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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曾说，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这个“地震最剧烈的地方”就是德国和奥地利。作家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命途多舛的时代、动荡不安的世界，给他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心灵深处不时被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大陆上无休止的争斗和残杀所震撼。他亲历了革命和饥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他还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势力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蔓延。作为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的同时代人，茨威格有着在不同战线上的两次经历：一次是站在德国一边，另一次是站在反德国一边。
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作品被纳粹禁止和焚烧。1934年，他离开奥地利，移居伦敦，1940年他和第二任夫人洛蒂获英国国籍，同年移居美国，1941年8月底又迁往巴西里约热内卢。他客居他乡，但欧洲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目睹法西斯猖獗，野蛮横行，理性毁灭，欧洲文明沦丧，他一生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遭到蹂躏，因而他变得烦躁不安，精神忧抑，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感到深沉的沮丧和绝望！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与夫人洛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彼德罗保利斯的寓所，以极其理智和平静的方式，有尊严地结束了宝贵的生命，以此来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表示抗议。茨威格在他留下的绝命书《声明》中写道：“……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要想再次开始全新的生活，那是需要有特殊精力的，但是我已年过花甲，我的精力在流离失所、颠簸流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消耗殆尽。因此我觉得还不如及时以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这个生命，结束我这个始终视精神劳动为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为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的生命为好……”茨威格的悲剧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无不为之感到悲痛和哀悼，更坚定了同法西斯决战到底的决心，巴西决定为茨威格夫妇举行国葬。作家生命最后的壮举是对法西斯的抗议和声讨，也是刺向法西斯的利剑。
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企业家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除了德语，还会说法语和英语，他母亲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金融世家，从小就说意大利语，家族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样的家庭背景为茨威格掌握多种外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茨威格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1867—1918）的首都。这个老朽的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君主国，在世纪更迭时期，它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各阶层与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政治上呈现一派颓败景象，但是首都维也纳却仍是处处歌舞升平，流光溢彩；这里汇聚了欧洲德意志、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弗兰德斯的各种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思潮和流派。这座城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一切有着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维也纳成了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当时文坛上群星璀璨，流派纷呈，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同时或先后崛起，奥地利文学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维也纳则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大本营。前卫的“维也纳现代派”（又称“青年维也纳”）因倡导新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而名震一时，造就了奥地利文学的辉煌。巴尔、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穆西尔、弗洛伊德、施特劳斯父子、马勒、勋贝格……这些当时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汇聚在这里，像群星闪耀在维也纳的上空，放射出熠熠的光辉。尼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指南，弗洛伊德的近代心理学则为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内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茨威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他就读的中学是维也纳一所以历史上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1459—1519）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学校。