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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狄更斯把事实和虚构混合起来，有许多地方表明这小说是一部自传，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不过直到他逝世以后，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福斯特为他写的传记出版以后，大家才知道，在那最悲惨的几章中，那个青年主角不折不扣是青年狄更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对他的生平不得不在局部认识之外多知道一点别的。
但因专门列叙事件及其年月的传记，不但读起来使人觉得沉闷，也不能使人多知道性质和品格。所以我们仅从他的生平选择那些足以使我们了解狄更斯这个人的事件，并且尽可能用他自己的话把这些事件写出来。
几乎任何一本狄更斯的小说的读者，尤其是《老古玩店》、《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的读者，有一件事不会忘记，就是狄更斯对儿童生活的亲切了解。他对处境悲惨的儿童所作的描写，是英国文学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在这一方面，如果把雨果除外，也是任何国文学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儿童的灵魂可能是很简单的，但是大多数小说家倘不具有几乎圆满的同情心，就不能加以分析。同情软弱的困苦无告的人，特别是儿童，乃是狄更斯的主要特性之一；因为他对若干儿童所感受的悲哀的知识得自他自己最早的经验。他对他的童年具有牢固的记忆。他在《大卫·科波菲尔》第二章中写道：“假如我在这传记中写下的东西，有什么表明我是一个具有周密观察力的孩子，或是一个对童年生活具有极强记忆力的成人，我没有疑问地主张这两种特性的所有权。”
当狄更斯在波特西降生时（1812年2月7日），他父亲是朴茨茅斯海军库的会计员，家境不算不好。不过忧患的日子在后来。那个父亲先被调去伦敦，后又被调去查坦木；每调一次，薪金就减少一点，那个愈来愈大的家庭（一共有八个孩子，狄更斯是最大的男孩，排行第二），愈来愈成为那本来不多的进款的填不满的深坑了。
他的最早的记忆上溯到家居波特西的时候，以及住宅前面的小花园。不过那时他的年纪太小了，只能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直到他们在伦敦住了两年以后迁去查坦木的时候（1816年），才可以说他的自觉的教育已经开始。他那时是四岁大，一个非常长于观察的孩子；他从那地方带去的记忆终生不忘，其中有许多后来被写入他的书中和小说中。
在大卫·科波菲尔徒步去斗佛姨婆处那孤苦伶仃的旅途中，他睡在幸而有哨兵的脚步声做伴的一尊大炮旁，那地方就是查坦木。他在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描写的，是查坦木及其四围的景物：“似乎是兵士，水手，犹太人，白垩，小虾，军官，和船厂工人。”他在他那未完成的小说《艾德温·杜鲁德之谜》中重新提到的，是查坦木及其邻镇罗彻斯特。他终生觉得那个市镇和邻近的市镇和肯特的小村子是英格兰最可爱的地方，因而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相去不远是因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著称的盖兹希尔，后来狄更斯在那里置下跟他的关系最密切的住宅。在《非经商的旅行者》中，他把自己描写作这样一个小男孩：赞美那地方，瞻望梦想实现时的将来。
“你羡慕那所房子吗？”我说道。
“一点也不错，你老，”那个很奇怪的小男孩说道，“当我还不到九岁的一半的时候，被带来看它是给我的一种优待。现时我是九岁了，我独自来看它了。自从我能记事以来，我父亲见我那么喜欢它，时常对我说道：‘假如你很节省而且努力工作，有一天你可能住在它里边呢。’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呀！”那个很奇怪的小男孩说道，低吸了一口气，又尽力看窗外的房子了。
听那个很奇怪的小男孩这样说，我大吃了一惊；因为那所房子碰巧是我的房子，我也有理由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他是一个多病的孩子，时常感受剧烈的痛楚。结果他的娱乐大部分属于想象。正如小大卫·科波菲尔，他旁观别的孩子们游戏，一段阶梯，一片树林，或一块墓地，就足以使他想象出一个热闹场面。正如小大卫·科波菲尔，一开始由他的母亲教他，后来随同他的姊姊梵妮入了吉尔斯先生所开办的一个走读学校。
概括地来说，他在这水陆两栖的市镇中的经历并非不快活的。在学校儿童中间，他有几个游伴。不过他所喜欢的姊姊梵妮乃是他的最亲密的伴侣。小说《一个儿童关于一颗星的梦》是描写他和他姊姊的一幅画，因为他们时常看一颗明亮的星升起，他们喜欢把那颗星唤作他们自己的，并且叙述那颗星怎样展开他们的想象和爱情。他是一个大读书家，当别的孩子们从事比较剧烈的运动时，他就专心读《天方夜谭》和菲尔丁、斯摩雷特、勒萨日、塞万提斯的小说。正如大卫·科波菲尔，这些小说是他从他父亲家中一间被遗忘的书室中发现的。狄更斯从这些来源养成最早的对书的嗜好，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他后来不能作很多有系统的诵读了。正如大卫·科波菲尔，他用一只鞋楦的轴心武装起来，自以为是皇家海军的乌有舰长，在家中高视阔步，从事冒险。他从幼年就喜欢写作和演剧，这两种嗜好都可以使他快活。他在很小的年纪写成题名“印度苏丹密斯拿”的悲剧，显然是以“魔神故事”之一作蓝本的。正如大卫·科波菲尔，他喜欢说故事，假如没有别的人听，就说给自己听。他会唱滑稽歌并加以表演，这是他时时奉命在客人前炫示的一种才能。
