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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相当通晓世故了，几乎已经失去为任何事十分吃惊的官能了；但是我在那样的年龄就那样轻易地被人抛弃，即使在现时，也使我有一点吃惊呢。一个具有优秀才能的孩子，也具有强大的观察力，敏捷，热心，纤弱，身体和精神容易受伤损，我觉得似乎奇怪，竟没有一个人替我设想一下。没有人替我设想；我在十岁的年纪上做了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
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设在水边，在布莱克·弗赖尔的偏僻处。现代的改良工作已经把那地方改变了；不过那是一条狭街尽头处最后的一所房子。那条狭街弯弯曲曲地由山上下达河边，街尾处有几级台阶，人们在那里上船。那是一所破旧的房子，具有它自己的码头，涨潮时跟水相接，落潮时跟泥相接，实际上由老鼠占领了。它那被百年来（据我猜想）的垢污和烟气改变了颜色的镶板房间，它那腐烂的地板和楼梯，那在地下室中尖叫的争斗的灰色老鼠，那地方的污秽和腐败，在我心中，不是多年以前的事，乃是目前的事呢。它们都在我眼前，正像过去由奎宁先生握着我那颤抖的手第一次在它们中间走过时的样子。
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跟许多种人交易，不过它主要的部门是把酒和酒精供给一些邮船。我现在忘记这些船主要去什么地方了，不过我想，它们中有一些开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知道许多空瓶子是这种贸易的结果之一，于是他们雇用一些成年人和少年人对着阳光检查它们，剔除那些破裂的，并且擦洗它们，等到空瓶子洗完时，就向装满的瓶子上贴签条，或配塞子，或在塞子上加封印，或把完工的瓶子装箱。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的工作，也是和我一同被雇的少年人们的工作。
我们，连我算在内，一共有三四个。我的工作地点坐落在批发店的一角，奎宁先生高兴时，站在账房凳子下部的横木上，就可以从写字桌上的窗子里看见我。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个早晨，那个年纪最大的长工少年派到这里来把我的工作交代给我。他的名字是米克·华克尔
，围着一条破围裙，戴着一顶纸便帽。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一个船夫，戴着黑天鹅绒头巾，在伦敦市长的赛会
中行走。他又告诉我，我们领头的伙伴是另一个少年，这人的名字很奇怪，据他告诉我，叫作赛白粉·马铃薯。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那个青年的教名，这名字是在批发店里给他起的，因为他的皮肤是灰白色的，粉一般的。赛白粉的父亲是一个水手，并以救火夫著称，他就以这样的角色受雇于某大戏院，赛白粉家的什么人——我想是他的小妹妹——在那戏院的哑剧中装小鬼。
我陷入了这一个团体中，把此后每天的同伴跟我快活的童年时代的那一些——不要说斯提福兹，特拉德尔，以及其余的学生了——比较一下，觉得我那长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在我胸中破灭了，我灵魂中秘密的痛苦是没有语言可以说明的。我当时那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感觉，在我的地位上所感到的羞辱，由于相信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爱好的、引起我的幻想和竞争心的一切，一天一天地、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永不复返，我那年轻的心灵所受到的苦痛，关于这一切的深刻的记忆是无法写出的。每当米克·华克尔在上午离开时，我便把我的眼泪混进我用来洗瓶子的水中；仿佛我胸中有一道裂痕随时有炸开的危险那样的呜咽。
账房的时钟走到十二点半，全体准备去吃饭了，这时奎宁先生叩了叩账房的窗子，并且作手势教我进去。我进去了，发现那里有一个胖大的中年人，穿着褐色外套、黑紧裤、黑鞋子，头（一个很光亮的大头）上的头发并不比鸡蛋上的多，还有一张很宽大的脸，他把那张脸完全转向我。他的衣服是褴褛的，但是他戴有一条显眼的衬衣硬领。他带有一条漂亮的手杖——手杖上系有一双褪色的大穗子；外套外边悬有一个单眼镜——我后来发现，这是用作装饰的，因为他很少用它来看东西，即使他看，也任什么看不见。
“这，”奎宁先生指着我说道，“就是他。”
