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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了大约有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巾完全湿透了，这时脚夫突然停下来。
我向外张望，想明白停车的缘故，使我惊奇的是，我看见辟果提从一道围篱中突然出现，爬到车上来。她把我抱起来，搂向她的胸围，把我的鼻子压得非常疼，不过我在当时完全不曾想到疼，直到后来我才觉得我的鼻子很不舒服。辟果提并不说一句话。她松开一只胳臂，伸进胳臂肘下的衣袋中，掏出几纸袋的点心，塞进我的衣袋，又把一个钱包放在我的手中，但是她不说一句话。又用双臂作了最后一挤之后，她下了车，跑走了；我现在相信，也从来相信，她的长衫上没有一只纽扣了。我从滚来滚去的几个纽扣中拣起了一个，把它作为纪念物宝藏了很久。
脚夫瞪着眼看我，仿佛探问她是否回来。我摇了摇头，并且说我想不会了。“那么前进吧。”脚夫对那匹懒马说道；马就遵命前进了。
这时我已经哭到不能再哭，我开始想，再哭也没有用了，况且洛德里克·兰顿和大英皇家海军中的那个舰长，我记得，在困难情形下都不曾哭过。脚夫见我有了这决心，于是提议把我的小手巾铺在马背上晾干。我谢过他，也同意了；在那种情形下，那条小手巾显得格外小了。
我现在有空闲来看那个钱包了。那是一个硬皮钱包，有一个弹簧，里边有三个光亮的先令，显然为了使我更加喜欢的缘故，辟果提用漂白粉打磨过。但是其中最贵重的内容是用一片纸包在一起的两个半克朗，纸上我母亲亲笔写着：“给卫儿。附致我的爱心。”我被这个感动得又恳求那个脚夫拿回我的小手巾了；但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不用它；我也认为真是最好不用；于是我用袖子揩了揩眼，自动停止了。
再也不哭了；不过，由于我先前的感情，我有时依然陷入剧烈的呜咽中。我们挨过不多的时候以后，我问脚夫他是否一直走到底。
“走到哪里？”脚夫问道。
“那里。”我说道。
“那里是哪里？”脚夫问道。
“挨近伦敦吧？”我说道。
“呵，那匹马，”脚夫抖着缰绳指着那匹马说道，“它走不到一半路，就要变得比猪肉更没有活气了。”
“那么说，你只到雅茅斯吗？”我问道。
“大致不错，”脚夫说道，“在那里我把你送到长途脚车上。长途脚车再把你送到——不拘什么地方。”
这些话在脚夫（他的名字是巴吉斯先生）说来是很多了——如我在前一章所说，他是一个沉默的人，一点也不喜欢谈话——我给他一块点心，作为酬劳的表示，他一口就吃下去了，完全像一头象，那块点心在他那大脸上，比在一头象的脸上，引不起更多的表情。
“这是她做的吗？”巴吉斯先生说道，他总是无精打采地在车踏板上向前弯着腰，每一只膝盖上放着一只胳臂。
“你说的是辟果提吗？你老？”
“啊！”巴吉斯先生说道，“她。”
“是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都是她做的呢。”
“真的？”巴吉斯先生说道。
他噘起嘴来，仿佛要吹口哨，但是他并未吹口哨。他坐在那里，看马的耳朵，仿佛他看见那里有一点新奇的东西；像那样坐了不少时候，慢慢地，他说道：
“没有情人吧，我相信？”
“你是说杏仁糖吗
，巴吉斯先生？”因为我想他要吃一点别的，于是明白指出那一类点心。
“情，”巴吉斯先生说道，“情人，没有人跟她相好吧！”
“跟辟果提？”
“啊！”他说道，“她。”
“
，没有。她从来不曾有过情人。”
“真的没有吗？”
他又噘起嘴来要吹口哨，但是他又不曾吹，不过坐在那里，看他的马耳朵。
“那么她做，”巴吉斯先生想了好半天以后说道，“各种苹果糕，煮各种饭菜，是吧？”
我回答说，事实是那样。
“喂。我要告诉你，”巴吉斯先生说道，“或许你可以写信给她吧？”
“我当然要写信给她啦。”我回答道。
“啊！”他慢慢地把眼睛转向我说道，“喂！假如你写信给她，或许你记得说，巴吉斯愿意；可以吗？”
“巴吉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道，“就是一句话吗？”
“是——的，”他考虑着说道，“是——的。巴吉斯愿意。”
“不过你明天又要到布兰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想到那时我已经离那里很远了，我支支吾吾地说道，“你大可以当面去讲呵。”
