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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的哥哥亨利做的“传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简·奥斯丁其人其事的轮廓，半个世纪以后，奥斯丁大哥詹姆士的儿子，即简的大侄子，奥斯丁·李（他们这一支在姓氏后面加了“李”是为了继承舅爷的财产）于1870年发表了《回忆录》，第一次为读者呈献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简·奥斯丁——她的生平、她的交往、她的性情、她的爱好、她的写作等情况，总之描绘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简姑妈”。1870是奥斯丁批评史中重要的一年，因为除了史料性的“回忆录”，当代批评家R.辛卜逊发表了评论文章，第一次提出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反讽问题。这样一来，简·奥斯丁的面目就复杂了，可以说，这是奥斯丁评论的新阶段。又过半个世纪，R.W.哈丁的“有节制的憎恶”呈献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作者形象——玩世不恭、冷眼旁观、精神优越、居高临下地观察着“村镇上的三四户人家儿”……总之，呈献了一个眼光尖刻、鄙视自己周围环境的“愤世者”。
当前，在奥斯丁的作品普及化、大众化的同时，学术研究也有长足的发展。1997年，有两部新版的奥斯丁传记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各重要文学、学术刊物都有评论。两位作者，英国的D.诺克司（David……Nokes）和美国的C.托马林（Claire……Tomalin）都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奥斯丁有限的生平资料和所剩不多的信件，描绘了一个思想活泼、眼光锐利的女性观察者形象。
奥斯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从来不是陌生的，解放前就有旧译本，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新译本和研究评论陆续出现，使得奥斯丁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常驻的伴侣。1997年夏，在送走英国殖民主义的最后代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当儿，中央电视台播放六集《傲慢与偏见》电视连续剧，说明了我们在文化上的成熟。
奥斯丁像个谜，你捉不住她，她总是让你意想不到。她不过是个涉世不深的女人，一辈子在家做女儿，从来没有过“自己的一间屋子”，写的无非是些女流关心的家庭、婚嫁的琐事。就算是吧，可是嫁娶的事在她笔下就不一样，就有味儿。“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傲慢与偏见》中的这句名言被引用了千百次，它的妙处是说不完的。可是到底谁相信这条“真理”呢？是作者？是哪个人物？在《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叙述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处感到作者对贝内特太太的嘲讽。这是一个耽于幻觉的蠢女人，可最后，还是她对了——有钱的单身汉的确想娶妻。不过这过程里，包含了多少现实内容：遗嘱、遗嘱的附加条款、继承权、等级、地产、军队、教会、新兴商业阶层、法律、道德、教养等都尽在其中，归根结蒂，还是财产。我们回顾前面介绍的奥斯丁的家族网络和“发家”史，就不难看出，奥斯丁是精通世故的女人。就以对遗产的态度而言，可以说，对遗产的企盼、获得、被剥夺或受挫牵动了奥斯丁全家好几代人的心思，也贯穿了简·奥斯丁的全部作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奥斯丁的全部作品都是从这个或那个角度写财产和遗嘱的作用——它或是捉弄人，或是成全人，总之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说，它就是命运，也是驱动全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譬如，在《理智与情感》中，老达什伍德先生被他的重侄孙逗得开心，就立嘱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排除了伺候他大半辈子的三个侄孙女儿。这就是《理智与情感》整个故事的出发点。正如《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先生的五个女儿不能继承他的庄园而必须通过婚姻找出路，必须为“嫁得好”而奋斗，这才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傲慢”与“偏见”的好戏。因此，若是要问，简·奥斯丁的作品里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家族、财产、继承权；里面有奋斗、有联络、有计谋、有等待、有幻灭、有成功，也有失败。
奥斯丁是捉摸不定的。以《爱玛》而言，谁能说《爱玛》中的爱玛小姐不聪明、能干、有钱、有地位、受尊敬、被爱包围着，是上帝的宠儿？可是，她太聪明了，在脑子里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都安排得头头是道，到头来，是爱玛自己被骗、被利用！我们终于发现，这部小说原来就是写爱玛的“聪明误”！同样在《理智与情感》和《劝导》中，体现“理性”的埃丽诺·达什伍德和安妮·埃利奥特最终都是在感情的冲动下定终身，而玛丽安·达什伍德——一个不顾一切的浪漫主义者——最后选择了比自己几乎大一倍的布兰登上校，像《傲慢与偏见》中没有出息的夏洛特·卢卡斯一样，找了一个“保险箱”。奥斯丁好像在问我们：你们真的了解自己吗？你们敢于正视自己吗？
奥斯丁的确是捉摸不定的。你说她保守吧，也没有错。你看她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大团圆来结束。如像侦探小说最后总要破案似的，奥斯丁笔下的姑娘们总能嫁出去，使读者放心，有安全感。坏姑娘们（如宾利小姐）的惩罚是嫁不出去。但事情又不那么简单。极端的“恶妇”如《苏珊夫人》中的苏珊夫人，她的下场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嫁给一个——不是打老婆的恶棍，不是酗酒的穷鬼，也不是挥霍无度的恶少——奥斯丁对于她的惩罚是嫁给一个傻乎乎的贵族！简·奥斯丁这就有一点调皮了，有点颠覆性了，好像冲着我们做鬼脸。你尽可以批评奥斯丁的小说“终归没有打破对于现有秩序永恒性的幻想”。的确，奥斯丁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爱玛》整个就是一个维护等级和秩序的故事：爱玛小姐的错误不在于她给身份不明的哈丽埃特姑娘做媒，而在于她的判断错误；她单凭哈丽埃特长得细皮嫩肉就断定她是贵族的后代，因而自己闹出很多阴差阳错的笑话。最后，爱玛小姐嫁给了当地第一大户，其他男男女女也都在自己的阶级阶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故事就圆满结束了。可是这圆满是有代价的，是靠糊弄爱玛的老父亲才得来的。《爱玛》中的“一家之长”，伍德豪斯先生，这个可笑的小老头，到处碍事，不把他打发掉别人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也就是说，这部维护了等级秩序的小说竟然把一家之长——秩序与权威的代表——处理成个小丑！再看其他几部作品，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中的“家长”几乎毫无例外，不是糊涂虫（如《理智与情感》中的达什伍德先生）就是败家子儿（如《劝导》中的埃利奥特爵士），要么像贝内特先生那样，自以为高明，可是事到临头却只是碍手碍脚，问题都是别人解决的。面对奥斯丁笔下这些糊涂可笑、软弱无能、自私可恨和不负责任的“家长”们，你还能毫无保留地说简·奥斯丁是保守的吗？
你站在达·芬奇的“微笑”面前，自然会琢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微笑呢？是嘲笑？是冷笑？还是温柔的笑？她要向你暗示什么？世人不知做过多少猜测。英国的小说家A.赫胥黎写过一篇有名的小说《微笑》，移时移地，通过一个英国老小姐的故事，暗示“微笑”者也能下手杀人。“微笑”的意味是无穷无尽的。
你打开奥斯丁的一部小说，你能一眼看清她在向你说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