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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把翻译比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窃火；那么，当年那些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翻译家便是名副其实的“窃火者”。20世纪初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不同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班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
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大家在院子里闲谈，史女士问秋斯，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秋斯每译一部作品，都要在叙言或译后记中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翻译这部作品，以便读者对它的来龙去脉有更多了解。总括这些文字，秋斯赞同鲁迅的文艺观，主张为人生的文艺。这也是他鉴别作品和选材的尺度。秋斯在加德维尔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的译后记中，明确地说过他的这种想法：“假如有人觉得我这个看法太近功利主义，就是说，太富于社会倾向性，我只好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原就是一个俗人，从来不懂什么叫‘为艺术而艺术’。在我眼中，文学和艺术也是一种工具。它可贵，因为它有用，因为它能指导我们趋吉避凶，活得更好一点。否则就一钱不值。”但正如世界上有人吸食毒品和贩卖毒品一样，也有人欣赏和推销有害的作品。对于这种人，秋斯不客气地说：“我绝对不希望他们来翻一翻我这个译本。”
秋斯于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理科，应聘到广州协和神学院教书。当时的广州到处弥漫着革命气氛，在这里，秋斯能阅读公开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使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和历史背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西方文学19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秋斯后来在《杰克·伦敦传》的《译者叙》中谈到，19世纪最后十年间，科学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进化论的生物学，这三种现代文化“在欧洲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秋斯把写实主义文学看作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比较推崇这一流脉的作品。他认为，其时“维多利亚朝的风尚已经僵化成一定的模子，更加上（19世纪末的美国）中西部道德的束缚，文学家写不出有创见的作品。他们所写的对象，限于可敬的中等阶级或富人，善行永远受赏，恶行永远受罚。他们主张看人生的愉快面，避免一切粗暴的、严厉的、真实的东西”。秋斯看中杰克·伦敦，正因为他是这种缺乏生命力的文学传统的叛臣逆子，因此“他在小说中写社会主义，写进化论，写实实在在的人生，写贫血的、纤巧的、怯避的、伪善的十九世纪文学所不敢正视的一切东西。由于他那长于说故事的天才，也由于他学习前辈大家的努力，他锻炼成一种文学技巧，足以攻下顽固分子的森严壁垒，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闺。这在美国，确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
秋斯对杰克·伦敦文学成就的评价，可说是译者在选材上的夫子自道。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美国的杰克·伦敦、加德维尔、斯坦贝克、德莱塞、海明威，还是英国的狄更斯或俄国的托尔斯泰，他们的写实主义小说都是秋斯后来的译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秋斯开始翻译的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前途的小说《士敏土》。苏联作家格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是秋斯与蔡咏裳早期合作的译本，作品描写苏联内战结束后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的生活。正如鲁迅为《士敏土》作图序所言，小说中“有两种社会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设底要素和退婴，散漫，过去的颓唐的力”。然而，“和这历史一同，还展开着别样的历史——人类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蜕变的历史。机械出自幽暗和停顿中，用火焰辉煌了昏暗的窗玻璃。于是人类的智慧和感情，也和这一同辉煌起来了”。
《士敏土》翻译出版后，秋斯陆续翻译了一些现代欧美和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靠稿费生活的文化人不可能愿意译什么就译什么，就是不靠稿费生活，也必须考虑译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出版，所以秋斯慨叹当时的文化人生活在一个“打杂的时代”，并希望这“打杂的时代”赶快过去。
