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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炯强
1928年1月16日，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外，人山人海；西敏寺内，哀乐阵阵，庄严肃穆，英国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安葬仪式正在隆重举行。抬扶哈代灵柩的八个人中，除了英国首相和反对党领袖以外，全是当时英国文坛上最有名望的精英，他们是：约翰·高尔斯华绥
、詹姆士·巴利爵士
、艾德蒙·高斯爵士
、萧伯纳
、吉卜林
和豪斯曼
。英国皇室也专门派代表参加葬礼。从此，这位杰出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就宁静地长眠在西敏寺的“诗人之角”。在那里，自从1870年安葬小说家狄更斯，1892年安葬诗人丁尼生以来，哈代还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同时，为了纪念这位从多塞特乡间升起的文学巨星，人们还把他的心脏安葬在诗人的故乡多尔切斯特的斯丁斯福特教堂的墓地。
1月18日，哈代的遗孀弗洛伦斯在伦敦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哀悼诗人之死的诗，其中几行说到了当时的葬仪：
西敏寺把他高尚的灵魂
引进自己神圣的殿堂，
哈代的遗体在“诗人之角”安放；
为了让乡亲缅怀，他的心脏，
安息在他家乡
一个可爱的地方。
这位享年88岁高龄的英国文坛巨星是在熠熠光华中陨落的，然而，他那漫长的一生又是怎样过来的呢？
哈代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南部多塞特郡从事建筑谋生的平民百姓。1840年，也就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那年的6月2日，这位未来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就降生在祖父四十年前建造的屋子里。
小哈代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玛丽（1841年生）、亨利（1851年生）、凯蒂（1856年生）。玛丽和他相差不到一岁，是他的童年玩伴，而另两个弟妹却几乎是另一代人了。两个妹妹长大后都成了教师。弟弟亨利继承父业，和老哈代一起从事建筑业。
1848年，邻近的乡绅马丁先生和他的妻子朱丽娅·奥古斯塔为了造福村民，办了一所学校，“以便让劳动阶级的子弟受教育”。学校一开办，小哈代就去上学了，那时他才8岁。
哈代上学的这所学校，虽系私塾，但很正规，他不仅学习历史、地理等一般科目，还学习写作、阅读和美术。
回到家里，他母亲还要给他增补一些阅读篇目，如德莱登翻译的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约翰逊的小说，等等。但这孩子更喜欢《海之子故事集》和《战争史话》之类的书刊。
此外，哈代的祖母对他的童年生活也很有影响，这位慈祥的老人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对孙子溺爱，掏尽了积聚在脑海中的见闻。哈代的小说和诗歌中许多神秘的和动人的情节，不少都源于他依偎在祖母膝下时听来的故事和传说。
哈代的父母十分关心哈代的学校教育。在马丁太太的学校学习了一年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多尔切斯特镇上的一所学校。
在学校里，他学习拉丁语、法语，很喜欢读历史小说，特别是司各特和大仲马的作品，常常使他爱不释卷，如痴如迷。他也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不是欣赏其中的诗行，而是了解故事情节。他对《哈姆雷特》有点“不满意”，认为在第一幕中公鸡一啼，鬼魂就消失了，令人失望。哈代当时的童心，该是可想而知了吧。
除了酷爱读书之外，音乐也是哈代的一大爱好。有时，他会在某一个乡间庆祝活动或家庭舞会上和他父亲一起拉琴助兴。有一次，他连续演奏了四十五分钟还不肯停止，直到舞会的女主人不得不夺下他的琴弓。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最好的学校乃是多尔切斯特小镇本身。它为哈代提供了新旧两个方面的思考材料，对他以后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856年，哈代16岁，学业已经结束，必须考虑日后谋生的职业，他不想当教师，也不希望跟父亲一起搞建筑——弟弟亨利长大后可以继承父业。大家都认为他很适于当牧师，有时候，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但那意味着必须进牛津或者剑桥大学，还需要一大笔无处筹措的学费。其实，对于儿子日后的生计，父母早就有所考虑了。父亲认识一位多尔切斯特镇上擅长修建教堂的建筑师——约翰·希克斯先生。有一次，哈代跟随父亲去修理一座古堡，遇见了希克斯。这位建筑师发现哈代什么都懂，很惊讶，他建议哈代参加他的测量工作，进一步测试他的能力。结果，希克斯非常满意，他认为少年哈代资质聪颖，天赋深厚，很有前途。老哈代付了40英镑的费用，为小哈代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师徒合同。就这样，托马斯·哈代和莎士比亚一样，16岁离开了学校。“环境”让他开始了建筑行业的学徒生涯。
