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一个三等商人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农奴。1841年契诃夫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代价赎得了他自己和全家的自由。后来契诃夫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店。年幼的契诃夫除了上学外，也帮助父亲看小店和算账。父亲笃信宗教，并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也认真做礼拜。但是，小契诃夫对宗教并不感兴趣，他最高兴的事是到当地的剧院看戏。这是他对文艺爱好的最初的萌芽。由于父亲不善于经营，1876年杂货店倒闭了，全家迁居莫斯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契诃夫只好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当家庭教师）。1879年中学毕业，同年他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0年用安托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884年契诃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问世。大学毕业后又于1886年和1887年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和《黄昏》，从而奠定了作家在文学界的声誉。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数量很多，良莠不均。青年契诃夫由于生活和上学的经济困难，为了多发表作品，有时不得不迎合当时报刊的口味，写过不少逗人发笑、无伤大雅的“急就篇”，如《在剃头店里》等（大多署名契洪特）。契诃夫后来反省过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出版文集时删去了很多不成熟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他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和优秀的小说如《迟开的花朵》、《一个官员之死》、《胖子和瘦子》、《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和《在钉子上》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深邃，文笔幽默而凝重。《一个官员之死》写某庶务官在看戏时打了一个喷嚏，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一位文职军官的秃顶和脖子上，庶务官从而神魂不安。虽然他三番五次地对将军赔礼道歉，仍旧是惶惶然不可终日。结果不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故事表明，在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的社会里，大人物的淫威，灵魂被扭曲了的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达到了何等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变色龙》中的小警官奥楚梅洛夫则是一个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奴才。广场上发生了一起狗咬伤人的案件。开始时警官以为咬人的狗是一条普通人家的狗，便扬言要把狗打死，还要给狗主人一点颜色看。但当听说这是日加洛夫将军的狗时，警官被吓出一身冷汗，顿时改变腔调，替狗辩护起来。这时将军家的厨师出来说，这狗不是将军的。话音未落，警官的态度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实厨师的话并没有说完，他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结果警官又换了一副脸孔。作者通过警官的三次变脸，活脱脱地勾勒出了沙皇鹰犬的丑恶嘴脸，并且给这种“变色龙”式的典型形象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普里希别耶夫军士》的同名主人公也是一位奴性十足的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他虽然已经退伍了，却仍旧自愿地为专制制度卖力，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不许人们唱歌，不许人们笑，不许人们点灯……这位军士的奴性已经渗入骨髓，深深地体现了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反动实质。

又如《胖子与瘦子》，写两位老同学不期而遇，见面时称兄道弟，问寒问暖，亲密无间。后来知道瘦子已做了八品文官，胖子只是三等文官时，两人关系骤然巨变，立即从嘘寒问暖变成了打躬作揖，小官对大官的那种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丑相，简直令人作呕！在《胜利者的胜利》中的柯祖林和库里岑等几个小丑的那种奴才对上司、上司对奴才的精彩表演，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从上述作品我们看到，契诃夫无疑继承了果戈理、谢德林讽刺幽默的创作传统。他通过诙谐、揶揄的笔触针砭了沙皇统治下的种种野蛮和黑暗，抨击了倚仗权势、阿谀奉承，以及俄国国民性中庸俗愚昧的奴性心理。这些作品有的令人愤恨，有的令人发笑。即使是笑，也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使人压抑、催人泪下的苦笑，同时充满作者忧郁的谴责的调子。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凡是有辱人格、有损人的尊严的东西，都在作者的讽刺、贬斥之列，只是契诃夫的讽刺比较含蓄，它不是让你放声大笑，忘乎所以，而是不动声色，含而不露，笑声里带有苦涩的东西，使读者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动情。 OhP1ra2gnETCJi7scBR8XEC7vXVYuGLPd1i/h8d24vPFHNSOZHvjytkrNeVhLY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