在这种环境，秋斯并不放弃做事的原则。他每决定翻译一部作品之前，都反复研读原作，尽可能搜集有关这位作家和作品的资料。这样做，一是为确定作品的价值，二是为更准确地传递“作者的特殊风格”。比如动笔翻译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小说《相持》之前，秋斯一连好几个月踌躇不决，据美国批评家杰克生的文章介绍，美国左右两派都不喜欢《相持》这本书。秋斯反复读了两三遍这部小说，他认为，关于美国西部农村劳资之间的斗争，“这部书使我开了眼界；我相信它提供的材料是有真实性的。尤其使我不忍释手的，是这本书的表现方法。它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的特征，把握得恰到好处：寥寥几笔，已经应有尽有。我读过以后，仿佛觉得，这不是一部书，这是一套电影。我所接触的，不是文字，是具体的动作和形象。这成就说起来简单，但不是每一部有名的小说都作得到呢。”至于美国左右两派的意见，秋斯说，右派不喜欢它，可以说是当然的；左派因为“书中没有充分的宣传，所以失望”，但“文学究竟不同普通的宣传文字。若有人要从斯坦贝克的书中寻出很多标语口号来，只好由他们去失望了”。秋斯终于译出这本书，还把杰克生为斯坦贝克的另一部作品《鼠与人》所作的叙《记斯坦贝克》也一并译出附在小说里，供读者参考与印证。
当他准备翻译介绍狄更斯作品时，二战结束后的上海有一种论调：“作为文学作品”，狄更斯的“这些书似乎没有一点价值，翻译它们简直是多事”。于是秋斯把翻译《大卫·科波菲尔》前后搜集的关于狄更斯的资料一一整理，写成《从翻译狄更司说起》。文章说，贬低狄更斯作品的论调“并不希奇。远在一百来年前，俄国就有类似的说法，并且得到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同意。但是，托尔斯泰说道：‘屠格涅夫情愿上当。狄更司是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批评家却早已被人忘却了’”。秋斯对俄罗斯和苏联翻译出版狄更斯作品的数量也做了详细的统计，根据统计资料，他分析说，之所以“狄更司作品的英国特征一点也未减低他在俄国的盛名”，是因为“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狄更司，与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俄国读者，实在太接近了”，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狄更斯是“反抗上层阶级压迫的下层阶级保卫者，谎言和伪善的指斥者”。秋斯还引述高尔基在小说《在人间》中对狄更斯的评价：“这个人在‘人类爱’这个最艰难的艺术问题上有了奇妙的成就。”
秋斯对狄更斯自认为“最心爱的”这部长篇小说也有自己的见解：“狄更司是真正通晓人情的，但他的人道并非浸入悲天悯人的嘲讽的单纯的人道主义。他的力量乃存在于他散布幸福、快乐、善良思想的灵魂中。”这是秋斯对大量作品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秋斯经常为翻译一部作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阅读大量的中外文资料，但我几乎听不到他的怨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事情“一定不要怕麻烦”，“要耐烦”，也许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他认为一个好的译者应该做到的：真切地表达作者的风格吧。
另外，为“增加读者对那个译本的理解”，秋斯的每一种译本，都有他对作者及其作品的意见。他说：“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对于中国一般读者，在生活和思想的背景方面，总有若干距离。我希望用我附加的说明把这个距离减缩下去。”秋斯并不是专职的翻译，但他始终把翻译当作一项事业，从对相关资料的熟悉和了解，可见他对译文认真之一斑。
自19世纪末叶开始，西学东渐的潮流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其中翻译扮演了第一重要的角色。但至半个多世纪前，翻译的景况却不容乐观。秋斯曾引英国诗人邓安的诗句“骄傲愚蠢或命运，译事多付无文人”，大意是形容当时流行的译文有许多不可取。针对这些问题，秋斯在40年代接连发表《翻译的价值》、《翻译者的修养》、《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刊物》等文章，他说：“马马虎虎是农业社会一种传统风气。这种风气不革除，中国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他呼吁出版界出版一个提供高质量译文的刊物；翻译界应建立翻译“理论的体系”和“公认的标准”。凡事都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秋斯相信“教育者先受教育”，与其说他向社会呼吁什么，推荐什么，不如说，那是他向自己挑战。无论在动荡的年代，还是在贫病交加的境遇，或者是在上海挥汗如雨的亭子间，秋斯都手不释卷地工作着，“一名未立、旬月踟躇”，秋斯在翻译中所下的苦功，真可以说是启蒙时代赋予他的宿命。
我始终担心，秋斯认真的性格会给他招来麻烦。“文革”时期，他的翻译受到“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的批判，这些就不必说了，因为当时周围的朋友们都遭遇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主要指的是秋斯看到问题就要发表议论的习惯，尽管这些问题都非出于个人恩怨，而集中在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方面的分歧。秋斯总是用他认真研读、反复思索得来的知识，予以有理有据的辩驳和阐释。在翻译方面，秋斯毕竟不是一个匠人。
例如，关于文学翻译的必要性，秋斯说：“我们为什么翻译文学作品呢？……主要的是通过翻译，学习外国的文学，以滋养我们自己的文学。事实上，现代各国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受了别国文学的影响，而这一种影响，主要的是由读翻译文学作品得来的，不是由读原作得来的。”他举例说：“英国民族是很骄傲的。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文学基础是靠‘新旧约全书’的译本来奠定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昭厄特翻译的柏拉图，茅德翻译的托尔斯泰，以及一些别的译本，已经成了他们重要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既然外国文学翻译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如此重要，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翻译也需要天才”，但“关于天才的解说，一向很分歧。相信轮回的人，以为天才由于前世智慧的积累。总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玩意儿。但是，有人却说，天才不过是长久不懈集中意志来作一件事的能力。前一种说法起于宗教信仰，后一种说法则是由于事实的考验。我们认为天才的可贵处，不在于炫众取宠的小聪小慧，而在于它能在利用后生方面有更大的贡献。这样看来，我们自然支持后一说法了。翻译工作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天才”。
