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765年遵父命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咯血辍学回家养病。1770年，病愈后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翌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但对歌德来说，最大的收获却是在这里结识了赫尔德尔这个“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在赫尔德尔的影响下，歌德加深了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并且开始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这都是对他日后的创作有良好影响的。

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存在三百几十个独立的小邦，还有一千四五百个骑士庄园。名义上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个摆设。一个大帝国分裂得这样七零八落，其经济的落后和思想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虽说穷则思变，但在德国，政治上的变革还提不到日程上来，只是在文学上出现了喷火口。18世纪初，德国产生了“启蒙运动”，特别是到18世纪中叶，莱辛进入文坛，以其旗帜鲜明的剧作向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接着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崇尚天才，主张“返归自然”，曲折地表达了反封建，反教会，要求肯定个人价值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

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在这一运动的鼓舞下，1773年他发表了剧本《葛茨·冯·伯里欣根》，次年又发表了轰动欧洲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举成为德国公认的大作家。

1775年，歌德受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进入萨克逊—魏玛公国。他想在政治上一显身手的热望，终于以失望告终了。1786年，他在失望之余，从魏玛宫廷悄悄地出走，去意大利旅行。直到1788年，才以解除一切政府职务为先决条件，又回到魏玛。起初还负责魏玛剧院和文学艺术事务方面的领导工作，后来干脆过隐居生活，潜心著述，一直到1832年3月去世。

歌德的《浮士德》断断续续写了六十年。

历史上确有浮士德其人，叫约翰·浮士德，生于1480年。他占卜，变魔术，搞炼金术，自称无所不能。1540年，他死于一次炼金试验的爆炸事故。在教会统治的中世纪，浮士德的这种行为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异端。于是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热门话题，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逸事都被附会在他身上。1587年出版了一本佚名作者的《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书中开始有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出卖灵魂，并和魔鬼讨论各种科学问题等情节。尽管作者从教会的立场出发，意在述说浮士德的堕落，谴责他奉行无神论，不信宗教，但民间却把他当作一个奇人来接受。18世纪是欧洲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世纪，人心思变，一些得风气之先的人物，都在考虑如何摆脱封建统治，摆脱教会的思想钳制。从浮士德出卖灵魂给魔鬼，借超世的力量去达到尘世享乐的目的，并和魔鬼讨论各种科学问题，到运用被教会视为异端的科学方法去探求人生价值和生活真理，这不过是一步之转。当时代无形的巨手推着人往前走时，要从浮士德身上看出叛逆的因素来，这显然不是多么棘手的问题。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家莱辛，就曾经想写一个有关浮士德的剧本。剧本虽然没写成，但附在一篇文章里的提要告诉人们，在他笔下，浮士德走的已经不是堕落的道路，而是探求真理的道路。歌德小时候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这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68年回家养病时，又接触过有关巫术、炼丹术和观星相的书籍。这一切，自然都可能触发他从叛逆的角度来写浮士德的欲望。

1769年，歌德在喜剧《同谋犯》中第一次提到浮士德，说明这时他已经在构思。正式写下来，是1773—1775年的事。1777年，歌德曾在魏玛宫廷中朗诵过。他当时没有发表，后来也没有保存手稿。但当时有个宫廷女官抄了一份，1887年抄本被发现，后人就称这部未完成的《浮士德》为《初稿浮士德》（Urfaust）。《初稿浮士德》总共二十一场，葛瑞琛悲剧就占了十七场。这其实只能算一个爱情悲剧，是典型的“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品，与《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同一路数的。这说明青年歌德还驾驭不了这么重大的题材。这是第一阶段。

《浮士德》写作的第二阶段是1788—1790年。歌德漫游意大利时，又想起了《浮士德》，回来后根据草稿对原先写的做了一些修改，又增写了“魔女的丹房”和“林中石窟”两场，1790年以《浮士德片断》为名发表。这是《浮士德》第一次问世。

第三阶段是1797—1808年。1795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又想起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在席勒的敦促和帮助分析下，歌德又动起手来。但直到席勒逝世（1805年）后，1806年才完成第一部，并于1808年发表。在这段时间里，歌德还考虑好了，决定将这一悲剧分为上下两部来写，第二部的写作提纲也初步拟订好了，还写了第二部的核心部分“海伦”（1800年）。