他班上的同学对文学艺术都怀有狂热的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新出版的报刊，了解新鲜事物，吸取新的营养。维也纳浓郁的多元的精神文化氛围，为年轻人文学才华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思想修养上培育了茨威格作为欧洲乃至世界公民的种子。当时，中学生对正在兴起的势不可挡的现代主义潮流如痴如狂。里尔克23岁就有了很高的文学声誉和许多狂热的追随者；尤其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位十六七岁就写下了不朽诗篇和后人难以企及的散文的文学“神童”，对年轻的茨威格起了强烈的冲击作用。直到晚年，茨威格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他读霍夫曼斯塔尔作品的感受：“总而言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从内在深处散射出光彩，同时又显得深沉和炽烈。诗歌、散文，在他手中犹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紧紧地糅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从来都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们总觉得在那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他。”茨威格以霍夫曼斯塔尔为榜样，发愤图强，刻苦读书和创作，他十六七岁就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其中的名篇。在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和影响下，茨威格16岁（1897）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早年创作以诗歌为主。像这样文学上的早熟，不仅在马克西米连中学茨威格的班上是这样，在当时维也纳的其他中学里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心里总有一种诗兴或写作冲动，这种在心灵中泛起的涟漪碰到适宜的环境，就产生出了一批文学“神童”。
1900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德语文学和法语文学，1904年获博士学位。学习期间，他将已经发表的诗作选编成册，以《银弦集》（1901）的书名出版，随后又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特之恋》（1904）和诗集《昔日的花环》（1906）。作为诗人，茨威格基本上属于印象派，并带有世纪之交奥地利文学普遍存在的病态和颓废主义情调。他的诗歌轻柔飘逸，缠绵悱恻，蒙着一层淡淡的哀愁，诗的语言优美，音乐性强。茨威格是位创作态度非常严肃、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苛刻的作家。《银弦集》虽然曾受到利里恩克隆、戴默尔和里尔克等当时著名诗人的赞扬，但茨威格本人却对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很不满意，没有再版，其中的诗没有一首选入后来自己的《诗集》（1924）。他认为这部处女作里的作品还不成熟，那些诗句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表达的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确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当时流行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文学的熏陶下，过多地着意于形式的雕琢，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也流露出“世纪末”的感伤情调。
1904年茨威格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都陷入“爱国主义”的狂热中。大战期间他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相处。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柏林日报》发表《致外国朋友》的公开信，表示将来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外国的朋友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信件发表后，有人对他“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进行谴责，但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人都给了他有力的支持。罗曼·罗兰致信茨威格说：“不，我永不离开我的朋友。”
战后，德国和奥地利都经历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战后年代是茨威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从1924到1933年欧洲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日。
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茨威格虽然从来没有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也不干预政治，但是因为他有独立的思想，是犹太人，人道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也被焚烧，被禁止，纳粹还把他的著作钉在耻辱柱上，他的书被当作“毒草”。奥地利的纳粹党徒也日益嚣张，1934年作家在萨尔茨堡的住宅被搜查，于是他便决心离开奥地利，移居伦敦。在伦敦，茨威格虽然深居简出，但对欧洲的情况充满忧虑。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茨威格失去了祖国，奥地利护照被吊销，从此他开始作为“无国籍者”浪迹天涯，过着流亡生活。1939年英国的备战气氛日趋紧张：浅色防空气球布满伦敦上空，用以阻碍德国飞机，到处在修筑防空掩体，检查防毒面具……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任夫人洛蒂移居美国纽黑文，1941年8月底又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9月迁往近郊的彼德罗保利斯小山坡上的一所房子，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茨威格目睹了人类从高度文明倒退到原始野蛮之中，另一方面，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超越了以往千百年所创造的业绩。这样，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令人奇怪的悖谬现象：既露出了恶魔般的狰狞面目，又创造了像是神明造就的业绩。这一切都在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作家竭力开掘人类心灵的角落，用笔不断探询人生的意义。