“这，”那个陌生人说道（他的声音中含有一种折节下交的调子，还有一种从事上流行业的无法形容的神气，使我非常注意），“就是大卫少爷了。你好吗，少爷？”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我本来十分不安，天知道；但是我在那时不便多诉苦，所以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
“好，”陌生人说到，“感谢天，很好。我收到摩德斯通先生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他希望我把我现未住人的房屋后部——简而言之，租作——简而言之，”陌生人含着微笑和突发的勇气说道，“租作卧室——给我现在有缘结识的青年创业者——”陌生人一面摆手，一面把他的下巴陷进他的衬衫硬领。
“这是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道。
“嘿！”陌生人说道，“那就是我的姓。”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道，“认识摩德斯通先生。他替我们介绍生意，我们给他佣钱，只要他能找到主顾的话。他接到摩德斯通先生替你安排住处的信，他愿意留你做他的房客。”
“我的住址，”密考伯先生说道，“是都会路，温泽里。我，简而言之，”怀着同一上流神气和另一度突发的勇气说道，“我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据我看，”密考伯先生说道，“你在这大都会的游历似乎还不广，若要向着都会路，穿过这现代巴比伦的迷宫，或许会感到一种困难——简而言之，”密考伯先生怀着另一度突发的勇气说道，“你或许会迷路——今晚我愿来这里，用最近的路径的知识把你装备起来。”
我全心全意地谢了他，因为他情愿费那么多事，那是他的好意。
“在几点钟，”密考伯先生说道，“我可以——”
“在大约八点。”奎宁先生说道。
“在大约八点，”密考伯先生说道，“再见。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搅了。”
于是他戴上帽子，臂下夹着手杖，挺着身子，走出去了，离开账房的时候，哼着一支曲子。
奎宁先生于是正式雇我在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里尽可能做事了，薪水，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我记不清楚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由于我在这上面不敢确定，我倾向于相信，一开始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个星期的现款（我相信，从他自己的衣袋中），我从中取出六便士给赛白粉，要他在夜间把我的箱子搬到温泽里：箱子虽然不重，仍旧不是我那时的小气力所能搬运的。我又为我的午饭付了六便士，那顿午饭是一张肉饼和附近自来水龙头前的小饮；在街上散步了一下，度过规定用饭的那一个钟头。
在晚上约定的时间，密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对他的派头表示敬意；我们走向我们的住宅，我想，这时我也应当这样称呼了；在我们前进时，密考伯先生把街道的名字，转角房屋的式样，教我记住，以便我在早晨容易寻路回去。
到达他在温泽里的住宅后（我看出，这住宅像他一样褴褛，但也像他一样尽可能地讲求排场），他把我介绍给密考伯太太。密考伯太太是一个瘦弱的、憔悴的女人，一点也不年轻了，正坐在客厅中（楼下完全没有家具，永远放下窗帘，瞒住邻居的眼睛），奶一个婴儿。这个婴儿是双生子中的一个；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在我关于这家庭的全部经验中，我从来不曾见过那两个双生子同时离开密考伯太太。其中总有一个在吃奶。
那里另外有两个孩子；密考伯少爷，年纪大约有四岁，密考伯小姐，年纪大约有三岁。还有一个黑皮肤的、年轻的、有哼鼻习惯的女人，她是这一家的仆人，在未满半点钟的时间内，她就告诉我，她是“一个孤儿”，来自附近的圣路加教养院。这一家就是这么几口。我的卧室在后部屋顶上；一个全部印有一种花纹的（我那幼稚的想象把那花纹比作蓝色松饼）窄小的房间，其中家具是很少的。
“在我结婚以前，”密考伯太太携带双生子和其他两个，走上来把住处给我看，坐下来喘息时说道，“当我跟爸爸和妈妈同住时，我从来不曾想到，我会感到有招收房客的必要。但是密考伯先生遭遇了困难，我当然不能再考虑一切私人的感情了。”
我说道：“是的，你老。”
“就在目前，密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密考伯太太说道，“能否使他克服这些困难呢，我不知道。当我跟爸爸和妈妈住在娘家时，我真不懂困难这两个字的意义，照我现在所说的这两个字的意义，但是经验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时常说的。”
