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难明白“葛朗台公馆”这个叫法的分量了吧。这座公馆朴实无华,冷清清,静悄悄,坐落在索莫城的高头,旁边就是倒塌的城墙。两根廊柱和门洞上的拱顶,与整座房子一样,都是用石灰华建造的,这是卢瓦尔河畔特产的一种白色岩石,质地松软,一般难用二百年。严寒酷暑使得门洞的拱顶和侧壁上,出现了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奇特的洞眼,颇像法兰西建筑中常见的布满虫迹装饰的石料结构,又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拱楣上是一块质地坚硬的条石刻出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图案已经剥蚀发黑。浮雕上面,突出一块覆盖接缝的石板,上面长了一些随风扎根的植物,如发黄的墙草、牵牛花、旋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长得相当高了。实心橡木门呈褐色,干燥得到处是裂纹,表面看去单薄,实际上很坚固,因为有一排排构成对称图案的螺钉钉住。独扇的门扉中央开了一个装铁栅的四方形小洞,排得很密的铁条锈得发红,上面正好可挂一个铁环,铁环吊一个敲门锤,敲下来刚好落在一个大铁钉仿佛龇牙咧嘴的钉头上。这个椭圆形的锤子,与我们的祖先称为小鬼头的钟锤相仿,其实像一个粗大的感叹号。好稽古的人仔细观察,就会依稀看出过去上面是张小丑的面孔,只是长年敲来敲去,已经敲得光溜溜的了。那个铁栅小洞,在过去内战的年代,是用来窥看访客是敌是友的。现在好奇的人,可以通过铁栅,望见里面黑乎乎、绿茸茸的穹拱尽头,有几级已经损毁的台阶,拾阶而上就进到一座花园里,厚而潮湿的围墙,到处有渗水的印痕,上面长了一丛丛纤弱的杂树,倒也不失为一处景致。这墙原本是城墙的一段,相邻几家就便做了花园的围墙。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堂屋”,它的门正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市,堂屋的重要性很少有人了解。它同时是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餐厅,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共用的起居室。小区的理发匠每年来给葛朗台先生剪两次头发是在这里;佃户们、神父、专区区长、磨坊伙计登门造访,也是在这里。这间堂屋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四壁从上到下铺满灰色的护墙板,下面是老式的线脚,顶板上露着梁,也漆成灰色,梁之间的楼板刷着白漆,已经发黄。一座老式黄铜挂钟,上面镶嵌着螺钿图案,点缀着刻工粗糙的白石面壁炉台。壁炉上挂了一面青幽幽的镜子,磨成斜面的边显示出镜子的厚度,将一丝丝反光映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台的两角各有一座金晃晃的多枝铜烛台,作为摆设;它们还有一种用途,拿掉玫瑰花瓣形的托盘,把主杆插进镶黄铜的浅蓝色大理石座子,便成为一个单枝烛台,供日常使用。老式的座椅包着绒面,上面绣有拉封丹寓言的图案,但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很难看出是什么内容,因为颜色褪尽,而且补丁摞补丁,图案已看不清楚。堂屋四角有角柜,作餐橱之类用途,上面还有几块油腻的搁板。两扇窗户之间的板壁下面,摆了一张细木镶嵌的牌桌,桌面上画有棋盘。桌子上方,挂有一只椭圆形晴雨表,黑框四周装饰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苍蝇肆无忌惮地在上面叮来叮去,金漆也没多少金色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画肖像。据说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拉贝特利埃老先生,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服;另一个是已故的让蒂叶太太,装扮成牧女状。两扇窗户挂着图尔的红色横棱绸窗帘,两旁由带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讲究,与葛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这些是这所房子买进来时就有的,包括镜框、座钟、绒绣面座椅和红木角柜。靠门的窗户下面,放有一把草垫椅子,椅脚下面还加了一块垫板,好让葛朗台太太坐在椅子上能看见街上的行人。窗台下的空间,刚好放一张褪了色的樱桃木女红台子,台旁是欧也妮·葛朗台的小靠椅。十五年来,每年从4月份到11月份,母女俩总坐在这个地方安静地打发日子,手里总拿着针线活儿。11月1日,她们才可以坐到壁炉旁边过冬。只有到这一天,葛朗台才允许在堂屋里生火,到3月31日就熄灭,春寒也好秋凉也好,根本不予考虑。长婆娜侬想方设法从厨房的灶膛里拨出一些火炭,生上一个脚炉,让太太和小姐抵御4月和10月早晚的寒意。全家的内衣被服都由母女俩缝制补缀,她们整日尽心竭力地做着这种地道的女工活儿。欧也妮想给母亲绣一条细布绉领,不得不挤出睡眠时间来做,还得找借口向父亲骗取蜡烛。长年以来,女儿和长婆娜侬所用的蜡烛,都由吝啬鬼分发。同样,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也由他分发。
