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群星

我不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除了康敏，我们最初都是美国人，但三年后，我们穿英国制服，戴英国飞行章，这儿那儿都别着带子，所以过去这三年里，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连想都没想过，更别说思考或者回忆过了。

于是，到了那天，那个晚上，它就变成一个更成问题，或者更不成问题的问题：要么，我们还不知道三年里自己连想都没想过；要么，我们早已不当它是个问题。头上包着头巾，肩上挂着他的假冒上校肩章，到这儿已有些时候的印度连长说，我们就像困在水里，动弹不得的人。他说：“仇恨和言语的恶臭，很快会消散。我们就像困在水里，动弹不得的人，屏着呼吸，望着我们可怕而渺小的四肢，望着彼此的停滞，可怕的停滞，没有触碰，没有联络，被夺走了一切，只剩无力和需求。”

之前，我们几人同车，开往亚眠，萨托里斯开车，康敏坐在前座，高出他半个脑袋，模样像个道具假人，印度连长、布兰德和我坐在后排，袋里都装着一两瓶酒。当然，印度连长除外。他长得厚实、矮小，却有巨大的理智。那晚的酒精旋涡里，我们顾自逃离无从逃避的自我，他却像块石头似的，一脸平静，用体形比他大几号的人才发得出来的沉重低音庄严地说：“在我的国家，我曾经是王子。但现在，所有人都是兄弟。”

但十二年后，我觉得我们都是漂在水面的虫子，与世隔绝，漫无目的，不知疲倦。不是在水面之上，而是之内；我们漂在那条不是空气，也不是水的分界线里，时而沉到线下，时而停在线里。想想你见过的海啸：骇浪席卷海湾，无可抗拒，留下一片平静的浅海，熟悉的平静，透着一丝凶邪，风暴拉着残喘，愤愤远去，涌向昏暗的地平线外。——正是如此水面，我们是漂浮的废骸。十二年过去，它依然无比清晰。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我们徒然空号，不觉逃过了风暴，也不觉在这异国海滨，我们无处可逃；在两股浪涌之间，年轻的我们不曾活过，便悄然死去。

我们中途停车，又喝起酒。周围的地界昏暗、空荡。安静：你觉察到、注意到的，就是这片安静。你听得见，大地在呼吸，好像刚从麻醉中醒来，好像它还不知道，也不相信它已经醒来。“但现在和平了，”印度连长说，“所有人都是兄弟。”

“你以前在辩论社 待过。”布兰德说。他生着一头金发，个子很高。他穿过一个都是女人的房间时，会像渡轮开进泊位一样拉起一道涟漪般的悸动。和萨托里斯一样，他也是南方 人，但不同于萨托里斯的是，在他出勤的五个月里，他的飞机上从没出现过弹孔。不过，他从牛津营 转来的时候（他是个“罗德学者” ），倒不单有个“女粉”缠着，还挂着条伤疤。喝多了以后，他会说起他老婆，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没有结婚。

他从萨托里斯手里拿过酒瓶，喝了几口。“我有个顶顶可爱的小老婆，”他说，“我跟你们说说。”

“别跟我们说了，”萨托里斯说，“把她让给康敏吧。他缺个姑娘。”

“行，”布兰德说，“归你了，康敏。”

“金头发的？”康敏说。

“不知道。”布兰德说。他转身对着印度连长：“你以前在辩论社待过。我记得你。”

“啊，”印度连长说，“在牛津。是的。”

“他能上他们的学校，跟漂了皮的绅士子弟一起读书。”布兰德说，“可打起仗来，他却当不了他们的官 ，因为说到底，绅士不绅士，还是皮肤颜色的问题，跟家族血统、行为表现都没关系。”

“战斗比真理更重要，”印度连长说，“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承载的威望与荣耀限定在少数人身上，只有这样，不得不丢掉性命的大多数人才有动力去战斗。”

“为什么更重要？”我说，“打的时候，我觉得打这一次，就是为了永远结束战争。”

印度连长打了个小小的手势，显得神秘、镇定，又不以为然：“在那一刻，我也是个白人。对白种人而言，战斗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他只能战斗，否则他什么也不是；战斗就是全部。”

“所以你看得比我们远咯？”

“待在暗里往亮处看的人比待在亮处往亮处看的人看得更远。望远镜原理。镜头只会用受痛苦和欲望影响的感官永远无法确认的东西来玩弄他。”

“那么，你看到了什么？”布兰德说。

“我看到了姑娘，”康敏说，“一片一片的黄头发呀，跟几百亩小麦似的淹着我呢。你们见过那种在麦田里穿来穿去，不露脑袋的狗吗，嗯？”

“没见过这么找母狗的。”布兰德说。

康敏从座上转身，块头又大又壮。他像所有野外活动爱好者一样魁梧。看两个技工把他塞进“海豚” 的座舱，好比看两个女仆把救急枕垫塞进一只型号过小的箱子，是不可多得的体验。“一个先令我就捶掉他的脑袋。”他说。