因为很小的孩子觉不出贫乏的压迫，像这样他在查坦木度过了五个年头，并非完全不快活的。他对华盛顿·欧文把自己形容作“很小的不大有人关心的孩子”。不过他后来回顾这些经历，依旧看作他幼年生活中最快活的。他这时最坏的地方是太孤寂，而这一点或许使他提前认识自己，也使他后来格外同情孤寂的儿童。
但是，当那个家庭又迁去伦敦时，由于政府方面某种经济观念，那个父亲的进款又减少了，情形变得更坏了。他们住在坎顿区（接近伦敦市外最穷苦的部分）北汉街上一所简陋的寓所里，隔壁住有一个洗衣婆，对街是一个波街警官，那个九岁的孩子当然觉得寂寞和荒凉了，他不能在田野里游玩，因为那里没有田野，他也不能跟别人结识。那所房子的样子大致跟密考伯入巴洛监狱前夕所住的地方相同。“在北汉街的小顶楼里，当我想到因失去查坦木而失去的一切时，只要让我再去入任何别的学校，去任何地方学一点什么，我肯给出我所有的任何东西呦！”
那个小男孩所感受的最大痛苦是完全没有人照顾。那个父亲的诸多不幸，债务，因愈来愈大的家庭而有的愈来愈大的用度，使得父母无法再去注意那个敏感的紧张的小人儿了，他的唯一的安慰是从旧图书室中带来的几本书，但是，过了不久，连这几本书也一点一点地落入旧货商手里了。“若不是上帝的恩惠，专就我所受到的照顾来说，我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呢。”
在写作《大卫·科波菲尔》几年以前，狄更斯写过一部自传的一部分，叙述这几年在伦敦的艰苦生活。后来他几乎把这全部材料用进那部小说中，只把人名和地名换过。他后来把原来的自传托付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约翰·福斯特，也就是为他作传的人；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发现《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一章和前后各章中的若干部分几乎是逐字从他自己的传记中搬过来的。下面有一些句子都是从那个片断中引出来的。
密考伯先生这角色通常以为影射这一困苦时期的狄更斯的父亲。没有疑问，密考伯的画像的若干部分是用老狄更斯作模型的。但是，除了夸张的语法和“人类胸中永存的泉源”的希望以外，两个人中间没有相同的地方。正如许多别的小说家，狄更斯不得不运用身边的材料制造他的人物，他把若干相识放进他的小说中。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断言：在他那最成功的角色之一的描写中，他断乎没有意思毁谤他父亲，当《大卫·科波菲尔》的若干章出版时，他父亲正处在将死状态呢。他很佩服他父亲。“我活得愈久，我愈觉得他好。”又说：“我知道我父亲不愧是一个仁慈的宽厚的人。他对待他的夫人、或孩子们、或朋友们的行为，我所能记得的每一件，都是称颂不尽的。……不过，由于他的性情的随便，也由于他的生计的艰难，他这时似乎完全失却教育我的念头，也完全失却我在哪一方面或任何方面对他有任何权利可主张的观念。因此我退化到在早晨替他和我自己擦靴子，帮助那个小家庭的工作，照顾我的弟妹（我们现时一共有六个），担任那种起于我们的贫穷的生计的贫穷的差事。”
狄更斯用密考伯家在伦敦的困难半庄半谐地写出那家庭的不幸。同一可怕的“契据”，或折中偿债问题，像乌云一般悬在那个不幸的家庭上，也必然是那贫乏的餐桌上时常谈论的题目了。那个母亲也曾开办一个唤作狄更斯夫人学馆的女校，借以挽救家庭的命运。自传中关于这一不成功的尝试的叙述，所用的文字与《大卫·科波菲尔》里边的完全相同，只把姓名换过。分享狄更斯家的命运的那同一孤儿，后来成了密考伯家的仆人。此外，家庭悲哀更进了一步，老狄更斯先生在耗尽所有资产之后被捉进马夏尔西监狱。那个十岁大的孩子所留下的印象是：“当时我真相信他们伤了我的心。”
正如小说中那个小主角，现实生活中的小孩是经常的探监者，把父亲的平安消息带给空无所有的寓所中的家属。不刮脸的队长和他那些不整洁的同伴，借来的刀叉，家具和书籍的典当，醉酒的书商和他那衣衫褴褛的老婆，一字不易地出现于他那未完成的传记中。最后，正如密考伯家，狄更斯家迁入马夏尔西监狱，小狄更斯则僦居坎顿区的小学院街，同住的是后来在《董贝父子》中以辟普秦太太著称的一个女人。
我买了一个便士的廉价面包和约值一个便士的牛奶作我自己的早餐。我把另一小块面包和四分之一磅的干酪收藏在一个特殊的柜子里的特殊的架子上，作我夜间回来时的晚餐。我知道得很清楚，这就用去六七个先令中的一大笔了；我整天留在鞋墨店中，整星期都要用那一点钱来维持我自己的生活。我相信我的房租由我父亲付。我自己确乎不曾付过，从星期一的早晨到星期六的夜间，我确乎得不到任何别的补助（我相信，做衣服除外）。没有劝告，没有指导，没有鼓励，没有安慰，没有支持，来自我所能记得起的任何一个人，确乎这样的。
坎顿区离马夏尔西监狱是那么远，那个孩子每星期只能跟他的家人团聚一两次。他劝说他的父亲，结果在包洛的兰特街一个破产法庭代理人的家中为他找到一个后顶楼，这就是许多年后巴布·骚耶的住处。一张床和被褥为他送了过去，在地板上布置起来。“那个小窗子面对一个木场，看起来很愉快；当我占有我的新住处时，我觉得这是天堂了。”
这样一来，他就进入他的家庭的圈子，那一家人在监狱中比多时来在监狱外过得更安适。监狱的大门六点开，十点关。他来得及去那里用早餐，白天的工作做完以后，他回那里用晚餐，九点钟回到他的住处。