1861年夏天，哈代学习建筑已经五年，该开始自立了。
1862年4月17日，哈代只身来到伦敦，把两封亲友给他写的介绍信投寄出去。还算幸运，一位建筑师收到他的信后，马上把他推荐给正在寻找助手的建筑师亚瑟·布洛姆菲尔德。布洛姆菲尔德比哈代年长十岁，在建筑方面造诣很深，擅长绘制和建造哥特式建筑，不久前被选为建筑师协会主席。5月5日上午，哈代正式到布洛姆菲尔德的绘图所上班了。他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五年。
在伦敦这个大英帝国的首都，他有机会听到、看到、了解到城市生活的阴暗面和上层社会的一些内幕。
大城市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繁荣也磁石般吸引着哈代。在憎恶社会的阴暗和人生的丑恶的同时，酷爱音乐的哈代也畅游在艺术的海洋里。
然而，哈代更醉心于对知识的追求。1862年夏天在伦敦开幕的世界博览会，尽管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去世而逊色，但盛况仍不亚于1851年那次，它显示了十年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印记。博览会期间，哈代每星期总要去参观两三次，一次两三个小时，甚至整整半天。博览会上，最吸引哈代的是画廊。来伦敦以前，他根本没有见过一张真正的油画，见到的只是黑白印刷的仿制品，而在这里，他不但看到了英国最好的作品，还欣赏到了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名画。这激起了他对艺术新的兴趣，他曾跑遍伦敦各个博物馆，到处查阅资料，并于1862年5月12日写完了古今欧洲各画派的系统摘要。
在知识的海洋里奋力搏击的哈代，对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因而深得布洛姆菲尔德的赏识，1862年11月，他推荐哈代参加建筑师协会，当上了会员；并让哈代协助他撰写论文，参加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银质奖章论文比赛，论文的题目是《现代建筑中彩砖和赤陶的运用》。1863年3月，评选揭晓，哈代荣获奖章，但由于“学历欠缺”，评奖官员扣下了他应得的10镑奖金。同年4月，他设计的乡间别墅获得皇家电话总局建筑师威廉·泰德提出的设计奖，得到3镑奖金。他用这笔奖金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古希腊戏剧集。
到1863年6月，即抵达伦敦后的第十四个月，哈代已经完全投身于自我教育的狂热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作品和《泰晤士报》等报刊。晚年的哈代回忆说，他当时认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只要不怕困难，只要选准材料，连文学家的文体和技巧也可以在书中学到。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的朋友霍勒斯，霍勒斯在赞扬的同时，告诫他说：真正的文体源自作者的思想，要真正认识一位作家的文体，必须首先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同时，他还进一步忠告他：要学好写作，光注意文体是不够的，千万不可把别人的方法或句子“硬插进自己的文章，要善于自己构思，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唯其这样，“你才能在文风上自成一体”。
1864年年底，哈代似乎正处于精神上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佩服建筑界能够运用新的材料，创造出既表现传统风格，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杰出成就，希望当好一名艺术家似的建筑师；另一方面，对于文学的爱好激起了他当作家的强烈愿望。他在写给巴斯托的一封信中说，他正在思考“如何以笔作为武器，投身到人生的奋斗中去”。
1865年3月，哈代给《议事杂志》投寄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是《我怎样给自己造了一幢屋子》，这可能是他作为文学家的最初尝试。小说发表了，哈代拿到3镑15先令的稿费。
不管怎样，这篇喜剧小品的发表可以算是他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他并不为此兴高采烈，但得出了“这个世界并不鄙视我们，而忽视了我们”的结论。25岁生日那天，他陷入了沉思：莎士比亚25岁时已经为伦敦剧院创作了伟大的悲剧，济慈写了那么多光辉的诗篇，去世时才25岁，和他们相比，自己“太无所作为了”。他感到沮丧。那天，他在笔记上写道：
今天是我25岁生日。心情并不愉快。我觉得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碌碌无为……
从这天开始，他的人生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诗方面开始系统地进行“自我教育”。
他手头有本《英诗金库》，是1864年该书刚刚问世时霍勒斯送的；接着，他自己又连续买了《从乔叟到丁尼生的英国文学》《标准发音辞典》《韵律字典》和《英国文学手册》等书籍，还购置了《人人爱读的诗人》丛书和斯宾塞、弥尔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诗集。他反复研读所有这些诗集，作了大量的眉批、注解，还记下了自己的心得感受。