“所以你相信人类的正直？”我说。

“一个先令我就捶光你们的脑袋。”康敏说。

“我相信人类的可怜。”印度连长说，“这么说更好。”

“那我给你们一先令吧。”康敏说。

“好了，”萨托里斯说，“一口威士忌，一口夜空气，试过吗，嗯？你们谁试过？”

康敏拿起瓶子喝了几口。“一片一片的姑娘，”他说，“身上那两只白白圆圆的小东西在那金黄的浪头里一闪一闪。”

于是，在两块甜菜地间那条孤独的路上，在昏暗的沉静里，我们又喝了起来，酒劲也开始发作。它之前去了哪里，就从哪里滚了回来，滚到我们身上，滚到像石头一样清醒、庄严的印度连长身上，直到他的声音变得遥远、平静，像梦一样朦胧，说着我们都是兄弟。接着，莫纳汉来了，他晒着他那辆车的前灯瞪出的浓光，站在我们的车边，头戴皇家陆军航空队的帽子，身穿耷拉着两条肩带的美式军衣，喝着康敏瓶里的酒。他身边站着另一个人，身上的军衣也比我们的更短、更瘦，头上还缠着绷带。

“我要干你，”康敏对莫纳汉说，“一个先令我给你。”

“行。”莫纳汉说。他又喝了一口。

“我们都是兄弟。”印度连长说，“有时我们会停错旅馆。我们以为天已晚了，于是就停下，可实际上天还没晚。就是这样。”

“我给你一个金镑 。”康敏对莫纳汉说。

“行。”莫纳汉说。他把酒瓶递给另一个人，那个头缠绷带的人。

“我歇歇 你，”另一个人说，“我褐多了。”

“我要干他。”康敏说。

“这是因为我们能做的都在心里，”印度连长说，“但我们看见的却在心外。”

“哪他妈能让你干了，”莫纳汉说，“他是我的。”他转向那个头缠绷带的人：“你是我的人吗？拿着，喝。”

“我褐多了，先生们，我歇歇你们。”另一个人说。但我觉得我们都没太注意这家伙，直到我们走进“克罗什-克罗”。店里很挤，充斥着噪音和烟雾。我们刚一进门，噪音便突然中断，好像一根弦被切成两半，弦头一弹，弹回张张转轴般转向我们的脸上，缠进了满脸错愕。撞到我们跟前的服务员，一个围着脏裙的老头，垮着下巴往后一退，脸上愤然堆着讶异，像个迎面遭遇耶稣抑或魔鬼的无神论者。我们从店里穿过，那服务员也一步一步，牵着满店怒容，不停地倒退，一直退到一张空桌，三个法国军官坐在邻桌，盯着我们，脸上是同样的表情：惊讶，愤慨，和逐渐燃起的怒火。三个军官一齐站起；一店沉默被机枪一样断断续续的话声打破。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转头看向莫纳汉的同伴，看向他绿色的上衣、黑色的紧身马裤、黑色的靴子和头上的绷带。他脸上挂着刮脸时留下的新伤，透着谦和与茫然，脸色像病人一样苍白，再加上头上的绷带，好像莫纳汉没少让他受罪。他年纪不大，一张圆脸，绷带缠得无比整洁，好像纯粹是为了突显他和包着头巾的印度连长之间，存在着可以代际衡量的巨大差异；在满脸震惊、满目愤慨的法国人的包围下，他站在满脸彪悍、满身邋遢的莫纳汉身边，似正秉着一种谦和又警觉的姿态，集中全副心神，和莫纳汉强行灌进他体内的醉意斗争。他身上有种安东尼式的气质：刚硬，英挺，每颗纽扣都扣在眼里，头上是洁白的绷带，脸上是剃刃留下的红印，他仿佛身在高空，下临一片汹涌澎湃又莫名其妙的混乱，正横眉怒目，默然审视着一道明晃晃的焰舌——某种对个体行为的明确定罪所吐出的焰舌。接着，我注意到莫纳汉的另一个同伴：一个美国宪兵。他没喝酒。他坐在德国人边上，从一只布袋里掏出烟纸烟丝，卷起烟来。

德国人的另一边，莫纳汉正往杯里倒酒。“他是我今早打下来的，”他说，“我准备带他回家。”

“为什么？”布兰德说，“带回去干吗？”

“因为他属于我。”莫纳汉说。他把满杯的酒放到德国人面前：“来，喝。”

“我也想过要带一个回去，给我老婆看看，”布兰德说，“向她证明一下，我只是来打了个仗。但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就是完整的那种。”

“来啊，”莫纳汉说，“喝。”

“我褐多了，”德国人说，“我褐了一整天了。”

“你想跟他到美国去吗？”布兰德说。

“是的，我渊意。谢谢。”

“你当然愿意。”莫纳汉说，“我教你做个男人。喝。”

德国人拿起杯子，但仅仅是拿在手里。他绷着面孔，一脸抗拒，却又透着股平静，好像他已经战胜了自己。我在脑袋里想象，某些古代的殉道者面对凶猛的狮子，肯定也是这副表情。而且，他病了。不是因为酒精，而是因为头上的伤。“我在拜罗伊特优个老婆，优个小家伙。我的儿子。我嗨没见过。”