茨威格是一位心理现实主义大师。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心理小说。他的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分别写儿童、成年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初次经历》（1911）写青春前期和青春期少年萌动的心理，通过他们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两性关系，为儿童少年打开了感情世界的大门；《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写成年人的激情遭遇及其后果；《情感的迷惘》（1927）写激情对饱经风霜的人的折磨。这三部“环链”小说集代表了茨威格小说创作的成就与风格。作家分别收入其他小说集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永不安宁的心》（1939）和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也都是心理小说。他以《世界的建筑师》为总标题的三部传记系列小说《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斗恶魔——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1925）和《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创作上也不囿于传主生平的时间顺序和生活史料，而是以精神分析的解剖刀直入人物内心，通过传主一生中的几个瞬间或片段，从人性的层面细致而又满怀激情地刻画传主的人格形态、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可以说，茨威格的传记小说是一个个人物的精神画像。
人的心理是一个值得开垦的广阔的领域。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片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茨威格就是这片心灵海洋的不知疲倦的勇敢探险者。他认为：“内心的无限，灵魂的宇宙还为艺术打开了取之不尽的领域：对灵魂的发现，对自我的认识将成为我们变得智慧的人类将来越来越大胆地解开的，又无法解开的课题。”茨威格对心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偏爱，谜一样的心理活动对他具有难以抑制的诱惑。托马斯·曼在悼念茨威格时说：“他的世界声誉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时代的重压下，这位才华横溢的人，他的灵魂的反抗力垮了，这是很不幸的。我最佩服他的，是他善于把历史时期和人物形象从心理上和艺术上表现得栩栩如生的那种才能。”
茨威格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心理活动的奥秘，那么热衷于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弗洛伊德是茨威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茨威格十分推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认为它向人们指出了进入人的灵魂、探索人的深层心理之路。他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曾多次提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原始欲望，并对弗洛伊德勇往直前地向当时被列为禁区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进行探索表示钦佩。对茨威格有精深研究的我国作家那多在他的小说《百年诅咒》中说：茨威格“简直对弗洛伊德的那套精神分析痴迷进了骨髓里”，他“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剖析笔下人物的心理状态，由外而内，把人物的内心切成一丝丝一片片，展示在人前”。
茨威格的小说最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对人心理奥秘的探索——对女性心理的出色描绘和对激情的揭示，以及对青少年青春期心理的关注；另外歌颂坚贞爱情、针砭时弊和揭露纳粹罪行等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题材，虽然不是作家创作的主要方面，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茨威格是位善于洞察和表现女性内心活动的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揭示女性心理方面堪称独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典型地呈现出茨威格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弗洛伊德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位陌生女子身上所焕发出的激情-情欲，就是“本我”或者潜意识中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各种本能的欲望和冲动。女主人公的信写得缠绵悱恻，情意缱绻，如诉如怨，袒露了一个女子最隐秘的心理活动。这篇巧妙地安排在两性关系上的小说，把爱情写得非常纯洁和崇高，不但彰显出茨威格高超的写作技巧，也反映出作家纯清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情操，难怪我国作家刘白羽读后禁不住惊呼：“真是一部惊人的杰作！”高尔基在谈到这篇小说时很动感情地说，作品“以其惊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我深为震动。……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到羞耻地哭了起来。”《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女主人公C夫人在情欲的驱使下，对赌徒的一时委身转变为真诚的爱，她愿意抛弃一切，追随所爱的人走向天涯海角。谁知她的无私奉献换来的却是赌徒的辱骂。