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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善行
托尔斯泰（1828-1910），生活在俄国由封建农奴制转变为保留严重封建残余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生都为人生和社会改革进行真诚紧张的探索，同时在文艺园地里辛勤耕耘，写了大量精美之作，其全集达九十卷之巨。他的作品，既是他人生和社会探索的记录，更广泛生动地表现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社会的风貌，有不少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名著。举世公认，托尔斯泰是当时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享有最广泛世界声誉的文坛巨擘之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在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他一岁半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整个童年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的生活均由姑妈照料。十三岁时姑妈去世，全家迁居到在喀山的另一个姑妈那里。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因期末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仍不专心学业。他迷恋社交，好读哲学和文学书籍，1847年4月以“健康不佳及家庭原因”为由退学，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上大学期间，心地善良纯洁的青年托尔斯泰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回到庄园后，他便尝试改善农民的境遇，却不为农民所理解；又研究法律，开办农民子弟学校，到省行政管理局任职，结果都半途而废。渐渐地，他对自己周围的生活和环境感到了厌倦。1851年，他和服兵役的长兄尼古拉来到高加索，在多次参加袭击山民的战斗中由志愿兵转为四等炮兵下士，稍后晋升准尉。1854年春，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自告奋勇到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尽管基层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拼死搏斗，战争还是以俄军的失败告终。这些亲身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农奴制腐朽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为他后来的战争题材创作打下了生活基础。
托尔斯泰从大学退学那一年开始写日记，一方面记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朝夕进行的自我反省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同时借此锻炼自己喜爱的文学写作。他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昨天的故事》（1851，生前未发表），便是由日记扩充加工而成。不久，他在军旅中完成的自传性中篇小说《童年》（1852）和《少年》（1854），以及短篇小说《袭击》（1853）和《伐木》（1853-1855），战争系列特写《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等陆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头两部中篇里以饶有风趣的笔墨描绘的那个富裕闲适的贵族庄园及那个聪明却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喜欢幻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本人步入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及其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两个短篇记述了他在高加索从戎时的战斗和日常生活。最后一组特写也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它们通过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一方面表现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朴素悲壮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同时暴露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这些作品生动逼真的艺术描写和鲜明的民主倾向，使年轻的托尔斯泰一举成名。《现代人》杂志主要负责人、诗坛名将涅克拉索夫立刻指出，它们表现了“深刻而清新的真实”，是当时俄国文学中“一种全新的东西”。
革命民主派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就此概括出这位青年作者才华的两大特点，即“心灵的辩证法”（描写复杂心理的过程）和“纯洁的道德感情”。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失败，同年11月托尔斯泰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彼得堡，受到文坛名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的热烈欢迎，并与一些持不同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作家、批评家相识。不久，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自传性中篇小说的第三部《青年》（1855-1857），一个短篇《暴风雪》及《两个骠骑兵》和《一个地主的早晨》（均1856年）。其中后一篇作品，写一个贵族青年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是农民们出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信任老爷，深恐上当，拒绝他的帮助，故事以主人公改革的失败结束。小说旨在探索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关系的道路，客观地反映出取消农奴制的历史必然性，艺术上显示了作者不但善于描写类似自己的人物的心理，也善于揭示不属于自己那个阶级阶层的农民们的心理及他们对等级制的看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据此称赞他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
。
这个期间的托尔斯泰，虽同情农民却维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主张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又反对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为此，他不久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及《现代人》杂志分道扬镳，而一度倾向于政治上的自由派和文学观点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德鲁日宁等人，不过他又认为艺术不能脱离政治和社会生活，很快便对他们感到失望。
1856年11月，托尔斯泰以中尉军衔退役。自此到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他曾两度出国。第一次成行于1857年初，历时半载，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赞赏法国的“社会自由”，又深感西方资本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同时也加深了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1860年至1861年，他第二次出国，首先是为了探望在那里治疗肺结核而已经病危的尼古拉，这位长兄的去世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趁重游德、法、意及英国和比利时的机会，他对当地的学校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考察研究。
两次从国外访问回来后，托尔斯泰都曾热心于普及国民教育事业，把它看成消除地主与农民之间鸿沟的途径之一。他曾经在自家的庄园及周围农村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子弟学校，后来还办起一份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教育杂志，并亲自撰文，在主张宗教应是一门主课的同时，提倡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等等。此外，在1861年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的时候，他曾担任县里地主与农民间的调解人，因在调解纠纷时更多地站在农民一边替农民说话，结果招来贵族地主的敌视，不到一年后他便辞去这个职务。托尔斯泰的这种种表现，引起了沙皇有关当局的注意。1869年夏天外出时，他的家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又关闭了自己几年来开办的学校。他的思想陷入从未有过的困惑。
