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公馆的其余部分,将会随着故事的展开加以描述。不过,对于整个家最讲究的堂屋的简略描写,想必已使人预先想到楼上各房间的寒碜了。
1819年11月中旬一天傍晚时分,长婆娜侬第一次生上火。这年秋季天气十分晴和。这一天是克吕绍和格拉珊两个家族的人铭记于心的节日。敌对双方六个人,全副武装相会于葛朗台家的堂屋,准备交一交手,看谁与这家情谊更深厚。早上,全索莫城的人都看见葛朗台太太和小姐,后面跟着娜侬,去堂区教堂做弥撒,大家都记起这一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所以,克吕绍公证人、克吕绍神父和克·德·彭峰先生,算准了葛朗台该吃完晚饭的时候,急忙抢在格拉珊一家前面,赶来向葛朗台小姐祝贺生日。三个人每人捧一大束鲜花,都是从自家的小暖房里采摘的。庭长预备送的那束,花梗上精巧地裹上白缎带,还饰有金色穗子。葛朗台先生照例像往常欧也妮过生日和圣名瞻礼日一样,一大早就出其不意来到她的床前,郑重其事地把父亲的礼物送给她。那礼物十三年来都一样,是一枚稀罕的金币。葛朗台太太则根据女儿过的是什么节日,一般都是送一条冬天或夏天穿的裙子。这两条裙子加上父亲在元旦和他自己的圣名瞻礼日 赏的金币,使得她每年都有一笔小小的收入,数额大约一百埃居 。看到她积攒钱,葛朗台心里欢喜。这不等于把他的钱从一个银箱存放进另一个银箱嘛,而且等于手把手教会自己的继承人吝啬。他不时盘问一下女儿的积蓄的数额,其中有一部分是拉贝特利埃夫妇送的。盘问的时候他总是说:“这可是你出嫁时的压箱钱啊。”“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法国中部一些地区得到很好保持,依然盛行。例如在贝里、安茹一带,姑娘出嫁,娘家或婆家要给她一个钱袋,里面装着十二枚或十二份十二枚抑或十二份一百枚金币或银币,多少依家境而定。最穷的牧羊女出嫁也不能没有压箱钱,哪怕是用铜板充数。相传伊苏屯一个富家千金出阁,不知是娘家还是婆家给的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至今还有人谈论这件事呢。卡特琳·德·梅迪契嫁给亨利二世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给她十二枚价值连城的古代金质勋章。晚饭时,父亲看到欧也妮穿了新裙子格外漂亮,满心欢喜,扯着嗓门说道:
“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咱们生上火吧!讨个吉利。”
“小姐今年准要成亲。”长婆娜侬这样说着,一边收拾吃剩的鹅肉——箍桶匠家餐桌上的山珍。
“我看索莫城里找不到适合她的对象。”葛朗台太太接过话茬儿说道,同时怯生生地朝丈夫看一眼。那神情说明这可怜的女人尽管已这把年纪了,竟是忍气吞声,完全受丈夫统治的。
葛朗台端详着女儿,快活地大声说:
“这孩子今天二十三岁啦,该是咱为她操心的时候了。”
欧也妮和母亲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一眼。
葛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皮肤蜡黄像个木瓜,举止笨拙迟缓,像个天生受虐的女人。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看上去,有点像那种失去香味的水分、嚼起来如同棉花球的果子。发黑的牙齿已所剩无几,嘴巴四周布满褶皱,下巴颏像只木底鞋往上翘起。一个极好的女人,不愧是拉贝特利埃家的后代。克吕绍神父善于找机会对她说,当年她长得不错。这话她觉得中听。她像天使一样性情温柔,像被孩子们捉弄的虫子一样听天由命,罕有的虔诚,心境秋水般平静,秉性善良,这一切令所有人都对她抱着同情和敬重。丈夫给她的零花钱,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这个女人虽然长相可笑,但她通过自己的陪嫁和所继承的遗产,给葛朗台老爹的家底增添了三十万法郎。