“啊，”印度连长说，“拜罗伊特。有年春天我去过。”

“啊，”德国人说。他瞥了印度连长一眼：“是去——听音乐吗？”

“是的。”印度连长说，“你们中有一些人在你们的音乐里感受过、尝到过、体会过真正的兄弟情谊。我们其他人只能看到心外。但在音乐里，我们能跟着他们，进去待一会儿。”

“然后又必须出来。”德国人说，“这样不好。我们为什么总得出来？”

“现在还没到时候，”印度连长说，“但也快了……越来越近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是的，”德国人说，“对我们来说，失败是好事。对艺术来说，失败是好事，胜利没有好处。”

“所以你承认你们被干倒了。”康敏说。他又冒起汗来，萨托里斯的鼻子也鼓起了白色的翅膀。我想起印度连长的水中人理论。只不过把水换成了醉：不间断的酒精，人陷入孤立，开始叫喊、发笑、争斗，不是彼此争斗，而是和无法承受的自我争斗，酒劲上头，这些自我便更不值得留恋，甚至也不再那么难缠。我们互相叫嚷，互不理睬，只反反复复，从无从逃脱的孤立中发出陌生的话语，声音越来越响，响过了头也毫不在意黑云遮脸、怒雷将发的法兰西人（其他桌子渐渐空了出来；其他客人已聚到高高的服务台周围，老板娘，一个戴钢框眼镜的老女人，坐在那里，面前的台板上搁着一团针线）；德国人和印度连长被我们的声音淹没，一个更加德国，一个更加印度，两人安静地谈论着音乐、艺术，还有失败是胜利之母。屋外是十一月的寒夜，半醒的梦魇牵起迟疑，在黑暗中悬停，古老的欲望罢了喋喋，盛装的贪念偃了彩旗，都稍稍歇了口气。

“老天在上，我就是个爱尔兰乡巴佬。”莫纳汉说，“就是这样。”

“乡巴佬怎么了？”萨托里斯说。他那两片鼻翼好像红地上的两块白土。他的双胞胎弟弟死在了七月。那天，他弟弟所在的“骆驼” 中队飞在我们下方，当时萨托里斯就在那附近。事发后的一星期里，一结束巡逻，回到机场，他就重新加满水、油，一个人往天上飞。有一天有人看见他盘在一架旧Ak.W.上空大概五千尺的地方。我估计是出事那天早上，和他弟弟同机的家伙看到了德国空巡队长那架飞机上的标志。但总之，这就是萨托里斯的办法：用那Ak.W.勾德国佬上钩。他从哪儿找来的Ak.W.，又找了谁来驾驶，我们毫无头绪。但那个星期，他勾到了三个德国佬；趁他们拐头下冲，扑向诱饵的时候，他追到后面，毙了他们的命。到第八天，他就没再飞了。休姆说：“他肯定抓到他了。”但我们毫无头绪。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但从那以后，他又像平常一样，话不多说，就是每天巡逻；大概每周一次，他会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喝到鼻子发白。

布兰德几乎在一滴一滴往杯里倒酒，样子像猫一样慵懒。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男人都不喜欢他，而女人都喜欢。康敏叉着胳膊，架在桌上，袖口舔进一摊洒到桌上的酒，爬满血丝的眼睛往外瞪出了些许，牢牢盯着那德国人看。美国宪兵戴着皱巴巴的猴帽 ，面无表情地抽着蹩脚的纸烟。警哨挂在他胸口的袋里，拴哨的钢链在胸前画了个圈，手枪从腰间拱起，紧紧顶着大腿。另一侧，一众法国人——军人、服务员、老板娘——都挤在服务台边。我能听见他们的话声，像是远远传来的声音，像是蟋蟀在九月的草丛里叫，一只只手影蹿到墙上，又忽地弹走。

“我不是个军人，”莫纳汉说，“也不是个绅士。我什么也不是。”那两条肩带一左一右，耷拉下来，带根上开着一道小小的裂口；两条更长的口子在左边的胸袋上方，一上一下，横在原来挂绶带和飞行章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成了什么。我打了这三年的鬼仗，现在我只知道，我还没死。我——”

“你怎么知道你还没死？”布兰德说。

莫纳汉张着嘴，看着布兰德，嘴里噎着还没说完的话。

“一个先令我弄死你。”康敏说，“我不喜欢你这该死的臭脸。中尉。该死的中尉。”

“我是个爱尔兰乡巴佬。”莫纳汉说，“就是这样。老天在上，我爸就是爱尔兰乡巴佬。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爷爷。我爸也不记得我有没有这么个爷爷。可能是几个里的一个。所以他本来就不用当什么绅士。从来没这必要。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挖一辈子阴沟，赚个一百万美元，然后就能从地上抬头，冲又高又亮的窗户说话——我听得见他，他就在下面，嘴里叼着个烟斗，那阴沟里的毒气能叫你们吐光一肚子破肝烂肠，恶心死你们这帮磨磨叽叽、烦人透顶的该死的弱鸡——”