他一面摇头反对那意见，一面又一次郑重其事地说着“巴吉斯愿意，就是这一句”，来重申先前的请求，因此我就答应替他传达。（就在那一下午，当我在雅茅斯旅店等车时，我要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写了一封短信给辟果提，内容如下：“我的亲爱的辟果提。我已平安抵此。巴吉斯愿意。问妈妈好。你的亲爱的。再者，他说，他特别要你知道—— 巴吉斯愿意 。”）
我既已预先负起这一项委托，巴吉斯先生又陷入完全的沉默中了；近来的一切遭遇使我觉得十分疲乏，我躺在车里一条口袋上睡着了。我一直沉睡到我们达到雅茅斯的时候；我们的车子赶进一家旅店的院子，我觉得那地方是那么新奇和生疏，立即放弃了跟辟果提先生家的一些人在那里相遇的潜藏的希望，或许连跟小爱弥丽相遇的希望也放弃了。
长途脚车已经停在院子里，通体非常光洁，但是还没有马套在上面；看它那时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它就要去伦敦。我正在想这个，也想知道巴吉斯先生放在边道上柱子旁边的我的箱子（他把车子赶进院子去转身）最后怎样处置，还有我自己最后怎样处置，这时有一个女人从一个挂有一些家禽和大块肉的弓形窗子里望出来，并且说道：
“那就是从布兰德斯通来的小先生吗？”
“是的，你老。”我说道。
“姓什么呀？”那女人问道。
“科波菲尔，你老。”我说道。
“那不成，”那女人口答道，“这里不曾收过用那个姓预付的饭钱。”
“是摩德斯通吧，你老？”我说道。
“假如你是摩德斯通少爷，”那女人说道，“你为什么先说另一个姓呢？”
我对那女人解释其中的缘故，她于是一面摇铃，一面叫，“威廉！领进餐厅去！”这时一个茶房从院子对面的厨房里跑出来领我，当他发现他所领的不过是我时，似乎大为惊奇了。
那是一个悬有一些地图的大而长的房间。假如这些地图是真的外国，我被抛在它们中间，我怀疑我会不会更觉得生疏。我手里拿着帽子坐在离门最近的一把椅子角上，觉得这是失礼的；当茶房为我铺下一块布把一套调味瓶放在上面时，我想我一定羞得满面通红了。
他拿给我一些排骨和青菜，用了那样粗暴的态度掀开盖子，我害怕我一定得罪过他了。但是他后来的举动使我大为安心，他为我在桌旁放下一张椅子，并且很殷勤地说道：“喂，六英尺来高的！来呀！”
我谢过他，坐在桌旁。但是他站在对面那么目不转睛地瞪着眼看我，每次我碰到他的眼光，我就脸红得一塌糊涂，这时我觉得要想灵活地运用我的刀叉，或不把肉汁溅在我身上，乃是极端困难的。他看见我吃到第二块排骨的时候，就说道：
“还有为你预备的半品特
麦酒呢。你现在要喝吗？”
我谢过他，然后说“要”。他于是把麦酒从一把壶里斟进一只大杯里，把杯子对着光举起来，使它看起来很美丽。
“哎呀！”他说道，“似乎很多呢，是不是？”
“真的似乎很多呢。”我微笑着回答道。因为见他那么高兴，我觉得十分开心了。他是一个眨眼的、满脸疙瘩的人，他的头发直竖在整个头上；他站在那里，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对着光拿着杯子，这时他的样子是十分友好了。
“昨天这里有一位先生，”他说道，“一个很强壮的人，名叫陶普骚耶——或许你认识他吧！”
“不，”我说道，“我想我不——”
“戴着宽边帽子，穿着短裤和裹腿，灰外衣，花围脖。”茶房说道。
“不，”我羞怯地说道，“我没有缘分——”
“他来到这里，”那茶房看着透过杯子的光说道，“点了一杯这样的麦酒——我教他不要点——他 一 定 要点——喝下去，就倒下去死了。这酒对于他是太陈了。这酒不应当取出来了；事实就是这样。”
听了这个可悲的故事，我非常吃惊，于是说，我想我还是喝一点水好。
“哼，你知道，”那茶房依然看着透过杯子的光，闭着一只眼睛说道，“我们这里的人不喜欢点过的东西剩下来。剩下来的东西使他们生气。不过，假如你喜欢， 我 可以喝掉它。我喝惯这东西，习惯是一切。假如我仰起头来，一气喝下去，我不相信它会对我有害。我可以喝吗？”
我回答说，假如他以为他喝下去安全，我很欢迎他喝，但是绝对不可以冒险。当他果真仰起头来一气喝下去时，我承认，我非常怕看他会遭遇到可悲的陶普骚耶先生的命运，无声无气地倒在地毯上。但是那东西并不于他有害。正相反，我觉得他喝过之后似乎更加精神了。
“我们这儿是什么呀？”他一面说，一面把一把叉子伸进我的碟子，“不是排骨吧？”