在这些诗人中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推华兹华斯、雪莱、拜伦和济慈。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特别是那著名的序言一直吸引着他。他对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极为推崇，认为其中某些篇章是英国抒情诗中最脍炙人口的，特别是对拉克·莱曼的描写，尤其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达到了完美的境界。雪莱的《哦，世界！哦，生活！哦，时代！》也是他最爱读的一首抒情诗，《伊斯兰起义》让他爱不释手；而济慈和哈代一样，出身低微，自学成才，他生活中的悲惨遭遇以及青年夭折，像他的诗一样感动着哈代。
年轻时的丁尼生曾经是济慈的真正继承者，可惜进入中年以后，他一头扎进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社会，专写歌功颂德的《国王叙事诗》，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哈代对他颇有些不屑一顾，当然谈不上什么影响。布朗宁的诗没有矫揉造作的词藻，读起来朗朗上口，在对主题的选择、对话的形式等方面对哈代产生的影响似乎只见于哈代晚期的作品。
对于美国诗人，他认为爱德加·爱伦·坡的短篇节奏明快，富有音乐美，也耐人寻味；惠特曼的《草叶集》诗体简洁，不落俗套，有吸引力。
1866年，斯温伯恩
的《诗歌与民谣》问世。斯温伯恩比哈代略大几岁，他诗歌中那种令人陶醉的音乐性曾使牛津的大学生们吟诵不辍。有一次，哈代有幸听到他在伦敦朗诵他自己的诗作，以至于终生难忘，多少年后，“耳边还在回荡着当时的诗句”。
经过这段时间对各家诗歌的刻苦钻研和自我教育，他非常重视选词和字义的运用，注意恰到好处地使用家乡的方言，注意语言的简洁明快。从1865年到1867年，他试着写了三十多首诗，其中有一首《中性的乐音》非常优美，这首诗表达了情人失恋时的哀怨、烦恼和痛苦，文字简洁，真实感人，后来深受评论家的赞赏。
几个月后，他又写了一首好诗，原题是《虚构》，后来定名为《沉思的少女》。
这首诗作于1866年10月。它既写景，又写情，层次、意境都有独到之妙，以丰富的想象力揭示了少女内心的秘密，足以说明哈代在诗坛上学步时就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才华。
哈代曾把自己的诗作投寄许多杂志社，但总是被一一退回。十年来，他虽然受到生活的鼓励——一篇论文获奖，一项设计得了3镑奖金，一篇小故事发表后带来3镑15先令收入——然而，初恋的失败，当建筑师的违心，诗作未能发表，都使他郁闷、烦躁，影响了他的健康，特别是五年的伦敦生活，都是在刻苦工作和顽强自学（每天晚上六个小时不停地阅读）中度过的。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和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身体日趋衰弱。布洛姆菲尔德不得不建议他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康复。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哈代收到希克斯先生的来信，请他在伦敦物色一名助手去多尔切斯特工作。哈代权衡再三，最后决定自己去。1867年6月底，哈代告别同行，把行李、书籍和诗稿留在伦敦寓所，踏上了返回家乡的归程。
现在，哈代又踏上了五年前每天走过的道路，清晨穿越田野，沿着小路到多尔切斯特镇希克斯事务所上班，下班后原路回家。乡村清新的空气，新鲜的牛奶，早晨和傍晚的步行，很快使他的脸色出现红润，体质和精力得到恢复。这时，写作的念头又在他心中窜动了。既然写诗得不到命运的赞许，那么还是写小说吧。“我了解乡村生活，又去过伦敦。我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写一本打动人心的小说。”他把这本书定名为《穷汉与小姐》，别出心裁地称它是“社会主义小说”——一个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名词！此外，还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副题：一个没有情节布局的故事，带有一些新创作的诗句。这个副题后来删去了。
该书从1867年秋天动笔，次年1月完成初稿；接着又修改了五个月，到6月9日才把手稿誊清完毕。
这部小说是否具有自传的性质，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哈代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与丰富的想象艺术地揉合在了一起。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情节布局”的故事，内容相当曲折。
然而，这部小说没有问世。
1870年3月7日，哈代搭车前往濒临大西洋的北康威尔，去实地了解圣·朱丽奥教堂的破损情况，以便制订一项修复的计划。他凌晨出发，到达该教堂的牧师住宅时，已是暮色沉沉。由于牧师突然患病，牧师太太在他身旁照顾，接待哈代的是牧师的妻妹，一位健康、活泼的金发女郎。经过一整天长途跋涉的哈代，一见她那健美的身姿和活泼的神情，顿感精神一爽，忘却了旅程中的劳顿。这位金发女郎就是后来成为哈代妻子、共同生活了将近38年的爱玛·欧文·吉福特。