监狱生活中大致有一些消遣。密考伯先生所写的那个要求改善破产债务人的状况的呈文（没有疑问给了他很大的快乐）乃是以现实生活为蓝本的。不过，就狄更斯家来说，替囚徒们请求恩典，为了国王就要到来的生日干杯，并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这时一笔出乎意外的遗产解除了那家庭的灾难。跟债主们结账以后，全家迁入辟普秦太太的公寓。
青年狄更斯在工作和责任方面也受到早期的教训。这个在鞋墨店中开始工作的小人儿（把标签贴在鞋墨瓶子上），引起了大量的同情。那间老店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以摩德斯通·格林白公司的化名受到仔细描写。店址在布莱克·弗赖尔近斯特兰的亨格佛·司退阿斯。一个跟该店有股份关系的亲戚替他弄到这个位置；他在那里度过的两年，在性格和生活上留下最大的影响。大卫·科波菲尔的感情和经验几乎全部是作者的经验，仅把人名地名改动了一下。他所感到的最大的需要是年纪跟他相近的友伴。
我想不明白，我何以能在那样的年纪那么容易地被打发出来。……我的父亲和母亲都非常满足。假如我是二十岁的年纪，毕业中学，将入剑桥，他们也不能更加满足了。……我的工作是裹鞋墨瓶子；先用一张油纸，再用一张蓝纸；用一条线扎起；然后把纸剪得整整齐齐，一模一样，直到它像药房里的膏药瓶子一样漂亮，然后罢手。……两三个别的孩子在楼下从事同一工作，得到同一工资。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其中之一，穿着一件破围裙，戴着一顶纸便帽，上楼来教我用线和打结的秘诀。他的名字是巴布·伐金；好久以后，我擅自把他的名字用进《奥列佛尔》去了。……
当我跟这些人为伍时，我灵魂中的烦闷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把这些每天的友伴跟比较快活的童年的友伴加以比较；觉得我先前作学者、作名流的希望在我的胸中破碎了。……这种思虑的悲哀和屈辱是那么深入我的全部天性，即使在有名望、受爱护、也快活的现时，我时常在梦中忘记我有一个亲爱的妻和孩子们；甚至忘记我是一个人；踽踽凉凉地回到我生平的那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他发过几次旧有的痉挛病，他也记得房东家人和伙伴巴布·伐金的好意。
在这些早期的穷困中，这个多病的孩子的生命未被消灭，他的品格也未被环境所屈服，乃是一种奇迹。他在给他的朋友福斯特的信中明明白白地说，这些困难对他日后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影响。
我必须求你（他在1862年6月写道）停顿一刹那，回顾一下你所知道的我的童年，并且问一问你自己，在那时形成的在比较快活的环境下失去的那一部分品格，若在最近五年中再现，是不是很自然的。旧时难忘的灾难，在一个衣食不周的孩子心中酿成一种畏缩的神经过敏症，我觉得在近时难忘的灾难中那病症又回来了。
不过，起因于早年困难的性格特征，在 神经过敏 之外，还有几种同样显著的别的。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是他对一切受苦的人和用力谋生活的人的广大同情。一切人生中的不幸者，一切险恶的自私的势力下孤立无援的受难者，尤其是后者，都在他的同情范围之内。连不会说话的畜生在狄更斯的同情心的广大世界中也有其地位。他最憎恨的是那些有权力做好事使别人快活但是却滥用那权力使周围的人受苦的人。
他也从这很早的岁月领会 辛苦工作和自立 的价值。假如有一个作家对他的职业非常认真，并且经常像在一个工头下工作，那就是狄更斯。他的游戏像他的工作一样用力；他一心想永远负起任何两个普通人负不起的任务，可能是他早死的直接原因。《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一段话乃是一种自白。“我生平不拘想做什么，我一心想做好。不拘我献身于什么，我整个地献上去。……凡我可以用全力来做的事，我断乎不用一只手来做，我现时发现我的金科玉律是，断乎不假装看不起我的任何作品。”
狄更斯适应了19世纪，也贯彻了加莱尔关于辛苦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的说教，这种“奋斗生活”的爱好大概是一个象征。狄更斯断乎不是像前辈作家那样的学者。他不是像菲尔丁或华尔波尔那样把法律、政治、文学混而为一的文学兼业者，也不是像高尔斯密那样在饥饿的逼迫下生产的文学苦力。他是把精力转向文学的19世纪的事业家。
一个从幼年入世自谋生活的人，大致不变成一个由雇主指挥和操纵的单纯的机器，就变成一个以世界为其机器的自负的人。狄更斯的自负有时来得很近于顽固，我们随后就知道了。他从来都愿意接受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的劝告和文学问题上的同情的批评，甚至时常改变一本小说的全部次序。但是在别的问题上他是不肯让步的。违反了朋友们和医生们的劝告，他从事最后若干次的朗诵，随着来的无法避免的结果是他的早死，英国失去了它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此外，他父亲早年的穷困使他加三倍用心不使自己或他的家人陷入同一窘境。这事实使得他在不需要为了钱财的报酬而工作时工作。他同他的出版家们龂龂讲价。狄更斯断乎不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富有，不过他有足用的收入，虽然他的费用是大的。他自己的嗜好很简单，却爱炫示奢侈和富裕，他的最高理想是一个独立的乡村绅士的生活。
