机里听起来就是不停的嗡嗡声和歌唱声，这您一定也听到了。但我们这里的电话所能传达的唯一正确可信的东西，也就只是这种沙沙声和歌唱声罢了，别的信息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同城堡之间并无确定的电话线路，没有总机接转我们打去的电话；从这里给城堡中某人挂电话时，那边最下一级的办事部门的电话就都一齐响起来，甚至于，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要不是城堡里几乎所有电话机上的响铃装置都关上了，那么所有的电话机就都会响起来的。偶尔有个别过于疲劳的官员觉着需要放松一下消遣消遣——特别是晚上或夜间——，他就会把响铃装置打开，那时我们就能听到回话了，可那叫什么回话，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谁有权利为了想解决自己一点小小的私人困难而用电话铃声去干扰那些极为重要的、忙得人晕头转向的紧张工作？我也不明白怎么连一个外乡人也会以为，要是他比如说打电话给索尔蒂尼，那么接电话答复他的就一定是索尔蒂尼了。说多半会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部门的一个小小记录员，这可能性不是反倒更大些吗？反过来说，在极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打电话给小记录员时反倒是索尔蒂尼本人来接电话的情况。那时当然是趁着还没听到他开腔说第一句话就赶紧跑开为妙。”
“我确实没有这样去看问题，”K.说，“这些细节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可是我对这些通过电话进行的谈话并不寄予多大期望，我一直很清楚，只有直接在城堡听到的或者争取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东西。”
“不，”村长抓住K.话中的一点说，“这些电话答复当然是实实在在的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说不是？怎么可以说一个官员从城堡发出的一条信息一点不重要？这一层刚才谈到克拉姆的信时我已经说了。他的信中所有的话都没有公务上的重要性；如果您认为有，那您就错了；可是反过来说，它们在表达友情或敌意方面对个人来说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多半比任何公务上的重要性还大。”
“好吧，”K.说，“如果情况真的都像您说的那样，那么我在城堡里已经有一大批好朋友了；严格说来，许多年前那个部关于可以考虑聘请土地测量员的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对我的一个友好行动，往后，这种友好行动便接踵而至，直到我终于——当然这不是好结果——被引诱到这里，现在又警告我说要把我赶出去。”
“您的看法中有一定的正确成分，”村长说，“您认为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城堡的话是对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小心谨慎总是必要的吧，不仅仅在这里，而且，有关的那句话越是重要，就越要小心谨慎。可您后说的什么被引诱到这儿来，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您听我的话时更细心一些，那么您怎么会不知道，聘请您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是太难太难了，我们不可能在这儿通过一次短短的交谈就说清楚的。”
“那么，我们谈话的唯一结果就是，”K.说，“除了赶我走这一条很明确外，别的都是一团乱麻、一笔糊涂账了。”
“谁敢赶您走呀，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是因为聘任前许多问题不清楚，才保证了这里能以最礼貌的方式对待您，只是看样子您这人太敏感了。这里的确没有谁拉住您不让您走，但这并不等于要赶走您呵。”
“哦，村长先生，”K.说，“现在您倒又成了对某些事情独具慧眼洞若观火的人了。我要告诉您的是，这里有的是拉住我不让我走的情况，我可以列举一些给您听：我为来这里牺牲了家乡的一些东西，我经过长途跋涉才到了这里，由于受聘，我心里萌发了一些合情合理的希望，我现在经济上莫名分文，现在也不可能在家乡重新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的未婚妻是这里的人。”
“哦，弗丽达！”村长毫不惊奇地说，“我知道的。不过弗丽达不管您去哪儿都会跟着去的。当然对其余那几个问题的确需要做一些考虑，有关情况我将向城堡报告。万一有什么决定下来或者在此之前还有必要质询您，我会派人叫您来的。这样办您同意吗？”
“不，我决不同意，”K.说，“我不需要城堡的恩赐，我只想讨个公道。”
“米齐，”村长向一直紧贴在他身边坐着的妻子说，她早已把克拉姆的信折成一只小船，现在怔怔地把它拿在手里玩弄着，K.见状大吃一惊，立即从她手里把信夺了过来，“米齐，我的腿又疼得厉害起来了，我们得换一条新的敷布了。”
K.站起身来。“那么我就告辞了。”他说。“是得换换了，”米齐说，已经在调制膏药，“这儿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身准备走，两个助手呢，在一听到K.说要走的话之后立刻又表现出他们那总是文不对题的积极性，马上把两扇门都打开了。为了不让病人受到那骤然涌入的寒气袭击，K.只能匆匆向村长一鞠躬。然后他拽着两个助手跑出屋去，迅速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