爱玛于1840年11月24日出生在普里茅斯，只比哈代小几个月。父亲是律师，爱玛是他最小的女儿，很受宠爱。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重视知识、修养和教育”的家庭，母亲死后，家道中落。姐姐海伦嫁给卡德尔·霍尔德牧师后不久，爱玛就寄住在姐姐家里，两年后遇见哈代。
爱玛为人热情，性格爽朗，有理想，爱音乐，周身上下洋溢着一股青春气息，连同她那健美的体魄、丰满的胸脯、明亮的眼睛、金黄的头发，这一切的魅力都使哈代对她一见钟情。哈代和爱玛陷入了爱河。
从1871年到1873年间，哈代连续发表了《计出无奈》等三部小说，引起了文坛的重视。当时的一位领袖人物莱斯利·斯蒂芬
对《绿林荫下》非常满意，尤其赞赏作者描写农村风光的散文体文笔。斯蒂芬是大作家萨克雷的女婿，在伦敦一家重要刊物《康希尔杂志》担任编辑。他思想进步，很注意发现文学新人。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哈代，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还在写小说，有意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敝人极愿效劳。
1873年7月2日，他匆匆赶回家，开始写作《远离尘嚣》。三个月后，即10月1日，斯蒂芬收到哈代寄来的前十二章的书稿。他读后立即复信哈代，不但当即提出小说连载的合约，并且明确表示从翌年1月开始连载。
《远离尘嚣》于1874年问世后，立即赢得了评论界异口同声的称赞。它不仅畅销英国，还风行美国，使美洲大陆的读者第一次知道了托马斯·哈代这个名字。有人还把它当作是名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化名之作。
《远离尘嚣》使哈代告别了建筑生涯，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第一块最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作者不仅善于描绘田园风光，还善于细致入微地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中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作该小说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得到斯蒂芬的帮助、鼓励和指导。斯蒂芬恰如其分地提出修改的意见，还亲自对作品加以删节、紧缩和润色，使整部小说在保持原稿风貌的同时，更显得紧凑、流畅。从这部小说的脱稿到出版，哈代深深感到，他需要一个既了解他，又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人的帮助和指导。斯蒂芬成了哈代在文坛上振翅高飞时的良师诤友。
距1870年3月哈代与爱玛邂逅相爱，已经四年多。他们都34岁了。哈代已经在文坛站稳脚跟，经济上有了相当的改善，他们该结婚了。
1874年9月17日，在爱玛的叔叔艾德温·吉福特牧师的主持下，他们举行了婚礼，随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去法国欢度蜜月。
《远离尘嚣》之成功，销售之快，简直出乎所有出版商的意料。到1875年1月，第一版的一千册已经抢购一空，接着出了略经修改的第二版。因此，斯蒂芬请哈代为《康希尔杂志》再写一部连载小说。可是，也许是存心让斯蒂芬大吃一惊，哈代没有写田园式小说，而是写了一部在他所有小说中最充满矛盾的《伊莎贝塔的手》。故事描写一个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女诗人，一个出身于贫困的仆役家庭的年轻寡妇。她的身世秘密一直不为人知，但又一直处于被揭露的边缘。作者着重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波澜。这部小说发表后，评论界觉得莫名其妙，读者更是迷惑不解，插图家苦于无法用画笔勾勒出人物的精神世界，而最感失望的当然是编辑和出版商。尽管这部小说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还是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真相，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并不真正属于她的社会的女性的内心世界。
其间，有一家名为《绅士》的杂志也向他约稿，哈代答允了，但送去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首有点喜剧式的诗《新婚之夜的火花》。这首诗于1875年11月在该刊发表，但反响寂然，从而又一次埋藏了哈代写诗的热情。
作为哈代的良师诤友，斯蒂芬根据哈代的素质和专长，明确建议他继续创作以田园为背景，以乡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于是，哈代开始了《还乡》的构思和写作。
这段期间，哈代夫妇有时住在伦敦，有时闲居乡间，有时去欧洲大陆度假，莱茵河畔、荷兰高地都曾有过他们的足迹，在滑铁卢战役六十周年之际，他们专程去实地凭吊，从而播下三十年后发表的史诗剧《列王》的种子。
直到1883年，哈代和爱玛一直都是赁屋而居。回想起当年结婚时，岳父见到新婚夫妇没有自己的房子，有点怏怏不乐，哈代决心要建造一幢自己的舒适宁静的住宅。于是，他在多尔切斯特郊外的马克斯门买了一块地基，1883年年底正式破土动工，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幢豪华的楼房。