“你在吹你爸有钱，还是吹他的阴沟？”布兰德说。

“——会看着窗户，跟我说话，说什么‘你跟你在耶鲁认识的体面朋友，跟他们的爹娘姐妹碰头的时候，你就提醒他们，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屎尿垃圾的奴隶，所以你老爹我，你这会被他们送到他们家四十楼的厨房后门的老爹，就是他们所有人的国王——’你说什么来着？”他看着布兰德。

“听我说，哥们，”美国宪兵说，“差不多可以了。我得带这俘虏去报到。”

“等等。”莫纳汉说。他头也不转地看着布兰德：“你说什么来着？”

“你在吹你爸有钱，还是吹他的阴沟？”布兰德说。

“没吹，”莫纳汉说，“为什么要吹？要吹我吹的也是我抓住的十三个德国佬，还有那两条绶带，一条是他那该死的国王——”他朝康敏甩了甩头——“发给我的。”

“别说是我那该死的国王。”康敏说。桌上的酒已缓缓浸透他的袖口。

“看到没。”莫纳汉说。他把手一拎，指指肩带上的口子，又指指横在胸前的两道：“这就是我的看法。你们嘴里的那套东西，什么荣誉啊，绅士啊，全是狗屁。那时候我还年轻；你想必也一样。然后我来了，打了，哪怕看透了全是白打，想停，也没空停了。可现在，都结束了，过去了。现在我可以做我的爱尔兰乡巴佬了。这就是我；一个移民的儿子。他当爹的从小到大，什么也不懂，只认得镐子、铲子，什么青春年华，都耗得一干二净，来不及享受。他是炭沼里来的，他儿子倒上了绅士学校，然后漂洋过海，回去跟那些沼泽地主和浑身苦汗、在地里卖命的人吹牛，还得了那国王的表扬。”

“我给你们一个先令，我要捶掉你们的脑袋。”康敏说。

“可你为什么想带他回去？”布兰德说。莫纳汉看着布兰德，但什么也没说。莫纳汉身上也有种殉道者式的气质：愤怒，无言，不是蠢得说不出话，而是怒人之蠢，无言以对，好像那古老的欲望和贪念歇罢鼓点，终于醒来，正惊恐地面对着自身的无力和重重垒叠的绝望，而莫纳汉则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多地提炼并吸收了鼓声暂息时的片刻安静。布兰德仰面瘫坐，两腿前伸，两手插着裤袋，俊俏的面孔平静得惹人生厌。“他会把镐子当琴拉吗？铲子上绑根野猫肠子当琴弦来拉吗？兴许哪天吃完了晚饭，他能搞点创作，让你爸在音乐里听听曼哈顿厕所里的抽水马桶？”莫纳汉一言不发地看着布兰德，还是那副狂野、出神的表情。布兰德歪了歪懒脸，看向那德国人。

“听我说——”美国宪兵说。

“中尉先生，你有个老婆？”布兰德说。

德国人抬起脑袋，目光从各人脸上掠过。“是的，谢谢。”他说。他仍旧把满杯的酒拿在手里，一口没喝。但他也没比之前清醒，烈酒已化作头疼，酒精的脉动一阵一阵，涌进他的脑袋。“我生在一个普鲁士小男爵家。家里四个兄弟：老二参了军，老三在柏林，什么也不干，小弟是龙骑兵团学员；我是老大，上了大学。我学到很多，过了一段大好时光。好像年轻的我们从平静的土地上走来，被聚到一起，是被天选中，也值得被选中，去见证一个孕育着地球命运和人类命运的伟大转折，同时又像女人一样说变就变的时代。好像那些古旧的垃圾，人类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中丢弃的废物，将被一扫而空，来迎接将以古代英雄般的纯粹姿态踏上崭新大地的崭新人类。那段时光，你们也了解，不是吗？那段两眼发光、血液奔腾的时光——”他朝我们看了一圈，“不是？好吧，可能美国是不太一样。美国很新；新房子里垃圾肯定没老房子里多。”他盯着手里的酒杯看了一阵，脸上不见波澜。“我回到家，对父亲说，在大学里我明白了这样不好；我不做男爵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谈起德国，我们的父国；我对他说，德国，它就在那里；一直都在。你叫它父国；我叫它兄弟之国，我说，‘父’这个字，就是首先要被扫除的野蛮；它就是那种等级制度，那种用专制的不公代替道德，用暴力代替仁爱，玷污了人类历史的等级制度的象征。

“他们从柏林叫回老三；老二也从军队里回来。我还是说，我不做男爵，因为这样不好。我们在墙上挂着祖先肖像的小厅里面；我像站上军事法庭一样站在他们面前；我说，我不做男爵，得弗朗茨来。我父亲说，你能做，也会做；这是为了德国。我说，那为了德国，我妻子要做男爵夫人？然后，像下达军事审判一样，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娶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音乐家的女儿。