第四阶段是1825—1831年。在这次中断的近二十年里，歌德有时已失去信心，估计完不成这部作品了。但到1825年，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歌德，又豪兴大发，拾起这似断若续的思绪勤奋地写作起来。在日记里，他称第二部的写作为“主要事业”。1831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主要事业完成。最后誊清稿。全部誊清稿装订成册。”这部巨著终于完成以后，歌德将全部手稿装在袋子里封存起来，决定等他去世以后再发表。但1832年初，离他去世两个多月前，他又启封将手稿拿出来，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

《浮士德》是通过两次打赌来展开情节的。第一次在“天上序幕”中，上帝和梅非斯托打赌。上帝认为“善良人就在迷惘里挣扎/也终会悟出一条正路”（328—329行）。梅非斯托则认为人类“像长腿促织”，因为有了理性反而“落得比兽性更为兽性”（286行），只消把浮士德“拖进粗野的人生/体验些庸俗无聊的事情”（1860—1861行），就能把他引向堕落。由这个打赌又引出了浮士德与梅非斯托的打赌。在民间传说中，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是出卖灵魂的契约，目的是为了换得超人的权力去寻求享受。但在歌德笔下，却变成了两人打赌的协议。梅非斯托认为人的追求是有限的，容易满足的；浮士德则坚信自己不会被感官的、物质的享受“哄得游手好闲”，因此断然声言：

只要我一旦有这个话头：

你是真美呀，请稍稍停留！

到那时你可以将我锁住，

到那时我甘愿万事全休！（1699—1702行）

这可以说是人性永远向上而且必胜的宣言！浮士德怀着这种必胜的信心，与梅非斯托打赌，由此引出了《浮士德》的全部情节。

浮士德一生经历了五个悲剧。

先是知识的悲剧。他孜孜不倦，对中世纪的各种知识“全都进行过彻底钻研”（357行），结果绝望得几乎自杀。绝望之余，他诅咒一切，连天恩、信仰、希望、容忍（1587—1606行），总之，中世纪的一切信条和道德都被否定了。他与魔鬼订约，决心借魔鬼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想借助人世间邪恶的力量，也就是想不择手段——去阅历生活。

其次是爱的悲剧。在“魔女的丹房”里喝了汤药以后，浮士德再返青春——象征他由中世纪跳到了资产阶级在欧洲全面兴起的18世纪。人生遇到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爱情，一切反封建斗争，往往都从这里找到触发点，从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到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都是这样。封建社会的小农或小市民，与新思潮结合时，结局必然是悲惨的。浮士德在魔鬼操纵下——也就是在邪恶意念的驱使下，毁掉了葛瑞琛。“瓦普几斯夜会”实际是浮士德濒于堕落边沿的变形反照；但他时时寻求跳出这种邪恶的立足点。最后他没有在邪恶中毁掉，只是怀着“自咎的通红的利镞”（4623行）遁入大自然，去寻求解脱，寻求新的起点。

第三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悲剧。浮士德进入皇宫，当然是以歌德进入魏玛宫廷为背景的。有意思的是，浮士德进入宫廷是魔鬼一手导演的，这显然暗示了歌德对进入魏玛宫廷的懊悔心情。浮士德在皇宫里，只不过是不带弄臣名号的弄臣，这是可悲的。后来，皇帝想见到古希腊美人海伦，浮士德见到海伦的阴魂后，激动得在爆炸事故中昏死过去。终于在霍门库鲁斯带领下，去参加“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寻找海伦——寻找古典美。不言而喻，从这里可以看到歌德走出魏玛宫廷，去意大利寻找艺术新天地的蛛丝马迹。

第四个是美的悲剧。浮士德寻得海伦并与之结合后，生子欧富良。象征诗并借以影射拜伦的欧富良摔死后，海伦随之消逝，其衣物托起浮士德飘回北方。

前三次悲剧性的遭遇，留给浮士德的是沉痛的教训，甚至是罪疚感。这一次，浮士德却是怀着余味悠然的心情飘落在山头上的。而且，按梅非斯托的说法，这些岩峰“原本在地狱里深埋”（10072行），由于火山爆发，致使“原先的地底如今已变做山巅”（10088行）。梅非斯托本想诱使浮士德下地狱，现在却穿着七里靴紧追，跟着浮士德来到了与地狱两极对峙的山顶。如果作为读者有权这样来分析，那我们就可以说，歌德是想借此来暗示，浮士德由地狱边沿（在“瓦普几斯夜会”上的表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逐渐升高的层次，由主动呼唤恶魔（1118—1121行），到对恶魔又鄙视又离不开（3240—3250行），到痛恨恶魔（“阴暗的日子”一场），以及到第二部第四幕开头把恶魔甩得要穿七里靴在后面追赶，再到想彻底摆脱魔法（11404—11405，11423行）：这是他灵魂逐渐净化，逐渐升高的过程。