1885年春末夏初，哈代夫妇45岁时，正式搬进“马克斯门”新居，它四周遍植松杉，青翠碧绿；每天清晨，晨曦初露，就能在松涛阵阵中听到声声鸟鸣。从此他很少外出探亲访友，开始了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恬静的生活，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
自从1878年著名的《还乡》出版后，到1887年间，哈代又发表了两部重要小说，一部是《卡斯特桥市长》（1886），一部是《林地居民》（1887）。
这三部小说尽管仍保持着英国多塞特郡的乡村风味，但在人物身上都罩上了一层命运强加给他们的悲剧色彩。冷酷无情的境遇和命运形影不离地窥视着他们，追随着他们，无孔不入地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把他们引向厄运，引向毁灭。
1887年3月，哈代再度赴欧洲大陆旅行，先去风光旖旎的意大利，后去法国巴黎，回到伦敦后，又参加英国皇家学院的年餐会。直到8月底才返回“马克斯门”寓所。这时，哈代已经在构思《苔丝》了，尽管他正式动笔始于1888年的夏天。
1891年，《苔丝》和另一部小说《一群贵妇人》同时问世。哈代没有想到，这部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竟招致社会上的“正人君子”们的围攻。1895年，他的另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出版，遭到了更恶毒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两本书“离经背道”“伤风败俗”，急风暴雨般的批评向哈代袭来，哈代成了“时代的叛徒”“社会的蛀虫”。尽管这些攻击来自上层社会，但哈代蒙受的打击太大了，一气之下，他发誓不再写小说了。因此，《无名的裘德》成了这位伟大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说。
哈代回到他一开始就向往的诗的王国，他觉得，诗比较含蓄，可以不像小说那样显眼，不会像小说那样招惹是非。
1898年到1901年间，《威塞克斯诗集》和《过去与现在的诗集》相继问世。作为诗人的哈代与作为小说家的哈代一样，以勤奋的笔耕在诗的园地里创造了累累硕果，进一步赢得了英国人民的景仰：1903年，哈代的史诗剧《列王》第一卷问世，第二、三卷分别发表于1906年和1908年。这部长达七百零七页的史诗剧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乃至运用散文、无韵诗和有韵诗三种文体的手法上，都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出版后，不仅受到民族自豪感极强的英国人民的普遍称颂，还赢得了海外各国传来的赞扬。
1912年11月，爱玛病逝。哈代悲痛万分，仅在一年内，就写了一百多首哀悼和怀念亡妻的诗歌。两年后，哈代和弗洛伦斯·爱米莉·达格黛尔结婚，这时他已74岁高龄，而弗洛伦斯才35岁。弗洛伦斯是一位教师的女儿，酷爱文学，著有不少儿童读物，十分崇拜哈代。
从1905年到他临终前，他还先后接受了剑桥、牛津等七所高等学府的文学博士等荣誉学位。哈代晚年的殊荣，也为“马克斯门”寓所带来了盈门的宾客，其中不仅有柯林斯等文坛老将，也有像斯蒂芬的女儿弗吉尼亚·吴尔夫和我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这样的文学新秀。每年生日，总有作家协会等单位和个人前来祝寿。
1928年1月11日晚上，哈代去世，这颗英国文坛的巨星陨落了，享年88岁。
哈代一生中，发表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还发表了许许多多以“威塞克斯故事”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他把自己所写的小说分成三类：
1．罗曼史和幻想；
2．爱情和阴谋；
3．人物性格和环境。
属于第一类的有《一双碧眼》《一群贵妇人》和《塔上两人》等作品；属于第二类的，如《计出无奈》《伊莎贝塔的手》和《一个冷淡的女人》；而归属第三类的是《还乡》《卡斯特桥市长》《苔丝》《无名的裘德》和《远离尘嚣》等哈代最著名、最重要的著作。在这三类小说中，“人物性格和环境”小说集中地反映了哈代的文学才华和成就，也是其现实主义的最高峰。
哈代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他的家乡英国南部的多塞特郡（即小说中的“威塞克斯”地区）度过的，因而十分熟悉英国的乡村及乡村生活。19世纪后半叶，英帝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并以迅猛之势从城市席卷乡村，把农村中残留的宗法制和小农经济迅速推向崩溃。影响所及，即使像具有古老传统的英国城镇也毫不例外。哈代最成功的作品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侵袭下英国乡镇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普通人的遭遇和政治、经济、道德、风尚的变化，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婚姻、法律和宗教的虚假和伪善，以及人民大众，尤其是妇女沦落为它们的牺牲品的惨状。哈代的小说，正是由于忠实地反映了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然而，哈代在小说中并没有具体、明确地指出这些人世间的不幸，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模糊地归咎于一种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神秘莫测的破坏力，在它面前，人们束手无策，即使与之抗争，也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这就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悲观的色彩。可是，这正是他那个时代的必然，“悲观色彩”体现了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色。