“排骨。”我说道。
“哎呀！”他大叫道，“我不知道这是排骨。嘿，排骨正是解除那种麦酒的毒的东西。这不运气吗？”
于是他一手拿起一块排骨，一手拿起一个马铃薯，津津有味地吃下去，使我极端满意。他随后拿起另一块排骨，另一个马铃薯；随后，又一块排骨，又一个马铃薯。当我们吃完时，他拿给我一个布丁，既经放在我前面，他有一会儿似乎想什么，又似乎心神不定。
“饼好吗？”他振作起来说道。
“这是布丁。”我回答道。
“布丁呵！”他大叫道，“哼，哈，真的！什么！”走近一点来看。“你的意思不是说，这是一个巴特——布丁
吧！”
“是的，不错。”
“喂，巴特——布丁，”他拿起一个羹匙来说道，“是我爱吃的布丁！这不运气吗？来，小朋友，让我们看，谁吃得最多。”
那个茶房当然吃得最多了。他不只一次地要我来比赛，但是因为他的羹匙对我的茶匙，他的速度对我的速度，他的饭量对我的饭量，从第一口起我就被远远地抛在后头，没有机会追上他了。我想，我从来未见过像这样爱吃布丁的人；当完全吃光时，他大笑起来，仿佛他对于那东西的嗜好依然不变。
见他是那么友善，那么好相与，于是我就向他要笔、墨水和纸，写信给辟果提了。他不仅立刻拿来，并且在我写信时，承他的好意来监督我。当我写完时，他问我去哪里入学校。
我说：“伦敦附近。”我所知道的不过如此。
“
，哎呀！”他露着很丧气的样子说道，“我为这件事发愁。”
“为什么？”我问他道。
“
，天哪！”他摇着头说道，“那是他们弄断一个孩子的肋骨的学校——两根肋骨——那是一个小孩子呦。我可以说他——让我看——你几岁了，大概？”
我告诉他在八岁和九岁之间。
“这正是他的年纪，”他说道，“他们弄断他的第一条肋骨的时候，他是八岁零六个月；八岁零八个月时，他们弄断他的第二条，于是要了他的命。”
我无法对自己掩饰，也无法对那个茶房掩饰，这是一种不舒服的类比，于是问这是怎样弄断的。他的回答并不使我高兴，因为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可怕的字：“打断的。”
院子里长途脚车的号角声打了一个合时的岔，我于是站起来，为了有一个钱包（我从衣袋中取出来），心里夹杂着骄傲和羞怯，吞吞吐吐地问，有没有要付钱的东西。
“有一张信纸，”他回答道，“你买过信纸吗？”
我记不起我买过。
“信纸是贵的，”他说道，“因为纳税的关系。三个便士。在本地我们就是这样被抽税的。除了茶房，没有别的了。墨水不必提了。由我赔上吧。”
“你应当——我应当——我应当给多少——请问你，应当给茶房多少呢？”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道。
“假如我没有一个孩子，假如那个孩子不生疹子，”那个茶房说道，“我不会要六便士。假如我不供养年老的父母，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里那个茶房很激动了，“我不会要一个法寻
。假如我有一个好位置，假如这里待我好，我不但不要你的钱，还要送你一点什么。不过我是靠残羹冷饭生活——睡在煤堆上。”——说到这里那个茶房哭起来了。
我非常同情他的不幸，觉得任何少于九便士的报酬简直是虐待和狠心了。因此我把三个亮先令中的一个给了他，他很谦卑、很有礼地受下来，随后立刻用他的拇指搓拈，试验真假。
当我被人从车后扶上去时，发现大家以为我独自吃下所有的午餐，我觉得有一点难堪。我听见弓形窗内那个女人对管车人说道：“当心那个孩子呀，乔治，恐怕他会胀破了的！”又看见附近那些女佣人出来看我，笑我，把我当作一个小怪物，我就由这两点发现那道理。我那不幸的朋友，那个茶房，已经完全恢复常态，看样子并不为这个难过，反而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参加一致的惊奇。假如我过去对他有一点怀疑，我相信一半是由这个引起的；但是我不禁怀着一个孩子的单纯信任和一个孩子对年长者的自然信赖（任何儿童先期用尘世的智慧代替这种天性，都使我很惋惜），直到那时，我总相信，我大致并未认真地猜疑他。