直到他的父母离开马夏尔西监狱一些时候以后，狄更斯才能离开那个鞋墨店。这种好运似乎是偶然到来的。他父亲同鞋墨店的亲戚争吵起来，因而那个孩子被解雇。他母亲显然觉得那一家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所以主张他依旧去做工。但是他父亲坚持送他进学校，于是他进了学校。因为他母亲这时所作的主张，这位作家终生不能十分宽恕她。对当时他永远脱离的那生活，他所怀抱的感情，以他自己的话说得最好。
从那时到我写作的现时，我的童年的那一段（现时好在已经结束了）不曾有一个字从我的嘴中透露给任何一个人。这个时期继续了多么久呢，是一年呢，或更多呢，或更少呢，我完全想不起了。从那时起，到这时止，我的父亲和母亲已经给它吓得不能出声。虽然离得远哉遥遥，我从来不曾听见他们任何一个人略一暗示到它。在我现时把它写在这里以前，我从来不曾对我所信任的任何人，连我自己的女人在内，掀起我当时放下来的帘子，感谢上帝。
在1851年，有一篇题名“我们的学校”的文章，发表在《家常话》杂志上，描写与老克里古尔的学校大致相同的惠灵顿·郝斯学校。那里有同一似乎无所不知的助教。有同一粗暴的听差，不过他却看护患猩红热的学生们。校长永远用粗大的桃花心木戒尺指正算术簿，用那同一可恶的工具打犯过者的手心，或用他的大手之一恶狠狠地抓紧一条裤子，用另一只手打那个穿裤子的人。
狄更斯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我们没有方法知道他得到多少启发；我们可以断定他受到很少的教育，因为他所描写的英国当时的坏学校是没有多大好处的，我们只能把这些学校看作我们今天幸而避免的一种半开化的东西。我们知道，像斯特朗博士的那种好学校是很多的，不过，狄更斯的小说的大多数读者所记得的乃是克里古尔的和斯奎尔士的那种学校，这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
不过，正如许多别的早熟的儿童，狄更斯有一种好胜的习惯。一旦脱离那可憎的商店和鞋墨瓶子，他的精神立即发扬起来，他同别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借以传布他的小说和不公开的演戏。这一点又使我们想起小科波菲尔在学校中的活动。这个少年在这样早的年纪就显出对他终生醉心的两件事的兴趣——著作和戏剧。
狄更斯的教育并非在学校中得到的，因为在十四岁上他又被打发去做工了，这一次是在葛雷院作一个律师的书记。固然，他在那里接触到一种比鞋墨店高尚得多的生活，但是那生活的范围是狭窄的，不能容纳一个有创见的正在发育的头脑。不过他从这经验中，正如从一切经验中，为他后来的小说得到很好的材料，他的教育来自一个大城市中环绕着他的生活。一般说来，他对法律和律师的描写不常是客气的。这个以抄写书信和法律文件为专职的青年书记，有一双看透一切的锐利的眼睛。
他是野心勃勃的。他父亲是当时国会辩论的速记访员。他也要学速记，像他父亲一样做国会访员；不过，鉴于他在社会、政治、历史等问题方面的知识根基太浅，于是他在办公时间外成为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热心的读者；到1828年他就被许可入博士院做访员了。
他学习复杂的速记时所感受的困难，《大卫·科波菲尔》中有很详细的叙述。正如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也遇见过一个朵拉，她在他心中的影子使他不对失望让步。他永远不曾同她结婚，他后来又以芙罗拉的化名写入《小杜丽》的故事中。
狄更斯厌倦了博士院——我们知道大卫·科波菲尔怎样称赞它的机构——想以舞台做唯一可能的出路；当他正要接受可芬花园
的聘约时，一场最幸运的病把他保留给文学；在他又要去应征时，他转入国会采访一途（1831年），这职业至少提供相当的兴趣和紧张。他的辛苦工作和决断迅速的能力使他在这里成为我们所说的“访员明星”；报馆的气氛唤起他那已经发达的对重要场面和人物的注意力和非常准确的表现力。报纸对狄更斯的天才指出最后的方向。他于是变成了一个小说家，报馆访员明星。
关于那时访员的方式，他留给我们一种有趣的叙述。这一番话在过去时常被引用，在将来也还值得重提。
我时常为排字工人从我的速记本中抄录重要演说，这工作需要极端正确，抄错一个字就对一个青年人十分有碍；在一辆四匹马拉的脚车中，借着一盏昏暗的灯笼的光，我在手掌上抄写，这辆车子以当时可惊的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在深更时分，驰过荒凉的乡间。
在那老下议院的老旁听席的老后排座位上，在我的膝盖上记录，我已经写酸我的膝盖；在那老贵族院的一个可笑的圈子里，我们时常像等待重装羊毛垫子
的那么多羊一般被圈禁在一起，站在那里记录，我已经站酸我的脚。从乡间兴奋的政治会议回伦敦那等待中的报馆，我确实相信，我曾在当地几乎每一种交通工具中发急。在我那时代，我曾被延滞在泥泞的僻路上，在夜半将过时，离伦敦四五十英里，伴同筋疲力尽的马和酩酊大醉的脚夫，坐在车轮沉没的马车上，在排版前赶回来，接受故布莱克先生最坦率的褒奖。
狄更斯永远乐于承认这访员训练的重大益处。“我经常把我初期的成就归功于年少时严厉的报纸工作那有益的训练。”这工作教给他勤勉和观察，也给他的天才开辟了一个宽阔的世界。
就在他以访员出名的时节，他第一次投身于纯文学。1833年，他把他的第一篇速写投入“月刊”的信箱，那经过和得见自己的著作初次印出来的快乐的故事是很有名的。“当时我走向威斯敏士特厅，在里边停留了半个钟头，因为我的眼睛因欢喜和骄傲而模糊得不能上街，也不宜于在街上被人看见了。”这篇故事或速写题名“杨树林区的晚餐”，后来以“闵斯先生及其亲属”的题名收入《博兹特写集》中。