“所以，就这样，柏林那个会当上男爵。他和弗朗茨是双胞胎，但弗朗茨已经是上尉，而且，哪怕是最低微的军人，也能和我们的皇帝一起吃肉，所以他不需要成为男爵。于是，我就到拜罗伊特，跟妻子和音乐待在一起。我像死了一样。家里毫无音讯，直到有一天，他们给我写信，说我父亲死了，是我害死了他，说柏林那个已经回家，准备继承爵位。但他没在家待着。一九一二年，柏林的报纸上说，他死于一位夫人的丈夫之手，所以到头来，还是弗朗茨做了男爵。

“然后就打仗了。但我一直在拜罗伊特，跟妻子和音乐一起，因为我们觉得，这仗是打不久的，毕竟之前打仗都没打多久。父国骄傲，它需要我们这些读过书的，却意识不到。等它真的知道它需要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它只能找农民去打，只要是不想死的，能打一打的，都行。结果——”

“那你为什么要去？”布兰德说，“是女人让你去的？大概是她们朝你扔鸡蛋了？”

德国人看着布兰德：“我是德国人；这远胜过于‘我’，远胜过于‘我是’。我去，也不是为了男爵和皇帝。”说完，他眼睛没动，目光却离开了布兰德。“有男爵之前就有德国。”他说，“之后也一样。”

“这仗打完也一样？”

“更一样了。以前是骄傲，挂在嘴上的骄傲。现在——是什么来着？你们怎么说的？……”

“一个打倒了自身旗号的民族，”印度连长说，“一个征服了自己的人。”

“一个生孩子的女人。”德国人说。

“源于欲望，生于分娩之痛，”印度连长说，“从分娩的痛苦中诞生的认定，神性；真理。”

美国宪兵又卷起一根香烟。他望着印度连长，表情克制、冷漠，透着股凶狠。他舔了舔烟，朝我看来。

“刚来这该死的国家那会儿，”他说，“我以为黑鬼就是黑鬼。可现在我真他妈的不明白了。他是个什么？是耍蛇的吗？”

“对，”我说，“是耍蛇的。”

“那他还是赶紧放蛇出来，玩完就滚吧。我得带这俘虏去报到。看看那边那些青蛙 。”我转头一看，三个法国人遭了羞辱似的，正耸着愤慨的背影走出门去。德国人又说了起来。

“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弗朗茨怎样当上上校，后来又怎样变成将军，也知道了那个学员，那个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圆头圆脑、人不离枪的小孩，怎样成了现在的王牌飞行员，得了皇帝亲手颁发的铁十字勋章。然后，到了一九一六。我在报纸上读到那个学员怎样被你们那位好汉——”他朝康敏欠了欠身——“那个毕肖普 杀死。于是我成了学员。好像我早就知道。好像我看得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于是我转了部队，做了飞行员，可尽管我知道弗朗茨是参谋长了，而且每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你又回来了’，我还是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

“就这样，一直到我们的皇帝逃跑。然后我知道了弗朗茨人在柏林；我相信有真理存在，我相信我们没有因为骄傲而丧失所有，因为我们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一切都会结束，而且弗朗茨人在柏林，离开了战地，没什么危险。

“然后，一天早上，我收到我母亲的信，一封写给男爵的信，那是她七年来头一次写信给我。弗朗茨在柏林的街上被德国兵开枪打下了马。好像一切都被忘记了一样，因为女人能一眨眼就忘了那一切，对她们来说，没什么是真的——真理、正义，一切的一切——没什么不能被拿在手里，没什么不能死去。所以，我烧掉所有文件，烧掉我妻子和我从来没见过的儿子的照片，毁掉我的身份文牒，摘掉衣服上的所有徽章——”他指指自己的衣领。

“你的意思是说，”布兰德说，“你本来没打算回来？你怎么不拿把手枪了结了自己，给自家政府省架飞机呢？”

“自杀只能了结身体，”德国人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身体无关紧要，可能的话，让它保持干净就行。”

“它不过是旅馆里的一个房间，”印度连长说，“只是供我们藏一小会儿的地方。”

“卫生间，”布兰德说，“厕所罢了。”

美国宪兵从座上站起，拍了拍德国人的肩膀。康敏牢牢盯着德国人看。

“所以你承认你们被干倒了。”他说。

“是的。”德国人说，“最先倒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病得最重。接着就是你们英国。然后她也会好起来的。”

“别说我们英国，”康敏说，“我是爱尔兰人。”他转向莫纳汉：“你也说过什么我那该死的国王。别说是我那该死的国王。乌伊尼尔以后，爱尔兰没有国王，上帝保佑他的红毛屁股。”

德国人生硬、克制地打了个模糊的手势，对不知谁说了一句：“看见了吧？”

“败者所得，胜者所失。”印度连长说。

“现在你怎么打算？”布兰德说。

德国人没有回答。他顶着洁白的绷带，挂着苍白的脸，直挺挺地坐着。

“你怎么打算？”印度连长对布兰德说，“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打算？打了这仗的整一代人今晚都死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看着印度连长：康敏瞪着爬满血丝的猪眼，萨托里斯撑着发白的鼻子，布兰德瘫在座上，一副欠揍的懒样，像个被惯坏的女人。美国宪兵耸在德国人头顶。