我不能确定，是她告诉我密考伯先生作过海军军官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我只知道，直到现时我依然相信，他有一个时期 入过 海军，不过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现时为各式各样的商家在城中招揽生意；我恐怕，他的收入很少或一无所得。
“假如密考伯先生的债主 不肯 给他时间，”密考伯太太说道，“他们一定自食其果；他们愈快结束这件事愈好。石头不能出血，密考伯先生在目前也不能还账（不要提诉讼的费用了）。”
我从来不十分了解，是我那庄重的神气使密考伯太太断不定我的年纪呢，还是她那么萦心这问题，假如没有别人可谈，她甚至可以对那两个双生子谈，不过这是那个调子的开端，从我认识她以来，她就不断地按着那个调子说下去。
可怜的密考伯太太！她说她曾经努过力；我并不怀疑，她这样做过。街门的中心完全被一块大铜牌遮起来，铜牌上刻着“密考伯太太的青年妇女寄宿舍”；但是我从来不曾发现任何青年妇女在那里住过；或任何青年妇女来过，或提议来过；或有过接待青年妇女最低限度的准备。我见过的或听到过的客人都是债主。他们习惯在各种时间来，其中有一些实在凶。一个满脸垢污的人，我想他是一个鞋匠，习惯在早晨七点钟钻进走廊，向楼上密考伯先生叫道：“喂！你还未出去呢，你知道。还我们钱，好不？不要藏起来，你知道；那是下流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不那么下流。还我们钱，好不？你得还我们钱，你听见吗？喂！”这些辱骂既然得不到回答，他就在气恼之下喊出“骗子”，“强盗”；等到这些也没有效果，有时他甚至走过街对面，向着二楼的窗子（他知道密考伯先生在那里）叫骂。在这种时候，密考伯先生悲哀和羞愧得不得了，甚至（有一次我从他的太太的一声尖叫中知道）用一把剃刀向自己作了个姿势；但是随后不到半个钟头，他就煞费苦心地擦亮了他的靴子，带着比平常格外体面的神气哼着一支曲子，出去了。密考伯太太具有完全相同的弹性。我曾经见她在三点钟时被国王的课税
逼得晕过去，但是在四点钟时，她就吃裹炸羊排骨，喝热麦酒了（这些食物是当掉两个茶匙买来的）。有一次，他们刚被法庭强制执行过，我偶然提前在六点钟回家，见她晕倒在火炉前（当然带着一个双生子），头发完全披散在脸上；但是就在那一晚间，她一面在厨房火炉前烤牛肉片，一面告诉我她爸爸和妈妈的故事，以及他们时常有的交际，我从来不曾见过她比那一次更高兴的了。
在这个家庭中，同这一家的人们，我度过我的空闲时间。我供给自己的唯一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块面包和一小片干酪收藏在一个特殊的橱柜里特殊的架子上，留作我夜间回家时的晚餐。这在那六七个先令中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整天留在批发店中，整个星期必须用那一笔钱养活我自己。从星期一的早晨到星期六的夜间，到我希望上天堂时，我记不起我曾得到任何人的任何劝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支持！
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幼稚，不能处理——我有什么办法不那样呢？——我自己的全部生活，每天早晨去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时，我不能拒绝摆在蛋糕店门前以半价出卖的陈蛋糕，因而把我留作午餐的钱用在那上头。随后我或不吃午餐，或买一卷或一片布丁。我记得两家布丁铺，我根据我的财政状况选择于两者之间。一家设在挨近圣马丁教堂的短街上——在教堂的后面——现在统统迁移了。那个铺子的布丁是用小葡萄干作的，是一种特殊的布丁，但是很贵，两便士的分量不比一便士的较普通的布丁大。一家卖普通布丁的好铺子设在斯特兰大街——在后来已经改造过的那一部分的什么地方。这是一种大块的灰色布丁，沉重，松软，里边稀稀落落地混有大的扁葡萄干。每天在我下班的时间，热布丁上市，我就时常吃这种东西。若要吃得正常和丰富，我就在一个伙食店里吃一条腊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在我们营业地点对面一个破旧的老酒馆里吃一碟面包和干酪，还有一杯啤酒，那个酒馆的名字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有一次，我记得，我臂下夹着我自己的面包（这是我在早晨从家中带出来的），裹在一张纸中，像一本书，去挨近德鲁里的著名的行时的牛肉铺