到1835年2月，他已经在《月刊》上发表了十篇特写，不过，因为该刊不能给那个青年作家稿费，遂不得不为他将来文章的发表作新的安排了。他依旧保留《晨报》编辑部的位置，但是在《晚报》上辟出地位，登载这些“表现日常生活和日常人们”的特写。他的薪金也从每星期五基尼增至七基尼，于是他在弗尼渥旅馆租下了寓所。1836年，这些速写再版作两本，题名《博兹特写集》，由克鲁克善克作图。这两本特写震动了全国，因为人们很快就知道，一个新的天才以一种奇妙的正确观察力和人物摹画力以及一种本地诙谐的新作风在写作了。
狄更斯从默默无闻一跃而名满全国。正如拜伦，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名人。回顾那一时代，我们可以了解英国社会忽然赏识起他来的理由。我们应当记住，在30年代初，司各特是英国小说家中间的领袖人物，他所提倡的小说风格——古事传奇，有许多模仿者。狄更斯关心环绕他的生活，以菲尔丁和斯摩雷特做先生，他们像他一样，也关心当代的生活。因此，他像从新的地方吹来的一缕清风。我们也应当记住，这是一个十分关心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时代。新改革法案刚刚通过（1832年），英国几乎得到普遍选举权。奴隶买卖受到克拉克生的斥责，威尔勃佛斯曾经要求监狱改良；新济贫法运动勃发了。各阶级人民对“我是看顾我兄弟的吗？”
那最重要的问题觉悟到他们应给的答案。狄更斯最早的速写，正如他最后的小说，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满具兴致，同情和关切，对这一问题中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案。
随着《博兹特写集》来的是《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年）。出版家本来选定西摩为《匹克威克外传》作插图，西摩死后，萨克雷曾来应征，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匹克威克》第一号出版，狄更斯就与《晨报》和《晚报》脱离关系，并跟前雇主的女儿凯瑟琳·霍格斯小姐结婚。从这时起，他是一个职业小说家了。
《匹克威克外传》在狄更斯全集中永远保持其受欢迎的小说的地位。为狄更斯作传的福斯特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表明大家期待每月分册出版的迫切心情。
“一个副主教，”加莱尔先生后来写给我道，“有一晚，用他自己那庄严的嘴，告诉我一个稀奇的亵渎神圣的故事，讲到一个对一个病人作宗教慰安的庄重的教士；既经自以为很满意地作完，走出室外，他听见那个病人不自觉地失声道：‘ 得 ， 感谢上帝 ， 不拘怎样《匹克威克外传》就要在十天之内出版 了 ！’可怕呀！”
书中诙谐的温厚，尤其是人物的真实，为它赢得成千成万的崇拜者。萨木·维勒和匹克威克先生被称为伦敦人中的堂吉诃德先生和桑超·潘查。
这一套书出了不过一半时，《雾都孤儿》就开始了（1837年）；狄更斯像这样继续下去，几乎到死为止，至少有一部分册出版的小说，时常有两三部，疾速付印。若想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些小说及其出版情形，乃是不可能的。在下余的篇幅中，我们只从他的传记中举出几件事来，说明他的性格和著作，再对他的诸小说，特别是《大卫·科波菲尔》，作一简短的讨论。
看一眼这个一举成名的青年人的相貌，或许是有益的。幸而有他的朋友麦克莱斯为这样年纪的他画了一幅像。为他作传的福斯特写道：“脸上每一部分具有敏捷的锋锐的神气，有实践的能力，有热烈的好动的顽强的表情，看起来不像一个学者或著作家的脸，却很像一个俗世的行动家和事业家的脸。它的每一部分透露出光彩和行动。在我所说的时间四五年后，一个最有创见的最精细的观察家，故加莱尔夫人，谈到他的脸时说道：‘ 这好像是钢打的 。’
在我介绍他与李·罕特相识后的第二天早晨，罕特写给我道：‘在客厅里遇见的他那脸是何等奇妙的脸！其中具有五十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哪！’”
他一生的这一时期定居在伦敦，但是在特威肯喃、彼得兹罕、斗佛、邦丘、布来登、布劳斯兑兹等乡间作过长时间的逗留。1843年，他在给一个美国朋友的信中谈到后一地方，我们也可以从中对他自己得到有趣的一瞥。
这里有一个小钓鱼台；非常安静；建立在一个悬崖上——在一个小半圆海湾的中央——就在那上面，立有我们的房子；海在窗子下面翻滚，冲撞。七英里外是古德温沙洲（你已经听到过古德温沙洲了吧？），天黑以后，漂浮的灯光不断地从那里眨眼，仿佛它们正在同仆人们进行阴谋。村后小山上也有一个名叫北福尔兰的大灯塔，这是一种严肃的牧师的灯光，一面斥责那些小小的轻佻的漂浮者，一面恶狠狠地向海上凝视。悬崖下是难得的好沙子，每天早晨全体孩子聚在这里建筑无法完成的防线，一到满潮时就被海水攻下了。年纪大的绅士们和古老的淑女们，在两个读书室中，也在露天许多散布的座位上，依照他们自己的习俗来调情。别的年纪大的绅士们整天用望远镜张望，永远看不见任何东西。在一个凸窗中，在一把高椅子上，从九时到一时，一个头发很长、不带颈巾的汉子，一面写，一面笑，好像他觉得他是非常有趣的。他的名字是博兹。
他最早的朋友都是气味相投的人，他们一同处得很快活，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和传记中看出来。他的书信中最常提到的最著名的朋友有福斯特，麦克莱斯（为狄更斯画像的画家），哲娄尔德（批评家），麦克力狄（演员）。后来。加莱尔成为他的密友之一。1844年，这一群朋友聚听狄更斯圣诞小说《教堂钟声》的诵读，麦克莱斯留下一幅有趣的速写。