“你他妈好像愁得很呀？”布兰德说。

“你不相信？”印度连长说，“等着。你会懂的。”

“等？”布兰德说，“我没觉得过去这三年有什么能让我养成这习惯。过去这二十六年都没有。之前我不记得了。可能有吧。”

“那连等都不用等了，”印度连长说，“你很快会懂的。”他朝我们看了一圈，神情无比沉静。“那些在地里烂了四年的人——”他摇摇粗短的胳膊——“也没比我们死得彻底。”

美国宪兵又碰了碰德国人的肩膀。“见鬼，”他说，“走吧，老兄。”说完，他脑袋一转，我们也抬头一看，只见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一个军士，在桌边站着。有那么一阵，我们就这么抬头看着他们。那一刻，好像所有虫豸都突然发现，他们的轨道就此重合，他们不必再漫无目的地漂游，甚至不必再继续移动。酒劲之下，我能感受到那颗滚烫的铁球在胃里翻滚起来，像战斗时一样，像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时一样；就是那一瞬间，你心里会想：就是现在——现在，我能把一切都当作废物一样彻底抛弃，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吧，就现在。现在。那感觉实在爽快。

“为什么那东西也在，先生？”法国军官说。莫纳汉仰头看着军官，身子往后一斜，一捅，两颗屁股蛋像脚一样支在座里，一条胳膊撑在桌上。“先生，你为什么要和法国过不去呢，嗯？”军官说。

莫纳汉正要起身，却被人一把抓住；伸手的是他身后的美国宪兵。他被宪兵按住，身子起了一半。“等，等——”宪兵说，“等，等——”他嘴里的烟粘着下唇，随话音上下摆了几下；他一左一右，把手压在莫纳汉肩上，胳膊上的袖章醒目地亮在半空。“关你什么事，青蛙？”他说。其他法国人都围到了军官和军士身后。那个老女人也来了。她使劲拨开人群，挤将过来。“这是我的俘虏，”宪兵说，“我想带他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让他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有意见？”

“谁给你的权力，先生？”军官说。他个头很高，面色憔悴、悲伤。接着我发现他有一颗眼珠是玻璃做的。那玻璃眼珠一动不动，生硬地嵌在一张看上去比这假眼还了无生气的脸上。

宪兵瞥了眼袖章，然后又看向军官，拍了拍这时已荡在胯边的手枪：“我要带他走遍你们这个又脏又臭的该死的国家。我要把他带进你们那该死的议院，踹飞你们的总统，让他坐在那儿，你可以闭上你的嘴巴，收紧你的下巴，等我回来给你重新擦擦你脚上的屎尿 。”

“啊，”军官说，“是条恶魔犬 ，我懂了。”他龇着牙挤出了“dehvil-dahg”这两个词，死人般的脸上没丝毫表情，好像多一分表情就少一分侮辱。他身后的老板娘用法语尖叫起来：

“德国人！德国人！碎了！碎了！什么杯子、瓶子、碟子、盘子——所有东西，全都碎掉！我让你们看看！我一直留着，就为了今天。从炮弹掉下来开始，八个月了，我一直把它们放在盒里，就怕有这么一天：盘子、杯子、碟子、瓶子，三十年来我拥有的一切，统统没了，都一起碎掉！花了我五十生丁的玻璃杯子落到这种人手里，我丢脸，我对不起我的老主顾们——”

厌倦会达到顶点，难以忍受的顶点，一个乘着酒劲也难以接近的点。一时间，人和人的类同变得难以忍受，只消半点稀释，便足以激起暴徒的血气。莫纳汉从座上站起，被宪兵一把推回。接着，我们也坐不住了，好像一瞬间，我们都抛开了所有，壮起了胆子，厚起了脸皮，直面那个被我们用高大的辞藻装扮了四年的幽灵，彩旗每挥一下，我们便不约而同，得令一般，向前猛冲一次。我看见宪兵朝那军官扑去，然后康敏又起身顶向宪兵。我看见宪兵拔出拳头，冲康敏的下巴连揍三下，然后整个人被康敏托起，丢出，来不及拽出手枪，就横身飞向半空，越过人群，不见了影子。我看见三个法国兵压在莫纳汉背上，那军官举起瓶子，要砸他脑袋，却被萨托里斯从身后扑住。康敏挤开人缝，离场而去；老板娘过缝而来，叫个没完。两个男人拉住了她，她死活不依，拼命向前，抻着脖子冲德国人吐起唾沫。“德国人！德国人！”她扯着嗓门，边吐唾沫，边淌着口水，灰白的头发散在脸上；她转过头，朝我吐了一满口唾沫。“你也一样！”她尖叫着，“毁的不是英国！你也一样，是来法国捡人骨头的豺狗！秃鹫！禽兽！碎吧，碎吧！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喧嚣与混乱之下，德国人和印度连长不为所动，一动不动，警觉、警惕又镇定自若地坐着，德国人拉着长脸，面无血色，印度连长静得像尊坐佛，两人都裹着头巾，像《旧约》里的先知似的。