我应该承认，我无端成为车夫和管车人嘲笑的题目，觉得很难堪，他们说车子后边重是因为我坐在那里，又说我搭四轮马车旅行比较方便。我的饭量的故事流传到外边搭客中间，他们同样觉得开心，问我在学校是否要当作两三个兄弟付钱，我是否被人承包下来，或履行一定的条件；以及其他开心的问题。不过最坏的是，我知道当机会到来时我将羞于吃东西，吃过一顿便餐以后，我就要整夜挨饿了——因为我在匆忙中把我的点心忘在后面旅店里了。我的顾虑证实了。当我们停下来用晚饭时，虽然我非常想吃，但是我提不起勇气来吃，只好坐在火炉旁边说，我什么也不要吃。这也不能使我免除更多的嘲笑，一个声音沙哑、脸色粗暴的男人，除了从瓶子里喝水的时候，几乎一路从箱子里拿东西吃，他说，我像一条蟒蛇，吃一顿饭可以支持很久的时间；说过之后，他真就又吞下一份炖牛肉。
我们下午三点钟从雅茅斯启程，预定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左右到伦敦。那是夏至天气，晚间很舒服。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时，我自己揣想那些房子里的情形，里边的人们在做什么；有一些孩子在后面追我们，并且攀在车后，荡一小段路，这时我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否活着，他们在家中是否快乐。因此，在我的思想不断跑向我要去的地方外——那是一种可怕的揣想——我有很多事情要想。我记得，有时我不由得想起家和辟果提来；并且模模糊糊地想记起，在我咬摩德斯通先生以前，我有过什么感觉，我一向是怎样的孩子；我想来想去，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满意，我似乎在非常遥远的古代咬过他。
夜间不像晚间那么舒服，因为冷起来了；为要防止我跌下车去，我被安置在两个男人中间（那个脸色粗暴的和另外一个），他们打起盹来，完全把我挤住，我几乎被他们闷死。有时他们把我挤得那么厉害，我不禁叫出来，“
！对不住！”——他们一点也不喜欢我这样叫，因为我把他们吵醒了。在我对面是一个穿皮外套的老女人，她被包裹到那样的程度，因此在黑暗中，她的样子不像一个女人，却像一个干草堆。这女人带着一个篮子，有好半天，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后来她发现，我的腿短，篮子可以放在我下面。篮子挤我、刺我，使我十分难过。但是假如我略微一动，使得篮子里的玻璃杯碰在别的东西上，叮当一响（因为那是必然的），她就用脚给我最残忍的一踢，并且说道：“喂，
你
不要乱动。
你
的骨头还嫩呢，
我
相信！”
太阳终于升起了，这时我的同伴们似乎睡得舒畅一点了。他们整夜经过的困难，曾经表现为最可怕的喘气和打鼾，这时不再表现了。当太阳升得更高一点时，他们睡得更轻了，于是他们逐渐一个一个地醒了。这时每一个人都推说他一点也不曾睡，谁若说他睡了，他就怀着非常的愤慨来反驳，我记得，这情形很使我吃惊。据我不断地观察，在所有人类弱点中，我们普通性格最不甘心承认的（我想不出什么缘故），就是在脚车里睡过觉这弱点，直到今天，我还感到同样的诧异呢。
当我从远处看见伦敦时，我觉得伦敦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一个地方，我也相信，我所爱好的英雄们都要不断地一再在那里表演，我又在我自己的脑袋中模糊断定，它比世界所有城市更多奇迹，更多罪恶，我不需要在这里停下来写了。我们渐渐地接近它，按时进入我们所要到的白教堂区
旅店。我忘记那旅店是蓝牛呢，还是蓝猪
呢；但是我知道，它是蓝什么，并且脚车顶上绘有它的像。
管车人的眼睛在他下车时转向我，他在票房门前说道：
“这里有人接一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用摩德斯通的名字买票的、留在这里等人领取的后生吗？”
没有人回答。
“请你试一试科波菲尔吧，先生。”我无可奈何地低着头说道。
“这里有人接一个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用摩德斯通的名字买票、但自称科波菲尔的、留在这里等人领取的后生吗？”管车人说道。“喂！ 有 没有？”
没有。没有人。我急切地向四下里看；但是那问话未在任何旁观者身上留下任何印象，假如我把一个扎裹腿的独眼人除外的话，那人提议他们最好在我脖子上加上一个铜圈，然后把我拴在马棚里。
梯子取来了，我随着那个像干草堆的女人下去：在她的篮子移开以前，我一动也不敢动。那时车里已经没有搭客，行李很快地出清，马已经在行李前牵走，这时马车自身由几个旅店的马夫推开去了。依然没有人出来招领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满面风尘的后生。