在忙于普及教育及社会活动的同时，此期间除短暂的间隙，托尔斯泰并没有搁笔放弃文学创作，相继完成了短篇小说《卢塞恩》（1857）、《三死》（1859）和中篇小说《哥萨克》、《波利库什卡》（均1863年）等优秀作品。《卢塞恩》根据作者第一次访问瑞士的经历写成，采用日记形式。它通过一批悠闲富贵的游客对待当地一位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社会在“文明”的帷幕背后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由此表达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它的进步意义。然而，作者的暴露和否定都是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的，这便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特点之一的最初表现。《三死》写的是一位贵妇人、一名马车夫和一棵老树三种不同的死，着力揭示人的生活应该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哲理性主题，这又是作者人生探索中向往自然和返璞归真思想的最早表现。《哥萨克》主要讲一个厌倦上流社会和都市文明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到高加索服役时和保持宗法制传统的自由哥萨克姑娘短暂接触后即萌生“真正的”爱情，于是准备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申请留在当地人中间生活，使自己平民化；但是由于主人公不能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借此情节所渲染的把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作为理想的人生这个主题，与短篇小说《三死》基本一致，同时正是在这部中篇里，作者最早直接提出了贵族平民化的思想。《波利库什卡》的同名主人公是个因贫穷而偷窃成习的农民，由于女地主的“仁慈”和“宽厚”信任，在为女主人到外地取款时无意中将巨款丢失而羞愧自杀，表明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谁也不可能为农民带来幸福。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在自己的作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金钱万恶的思想。这些中短篇小说的取材虽多与作者本人的直接生活经历有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本人经历的扩展，他艺术描写的范围也迅速扩大（由对农奴制俄国落后现象的暴露批判扩大到对西方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罪恶的揭示和否定），创作的主题和思想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既有对客观现实的直接描写，更有对诸如人与自然、生与死等所谓永恒主题的思考和发掘。
托尔斯泰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862年9月，和八等文官御医别尔斯的女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喜结伉俪。婚后直到六十年代末，他安居庄园，心灵相对平静、和谐，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几年，他一方面亲自管理田庄产业事务，一方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这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的史诗性巨著。
当时的俄国，正是沙皇政府下令废除农奴制（1861）后的初期，许多作家都热衷于历史题材创作，试图借此弄清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的历史价值和命运。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本打算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家庭历史”小说。为此，他仔细查阅了档案记载、历史文献及当代人的回忆录等大量资料，还访问了导致形成十二月党人的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专程赴莫斯科察看鲍罗金诺战场。结果，他改变了初衷，决定把自己的小说写成以半个世纪前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人民的思想”为主题的庞大作品。
《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四卷加一个尾声。所包括的重大历史事件，有1805年至1807年俄奥联军在西欧反对法国军队的战争和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及其失败后完全撤离俄罗斯领土，重点是1812年的战争。故事情节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这四大贵族家族的生活变迁为主要线索。这四大贵族都是那些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参加者，他们的命运也就和上述重大事件密不可分地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事件的叙述，作者首先指出1805年至1807年俄国在西欧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及必然的失败，然后着重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战争的完全正义性质。小说谴责侵略者的野蛮和凶恶残暴，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多属贵族，他们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远脱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贪婪自私、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还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溺在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皮埃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不管在京都或乡间庄园，都接近人民，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反侵略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制老农身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他肯定后者，给予他们满腔热情的讴歌和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部长篇小说成功地把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和包括恋爱、婚姻和家庭等多方面的日常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助于庞大、严密、多线条纵横交错的结构，提供了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间从皇宫首都到偏僻村野全俄罗斯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其中特别是像皮埃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等男女主人公的形象，经过作者对他们精神上和生理上从童年、少年到完全成年的曲折心理过程的独特精心剖析，格外血肉丰满和鲜明生动，具有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战争与和平》既是托尔斯泰的头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前期创作的一个总结，集中表现了他在六十年代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诚然，这部作品也有自己的局限。把像卡拉塔耶夫那样的宗法制农民当成道德理想的化身，这个人物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等等的说教，乃是托尔斯泰主义中“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最早体现，显然是消极错误的。但是毕竟瑕不掩瑜，《战争与和平》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中一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的史诗性杰作，也是世界文学中罕有其匹的伟大作品。据说它问世不久的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法文译本出版后，托尔斯泰即获得世界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了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已经大功告成的1868至1869年夏，托尔斯泰对叔本华的哲学发生了兴趣，曾一度受其影响。不久，他结婚后保持了多年的心灵平静与和谐，又消失了。1869年9月，作家有一天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托尔斯泰在阿尔扎马斯旅店深夜感到忧愁和恐怖也许是偶然的，然而对他来说，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感觉的产生又是必然的。