，点了一“小碟”那高贵食品和面包一道吃。关于这样一个陌生的、独往独来的小怪物，那个茶房作何感想呢，我不知道；不过在我吃饭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看我，还带了另一个茶房来看，那情形如在眼前。我给了他个人半便士，我但愿他不曾受下呢。
我想，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吃点心。当我的钱够用时，我常买半品特现成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当我没有钱时，我就去看海军街的野味店；或在那样的时候一直走到可芬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得尔菲台街附近徘徊，因为那是一个具有黑色拱门的神秘地方。我记得我自己一天晚间从近河小酒馆的拱门之一出现，酒馆前面有一片空地，一些挑煤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呢！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馆叫一杯麦酒或黑啤酒用以滋润我带来作午餐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间，我走进一个酒馆，对掌柜的说道：
“你的最好的——你的 顶顶好 的——麦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日子。或许是我的生日。
“两便士半，”掌柜的说道，“是真正斯丹宁麦酒的价钱。”
“那么，”我拿出钱来说道，“请你舀给我满满的一杯真正斯丹宁吧。”
掌柜的听后，脸上含着一丝奇怪的笑意，由柜台上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不但不去舀酒，却张望屏风后面，对他的老婆说了一点什么。她手里拿着她的手工从屏风后出来，和他一同来打量我。现时我们三个仿佛都站在我眼前了。掌柜的未穿外衣，倚着柜台的窗架；他的老婆从那小半截门上向外看；我呢，莫名其妙地从柜台外面向上看他们。他们问了我许许多多问题；例如，我叫什么名字，我有多大年纪，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怎样做工，我怎样来这里。对于这所有的问题，为要不牵连任何人，我恐怕，我捏造了一些适当的回答。他们递给我麦酒，不过我疑心这不是真正的斯丹宁；那个老板娘推开柜台的小半截门，俯下身子来，退回我的钱，还给了我半称赞半同情的一吻，不过，我相信，全然是善心的，好意的。
我知道，我并未不自觉地、无心地夸张我的资财的缺乏或生活的困难。我知道，假如奎宁先生任何时给我一先令，我就在一顿饭上或一顿点心上用掉它。我知道，我是一个穷孩子，从早晨到夜晚，跟普通的成人和后生一同工作。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荡来荡去。我知道，若不是上帝的恩惠，专就我所受到的照顾来说，我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呢。
但是我也在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保持一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一个粗心的人，又是那么忙，事情又是那么异乎寻常，难得他把我看作与众不同的人。况且，不论对成人或后生，我从来不说我是怎样来这里的，对于我在这里的苦恼也不作些微表示。我在暗中忍受，我巧妙地忍受，除了我自己，从来没有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呢，我已经说过，那是绝对超出我的叙述能力之外的。但是我保守秘密，我做我的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假如我不能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做工，我就免不掉受轻视和侮辱。我不久至少变得像那两个后生一样敏捷，一样熟练。我虽然和他们十分相熟，我的行为和态度跟他们差异到在我们中间有一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称呼我作“小先生”或“小萨弗克人”。一个名叫葛里高雷的成年人，是装箱工人的工头；另一个名叫狄普，是车夫，穿着一件红短衣，有时惯于称呼我作“大卫”；但是我想，这大半是在我们很亲近的时候，也是在我们做工时我用旧日读过的书（这些书很快地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款待他们的时候。赛白粉·马铃薯有一次对于我这样的显赫地位表示反对；但是米克·华克尔立刻把他制服了。