混乱没持续多久。混乱中没有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到了时间之外。我们漂在水面，漂在新旧分界，不是之上，而是之内：在旧世界里，我们知道自己还活着；在新世界里，照印度连长说的，我们都已死去。越过挥舞的瓶子、蓝色的衣袖、沾满污渍的手和像吓唬小孩的面具一样拧出无声恶吼的脸，我又看见了康敏。他像一艘满载的大船，穿越翻滚的碎浪，艰难地驶来，胳膊下夹着那个老服务员，嘴里衔着美国宪兵的哨子。然后，萨托里斯抄起凳子，甩向唯一的灯点。

街上很冷，寒气穿透衣裤，钻进酒劲撑开的毛孔，直向骨头咕哝。广场空荡，街灯零星、遥远。一片寂静，静得能听见喷水池里微弱的水声。低矮、厚重的天空下，有声音遥遥传来——叫声，隔得很远，不时被一支乐队的声音打断；像所有叫声一样，即便是一群男人，也拉着女人的细调。莫纳汉和康敏架着德国人，站在墙边。他已不省人事；三人没入墙影，只有那绷带泛出一抹微白，影里别无声息，只有莫纳汉的咒骂不断淌出他单调的嗓门。

“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从来不该存在联盟。”不见人影的印度连长说。他说得毫不费劲，那有气无力的声音不乏风琴音质，和他的体形尤不相称。“不同民族从来不该为同一个目标协力战斗。为不同的目标，各打各的最好；目的互不冲突，各有各的方式。”萨托里斯从喷水池边回来，打我们身边经过，手里帽口朝上，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帽子。我们能听见水从胀鼓鼓的帽子里滴落，落在脚步之间。他融入那团越发浓稠的黑影，影中的绷带闪着微光，莫纳汉默默地骂着。“各依各的传统。”印度连长说，“我的同胞。英国人给他们步枪。他们看了看枪，就过来找我，说：‘这矛太短、太重：拿这种大小和分量的矛，怎么杀得了灵活的敌人？’英国人发了要扣扣子的军服；有次我经过一条壕沟，他们都蹲在沟里，一动不动，身子埋在毯子、稻草和空沙袋里，一直埋到耳朵，脸都冻得发白；我掀开这群病人身上的毯子一看，里边就那么一层汗衫。

“英国军官会告诉他们，‘到那儿去，就这么办’；他们不会有任何反应。然后有一天，大中午的，听到一个弹坑后面出了动静，全营的人，裹着我和一个军官，统统从沟里弹了出去。我们没开一枪，占了那条壕沟；没死的人——我、军官和另外十七个人——在敌人前线的一道土墙下待了三天；最后，花了一个旅的力气，才把我们救回。‘你们为什么不开枪？’那军官说，‘就这么让他们当成野鸡一样赶来赶去，一个个打死？’他们没看军官一眼，小孩似的站着，嘴里喃喃有词，一脸警觉，没半点羞愧。我跟领头的人说：‘枪里装上子弹了吗，达斯？’他们小孩似的站着，脸上只有羞怯，没有羞愧。达斯说：‘喔，众王之子。’我说：‘把你知道的真相告诉大人。’达斯说：‘大人，枪里没装子弹。’”

嘭嘭乐声又从远处传来，震颤着沉闷的空气。他们把瓶口塞进德国人嘴里，让他喝了几口。莫纳汉说：“好了。现在好点了吗？”

“疼的是我的脑袋。”德国人说。他们低着嗓门，像在讨论墙纸。

莫纳汉又骂了起来：“我要回去。老天在上，我——”

“不，不，”德国人说，“我不允许你去。现在你有义务——”

酒还剩下一瓶。我们站在墙影里喝。喝完，康敏抄起空瓶，朝墙上摔去。

“现在怎么说？”布兰德说。

“去找姑娘。”康敏说，“你想看看爱尔兰康敏像条麦地里的狗一样淹在她们的黄头发里吗？”

我们立在原地，听着遥远的乐声、遥远的叫喊。“你确定你还好吗？”莫纳汉说。

“谢谢，”德国人说，“我感觉嗨好。”

“那就走吧。”康敏说。

“你要带他一起？”布兰德说。

“是的，”莫纳汉说，“带了又怎样？”

“不如带他去宪兵司令部吧？他病了。”

“要我一拳捶烂你那张鬼脸吗？”莫纳汉说。

“行吧。”布兰德说。

“走吧，”康敏说，“有枪可用，谁还傻到动手打架？所有人都是兄弟，所有老婆都是姐妹。来吧来吧，午夜火枪手们。”

“听着，”布兰德对德国人说，“你想跟他们去吗？”昏暗中，只有印度连长和亮着绷带的德国人依稀可见，好像两个伤员伴着五个幽魂。

“扶他一会儿。”莫纳汉对康敏说。他朝布兰德走去，张口骂了几句，仍旧用那种单调的声音对布兰德说：“我喜欢打架，连挨揍也喜欢。”