第五个悲剧是理想的悲剧。这时的浮士德已坚定地确立了主体意识，像高耸的大山屹立在坚实的生活地基之上。这时，任何外力都不可能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来而使他茫然自失。一切前人归之为命运的盲目的力量，在叩开他的心扉之前，都必须受到理性的审验。当带有哲理寓意的人物“忧愁”向他逼近，自诩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时，浮士德的回答却是：“你忧愁纵有潜渗的威力/我对这威力却并不承认”（11493—11494行）。当然，忧愁毕竟是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浮士德还是被她吹得失明了。“人生愁恨何能免”，这原是无可奈何的。然而，浮士德是从大宇宙中翻腾过来的，在人类生活的坐标系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坐标点，穿过他心灵的这根射线，既串联着人类发展的三千年历史，又按确切的方向朝前延伸。浮士德的失明，寓有哲理的深刻性，这无异于要告诉读者，人类的发展既是清醒的，又是盲目的。因为带有盲目性，人类就永远无法避开忧愁的袭击；但是，盲目只是潜藏在清醒的夹缝里。时代可能会被盲目的行为卷进混乱，但在先进人物那里，清醒却不会留下充分的空隙，让盲目来发动突然袭击。正因为这样，被忧愁吹瞎双眼以后，浮士德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从理想的轨道上滑脱出来。他想到的只是：

黑夜逼过来像越来越暗，

我内心却照得明光闪闪。

……

已经规划的要立即做好，

让大胆的设想终于实现！（11499—11506行）

浮士德就是在这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死去的。他死后，即将被梅非斯托捉住的灵魂，却被天使救走了。那么，浮士德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我认为是胜利了，他没有被引向堕落，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是，他也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打赌还将在下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继续进行，人类还会有走进低谷的时期。尽管总的来说，人类总是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但这种发展随时都可能产生断裂。出现断裂的时候，梅非斯托就仍有可能成为暂时的胜利者。

既然浮士德胜利了，就算是在这个阶段上暂时取得了胜利吧，歌德为什么又管这部作品叫悲剧呢？前面的四次追求，不管是不是有所得，最后到底都落空了，叫作悲剧是合情合理的；可最后这个理想的悲剧，理想并没有落空，也叫作悲剧岂不矛盾？其实不矛盾。在歌德看来，人类的追求不管计划得如何周到，终究有盲目的一面，就像浮士德终于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一样，这就是可悲的。另外，歌德相信人类终将毁灭，浮士德和梅非斯托打赌时就说，他要“把人类的哀乐集于一身”，“和人类一样也最后消尽”（1773—1775行）。既然人类终将毁灭，那么，人类的追求尽管一步步都达到了目的，自然也还是个悲剧。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说，浮士德是一个永远在追求，永远在探索，永远在完善自我，永远在超出自我，又永远在确定自我的典型人物；《浮士德》写的是人性在艰难的环境中艰难地展开的苦难历程。

“不息地行动”是浮士德一生的座右铭。翻译《圣经》时，他由“最初是言论”改为“最初是感觉”，再改为“最初是力量”，终于改定为“最初是行动”（1224—1237行）。行动的对立面就是拖沓，就是懒惰，其结果就是迟钝。所以他声言：

我不在僵化中寻找康宁，

惊颤是人性最美的部分；

这世界再使人感情迟钝，

一惊颤对怪事会感受极深。（6271—6274行）

去闯玄牝居住的地方，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为了探求生活的美，他把冒险激起的惊颤视为“人性最美的部分”。人性的展开，到这里显然又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他的最后结论是：

愚人才目光向彼岸闪烁，

想象着有同类住在天国；

有为者岿然看定四周，

这世界对他几曾沉默！

他何须去到永恒中漫步！

认识到了的就径直抓住。

他只踏住这一世光阴，

任魔怪现形，我行我素。

前进中会有苦乐悲欢，

他任何时候也不满足。（11443—11452行）

这是浮士德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有为者岿然看定四周/这世界对他几曾沉默”，这真是万古常新的名言！