1837年，发生了一种变故，他似乎永远不曾从那损害中恢复过来。他的作品似乎受了一种深刻的影响。到那时为止，他的作品中富于诙谐，但是缺乏真正的悲哀。那年五月，住在他家里的他的小姨玛丽·霍格斯小姐在十七岁的妙龄上去世了。他从来感受的悲哀，没有比这个“年轻、美丽、善良”的很得人爱的少女的死亡更深刻的了。在他死的前一年，他写给他的朋友道：“在任何时候，特别在我功成愿遂的时候，她是那么占据我的思想，关于她的记忆已经成为我的本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像我的心跳一般跟我的存在不可分离。”当他将要写到《老古玩店》中小耐儿的死时，他写不下去了。“亲爱的玛丽昨天死了，那时我想到这个悲哀的故事。”她必然也在朵拉和许多别的人床边显现，假如他自己不懂得悲哀，他断乎不能那么深刻地感到那些人的死的悲哀。
英国作家大概没有比狄更斯旅行得更广远的了；倘若我们把吉普灵先生除外，英国作家在作品方面所受外国环境的影响大概也没有比狄更斯更少的了。他从外国带回来的东西很少不是他带去的。英格兰人时常生就一种不感受外国影响的头脑，因此，凡英格兰人所到的地方，便出现无数“英格兰式的”旅馆。在这一方面，狄更斯是格外英格兰型的。
1841年，他旅行过苏格兰的高原，关于这些地方，福斯特的传记第一卷有一些绝妙的描写。假如我们把这次旅行除外，那么，他第一次英格兰以外的旅行是1842年去美国了。那是隆冬之际一次很险恶的航行。关于那次旅行的一连串叙述，收入《游美札记》中。
他本是专为了推广“国际出版权”来的。他受到某种反对。他苦恼地写道：“在地面上，对于一个意见很不相同的问题，没有比这个国家更缺乏言论自由的了。——啊！我怀着勉强、失望和悲哀写这些话；不过我相信这是从我的灵魂深处发出的话。”他憎恶蓄奴，他写道：“我实在害怕，由于这个国家开给世界的恶例，它加于自由的打击将是从来最严重的了。”
美国人为了他的诚恳、他的诙谐，尤其为了他的民主思想而欢迎他。韦勃斯特说过，关于改善穷人的状况，狄更斯的成就比大英帝国派去国会的所有政治家的成就更大。欧文为他干杯，称他为“国宾”。狄克诺先生写道：“一场凯旋式已经为他准备好，全国都要来参加。他在美国所受的欢迎将是辣斐德以来无与伦比的。”他的凯旋式与狄克诺先生所预言的完全相合。在一封给弗斯特的信中，他写道：
关于这些事，我说什么才能使你略微知道他们对我表示的热烈敬意，或那透过全国的欢呼呢。我所接见的代表，有从两千英里外的远西来的，有从湖上来的，有从河上来的，有从新开地来的，有从木屋来的，有从城市来的，有从工厂来的，有从乡村和市镇来的。几乎各州的当局都写信给我。我接到各大学、参众两院各种类的公私团体的来信。昨天詹宁博士写给我道：“这不是胡闹，也不是客套。这是诚心诚意。像这样一种凯旋式是空前绝后的。”
他对美国最初的印象是好的，因为我们发现他从波士顿写给他的朋友道：
美国的穷人，美国的工厂，各种机关——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在新英格兰的这市镇中或这一州中，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通红的火炉和一餐肉食。空中一把闪光的剑也不会像街上一个乞丐引起那么多注意。
但是，依照美国人习有的过失，他被看作最新奇的货色，受到太多的注意。在另一封给他的朋友的信中，他说道：
我不能做任何我要做的事，去任何我要去的地方，看任何我要看的东西。假如我走上一条街，就有一大群人跟在我后面。假如我留在家中，造访者使那所房子变成了市场。假如我造访仅有一个朋友的公共机关，管理人员即刻出来，把我截留在院子里，对我发表一长篇演说。我晚间赴一个约会，不拘站在什么地方，我总被人包围得因缺乏空气而精疲力竭。我在外边吃版，必须对每一个人谈每一件事。我为了图清静去礼拜堂，我的坐席附近就发生猛烈的拥挤，牧师也就对我说教。我坐在火车上，卖票员不肯放松我。我在一个车站上下来，喝一杯水，在我张开嘴喝时，就有一百人张望我的喉咙。想想看，这都是什么事！
不怪最早的印象是不禁久的了，他写给麦克里克道：“虽然他很喜欢这一碟名菜的材料，但是他不能不说，这一碟菜自身却不合他的口胃，他不喜欢它。”“诸位，在晚餐以后，”他说道，“一味地谈金圆，金圆，冒了丧失信实和荣誉的危险。”他最后的结论是：“不过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绝对不肯住在这里。”
他在美国住了四个月——这时间不足作满意的考察——旅行过波士顿、纽约、费拉德尔菲亚、巴尔提摩、华盛顿、里契芒、辛辛拿提、圣路易、巴菲罗、尼阿加拉和芒特里。当他终于到达加拿大的英国领土时，他立刻快活起来了。他在芒特里一些不公开的戏剧中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他这旅行增加了兴味；随后他在七月间回到英国。
他写《游美札记》，同朋友们去康华尔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随后写《马丁·朱述尔维特》。在后一书中，他又提到美国，继续在小说的外观下加以讽刺。我们已经承认，他所说的大部分是真的。至若说，他在美国所受的欢迎会以“一两朵花的伪装”成为他的“铁口络”，他并不感到此种必要。美国人也不长久记仇，因为当他在1868年再来美国时，他所受到的欢迎，假如有什么不同，只有比第一次更多真情的表现了。
1844年，他在日诺亚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季，在那里研究人物，参观傀儡戏——依旧为意大利人所喜好——和剧院，写作《教堂钟声》。他的《意大利风光》（后来发表）时常是热情的。他游历了帕尔马，摩狄纳，波罗革纳，菲拉拉，威尼斯，渥朗纳，曼图亚。而威尼斯使他着了迷：“这是一种你看了要落泪的东西。”