在废除了农奴制后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因“从下面蓬勃生长和从上面培植”迅速地发展起来，农村的“一切旧基础”急剧崩溃，“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正在兴起。正是这一切，使托尔斯泰陷入新的思想危机。他经常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为自己过的贵族寄生生活而可怕和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他更热衷于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希望从中能找到答案，但一无所获。他曾用两年的时间编写一本自称旨在教育俄国“整整两代孩子”——“不管是沙皇的还是农民的孩子”的《启蒙读本》（1871-1872）；该书中有很多是经过改写的民间故事，富有艺术性，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可这件事，也未能使他摆脱惶恐心情。有时他甚至害怕自己会自杀，于是把绳子收藏起来，出门时不带猎枪。在这之后，他又去走访神父、主教和修道士，广泛结识农民，结果终于完全否定了官方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对人生的看法。可见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面对急剧而复杂变幻的俄罗斯社会现实，托尔斯泰始终处于紧张的多方求索而苦于无结果的惶恐不安之中。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继《战争与和平》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力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写的是半个世纪前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历史小说，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叙述的完全是当前俄罗斯城市和乡村的现实生活，是一部反映迫切现实题材的长篇杰作。
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始于1870年，1873年着手写作，1877年完成。它先连载在《俄国导报》上，1878年首次出版单行本。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作者对它作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其间描写的重心也有很大变化。开始动笔时，小说的内容是讲“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发生的全部悲剧”
，主题局限在道德范围内。卷首引用福音书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说明作者的目的在于谴责女主人公违反道德原则的罪过。到了最终的定稿中，由于加强和充实了社会内容，把描写的重心转移到反映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上，也就是在资本势力的进逼下封建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败坏、贵族阶级的没落及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样，《安娜·卡列尼娜》也由作家本意要写的一部家庭伦理道德小说变成充满重要社会内容，揭示当时俄国迫切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情节，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密切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变迁；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爱情和乡间庄园家庭生活。通过第一条情节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要员卡列宁为首的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在另一条线索的开展中，作者主要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而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和特别紧张的精神经历。列文是个力图保住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的猛烈袭击面前，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边国内国外到处求索，著书立说，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改革庄园的经营管理，企图找到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调和主义改革的失败，使他悲观乃至绝望，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宗教，在一个宗法制老农身上领悟到了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这两条线索，由于安娜是吉提的姐夫的妹妹，吉提是安娜的哥哥的小姨子而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它们的平行发展，小说成功地展示出当时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从城市到乡村整个俄罗斯社会“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在安排”的变化无常的主要特点。全书闪现的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则无疑是作者当时对现实的深刻悲观情绪的表现。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黑暗现实的暴露和批判更为猛烈、深入，在艺术上情节结构更为集中、严密，对人物复杂心理过程的镂刻更加精细入微。在文体风格方面，这部长篇继续保持过去创作中平稳而富有诗意的叙述，同时更多地采用了讽刺和对比手法，其中某些如安娜自杀前夕及奔赴火车站自杀时心绪特别紧张激烈的情节，甚至明显地带有稍后被称为意识流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国农业歉收，饥荒严重，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在这种形势的强烈影响下，托尔斯泰终于摆脱了自己的惶恐情绪，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忏悔录》（1879-1880）一文里，他这样清楚地写道：“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它在我心中酝酿已久，它的素质则从来就存在于我身上。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圈子——富人、学者——的生活不仅令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认为，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的事业。”他弃绝自己原来所属的贵族地主阶级，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从一个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世袭伯爵，变成了俄国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
。这种转变，是他对俄国社会生活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他长期的自我人生探索和精神探索的归宿。世界观转变后的托尔斯泰，视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寄生虫生活，强烈否定土地私有制，对国家和官方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更热衷于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完善，试图从宗教和伦理道德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凡此种种，正是当时俄国农民既对统治阶级充满仇恨和愤怒，又因为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不以暴力抗恶思想这种复杂矛盾的反映。
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他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以及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表现。正是从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从事耕地、缝靴、为农民盖房子等体力劳动，还持斋吃素。1881年为照顾子女上学合家迁居莫斯科后，他走访贫民窟，参加莫斯科人口调查，筹办饥民救济所，组织赈济受灾农民，上书要求赦免行刺沙皇的革命者，多方保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教徒等等。他先后发表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论饥荒》和《可怕的问题》（均1891年）等政论作品，直接抨击国家是保护有产者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认为应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政论作品使沙皇政府大为不满，当局企图将作家监禁和流放，只是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未敢下手。