“等等，”德国人说，“这我也不能允许。”莫纳汉应声停住，离布兰德只一步之遥。“我右妻子儿子在拜罗伊特。”德国人说。但这话是对我说的。他把地址告诉了我，认认真真说了两遍。

“我会写信给她。”我说，“信里该说点什么？”

“告诉她，这不算什么。你会懂的。”

“嗯。我就说你没什么事。”

“告诉她，这辈子不算什么。”

康敏和莫纳汉一人一边，又架起他的胳膊。他们掉头就走，几乎在扛着德国人走。康敏回头看了一眼。“祝你们平安。”他说。

“你也是，平安。”印度连长说。三人渐渐走远。我们望着他们走进一条小巷，化作巷口孤灯下的剪影。一道拱梁从头顶上跨过，灯光暗淡、稀薄，冷冷地打向侧墙与拱梁，照出一扇大门；他们一左一右，夹着德国人走，正进门而去。

“他们会把他怎样？”布兰德说，“把他支在墙角，把灯关掉？还是法国窑子有男人榻子？”

“关我们屁事？”我说。

乐声传来，一震一震，抖下彻骨的寒冷。酒劲一起，冰凉一阵，身上每抽一下，我好像都能清楚地听见肤肉刮骨的声音。

“七年了，我一直在这气候里过，”印度连长说，“但我还是不喜欢冷天。”他的声音低沉、平静，好像他有六尺的个头。好像在造他的时候，他们内部商量过一样：“我们得给他点东西，让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意思。”“为什么？谁会听他的意思？”“他会。所以我们得给他点东西，让他好好听听。”

“那你为什么不回印度？”布兰德说。

“啊，”印度连长说，“我就像他；我也不做男爵。”

“所以，你走得干净，倒让一群把印度人都当成牛和兔子来对待的外国人来占了你的地盘。”

“废了我自己的身份，我一天就撤销了一件做了两千年的事情。不是很有意义？”

我们冷得浑身打战。乐声已化作嗖嗖寒刃，叫声也不再入耳，只张开冰指，掐骨呢喃。

“好吧，”布兰德说，“大概比起你来，英国政府还更有能耐去解放你的同胞。”

印度连长轻轻碰了碰布兰德的胸口：“你有智慧，我的朋友。英国人都没这智慧，所以英国应该感到高兴。”

“所以你准备下半辈子都流亡国外了是吗？”

印度连长冲康敏、莫纳汉和德国人消失后留下的那道空门挥了挥粗短的胳膊：“没听见他说的吗？这辈子不算什么。”

“你可以这么认为。”布兰德说，“不过，老天在上，我可不想让自己觉得，过去三年我救下的东西都不算什么。”

“你救了一个死人。”印度连长沉静地说，“你会懂的。”

“我挽救了我的命运。”布兰德说，“不光是你，没人知道我以后会怎样。”

“除了死，你还有什么命运？很不幸，你这一代人得承受这等命运。很不幸，你这辈子的大部分时间，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只是一个幽魂。但这就是你的命运。”叫声从远处传来，仍旧拉着先前的调子，半似女人的尖叫，半似小孩的细吼；然后，刺耳的乐声又嘭嘭响起，像嘈杂的人声，荒凉的欢闹，亢奋，但终究荒凉。孤灯哈出淡薄的冷光，拱梁扯起哈欠，门里一洞空无，深邃、寂静，门后，似有另一座城市、另一个世界。萨托里斯突然拔步。他稳稳走到墙边，胳膊往墙上一撑，低头吐了起来。

“见鬼，”布兰德说，“我要喝点儿。”他转向我，说：“你那瓶酒呢？”

“没了。”

“弄哪儿去了？你有两瓶呢。”

“现在一瓶都没了。喝点水吧。”

“喝水？”他说，“谁他妈喝水？”

随即，那颗滚烫的铁球又滚进我的胃里，爽快，真实，又难以忍受；又是那一瞬间，你又开始念叨：现在。现在，我可以豁出去了。“你会喝的，你这该死的崽子。”我说。

布兰德眼望着别处。“两次，”他拉起平静而漠然的语调，“一小时两次。也太嗨了吧？”他转身朝喷水池走去。萨托里斯在墙边吐完，又挺起腰板，稳稳走了回来。乐声夹着寒凉，震透了每一根骨头。

“几点了？”我说。

萨托里斯盯着腕上的手表：“十二点。”

“肯定过十二点了，”我说，“肯定过了。”

“我说了现在十二点。”萨托里斯说。

布兰德俯在喷水池边。池边亮着一摊微光。我们一到他边上，他就直起身子，不停地擦脸。光抹在他脸上，最初我以为他肯定把整个脑袋都浸到了水里，才几乎要把整张脸都擦个干净。过了一阵，我才发现他一直在哭。他站在那里，不停地擦脸，静静地哭着，狠狠地哭着。

“我可怜的小老婆呀，”他说，“我可怜的小老婆呀。” g7ykgHkp2pBaokt1i+ma4aPQVrFhu4fC4ZE2VdiJ+dh4izgE3Z0wXKuktvY+4f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