脱离这种生活的希望，我认为一点也没有，因而完全放弃了那种希望。我郑重地相信，我从来不曾有一个钟头跟这种生活妥协过，或不感受非常的烦恼；但是我忍受下去；连对辟果提，一部分为了爱她，一部分为了害羞，也从来不曾在任何书信中（虽然我们中间通过许多信）把事实透露。
密考伯先生的困难增加了我精神的痛苦。在我这孤苦伶仃的状况中，我同那一家人发生了很深的关系，时常想着密考伯太太各种筹款的计划，顶着密考伯先生的债务的压力走来走去。在星期六的夜间，那是我的大节期——一部分因为衣袋里带着六七个先令回家，张望着那些铺子，考虑着这一笔钱可以买什么，乃是一件大事；一部分因为我回家早——密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告诉我；在星期日早晨也是这样的，那时我把隔夜买就的那一份茶或咖啡在一个小刮脸罐中调和好，坐下来用我那顿过了时候的早餐。在这些星期六夜间的谈话开始时，密考伯先生往往猛烈地呜咽，将近谈话结尾时，则又唱“杰克爱南”
歌了。我曾经见他流着眼泪回家用晚饭，嘴里说着现在除了监狱再没有别的了；然后计算着“假如有什么机会出现时”（这是他得意的句子）装弓形窗的费用入睡了。密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由我们各自的境遇造成的（我相信）一种奇特的友好的平等关系，在我和这些人中间生出来，虽然我们的年龄是可笑的悬殊。但是在密考伯太太把我看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来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由他们出钱，跟他们一道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跟屠户和面包商相处得很不好，他们自己时常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吃）。一个晚间，密考伯太太照下面的样子跟我结成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少爷，”密考伯太太说道，“我不把你当外人，所以毫不迟疑地对你说，密考伯先生的困难就要到危急关头了。”
我听了这几句说，非常难过，于是怀着极端的同情看密考伯太太通红的眼睛。
“除了一块荷兰奶酪的外壳——这是不适合青年家庭需要的”——密考伯太太说道，“食料室里真是任什么也没有一点了。当我跟爸爸和妈妈同住时，我习惯说食料室，我几乎不自觉地使用这个名词。我的意思是说，家里没有东西吃了。”
“哎呀！”我很关切地说道。
我衣袋里一星期的工钱还有两三个先令——我从这上头推测，当我们进行这谈话时，一定是在一个星期三的夜间——我赶快拿出来，怀着诚恳的感情求密考伯太太作为一笔借款受下。但是那位太太一面吻我，一面教我把钱放回衣袋，回答说，她想也不能这样想。
“不可以，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道，“我丝毫没有那种想法！不过你的样子越过你的年岁的限制，假如你肯，你可以帮我另外一种忙；我一定满怀谢意地接受这一种帮忙。”
我请密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已经亲自把日用器皿让出去了，”密考伯太太说道，“六个茶匙，两个盐匙，一把糖钳，我已经在不同的时候亲手拿去借了钱。但是这双生子是一种大累赘；想到爸爸和妈妈，我觉得这种交易是很痛心的。我们还有几件零星物品可以出让。密考伯先生的感情永远不许 他 来处分这些东西；克里吉特呢——这是那个从教养院来的女孩子——又生有一种下流的头脑，假如过于信任她，她会有令人痛心的失礼行为。科波菲尔少爷，假如我可以求你——”
我这时懂得密考伯太太了，于是求她尽量支使我。就在那一晚，我开始处分那些比较轻便的财产了；几乎每一天早晨，在我去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以前，总为同一的交易出去一次。
密考伯先生在他唤作图书室的小橱上有几本书；于是先把那些书脱手。我一本跟着一本地把那些书拿到都会路——那条路近我们住处的部分当时几乎都是书摊和鸟铺——一家书摊上，不管钱多钱少都卖掉了。住在书摊后面的小房子里的书摊主人，每夜喝醉酒，每天早晨挨他老婆的痛骂。不止一次，当我一早去那里时，我在一个直立的床铺前谒见他，由前额上的一处伤痕，或一只青肿的眼睛，证明他昨夜的过量（我恐怕他喝酒时是喜欢争吵的），于是他用一只颤抖的手，向散在地板上的衣服的一个一个口袋中去找必要的钱，他的老婆则抱着一个婴儿，趿着一双破鞋，永远不停地责骂他。有时他把钱失掉，就请我再来一次；但是他的老婆总有一些钱——我猜，是当他喝醉时拿了他的——在我们一同走下楼梯时，偷偷地完成那一笔交易。