在苏格兰住过几个月后，他匆匆忙忙地去了瑞士。与大卫·科波菲尔相同，他在瑞士那安静的小村落和高耸的山峰感到闲静。“假如冬季的瑞士村庄在我眼中是好看的，它们的夏季景色就是最可爱、最迷人、最美妙的了。为长覆白雪的高山所包围，为高大的树木所荫蔽，点缀在一片最柔软的丰饶的草茵上，它们似乎是躲避大城市的苦恼和患难的许许多多的小安身所呢。”
他虽然性喜安静，他那最好的作品却需要拥挤的街市的刺激，因此我们发现他写道：“我的人物倘若没有群众围绕就似乎是迟钝成性的了。我在日诺亚写得很少（只有《教堂钟声》），觉得那里似乎有这样一种影响——不过我至少有两英里长的夜间有灯的街道可供散步，也有一家大戏院每夜可去。”巴黎比较合于他的嗜好，因为巴黎把它的街市、愉快的人群、戏院和大量灯光和彩色供给了他。
像这样他在英格兰和大陆之间消磨他的光阴，每次在一个地方绝对不多过几个星期。他一时所能负担的工作的数量实在是惊人的。他编辑周刊和月刊，自己写作一大部分，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做了《首都日报》“每日新闻”的主笔，直到他发现那工作不合他的个性，才告一段落。连他的游戏的态度也像他的工作一样努力不懈。《懒惰的旅行》中“捱得儿
学徒”之一说道：“我觉得一个做事永远不半途而废的人是一个可怕的人。”这一句话完全适用于它的作者。
“游戏，”托马斯·捱得儿说道，“这里有一个人，有系统地撕碎自己，仿佛他永远有从竞赛中夺取锦标的义务，使自己受没有间断的训练，他叫这个作 游戏 。游戏，”托马斯·捱得儿注视着空中他的一只靴子轻蔑地叫道，“你不能游戏。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把一切弄成工作。”“在布莱登过春天，在布劳得斯特雷兹过秋天，在这中间，率领一大群男女旅行。”这就是一年的行动的报告。
旅行是他 享受 假日的好方法之一。他率领他的一些朋友，以票友的身份旅行国内，从事慈善演剧。他当时的生活，借了《马丁·朱述尔维特》里的绥瑞·甘普（他自己的最好的人物之一）的嘴，得到很好的描写。这是福斯特的《狄更斯传》中第一次披露的一个片断。他是一个“浑身是汗的疯狂的先生，臂下挟着一个大文件包，不断地跑来跑去，同很普通的人交谈，使自己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已经知道，狄更斯好演戏几乎等于他好写作，这种舞台和舞台效果的爱好在他的小说上有深刻的影响。他的小说是“戏剧性”的，这就是说，其中的情况都是明晰可见的，都是富有戏剧趣味的。对话也完全像戏剧中的对话一样有力。人物几乎像从戏剧中取出来的。其中有许多具有一种讽刺画的倾向，他的主要画家布朗的插图加强了这一点。狄更斯的小说有许多编成优秀的剧本，理由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到他的小说的动作；他的小说似乎先诉于我们的官觉，而后及于我们的思想。狄更斯的感动力的秘诀也就在这里。
他的好动一开始由于精力过剩，但是逐渐变成一种痼疾了。当他四十岁时，他写道：“我变得不能休息。我十分相信，假如我吝惜我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了。死于工作中是好得多的。大自然首先把我造成这样子，我的生活方式近来已经证实了，唉！”
好动和爱戏剧这两种特性使他晚年把一大部分时间献给他的作品朗诵。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所冒的危险，用力劝阻他。但是他写道：“我必须做一点 什么 ，否则我的心脏就要衰弱下去了。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希望更适合我的好动状态的事可做。”他渴求积极表示的心情，像演员一样；他爱拥挤的会堂的辉煌和热闹。他已经觉出他在写作方面的创造力衰退了，因而愿意使得他的生存容易一点。他是属于活动的现实世界的，只能从活动的环境中发现安乐。他不知道有可以退隐和休息的精神境界。不过，这一切的紧张在他身上有了可怕的影响，正如他的朋友们所预言的。“我似乎永远在坐火车，或朗诵，或睡觉。我是那么疲倦，一有时间想起，我就以入睡为当然了。”
不过英美两国广大社会的反应是厚道的。爱尔兰的白尔伐斯特的一个本地人请求：“握握手吧，狄更斯老先生，求老天保佑你，你老；不仅为了今晚你使俺长了见识，也为了你使俺家里人都长了见识，你老；求老天爱护你的脸，永永远远。”这疲劳大概是值得的。
在他逝世的五年前，火车出了一次事。虽然他未受伤，却给了他一下永远不曾复原的震惊。“我有，”他写道，“一种——我不知道叫它什么；我想是生来的——镇定，当时一点也不着慌。不过，在写这几句回忆话的时候，我感到那震颤，不得不停止了。”
在他写作最后的未完成的小说《艾德温·杜鲁德之谜》时，死神十分突然地在1870年6月9日降临。他被葬在威斯敏士特寺，葬在英国著名的使人类更快活的像他一样的其他伟人们中间。
狄更斯的性格从他的小说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的小说特别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小说都是自传性质的，因为它们把他所看见所感觉的东西的正确印象保留下来。假如我们读他的小说和书信，我们知道这个人多于性格分析所能告诉我们的。
他是生来的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像想得那么好的东西。”一次麦尔本勋爵说道。“也没有那么坏的东西。”狄更斯插嘴道。这就是他支配我们的秘诀，我们每读完他的一本小说，必然觉得，“这究竟是一种还好的世界”。他对世界的乐观多半是属于气质的，因为他生来是他的朋友们所说的“他这年纪最快活的人”。不过笑容和笑声是有传染性的，因了这一理由，狄更斯是最富于传染性的作家之一。加莱尔称他是“最热情、最诚恳、最明察、最速决、最公正、最有爱心的人”；这一句话乃是来自加莱尔的最高的称赞。