比鲁滨孙·克鲁苏更加孤单（鲁滨孙没有人看他，也没有人知道他孤单），我走进卖票房，由于当值的卖票员的邀请，我走进柜台后面，坐在他们称行李的天平上。当我坐在那里、看大小包裹和账簿，嗅马房的气味（那气味从此永远跟那天早晨联想在一起），一连串最可怕的忧虑开始从我的脑子里经过。假如没有人来接我，他们许我在这里留几多时候呢？他们要把我留到用掉七个先令为止吗？我在夜间是否要同别的行李一起躺在那些木箱之一里边，在早晨去院中喷水机旁洗脸；或是否每夜被赶出去，到卖票房第二天开门时，再让我进来留在这里等人领取？假如其间并没有错误，摩德斯通先生定下这计划来除掉我，我可怎么办呢？假如他们让我在这里留到我的七个先令用完，当我开始挨饿时，我就不能指望留在这里了。那样显然使顾客感觉不便和不快，况且还要使那个蓝什么东西冒负担葬费的危险呢。假如我立刻出发，设法走回家去，我怎能寻出回家的路呢，我怎能指望走那么远呢，即使我回到家，我怎能在辟果提以外信靠任何人呢？假如我寻见最近的该管当局，献身去当兵，或当水手，我是那么小的一个人，他们十之八九不肯收留我。这些思想，还有一百种其他类似的思想，使我发烧，使我忧愁得发晕。正当我心焦到极点的时候，一个人进来，跟卖票员低声说活，卖票员立刻把我拉下天平，推到他的身边去，仿佛我已经被称过，买妥，交过货，付过钱了。
当我同这个新相识手握着手走出卖票房时，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是一个瘦削的苍白的青年人，生有深陷的双颊，几乎同摩德斯通先生一般黑的下颔；但是他们的相似处到那里为止，因为他把胡子剃掉，他的头发不是光滑的，而是褪了色的，没有光泽的。他身穿一套黑衣服，那衣服也是褪了色的，没有光泽的，袖子和裤腿都很短；他还系有一条不太清洁的白领巾。我过去和现在都不以为这条领巾是他身上穿的仅有的麻布
，不过那是他显示出来的或暗示出来的仅有的麻布呢。
“你是新生吧？”他说道。
“是的，先生。”我说道。
我以为我是。我并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堂的教师之一。”他说道。
我向他鞠了一躬，感到非常的敬畏。对于萨伦学堂一位学者和教师，我太羞于提像我的箱子那样一种平凡的东西了，因此我们从院子里走出一小段路以后，我才厚着脸皮提到它。我谦卑地、委曲婉转地解说，箱子或许后来还有用着的时候，于是我们又转回来了；他告诉卖票员，正午时叫脚夫来取。
“对不起，先生，”当我们走了像先前那么远时，我说道，“ 那 地方远吗？”
“在布莱席兹附近。”他说道。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羞怯地说道。
“有不少路呢，”他说道，“我们要搭脚车去。大约有六英里路。”
我是那么软弱和疲乏，一想到还要支持六英里路，心里实在受不住了。我拿出勇气来告诉他，我整夜不曾吃过什么，假如他许可我买一点东西吃，我就非常感激他了。他听了我的话，露出吃惊的样子——我见他那时停下来看我——考虑了一会后，他说，他要去访问住得不远的一个老年人，我最好买一点面包，或任何我喜欢的有益于卫生的东西，在她家里用早餐，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一些牛奶。
我们于是向一个面包店的窗子里张望，我作了一连串提议，想买店中一切有益于消化的东西，他一一加以反对，我们选中一个黑面包，用去我三个便士。随后，在一个食品店中，我们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五花咸猪肉；这样从第二个先令找回来的数目，我觉得仍然很多，因此我想，伦敦是一个很便宜的地方呦。收起这些食品，我们穿过一片使我那疲乏的头脑昏乱得无法形容的喧声和骚动，又过了一道桥，没有疑问，那是伦敦桥了（我相信，这一定是他告诉我的，但是我当时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我们终于来到那穷人的家，从那些房子的外表，从大门前的石刻，我知道这是济贫院的一部分，石刻上说，这些房子收容二十五个穷女人。