这里就出现一个难题：订约的时候商定，他一旦满足就倒地死去，可现在他却声言“任何时候也不满足”，那他还死不死呢？换句话说，这部诗剧怎么收尾呢？

歌德以高瞻远瞩的气魄解决了这道难题。在围海造田中，梅非斯托的职分只是监工，这等于告诉人，这项宏伟的工程是人力创建的，与超自然的力量，或者说与邪恶的手段无关。工程基本完成以后，浮士德死了，那么这说明他满足了吗？也对也不对。请看这一段：

得时时去把住生活与自由，

对生活与自由才配享受，

这是智慧的最终结论，

我信奉这精神无所保留。

这里有艰危四周围定，

老少会消度勤奋的春秋。

我愿意看到人群辐辏，

在自由的土地上享受自由，

到这个时刻我就要说了：

“你是真美呀，请稍稍停留！”

我一世光阴抛留的脚印，

就万古千秋永不消泯。——

我已预感到崇高的幸福，

正在享受那至美的时辰。（11573—11586行）

不言而喻，这个乐园其实就是刚刚确立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歌德并没有把它美化为极乐园，只不过认为它是从封建疆域内（海滩是皇帝赐予的）拓出的一片新地。“这里有艰危四周围定”，狂涛还会扑上来掏锼，实在难叫人乐以忘忧。浮士德所以感到满足，只是因为这是个新社会，生活在这里的一代新人，会懂得去争取自由，争取生活的权利。他预感到新的一代人正全力以赴去争取生活与自由，在这产生预感的一瞬间，他的精神实际已转附到这一代新人身上去了。一百岁的老浮士德满足了，死了，但新一代浮士德还没有满足，继续在进行无餍的追求。中世纪的浮士德慨叹：

我没有财产，没有金钱，

没有世上的声名、荣显，

长此活着狗也不心甘！（374—376行）

一看就知道，他所追求的，是小农站在一小块地上所能看到的东西。返老还童以后他想的却是：

我为千万人开拓空间，

不安全总也算作息方便。

绿野肥沃，居人和牲畜

在这新陆上会感到舒坦。（11563—11566行）

这是只有站在大工厂屋脊上才能有的胸怀，是原先的浮士德想象不到的；新一代浮士德所追求的，当然又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说，浮士德死时既感到了满足，又没有完全满足。

有的评论家看花了眼，把这个海滩乐园当成理想国，这完全违背了歌德的原意。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片乐土跟空想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完全不同，跟中国古代的桃花源更截然相反。歌德心中的这片自由的土地，不是天赐的、现成的，也不是封闭的、停滞的，也不是靠上一代人的忍气吞声做抵押的。歌德想告诉后人的是，每一代人都“得时时去把住生活与自由/对生活与自由才配享受”。每一代人都是为自己又是为下一代“不息地行动”，都应当喊出一声“你是真美呀，请稍稍停留”，然后才消逝，并把这定格的一切交给下一代。哪一代人喊不出这一声，甚至用一些廉价的豪言壮语来代替，就是没有出息的一代，自欺欺人的一代；历史就会出现断裂。这就是浮士德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给后人的启示。

与浮士德相对立的是梅非斯托。两者的对立，自然不是进取与守旧的对立，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善与恶的对立。浮士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但这种精神也同样体现在梅非斯托身上。梅非斯托不是漫画式的人物，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坏人。他冷静、深沉、诙谐、机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远比浮士德深刻。论者往往说，歌德借他的嘴揭露了种种丑恶，言下之意，似乎他跌出了自己的角色，成了作家的传声筒。其实不然。梅非斯托对丑恶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这种深刻来自他性格的内在统一，绝不是在配合作家演双簧。弄清了他与浮士德的根本对立，我们自会明白。

他与浮士德的截然相反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对人对己的责任感上。浮士德是人道主义者，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进取，又有所不为；尽管他有时也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像对葛瑞琛那样，但一看到事情的严重后果，就能用责任心来谴责自己，主动再把自己纳入责任心的轨道。梅非斯托则相反，从来不带任何责任感，唯一考虑的是此时此地对自己有利。他自我介绍时说：