在当铺，我也开始变得很著名了。在柜台后面主持事务的那个主要人物非常注意我，我记得，当他跟我进行交易时，他时常要我变用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或活用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给他听。在这所有的交易以后，密考伯太太就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大致是一顿晚餐；在我记得很清楚的这些顿饭中总有一种特殊的美味。
密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来到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了，被送进巴洛的最高法院监狱。当他走出住宅时，他告诉我，他的末日到了——我真以为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但是后来我听说，有人看见他在午前快活地玩九柱戏。
在他被送进那里的第一个星期日，我预备去看他，跟他一同用午餐。我要问路去那样一个地方，在那地方附近我将见到另一个地方，在那另一个地方附近我将见到一片空场，穿过那片空场，一直走下去，直到我看见一个监狱看守，然后告一段落。我一一照办了；当我终于看见一个看守（我是那么可怜的小人儿）！并且想到洛德里克·兰顿在债务人监狱时那里怎样有一个身上仅有一块破布的人时，那个看守在我那发暗的眼睛和跳动的心前浮动起来了。
密考伯先生正在门内等候我，我们走上他的房间（顶层下面的一层），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地请求我，拿他的命运作鉴戒；并且教我注意，假如一个人每年收入二十镑，用去十九镑十九先令零六便士，他是快活的，但是假如他用去二十镑一先令，他就苦恼了。在那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给看守，给了我一张向密考伯太太要那一笔钱的凭条，然后收起他的小手巾，高兴起来了。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前（在那生锈的炉栏里，每一边放有一块砖，免得烧煤太多），一直坐到与密考伯先生同房间的另一债务人，带着作我们合股午餐的羊腰肉，从面包房里回来。随后我被派去见顶头房间里的“哈普金船长”，带上密考伯先生的问候，并说明，我是他的小朋友，请哈普金船长借给我一把刀子和叉子。
哈普金船长借给我刀子和叉子，附上他致密考伯先生的问候。在他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很脏的女人，还有两个没有血色的女孩，他的两个满头蓬松头发的女儿。我想，借哈普金船长的刀子和叉子，好过借哈普金船长的梳子。船长自身褴褛得无以复加。他生有大簇的颊发，穿着一件很旧很旧的褐色大衣，大衣下面再没有别的上衣了。我看见他卷在一个角落里的卧具；他放在一个架子上的盘子、碟子、锅子；我断定（上帝知道我是怎样断定的），虽然那两个满头蓬松头发的女孩是哈普金船长的孩子，那个脏女人却并未嫁给哈普金船长。我在他门口上那羞怯的停留，用时至多不过两分钟；但是我带回这么多的知识，正如刀子和叉子握在我手里一样的可靠。
那顿午餐中倒有一种吉卜赛式的风味，而且也很可口。我在过午不久送回哈普金船长的刀子和叉子，然后回家用探访后的报告去安慰密考伯太太。她一见我回来，就晕倒了，随后当我们谈论这件事时，她用一小壶甜鸡蛋酒来慰劳我们。
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家人的好处，那些家具是怎样出卖的，或是由谁出卖的，只知道并非由我出卖的。不过家具是出卖了，并且由一辆运货车运走了；只剩下卧具，几把椅子，还有那张厨桌。带着这些财产，我们扎营一般地住在温泽里那所空房子的两个客厅中；密考伯太太、孩子们、那个孤儿，还有我，日夜住在那些房间中。我不知道住了多么久，不过我觉得很久了。密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进监狱，密考伯先生现时在那里得到一个独住的房间了。于是我把住宅的钥匙交还房东，他是非常喜欢得回钥匙的；那些床，除了我的以外，都送去最高法院监狱，我在监狱墙外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安置我那张床，这办法使我非常满意，因为密考伯家的人们和我在我们的患难中混得太熟了，不忍得别离了。那个孤儿也在那附近得到一个房租不多的住处。我的卧室是一个具有斜屋顶的安静的后顶楼，面临一个木场的美丽风光。当我住在里面时，想到密考伯先生的困苦终于达到危急关头，我觉得这房间实在是一个天堂了。