萨伦学堂的教师从一些小黑门中间把一扇门的门闩拔掉。那些小黑门的样子都相像，每一扇旁边有一个小斜方玻璃窗，上面又有一个小斜方玻璃窗；我们进入这些穷女人之一的小房间，那个穷女人正在吹火，使一个小汤锅沸滚。看见教师走进去时，那老女人停下膝盖上的风箱，说了一句什么，我觉得那声音好像是“我的小查理！”但是看见我也走进去时，她站起来，搓着手，行了一个不大分明的半屈膝礼。
“请你为这位青年先生热一热他的早餐，可以吗？”萨伦学堂的教师说道。
“我可以吗？”那个老女人说道，“我当然可以！”
“费比岑太太今天好吗？”教师看着火炉旁的大椅子里的另一老女人说道，那个老女人简直像是一堆衣服，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侥幸，不曾错误地坐在她身上。
“啊，她不大好，”第一个老女人说道，“这是她觉得不好的日子。假如火炉万一灭了，我十分相信，她也要灭了，而且永远不能还阳了。”
当他们看她时，我也看她。虽然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她仿佛除了火炉以外不想别的。我想象她连火炉上的汤锅也嫉妒；我有理由知道，火炉硬被征发了来煮我的鸡蛋，烤我的咸猪肉，使她非常生气；因为我用我自己惶恐的眼睛看见她有一次，当那些烹调工作正在进行、没有别人注意的时候，向我晃了晃她的拳头。阳光从小窗子流进来，但是她用她的背和大椅子的背向着它坐在那里，她把火炉遮蔽起来，用最不放心的态度监视它，仿佛她在一心一意地使 它 温暖，并非它使她温暖。我的早餐准备好、火炉得到解放以后，她感到极端的快乐，因而高声笑起来了——我应当说，这是她的一种很不好听的笑。
我坐下来享受我的黑面包、我的鸡蛋、我的咸肉片，另外还有一盘牛奶，吃了一顿很可口的饭。我正在吃得十分高兴时，房中那个老女人对教师说道：
“你随身带来你的笛子吗？”
“带来了。”他回答道。
“吹一次吧，”那个老女人甜嘴甜舌地说道，“千万！”
于是，教师把手伸到衣缘下面，拿出他那分作三段的笛子，把螺旋拧在一起，立刻开始吹奏了。经过多年的考虑，我的印象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吹得更坏的人。我从来听过的用天然的或人工的一切方法发出的声音，要以他这声音为最愁苦了。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调子——我怀疑他的吹奏中究竟有没有调子这样东西——但是那调子在我身上的影响是：第一，使我想到我所有的烦恼，直到我无法忍住我的眼泪；其次，夺去我的食欲；最后，使我瞌睡到不能睁开眼睛。眼睛开始又合起来，我也开始打盹，这时回忆重新涌起。那个具有敞开的角橱的小房间，连同它的方背椅子，连同它的通上层房间的窄小的小楼梯，连同它的装饰在壁炉上的三支孔雀翎——我记得，当我最初进门时，我就想，假如那只孔雀知道它那华美的服饰命定作何结局，它会有什么感想——都在我面前消失了，我打盹，我睡熟了。笛子声渐渐听不见了，我所听见的是车轮子，我又在路上了。马车震荡了一下，我一惊而醒，于是笛子声又回来了，萨伦学堂的教师交叠着腿坐在那里，哀哀切切地吹奏，房子里的老女人则愉快地从旁观看。又轮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教师，没有萨伦学堂，没有大卫·科波菲尔，除了沉睡以外什么都没有。
我想，我梦见当他正在吹这悲惨的笛子时，那所房子里的老女人，满含着欢喜赞叹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俯在他的椅背上，热烈地搂了一下他的脖子把他的吹奏阻断了一会儿。不知是当时，还是随后，我进入了半睡半醒的境界；因为，当他恢复吹奏时——他停过吹奏是确定的事实——我看见也听见那个老女人问费比岑太太，这是否美妙（指笛子），费比岑太太回答道，“哎，哎！是的！”并且向火炉点头：我相信，她把全部吹奏的功劳都归给了火炉。
我仿佛打了一个很长的盹，后来萨伦学堂的教师把他的笛子拆成三段，像先前一样收起来，带我出去。我们发现脚车就在很近的地方，于是上到车顶上去；但是我非常想睡，当我们停在路上携带别人时，他们把我放在里边没有客人的地方，我于是在那里沉沉地睡去，直到我发现那辆车在绿叶中间缓缓地走上一个陡峭的小山。过不多久，车停了，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一条短路把我们——我指的是教师和我——带到萨伦学堂，学堂被一道很高的砖墙圈起来，样子很闷气。墙内一个门上是一块题着萨伦学堂的牌匾；当我们牵铃时，一个阴沉的脸从门上的格子里张望我们，门开时，我发现这个脸属于一个胖胖大大的人，这人生有牛脖子，突出的太阳穴，一条木头腿，全头的头发剪得很短。