当时对翻译有许多误解。对此，秋斯说：“决定翻译价值的高低，不在与其他文化部门比较，乃在它自身成就的好坏。坏的翻译没有价值，正如坏的创作也是没有价值的”。不过当时呼吁提高翻译质量，也不是众口一词都赞成的，相反，有些人从谋生的角度，觉得那不过是“不切实际的高调”。“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们翻译出来的东西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众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想到一种错误的歪曲的翻译所能发生的坏影响（使人憎恶翻译是其一端），我们不能不对潦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控诉。”秋斯特别反感随意删节原文的做法。他提出：“应当树立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不值得译的东西干脆不译。既然要译，那就绝对忠实。译者不同意原作时，可以在篇前篇后写出自己的见解，他绝对不得删节或歪曲原作。这样，不但对得起原作者，也所以尊重读者。每一个够资格的读者，都希望自己保留最后选择和判断的权利。”译者删改原作，即使“他的态度是大公无私的，他的学识修养是相当老到的，也将被认为剥夺了读者的权利，而使认真的读者异常感觉不快的”。
秋斯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曾翻译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游》和《马克思与孩子》。这些译文和何封、蒋天佐、林淡秋、罗稷南等译的其他有关马克思生平的中短篇佳作，一同收入读书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中。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秋斯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翻译和介绍有关书籍，也是悉心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因此他能不囿于成见，翻译作品题材的范围比较宽。
他的译作中有描写“青春的化身”的《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也有浪漫而温馨的《红马驹》（斯坦贝克著）。关于这部翻译于20世纪40年代的“田园诗一样的书”，秋斯说：“莺飞鱼跃、花谢水流何一不是神妙的呢？”从这部1948年出版的译本推想未来的文艺，他说：“推广开来说，我们现在提倡人民的文艺，断乎不是从高处喊几声就算完事，也不是说，混到大众中生活一下，便可以创作。一种虚怀体验的态度应当是最重要的。《红马驹》中的写作对象是一些小人物以至狗和马的喜怒哀乐，没有英雄豪杰，没有惊心动目的大场面，平凡是平凡极了，但看他娓娓写来，何等令人神往！这里不仅看出高妙的艺术手腕，也看出平心静气的体验工夫。后一点是我们民主世纪的作家们格外应当学习的。”经历过后来生活的人们，一定会觉得秋斯当时对文学未来的想象太理想化了，但对于他一生格外珍重的“窃火者”的事业来说，他只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1963年，秋斯翻译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以色列女作家罗丝·吴尔的儿童文学作品《安静的森林》，其中拟人化的描写与神奇的想象，依然与时代“不大调和”。这是秋斯送给还在小学读书的女儿和小朋友们的一份礼物，也可以看作是他在实践“民主世纪的作家”应尽的最后努力。
从秋斯30年代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到他在“文革”中去世，他实现了近四十年前说的“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志向。今天，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秋斯翻译或从英文转译的作品，今天也有了新的译本。秋斯若地下有知，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多半个世纪以前他曾说：“读书界要想从译本认识一种世界名著的真面目，那么，一个以上的译本不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假如此后有人根据原文或别种文字再来译一道，我一定站在读者的立场表示欢迎”。
秋斯当年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便是从英国著名翻译家毛特先生的译本转译的。秋斯的译本曾得到茅盾先生的好评，他说：“此书（指《战争与和平》）有董秋斯据毛特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比直接译自俄文者为佳。一因毛特为托翁多年老友，他的译本是托翁审定的；二因董君于英文精通，而中文之修养亦正足达旨传神。……解放后见董译，认为后虽有人再从原文精译，而董译终不可废。”（见《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与其他事业一样，翻译工作也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发展。秋斯说：“一个负责的译者，不但要通晓语文，还要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或详尽的想象力或表达力。就这一点来说，翻译就是创作。因为生活经验或文学修养因人不同，尽管两个作家写完全相同的事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不相同。”在此意义，今天的读者或许能通过秋斯译文，了解那个时代的译者对国外作品的理解，从中发现历史演化的轨迹，以丰富今天社会的文化建设。
201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