然而她始终觉得自己像是寄人篱下,给人为奴似的,私下里非常自卑。可是她温顺的天性不允许她反抗,既从来没有要求过一分钱,对克吕绍公证人让她签署的文件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正是这种愚不可及的私下的自卑,这种一直不为葛朗台理解反而不断受到他伤害的高尚心灵,支配着这个女人的行为。葛朗台太太长年穿一件绿得泛白的利凡得绸连衣裙,而且习惯于一穿就是一年,披一方宽大的白色棉围巾,戴一顶手缝的草帽,身前总系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极少出门,鞋子挺省。总之,她从没想过为自己添置什么。有时,葛朗台想起自上次给太太六法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不免有些过意不去,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里为太太规定一笔好处费,要购买葛朗台家葡萄的荷兰人或比利时人为他太太破费四五枚金路易。这就是葛朗台太太一年收入中最可观的一笔了。可是,当那五个金路易到了她手里,她丈夫似乎认为他们的钱是合在一起花的,常常对她说:“你可以借给我几个子儿吗?”这可怜的女人想起忏悔师说丈夫是老爷和主子,便以能为他做点什么而喜在心头,整个冬天要从那笔好处费里掏出好几个埃居给他。葛朗台每月掏出一百苏给女儿,作为买针线脂粉之类的零用钱,把钱袋子扣上之后,总不忘问自己女人一句:“你呢,孩子他妈,你想要点什么吗?”
“亲爱的,以后再说吧。”葛朗台太太答道,因为她顿时感到了做母亲的尊严。
这种高尚有什么用!葛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哲学家们要是遇到了像娜侬、葛朗台太太、欧也妮这等女人,不是颇有理由认为,上帝的秉性其实就是爱嘲弄人吗?晚餐后,由于今天是头一回提起欧也妮的婚事,娜侬便去葛朗台先生房里拿了一瓶惠醋栗酒,下楼的时候险些摔了一跤。
“大笨蛋,”主人骂道,“你也会像别人一样栽斤斗吗?”
“先生,是你的梯子这一级松啦。”
“她说得对,”葛朗台太太说道,“你早该修啦。昨天欧也妮差点儿扭伤了脚。”
“来,”葛朗台见娜侬脸色煞白,便对她说,“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差点跌了一跤,过来喝杯酒压压惊吧。”
“说真的,这瓶酒算是我赚回来的,”娜依说道,“换了别人早摔碎啦。我呢,宁愿摔断脖子,也要把酒瓶举得高高的不让它摔碎。”
“这可怜的娜侬!”葛朗台一边给她倒酒,一边这样说了一句。
“摔疼了没有?”欧也妮关心地望着娜侬问道。
“没有。我腰一挺就站住了。”
“好吧,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说,“我就替你把那级梯子修一修。你们哪,就不会拣那个还结实的角上落脚。”
葛朗台拿了蜡烛,到烤面包房里去找木板、钉子和家什,留下妻子、女儿和老妈子在那里,连灯光也没有,只有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苗在闪光。
“要帮手吗?”娜侬听见他在楼梯上敲打,大声问道。
“不要,不要!这个我在行。”老箍桶匠答道。
正当葛朗台亲自修理虫蛀的梯级,一边想起年轻时的往事,尖声地吹着口哨时,克吕绍叔侄三个来敲门了。
“是克吕绍先生吗?”娜侬凑在小铁栅上朝外望一眼问道。
“是我。”庭长回答。
娜侬打开大门。壁炉里的火光映亮了门洞,三位克吕绍总算看清了堂屋的门在什么地方。
“啊,你们是来祝贺生日的。”娜侬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诸位,”葛朗台听出了客人的声音,大声说道,“我就来。不怕见笑,我正在自己修理损坏的楼梯踏板呢。”
“忙你的吧,葛朗台先生,忙你的吧。烧炭工在家也是市长 啊。”庭长用谚语打趣道,说罢独自笑了,为没人听出他将谚语改了两个字而自鸣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