在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托尔斯泰这个阶段在文学事业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硕果累累。《〈莫泊桑作品集〉序》（1894）和《什么是艺术？》（1898）是两篇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艺术论著。作者抨击当时的资产阶级艺术，特别是俄国文学中的颓废派和自然主义倾向，肯定“人民的艺术”。他明确提出，艺术应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强调艺术不是享乐的工具，说“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这些论著虽然存在把宗教意识的感情看成“最高感情”的明显局限，仍不失为人类美学和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在创作方面，除继续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改编，完成一部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受人欢迎的《民问故事》（1881-1886）外，还先后写下多部剧本和大量的小说作品。他创作的剧本中，以《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和《活尸》（1900）最有名：头一部通过主人公放弃农活放高利贷，后来和前妻的女儿私通又残忍地杀死和她生下的孩子这一复杂的情节，表现金钱势力的侵袭导致的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第二部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为基础，讽刺前者的精神空虚和游手好闲，反映农民对缺乏土地的强烈愤慨；后一部主要描写一个因深感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的贵族，同时揭示这位贵族本身的自私冷酷及他们合法婚姻的虚伪性。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剧本，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仍一直是前苏联多家大剧院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小说作品，为揭露私有制对它的牺牲者乃至私有者本人造成毁灭性危害的《霍尔斯托密尔》（1885），以贵族主人公的精神觉醒、反对性爱和宣扬宗教禁欲主义为主题，着力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无聊和荒淫无耻及人际关系的虚伪和冷酷的《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1889）等著名中短篇小说，都完成于这一阶段。其中最重要和最负盛誉的一部作品，当然是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
《复活》是托尔斯泰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他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他1887年夏天从彼得堡某地区法官那里听来的一个真实事件。后来经过作者十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牛棚里出生、三岁时母亲去世后即成了地主家“半养女半家奴”的小姑娘，刚长大成人就被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在法庭审讯时，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陪审员聂赫留朵夫认出被告正是被自己年轻时奸污的女人，顿时“良心发现”，开始了对自己的“灵魂大扫除”，为救玛丝洛娃到处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要和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玛丝洛娃受聂赫留朵夫精神的感召，终于又“更深地爱上了他”，但是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这样，小说以单线条简捷明畅的结构，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复杂的人生和心灵历程的描绘，“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表明从外省到京都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经济和司法制度乃至伦理道德，都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同时又鼓吹“饶恕一切人”。作者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人性”和“兽性”，叙述中引自福音书中的诸多道德说教，显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形象后来的发展不合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后半部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复活》对当时俄国现存社会制度和官方教会的暴露和批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正是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后不久，早已对作者耿耿于怀的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指控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教院的名义将他革出教门，开除了他的教籍。俄国当局此举引起了世界各地许多人的抗议，但托尔斯泰本人处之泰然。
1901年托尔斯泰全家从莫斯科迁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居住。当时他虽已过古稀，但仍密切注视社会的政治动向，时刻关心人民的命运，对一些重大事件及时作出反应。在搬回到自己庄园的头一年，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他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第二年，他又致函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他著文反对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爆发时，他因不了解事态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当革命遭受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时候，他又写出《我不能沉默》（1908）一文，反对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和滥用死刑，当时他已八十高龄。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托尔斯泰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如再现热爱自由的高加索山民领袖，批判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朝臣的《哈泽·穆拉特》（1896-1904），暴露鞭笞专制制度的虚伪和凶恶残暴的《舞会之后》（1903），以及歌颂波兰人民英勇起义和揭露俄国沙皇对它进行野蛮镇压的《为什么？》（1906）等，都是作家在垂暮之年完成的代表作。这些中短篇小说，题材各有不同，却都主题突出，思想深邃，艺术上精致巧妙，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早在走上独立人生之途的青年时代，托尔斯泰就试图接近人民，设法调和自己与农民之间历史形成的客观矛盾。世界观转变后，他曾一再想离家出走，去过平民化的生活；他的这种意图在自己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创作中不时有所表现。到了晚年，他不仅深深意识到逐渐觉醒的农民仍与自己的思想情绪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而且耳闻目睹一些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和追随者遭到政府的种种迫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羞愧和内疚感。作家决心放弃自己的贵族特权，用自己的钱财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又越来越引起妻子及家里人的埋怨、不满，乃至发生激烈的争吵。在他的一生中，妻子不仅为他生儿育女，帮助他管理家务和产业，还曾长期不辞辛劳替他誊抄手稿，但她也是为家庭和子女的利益着想，未能理解丈夫世界观转变后的所作所为。夫妻失和及日益激化的家庭冲突，使托尔斯泰非常痛苦。于是，在把财产交结妻子后，1910年11月10日他从雅斯纳亚·波良纳秘密弃家出走，去实现自己平民化的宿愿。途中得了肺炎，经医治无效，同年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尔车站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按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体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丛林中的一个悬崖附近。坟上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