能够忍受得了主人那种专制的,也许只有娜侬一个人。全城的人无不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大家叫她长婆娜侬,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她在葛朗台家做女仆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但她已被认为是索莫城最有钱的女仆了。一年六十法郎,三十五年积攒下来,最近总共攒足了四千法郎,存到公证人克吕绍那里做养老金。长婆娜侬长年坚持不懈地节省的成果,显得挺可观。所有女仆看到这个六十岁的老妈子老年不愁吃了,无不眼热。然而她们没有想到这笔血汗钱是做牛做马换来的。这个可怜的老姑娘,直到二十二岁还没找到接受她做事的人家,因为她的长相实在让人反感。这种看法其实很不公正,她那张脸如果安到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面,准会受到人家称赞,只不过据说凡事都讲究个相合。她先是在一家农庄放牛,那农庄遭了火灾,她不得不离开,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和勇气,跑到索莫城来找事做。那时,葛朗台老爹正想娶亲,已经打算购置家用器具了,注意到这个挨家挨户遭冷眼的女孩子。他以一个箍桶匠的目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那准是错不了的。他知道这姑娘的利用价值:她那个头就像大力士,站在那里宛如一棵六十年的大橡树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背阔腰圆,一双车夫般的粗手,有着无可挑剔的诚实,正如有着纯洁无瑕的贞操。那张具有阳刚气质的脸生满了疣,紫膛膛的肤色像出窑的砖头,双臂青筋暴突,衣衫褴褛不堪。娜侬的这外表并没有吓退箍桶匠,尽管那时他还处于心旌摇荡的年纪。他给可怜的姑娘衣服鞋袜,供她吃住,付她工钱,又不过分粗暴地使唤她。长婆娜侬看到自己得到这样的待遇,快活得偷偷地哭了,就忠心耿耿地为箍桶匠卖命,而箍桶匠则把她当家奴一样使唤。娜侬包办一切:做饭,打扫卫生,去卢瓦尔河里洗衣服,洗完了放在肩头上扛回来;天亮起床,深夜才睡;收摘葡萄的季节,料理所有短工的饭食,还监视偷捡葡萄的人,像一条忠实的狗保护着主人的财产。总之,她对主人盲目信从,不管主人动了多么荒唐古怪的念头,她都毫无怨言地照办。1811年年成特别好,采摘葡萄空前辛苦,葛朗台发狠把一块旧表赏给了娜侬。那是在他家做了二十年工的娜侬,从他那里得到的绝无仅有的一件礼物。尽管他把穿旧了的鞋子也赏给她(她穿倒还合脚),但每过三个月才赏的鞋子已破旧不堪,称不上礼物了。可怜的老姑娘一无所有,变得十分吝啬。久而久之,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一样喜欢上她了。而娜侬心甘情愿让他把带刺的项圈套在自己脖子上,也不觉得那刺扎得疼了。葛朗台分面包时切得太薄,她绝不抱怨;她愉快地赞成全家人严格节制饮食,从而带来卫生方面的好处,确实也从来没有人生病。再说娜侬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葛朗台笑,她也笑;她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这种平等包含了多少温馨的补偿!这个女仆在果树下摘几颗杏子、酸枣、李子或油柿,主人从来不责备她。逢上果子把树枝压弯,佃户们不得不拿了喂猪的年成,主人还会对她说:“吃吧,娜侬,尽管吃。”这个年轻时受尽虐待的乡村老姑娘,这个被人家发善心收留的穷苦女人,看到葛朗台老爹那种叫人捉摸不透的笑,不啻看到了一道阳光。况且,娜侬心地单纯,头脑简单,只容得下一种情感,一个心眼。三十五年来,她眼前时时浮现出自己站在葛朗台老爹的工场前面,光着脚,衣衫褴褛,听见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好孩子?”她心中的感激之情始终像年轻时一样。有时葛朗台想,这可怜的女人从来没听到过一句奉承话,也不知道女人能引发什么样的温情,将来有朝一日被召到上帝面前,保准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想到这里,葛朗台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望着她说了句:“这可怜的娜侬!”老妈子听了这声感叹,总要用难以形容的目光看他一眼。不时发出的这一声感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友谊之链,每感叹一次,就往这链子上增加了一个环。出自葛朗台心坎的这种怜悯,固然让老妈子感激涕零,但不知为什么总有点让人毛骨悚然的成分。这种吝啬鬼铁石心肠的怜悯,在老箍桶匠心里唤起了许多得意之处,而对娜侬来讲却是她的全部幸福。“可怜的娜侬!”这样的话谁不会说?只有上帝才能从声音的抑扬顿挫和语气中奥妙的怜惜,判断说话的人是否真是天使。索莫城有许多家庭对待仆人要好得多,然而没有一个仆人对主人表示满意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议论:“葛朗台夫妇究竟怎样待长婆娜侬的,能让她这样忠心耿耿,简直肯为他们赴汤蹈火?”他们家的厨房临院子,窗上装有铁栅,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冷冰冰的,地道一个守财奴的厨房,在这里没有丁点儿东西被糟蹋。娜侬洗完碗盘,收拾好剩菜剩饭,熄掉灶火,便来到与厨房隔一条过道的堂屋,在主人们身旁坐下绩麻。这样,晚间全家点一支蜡烛就够了。老妈子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黑屋里,只有一个墙洞漏进一点光线。亏得她身子骨结实,睡在这样一个窝里居然没落下什么毛病。在那里,她可以谛听日夜静悄悄的整座房子里的任何动静。她俨然是一条看家狗,竖起耳朵睡觉,歇息时不误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