在这一段时期，我照同一下贱的样子，与同一下贱的伙伴，像开始时那样怀有同一无端受辱的感觉，始终在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做工。但是我从来未（在我当然是幸事）结交一个相识，也未同每天出入批发店时、饭时在街头徘徊时所见的许多少年人中间的任何人交谈。我度着同一暗中不快活的生活；我以同一孤独的、不倚赖人的态度来度过。我觉出的唯一的变化是，第一，我已经变得更褴褛了；第二，我现在减轻了关于密考伯先生和太太的许多忧愁的重压，因为有一些亲戚和朋友在他们现时的困难中着手帮助他们了，他们在监狱中比在外面许多时候活得更舒服。靠了某种安排，详细情形我已经忘记，我这时常同他们一道用早餐。我也忘记，监狱的大门在早晨什么时辰开，让我进去；不过我知道，我时常在六点钟起身，我空闲时喜欢徘徊的地方是老伦敦桥，我习惯坐在那里石龛之一中，看过往的人们，或由栏杆上望照在水中、并在纪念塔
顶上燃起金色火焰的太阳。那个孤儿有时在这里遇见我，我把关于码头和伦敦塔
的一些可怕的故事告诉她；关于这些故事，我只能说，我希望我自己相信是真的。在晚间，我时常回监狱去，跟密考伯先生在运动场中走来走去；或跟密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对于她爸爸和妈妈的回忆。摩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呢，我无从说起。我从来不曾告诉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人们。
密考伯先生的事件，虽然渡过危急关头，却受了一种“契据”的牵累。关于那种契据，我听过很多，据我现在想，应当是一种先前立给债权人的笔据，不过在那时我实在无法了解，我觉得我把这东西与那些据说一度在德国大量流行的恶魔的文件混为一谈了。后来不知怎样这文件似乎失去了效力；不拘如何，它不再像先前那样成为前途的障碍了。于是密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已经决定，密考伯先生应当依据破产者法案请求释放。她期望，这法案可以使他在大约六个星期内恢复自由。
“到那时，”在场的密考伯先生说道，“谢天谢地，我一定不再欠债了，度一种完全新式的生活，假如——简而言之，假如有什么机会出现。”
因为要记下一切可记的事情，我记得，密考伯先生大约在这时起草了一通给下议院的呈文，要求修改因债务坐监的法律。我所以把这件事记在这里，因为我用往日读过的旧书来配合自己改变了的生活、用市井琐事和男女人物为自己编造故事的方式，都可以使我自己从这上头得到一个例证；并且，在写我的传记时，我不自觉地发展的性格的某些主要特点，怎样在这时不断地逐渐形成，也可以使我自己从这上头得到一个例证。
监狱中有一个俱乐部，密考伯先生，因为是上流人物，成为其中一个伟大的权威。密考伯先生把这呈文的意见在俱乐部中发表，俱乐部里边的人们热烈地赞成他的意见。因此密考伯先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和气人，除了他自己的事以外，对一切事都非常积极，当他忙着对他自己绝对没有利益的事时，他就非常快活了）着手写呈文了，在一张大纸上起草誊清，铺在一张桌子上，指定一个时间，由全俱乐部和全监狱的人，只要他们乐意，来他的房中签字。
当我听到这临近的大典时，我是那么急于见他们大家一个随着一个进来（虽然我已经认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他们也认识我），我从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告了一个钟头的假，为了那目的把自己安置在一个角落上。尽那个小房间所能容纳的那么多的俱乐部重要会员，把密考伯先生拥在那张呈文前面，我的老朋友哈普金船长（已经沐浴过，借以对那样隆重的典礼表示敬意）置身在挨近呈文的地方，把呈文读给所有未通晓其内容的人们听。随后房门敞开来，普通的难友们开始排成长行，一个一个地进来，签上字，就走出去。哈普金船长对随着来的每一个人说道：“你读过呈文吗？”，“没有。”，“你喜欢听人读吗？”假如那人略微表示一丁点要听的意思，哈普金船长就用高大的响亮的声音把呈文的每一个字读给他听。假如有两万人一个一个地要听他读，那位船长一定会把呈文读两万遍。我记得，他每读到“列席国会之人民代表诸君”，“是故具状人敬向贵院申请”，“仁慈陛下之不幸臣民”等字眼，就要摇头晃脑一阵，仿佛这些字在他嘴中是一种有实体的东西，而且是甘美适口的；这时密考伯先生怀着一个著作者的少许虚荣心，一面听，一面看（并非认真地）对面墙上的大铁钉。
当我每天在萨德克和布莱克·弗赖尔中间走来走去时，当我吃饭时在不著名的街道上（街道上的石头这时说不定已经被我那年幼的双脚踏平了）徘徊时，我不晓得，在哈普金船长响亮的声音中一个一个地在我眼前受检阅的那一群人中，有多少已经不在了！现在，当我回想我青年时代那缓慢的痛苦时，我不晓得，我为那些人虚构的历史有多少像一层幻想的雾一般笼罩在记得很清楚的事实上！当我践踏旧日的土地时，并不惊奇我似乎看见同时也怜悯一个在我面前行走的天真的浪漫的少年，用那么奇特的经验和微贱的事物来创造他那想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