爱穷人和苦人，在他看来，是人类主要的责任。在他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他描写最下级的社会，他甚至对罪犯都表示了经久不变的同情。在《尼古拉斯·尼克贝》里边，他同情那个被送进现时绝无的学校去受苦的可怜的小人儿。《圣诞故事》是为人类中间的善意和好感呼吁的。
伴同这种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有一种对虚伪和不平的极端憎恶。在《雾都孤儿》里边，我们见到一种显示严正的公道的报复力。《马丁·朱述尔维特》揭露英国人特有的伪善作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骄傲，是《董贝父子》的本旨。他的每一本书中含有一种教训，以他对不幸者的爱心为动机。假如我们有时觉得，他使善人终于享福，恶人终于受罪，不合我们常见的实际生活，我们也不会有别的主张。他的乐观主义是有传染性的。
《大卫·科波菲尔》，从1849年5月起，每月出版一册，到1850年11月出齐。这部小说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断乎无疑地保持读者喜爱的地位仅次于《匹克威克外传》的。我们从叙言中知道，它永远是狄更斯最爱的一部书，理由是不待远寻的。这部书大部分是他自己的故事，一部用他的心血写成的故事。
当他开始写这部小说时，他感到非常的困难。他必得用很长的时间想书名和人名。他写道：“像往常一样，开始我感到最深的沮丧。”但是一旦开了头，那个故事就使他不可违抗地写下去了。他的主要迟疑跟朵拉有关，朵拉已经变成他的特宠；在他的心目中，这个角色是那么真实，在她死后不久，他就为他第三个女儿取名朵拉。他对辟果提家也最感兴趣。“我怀抱一个很大的希望，我要被‘小爱弥丽’纪念许多年呢。”后来，当这部小说顺利进行时，他写道：“这个故事直到最小的一点我都感觉到。”后来，将近写完时：“我写到最后三页了，跟往常类似情形相同，我莫名其妙地悲喜交集。
，我的亲爱的福斯特，即使对你略说一说，今晚科波菲尔使我发生的感情（多么奇怪），就得把我的里子翻出来了！我似乎在把我的一部分送入虚无缥缈的世界呢。”
大多数现代小说，仿照戏剧动作的严格统一律，有一种精密的统一的情节，比较起来，《大卫·科波菲尔》几乎像是散漫的了。这部小说好像是一长串或松或紧地联系起来的事件，作者把这些事件集结在一些任意来去的人物周围。正如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小说似乎是一些连缀起来的故事，而没有一个密切关联的情节。这见解有一部分是正确的。第一，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主角生活的纵切面，而不是一个重要关头的横切面。因为这个缘故，严格地来说，这部小说没有一个高潮，而有一串高潮，那就是主角一生经历中的几个转折点。
不过，假如我们在动作的统一性方面有所失的话，我们在人物研究上却得到很大的便利。我们在比较简短的小说中所见的人物都是长成了的，我们在这部小说中，却看见我们的人物从一长串事件中长大，当我们把书放下时，我们像在他们中间过了若干年的那样认识他们。我们不仅认识他们的性格，也能在他们一生的每一阶段来说明他们的性格。
概括地来说，小说有两种，一种注重故事，另一种注重人物。前一种受艺术上的限制，要严密遵守戏剧动作的统一性，就是说，要使那些事件在某一点上有一个戏剧性的趣味顶点，一个高潮；凡不能直接或间接造成或继承那个顶点的事件都不可用。后者呢，作者选择那些足以说明他所关心的人物的事件，以表现他的艺术；假如，他有许多人物（例如狄更斯），他就必得几乎无限量地增多他的事件。狄更斯属于后一派小说家，除了《双城记》外，他的小说都是人物研究。由我们读时，我们关心人物，仅只间接地关心故事。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狄更斯给了我们何等出色的一群人物！当小说发展下去时，我们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怎样变化呀！在这里仔细讨论这些人物是不合时宜的。他在这部小说中非常成功地混合诙谐和悲哀，在这一方面，他的其他小说没有一本比得上。固然跟密考伯先生在一起，没有人可以长久失望，但是若把他一个人除外，狄更斯的诙谐人物无一不表明，啼笑非常接近，而最好的笑是从可以流血的心中发出的。福斯特先生说过：“《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欢乐的极致”；这或许是过誉，不过这部小说也几乎是英国悲哀的极致了。
有两段赞美这部小说的文字，值得引在这里，其一是萨克雷写的，另一是阿纳尔德写的；前者是狄更斯的主要敌手，后者是最伟大的英国批评家之一：
这是多么美——多么可爱的新鲜和单纯。在这些可称赞的温厚的诙谐笔法方面——我应当把诙谐唤作爱与机智的混合物——谁能跟这个伟大的天才相比？他的书中有像施给读者的个人恩惠一般的短小字句。
这是一部非常健全的作品，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书中有何等丰富的欢喜、创造、生命的宝藏！何等的机警和才力！主宰全书的是何等善良的仁慈的灵魂！
（这篇传略原是布克教授为本书所写的导言，翻译时略加删节。）
小大卫·科波菲尔 自身的历史和经验
本书主角与其父同名，故在他的名字上加一“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