哈代认为，爱情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最能充分表现人的本性。因此，哈代笔下的小说几乎无一不是以爱情为素材，以它为经纬线，编织整个故事和串连全部情节；并以它为雕刻刀，塑造人物性格，表达内心世界的。
在布局上，哈代匠心独运，善于设置和使用一系列偶然性事件；它们珠联璧合，使矛盾重重叠叠，悬念此起彼伏，构成一连串的悲剧性事态。这是哈代小说技巧的一大特色。
作为小说家，哈代同时具有极其高超的写景艺术。他笔下的威塞克斯地区，有时明媚秀丽，令人留连忘返；有时豪放粗犷，让人心旷神怡；有时却又阴森恐怖，使人胆颤心惊。他把这种自然风貌的变幻服从于当时人物的描写和性格的刻画，从而达到景为情用，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可以这样说，这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哈代的“人物性格和环境”小说在技巧上的精华。
哈代的《还乡》《卡斯特桥市长》《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传世之作，原因就在于此。
对这四部小说分别再说几句：
《还乡》发表于1878年，它以英国西南部苍茫古老的埃格敦荒原为背景，叙述了女主人公游苔莎等五名青年男女不同的悲剧命运，忠实反映了19世纪中叶，在工业资本主义侵袭下以宗法制为特征的英国乡村及乡村生活的急剧变化，是哈代“人物性格和环境”小说中非常杰出的一部，特别是对“环境”的描写，如对埃格敦荒原的描写，是英国小说中极为罕见的散文体特写，气势磅礴，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直让广大的文人学者所折服。
《卡斯特桥市长》出版于1886年，它在哈代“人物性格和环境”的系列“小说”中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哈代在《还乡》中浓墨重彩地描绘环境，突出它扑朔迷离的非凡力量，从而展现给读者那种神秘莫测的魔力以及人与环境冲突中所遭遇的种种悲剧，那么，《卡斯特桥市长》的问世，标志着哈代创作的重心已由渲染苍茫晦冥的外部环境转移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雕细刻，把环境与性格的描绘水乳交融地揉合在一起，并为创作随后发表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奠定了基础，把哈代的叙事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苔丝》发表于1891年，是哈代最优秀的代表作。它通过女主人公苔丝短暂一生的悲惨遭遇，展现了一场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及其凄惨画面。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的苔丝姑娘是哈代倾注了全部心血，用饱蘸深情的笔触刻画而成的。作为一个在当时社会中被欺骗、被折磨、被毁灭了的农家姑娘，这一艺术形象是最具典型性的，她的塑造及其艺术感染力是全书的精髓。而本书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不仅明示了小说的主题，还像一把尖刀，无情地戳向旧道德、旧礼教、法律等上层建筑的虚伪。因此，本书一问世，上层社会的卫道士们就群起围攻，引来了铺天盖地般的攻击和咒骂。
而《无名的裘德》则是哈代作为小说家的封笔之作，发表于1895年。这部小说通过贫贱出身的裘德和他表妹一生遭遇的描写，对19世纪末叶英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婚姻习俗和宗教实质作了更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正是由于它锋芒毕露、击中要害，统治阶层的神学家和卫道士们对他再次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乃至不惜使用“叛徒”“蛀虫”之类的恶毒词语，进行人身攻击，当众焚烧他的作品，迫使哈代忍痛辍笔，扼杀了他对于小说创作的奔放激情和横溢的才华。
但这些浴火过的作品却成了世界文坛上的不朽名篇。