这24小时的经历像梦魇一样压在她的心头，使她的后半生一直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小说对潜意识心理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高尔基认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比茨威格的其他中短篇“更见匠心”，并说茨威格是“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来描写妇女”的。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这篇小说的主要特点除了心理描写外，还有不同凡响的细部特写，尤其是对赌徒的手部下意识动作的描写，更是精彩绝伦：“两只手，我从未见过的两只手，一只右手和一只左手，像两只横眉竖目的猛兽交织在一起在那里厮拼，互相伸出爪子，朝对方身上狠抓，于是指关节便发出砸干核桃时的那种咔嚓声。这两只手……长得出奇，又细得卓绝，绷得紧紧的肌肉宛如凝脂，指甲白皙，指甲尖修剪得圆圆的好似珍珠轮叶……”当掌盘人高喊彩门的瞬间，“两只手突然互相松开，就像两只同时被一颗子弹击中的猛兽。两只手一起瘫落下来……它们每块肌肉都是一张倾诉心曲的嘴，可以感到几乎每个毛孔都在泄发激情。随后这两只手在绿色赌台上摊放了一会儿，就像被波涛冲上海滩的水母，扁平，并且没有一点生气……”茨威格将这位年轻赌徒的全部激情都聚焦在他的这双手上，刻画得惟妙惟肖，卓荦冠群，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精彩的亮点之一。故事的主角，满头银发、娴静高雅的62岁英国贵妇人，20年前在蒙特卡洛的赌场被赌徒的这双手所迷住，演绎出24小时之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荡气回肠的故事。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1928）的文章中，论述了茨威格对赌徒这双手的描写，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出阐释，认为小说中赌瘾是手淫的替代物，C夫人等同于母亲。年轻赌徒（与C夫人的儿子同年）幻想：倘若母亲得知手淫会带给他很大危害，她一定会让我在她身上获得种种温存，以救我于危境之中的。而母亲则将爱情无意识地转移到儿子身上，在这个未设防的地方命运将她攫住了。我们尽管可以不认同弗洛伊德的分析，但他的这篇文章无疑为茨威格这篇小说之闻名于世界给力不小，这是不争的事实。《恐惧》以引人入胜的心理描写著称。女主人公伊莱娜红杏出墙，遭人跟踪和敲诈，度过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精神濒于崩溃，最后丈夫原谅了她，更对她温柔体贴。茨威格写激情-情欲的女性小说还有很多，难怪作家那多惊叹，茨威格“对女性心理的分析，已经近乎走火入魔”。
茨威格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特之恋》（1904）到前面提到的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到晚期几部小说集中所收的作品，以及最后一部小说《国际象棋的故事》（1942）描写的大多都是激情-情欲的遭遇以及激情所造成的后果。在茨威格笔下，这种激情带有深深的精神分析的印记。激情就是潜意识中的原始欲望，也就是本能冲动，是潜意识中释放出来的“力必多”。
茨威格写激情冲动的不仅是女性小说，有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同样也有瞬间爆发的激情遭遇，《森林上空的那颗星》中，那位饭店跑堂的卧轨殉情就是一例。《国际象棋的故事》中B博士在下棋过程中下意识地哆嗦的双手和忘我的神情就是身上激情瞬间被激发出来的表露。由此可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耽于某种思想的偏执狂。茨威格坦言：“我平生对患有各种偏执狂的人，一个心眼儿到底的人最有兴趣，因为一个人知识面越是有限，他离无限就越近；正是那些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不闻不问的人，在用他们的特殊材料像蚂蚁一样建造一个奇特的、独一无二的微缩世界。”（《国际象棋的故事》）作家喜欢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烛幽洞微，去发掘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受到激情-情欲的煎熬和驱使，一辈子都在喝饮潜意识中激情-情欲所酿成的苦酒，有的还导致悲剧性的结果。茨威格的心理分析小说像是精确的心电图，记录着主人公心灵颤动的曲线。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些抵抗不住命运摆布的人物，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本能冲动对主人公行为方式的支配作用，以及对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关注少男少女青春前期和青春期的心理，是茨威格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作家探索人心理奥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青春期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心理最为敏感，对成人世界，尤其是对两性关系怀着恐惧、羞涩与好奇。在作家眼里，儿童少年朦胧性意识的觉醒似乎是他们必行的“成人礼”，有了“初次经历”和对“灼人的秘密”的追踪、探索，青少年们打开了感情世界的大门，“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已经处在童年时代的边沿”，“童年就要慢慢消散在那雾蒙蒙的天际了”（《灼人的秘密》），就会“从舒适欢乐的童年一下掉进了深渊”，一下就“长大了好几岁”（《家庭女教师》），这样，儿童少年就跨进了成人感情世界的大门。《灼人的秘密》《朦胧夜的故事》《家庭女教师》和《夏天的故事》等都是描写少男少女青春萌发期内心的情感和心理、生理变化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像茨威格这样对青少年青春期心理给予那么大关注的作家不多见。茨威格这一题材的小说大多写于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与当时奥地利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内心产生骚动不安，对两性问题感到神秘好奇完全是正常现象，社会和学校应该通过性启蒙教育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性的问题，认为它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有悖于当时的伦理道德。青年男女很少有无拘无束的真诚关系，他们的正常交往也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种种限制，年轻人举行郊游或聚会，女孩子总得有母亲或家庭教师的陪伴。在这种情况下，茨威格对青春期青少年心理所做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和真实生动的描绘，不啻是对当时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和奥地利学校教育的有力批判，是对家庭、学校和社会忽视对青少年进行青春期教育的严肃控诉。