“新生。”教师说道。
带木头腿的人把我从上到下看过一遍——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并不很大——锁起我们身后的门，拔出钥匙来。我们正在走向一些阴暗的浓密的树中间的房子，这时他在我的领导者后面叫起来了。
“哈喽！”
我们向后看，他站在他所住的小房子的门前，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喂！修鞋匠在你出去的时候来过了，”他说道，“麦尔先生，他说他再也不能修补了。他说原来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了，他奇怪你怎么还想修补呢。”
说着这几句话，他把那双靴子向麦尔先生抛过来，麦尔先生走回几步，把靴子拾起来，当我们一同向前走时，他打量那双靴子（我怕他很伤心），我这时第一次看到他脚上穿的靴子更加坏得无法穿，他的袜子有一个地方像一个花蕾一般绽了开来。
萨伦学堂是一所带耳房的四方的砖建筑，具有光秃的没有装饰的外貌。房子周围非常寂静，我于是对麦尔先生说，我想学生们都出去了；但是他好像惊奇我不知道那是假期，所有的学生都在他们各自的家中，校长克里古尔先生跟克里古尔太太和小姐住在海滨，我在假期被送进来，是作为犯过的处罚的。这都是我们同走时他讲给我听的。
我仔细看他带我进来的教室，这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最寂寞最荒凉的地方。我现在见到了。一个长房间，里面有三长行书桌，六行长凳，墙上钉满挂帽子和石板的钉子。旧抄本和练习簿的断片散布在垢污的地板上。用同样原料做成的一些蚕房乱放在书桌上。两只可怜的小白鼠，被它们的主人抛下，在纸板和铁丝做成的霉臭的楼阁中跑上跑下，用它们的红眼睛向各角落搜寻东西吃。一头鸟，在一个比鸟自身大不了多少的笼子里，时时在二英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发出一种可悲的声响；但是既不唱，也不鸣。室中有一种生疏的不卫生的气味，像发了霉的棉裤，不通风的甜苹果，腐烂的书籍。假如这房间从最初建筑时就没有顶棚，一年四季从天空下墨水雨，降墨水雪，落墨水雹，刮墨水风，室内也不会溅有比现在更多的墨水。
麦尔先生离开我，把他那不能修补的靴子拿上楼去，我轻轻地走向教室的上首，一路观察这一切。我突然看见，有一块写得很美丽的纸板告白，平放在书桌上，写有这些字：“ 当心他 。 他咬人 。”
我立刻爬上书桌，疑心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但是我虽然用慌张的眼睛到处看，却看不见它。我还在四下里张望，这时麦尔先生回来了，问我在上头做什么。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道，“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呢。”
“狗？”他说道，“什么狗？”
“那不是一条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一条狗？”
“要人当心的，先生；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道，“那不是一条狗。那是一个学生。我奉到命令，科波菲尔，把这个告白放在你背上。使你一开始就这样，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这样做。”
说着这样的话，他把我扶下来，把那专为这目的很巧妙地作成的告白像一个背囊一般系在我的肩上，此后不拘我走到什么地方，我都有携带它的义务。