哈代也写了不少精彩纷呈的中短篇小说，但其主题、取材和手法均和其长篇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顺便提一下，哈代曾创作了一部，也是他唯一的一部青少年读物——中篇小说《西波利村探险记》，这部作品却是他去世五十年后才被作为哈代的小说正式问世的。这部作品最初出现在美国的一家名为《青年之友》的杂志上，一直未被世人发现和注意，因它在1883年美国问世时，哈代的名声虽已远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但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哈代的大名，而哈代自己可能也已淡忘了它。被整整湮没了九十五年以后，经牛津大学反复鉴别真伪，直至1978年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一年正是哈代去世的五十周年，可算是哈代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吧！
今天，人们都因为他的小说而熟知哈代；然而，作为文学家，哈代首先是诗人，他的文学生涯起步于诗，也止步于诗，中途才写小说；他晚年的殊荣也应归功于他的诗歌。他自己喜欢人们称他为诗人，曾经把自己的最大愿望寄托在他的诗作能够选入《英诗金库》
那样的诗集。
哈代25岁开始写诗，但都无缘发表。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是《新婚之夜的火花》，这已经是1875年了；而他的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诗集》直至1898年，即他58岁时才得以出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不少诗篇作于早年，历尽曲折，一直被出版界拒之门外！此后，他一共出版了八部诗集，辑有九百一十八首诗篇，最后一部诗集于1928年诗人刚去世不久问世。
哈代的诗歌内容很广，大至他心目中主宰一切的“宇宙”，小至为常人所不屑顾及的草木虫鸟；有的富有哲理，寓意很深；有的讽刺揶揄，锋芒毕露；有的歌颂爱情，情真意切；有的描绘了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
他的诗歌和他的小说一样，往往蕴含着对各种社会病源的探究和求索。对于这种“根由”，他有时模糊地用“宇宙”来概括，有时又用“无处不在的意志”或“万有意志”来说明，有时却又使用诸如“环境”“机遇”“偶然”“命运”等字眼来表达。由于哈代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复杂时代，哈代本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也是复杂的，因此很难把复杂的人生和复杂的根由阐述得非常清楚。倘若我们把他在这方面的探索过程中使用了“宇宙”和“命运”这类字眼，简单地归结于他的“宿命论”，可能有失偏颇，不太公道。同时，在含蓄的诗歌里，不能也不宜对某些社会现象及其根由直言不讳。因此，哈代借用现在的词语，赋予他自己创造的涵义，以独特的方式加以表达，这也是很自然的。只要了解这一点，顺着这一脉络去探求，那么，哈代诗歌中的喻义还是清楚的。
哈代的十四行诗《机遇》一直被公认为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首诗，认为它十分贴切、十分完美地表达了哈代的哲理思想和对人生的见解：
假如有复仇之神在上苍朝我发笑，
向我喊叫：“你这遭罪的东西，
要知道你的悲哀就是我的乐趣，
你失去的爱就是我的仇恨之利！”
于是，我会忍受，抑制，直至死去，
无名的怒火使我变得坚强：
我感到宽慰，有个比我更强大的力量，
赋予我意志，抹去我洒落的眼泪。
但又非如此。欢乐会被扼杀，
播下的最好希望不能开花，为什么？
——飞来的横祸挡住了阳光雨露，
幸福之际传来了哀号——
命运——半瞎的法官——在我人生旅途上，
像播满痛苦一样，也撒下一星半点欢乐。
哈代有一句名言：生命是在一阵黑暗与另一阵黑暗之间插曲般度过的。他还说过：“幸福不过是悲剧中的偶然插曲。”这些话完全吻合《机遇》的主题，是它绝妙的注脚。在人生的道路上，随时随地都会有“飞来的横祸”，“复仇之神”随时随地都会剥夺你本可得到的欢乐；而人类的“命运”则像“法官”，在你生活中“播满痛苦”的同时，由于他的“半瞎”，也会意外地“撒下一星半点欢乐”。这是全诗的结论，是诗人对人生中悲欢离合的看法，尽管他没有明言其根由，但不论是“复仇之神”也好，“半瞎的法官”也好，“飞来的横祸”也好，其喻指、其寓意应该由读者自己去思忖，并在思忖中得出明确的结论。
诗人在思索和探究人生时，对现状和愿望进行比较、对照，深感矛盾太大，无力改变，因而喟然兴叹，但正是在这喟叹声中，诗人表达了他对水深火热中人民大众的深切同情。
哈代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也老死于农村，他漫长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多塞特乡间度过的，算得上是“自然之子”。因此，他对乡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着浓厚的感情。它们是他经常吟咏的对象。国外有些评论家发现哈代特别喜爱描写树枝，不少诗歌中都有各类活灵活现的树枝的形象，因此称他为“描写树枝的里手行家”，甚至干脆叫他“树枝诗人”。当然，他描绘大自然的诗篇，主要还是借景抒情。
哈代的诗歌中，除了抒发他对人生、命运的看法，以及描写爱情和田园风光的诗歌外，也有许多是讽刺性的、批判性的，有的揶揄宗教的伪善，有的讥嘲道德的虚假，有的挖苦男女相爱中的虚情假意，也有的是专门鞭笞战争的残酷。
哈代早年在家庭的影响下，曾信奉宗教，甚至想当牧师，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他洞悉了宗教和神职人员的伪善。因此，他的讽刺诗中，讥嘲宗教的占了很大的比例。
《列王》是哈代以“史诗剧”为名写成的诗剧，他熔诗歌与戏剧于一炉，把他的诗歌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这部篇幅浩瀚的诗剧共分三部，十九章，一百三十三场，分别发表于1903年、1906年和1908年。