弗洛伊德学说虽然为茨威格的创作开辟了心理描写的广阔领域，但是毋庸讳言，弗洛伊德对茨威格的创作也有某些负面影响。由于茨威格的作品表现的大多是激情-情欲及其后果，往往游离于时代、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仿佛作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减弱了作品的时代感和现实感。过多的心理描写也使有的作品显得拖沓、重复。但是茨威格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不可能不受到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创作了一批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反战、揭露和批判纳粹罪行的作品，而且写得极其深刻，精彩感人，如《看不见的藏品》《日内瓦河畔的插曲》《巧识新艺》《书商门德尔》《桎梏》《国际象棋的故事》等。
《看不见的藏品》是一篇针砭时弊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食品匮乏、饥馑严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社会情况。酷爱艺术的老林务官倾其所有，逐年收藏了一批艺术珍品，后来，他的眼睛瞎了，在战后饥荒年代，为了活命，他的家人只得瞒着老人出卖这些价值连城的藏品。虽然每件藏品能卖得一笔巨款，但在货币贬值的年代，转瞬间，卖得的巨款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些描写是当时德国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亦即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和奥地利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打击，在奥地利，一个鸡蛋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的价格，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4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价。商店像是被洗劫过似的，空空如也，饥馑和疾病到处在蔓延。那次通货膨胀1923年达到顶峰，甚至出现过1美元等于10亿马克的天文数字，大街上人们拖着装满货币的小车去购物的情景更是司空见惯。对于人民的苦难，茨威格充满了同情和爱心，这篇小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国际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最后一部小说，完成于1942年初，作家自杀前不久。茨威格，这位视精神劳动为世上最珍贵财富的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他晚年的杰作《国际象棋的故事》、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和其他作品。这篇小说抨击纳粹对人们残酷的精神迫害，心理描写极其深刻，情节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拿起它，就想一口气将它读完。为了创作这篇小说，茨威格专门买了一本国际象棋棋谱来研习，并和夫人一起按棋谱上的名局摆棋。由此也可窥见他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之一斑。这篇小说在茨威格的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与19世纪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不同，茨威格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不是无情揭露，残酷解剖，而是怀着巨大的同情和温馨的包容与爱心叙说人物的遭遇和不幸。对律师瓦格纳的妻子依莱娜和年轻的钢琴家发生的婚外情，非但没有“围观”，还给予了温馨的谅解（《恐惧》）；那位满头银发的C夫人当年委身于赌徒，还遭到辱骂的痛苦经历，丝毫没有受到耻笑和鄙视，还赋予她的行为以高尚的动机，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了真诚的理解和同情（《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饭店跑堂对伯爵夫人一见钟情，竟以殉情来了却自己无法实现的心愿，作家并没有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对他表示同情和惋惜（《森林上空的那颗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作家把无私奉献的爱、坚韧不拔的品性、不卑不亢的自尊等这些人类的美德都赋予了这位陌生女子，以此来与“上等人”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相对照……这样的例子在茨威格的作品中俯拾皆是。茨威格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特别是对“小人物”、弱者、妇女，以及心灵上受着痛苦煎熬的人充满同情和爱心，对主人公的遭遇和不幸，对他们人性的缺憾和弱点给予真诚的谅解和宽容，对他笔下的人物都给予人道主义的同情、理解、仁爱、包容、宽恕和关爱。
茨威格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这样更便于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有的作品中虽然出现第三人称叙述者（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但小说的主体部分仍然是主人公的自述。茨威格的作品，语言富于音乐性和韵律美，结构精巧，故事引人入胜，情节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想，心理描写和分析极为细致，景物描绘十分出色，擅长“戏中戏”的技巧，读后能给我们留下一些隽永的回味。这一切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这些艺术特色也很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所以在我国，“茨威格热”一直经久不衰。
2013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