我为了那告白受的苦，没有人能想象。不拘人们能不能看见我，我总幻想有人在读它。转过身来，看见没有人，也并不能安心；因为不拘我的背向哪一方，我总想有人在那里。那个带木头腿的残酷的人加深我的痛苦。他是有权的；假如他一旦见我靠在一株树上，一堵墙上，或房子上，他就从他的房门口用洪大的声音喊道：“哈喽，你这先生！你科波菲尔！露出那块标记来，否则我要告发你！”运动场是一片光秃的铺石子的院子，紧靠学堂和厨房的背后；因此，我知道，听差读它，屠夫读它，面包匠读它；总而言之，在早晨，当我奉命在那里散步的时候，凡来学堂前后的人，每一个都读到：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真开始怕起自己来，像是一个咬过人的野孩子。
这个运动场中有一扇旧门，学生们有一种在上面刻他们的名字的习惯。那扇门上布满了这种雕刻。我生怕假期终了，他们回来，因此我每读一个学生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象，
他
将用什么腔调、什么重音来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什么詹·斯提福兹——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很多，我想象，他将用一种很有力的声音来读，然后扯我的头发。又有一个学生，一个汤马斯·特拉德尔，我担心他将用这告白开玩笑，假装非常地怕我。又有第三个，乔治·丹普尔，我想象，他将唱那个告白。我，一个畏缩的小动物，看那扇门，已经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麦尔先生说，当时学校中共有四十五个学生——似乎同声跟我绝交
，用各自的腔调叫道：“当心他。他咬人！”
对着书桌和长凳的座位，我也这样想。当我去我自己的床上和在我自己的床上时，对着我所看见的没有人的床位，我也这样想。我记得一夜连着一夜地梦见，照往常的样子跟我母亲在一起，或去参加辟果提先生家的餐会，或坐在脚车外部去旅行，或又同我那个不幸的茶房朋友吃饭，在这所有的情形下，我都引起人们的惊叫和注目，因为他们发现我身上只穿一件小睡衣，还有那块告白牌。
在我的生活的单调中，也在我对于开学的不断的忧虑中，这真是一种非常无法忍受的苦难！我同麦尔先生每天做很长的功课，因为这里没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所以未受责罚就做完了。在功课前后，如我前面所说，我在木腿人的监视下到处走来走去。我记得多么清楚，学堂附近的湿气，院子里绿色的裂开的石板，一个漏水的旧水桶，还有一些面貌狰狞的变了色的树干，仿佛比别的树在雨天格外滴水多，在晴天格外蒸发得少！一点钟，我们，麦尔先生和我，在一间空荡荡的长饭堂的上端吃饭，那间饭堂摆满松木桌，含有油腻的气味。随后，我们再工作到喝茶的时候，麦尔先生用蓝茶杯喝，我则用一个锡罐子喝。整天，直到晚间七八点钟，麦尔先生在课堂里他自己孤立的书桌上，用笔、墨水、戒尺、账簿、习字纸用力工作，结算上半年的账目（据我所发现）。当他收拾起他的器具过夜时，他就拿出他的笛子来吹了，一直吹到我几乎觉得，他就要把他自己慢慢地吹进笛子顶端的大孔，然后在键子上渗出去了。
我想象小小的自己，手扶着头，坐在灯光昏暗的教室中，听麦尔先生那愁人的吹奏，记诵明天的功课。我想象自己，合起书来，依然在听麦尔先生愁人的吹奏，从那吹奏中听到在家中习惯的声音，也听到雅茅斯海滩上的风声，于是觉得很悲哀，很孤独。我想象自己，起身到那没有人的卧室中间去睡，坐在床边上想念辟果提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象我自己，在早晨走下楼梯，从楼梯窗子一道可怕的长口子望悬在一间外室顶上的校钟，外室上面有一个风标；我生怕那口钟叫詹·斯提福兹和别人去工作的时间来到。在我的预感的忧虑中，那是仅次于木腿人开生了锈的大门让可怕的克里古尔先生进来的时间的。在任何这些场面中，我不能想象我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但是在这所有的场面中，我背上总有那同一的警告。
麦尔先生从来不同我多说话，但是他从来不苛待我。我想我们已经结成不谈话的朋友了。我忘记提，他有时用无法说明的态度自言自语、冷笑、握拳、咬牙、扯头发。他有这些特征，起初也颇使我吃惊，不过我不久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