这部洋洋大观的诗剧，旨在说明人世间的一切都完全操纵在“无处不在的意志”即“宇宙”之手，不仅饱尝战祸之苦的芸芸众生浑浑噩噩，连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如拿破仑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都是受宇宙主宰的傀儡。因此，这部史诗剧实际上是哈代以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的历史事件为素材，更明确、更系统地阐明他对人生的看法。
《列王》各部相继问世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和好评，连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频频传来热烈的喝彩之声，使它成了一部与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互相辉映的文学巨著。这部原只供案头诵读的诗剧，居然也被搬上舞台，公开演出，引起了同样的轰动，从此，历史把哈代推上了荣誉的顶峰。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真实而深刻地揭露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矛盾。哈代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多棱镜折射似的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开始趋向下坡阶段普通人——尤其是乡村中的妇女——所处的绝境。因此，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悲观色彩和绝望情绪正是那个时代中典型的思想倾向，是他那个时代的本色。这一特点使他有别于狄更斯、萨克雷等英国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们。
哈代与他们之间的不同，首先取决于时代的不同。狄更斯等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英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样的时代决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并从这种幻想出发，大量地揭露、讽刺和鞭笞了社会弊端，其目的是希望它“改邪归正”，带着非常明显的改良主义的愿望，因此，尽管批判是尖锐的，但其基调却是乐观的。而哈代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变得使他破灭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从而形成了他的悲观主义，并由于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导致了对它的彻底否定。这就是哈代作品中悲观色彩的社会意义。在哈代所处的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这种悲观的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强有力的批判。
因此，哈代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位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他作品的基调产生了必然的变化而已。很难设想，生活在哈代的时代，再写出狄更斯式的小说，那将是什么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是的，在哈代从事创作的时期，英国文坛上的悲观主义并不占上风，而随着时光的推移，特别是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学中的悲观色彩越来越浓、越来越强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悲观主义已经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基础，占了主导地位。从这一意义而言，把哈代这位目光深远、观察入微的作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名先行者，可能并不言过其实。
哈代漫长的一生是在宁静的落日余晖中结束的。对他的评价，见仁见智，具体评价上会有所不同，如圣·约翰·厄尔文在怀念哈代的颂词中是这样表达的：“我们从您那儿领悟到，一颗高傲的心可以征服最坎坷的命运。在您的作品中，您显示了人类在失败中坚持不渝的精神。”但作为一名文学巨匠，哈代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继承了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承上启下，为西方现代文学开拓了道路，发挥了巨大影响。
哈代不愧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代宗师。
完稿于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