我是永在否定的精灵！

一切事物只要它生成

理所当然就都要毁灭，

所以还不如无所发生。

你们管这叫破坏、罪行，

简单扼要说就叫做恶，

这就是我本质的属性。（1338—1344行）

永远否定，就势必否定一切；一切都不被承认有存在的权利，主体意识自然也就会多余了。主体意识失落了，他也就想不到要把自己提升到人的层面上来加以肯定，自然也就不可能从人的层面上去肯定别人，于是对一切就都从最坏的视角去看，把白看黑，把黑看透。他与现实唯一的联系，就是眼前可感的实际利益。因此他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冷酷地看待人世的一切，以他的黑色幽默使崇高转化为滑稽。他说的“生活的宝树青葱/而一切理论都显得朦胧”（2038—2039行），是常被引用的名言。然而，他说这话根本不是想揭明一条真理，只不过因为他那套漫画式的理论学生听不明白，而讲当医生该怎样去摸女人使学生觉得好懂时，就信口来这么一家伙，为的是一本正经地逗着玩。他对教会的揭露也是入木三分的，认为“教堂有个强健的肚子/它已经吃遍四境八方/从来也不曾吃得过胀”，认为对“不义之财/能够消化的只有教堂”（2836—2840行）。他这样揭露其实没什么更多的考虑，只是因为他替浮士德弄来送葛瑞琛的珠宝被教堂吃掉了，势必还得再弄一份，使他多费劳力。他揭露皇帝的昏庸和教会的野心（10260—10290行），也毫不留情，但也只是当小道消息来传，目的只是告诉浮士德，想得到一片海滩并不难，只要利用这场内战就能办到。他说“人们拿影子还真当实物”（10716行），讽刺人类只看表面而不看实质，但他却蓄意利用人的这种弱点，借水影来搞水淹七军的把戏。

总之，梅非斯托的人生哲学是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是利己主义的。既然认定“消逝与本无完全一致”（11597行），对人对己自然也就不必负责任。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完全抛弃了社会责任感，一切以利己为终极目的，这种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是绝无仅有的。乱世的那些寡廉鲜耻的官僚，那些狗仗人势的小爬虫，可以说都是另一体的梅非斯托，都是大大小小的魔鬼。这种人对政局的认识，往往比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剧性人物远为深刻，但他们唯一考虑的，却是利用这种混乱来捞一把，用暂时的作威作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不过，梅非斯托虽然是反面人物，跟那种地痞流氓型的恶棍还是不同的，还不是应当彻底否定的人物。在“天上序幕”中，上帝就曾指出：“人们的活动很容易松弛/一来就贪恋绝对的安适/因此我送去做伴的恶魔/去诱惑挑逗，做些坏事。”（340—343行）1827年5月3日，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时，曾转述法国文学家安培尔的话说：“关于《浮士德》，他说得也颇有见地，他不仅把浮士德朦胧而无餍的追求，而且把梅非斯托那种嘲弄和粗俗的讽刺，都看作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1831年3月27日，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提到青年时代的朋友梅尔克时，还说：“梅尔克和我，相互总是像梅非斯托和浮士德一样。……对梅尔克来说，所有这些嘲笑无可争辩都是出自高层次文化基础上的。只是由于他不是建设性的，相反却具有一种断然否定的倾向，所以他时刻准备指责，而很少赞扬。为了满足这种嗜好，他不由自主地事事吹毛求疵。”这个梅尔克是塑造梅非斯托的原型之一。以自己的朋友为原型来塑造，又承认自己身上同样存在这种倾向，可见歌德本来就没有把梅非斯托当作应当彻底否定的人物来写。事实上，梅非斯托最坏的一面，是他从引诱人类堕落出发，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段，丝毫不负责任，缺乏同情心，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撇开这些，他那种否定精神只要不推到极端，就是应当肯定的。否定，是创造性思维的起点，是生活向前发展的契机，是历史前进的关键：没有否定便没有一切。因此，要承认梅非斯托是个复杂的、多棱面的人物，不该用两极判断把他判定为坏人而彻底否定。

对西方文化接触不多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浮士德》难懂，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背景不同就是个大障碍。古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人物与故事，在这部诗剧中大量出现，不熟悉这一切的读者，阅读兴趣自然就可能受到挤压。再说，最叫人头痛的第二部，毕竟是歌德八十岁前后这几年创作的。还在1828年3月31日歌德就曾对艾克曼说：“现在我写《浮士德》第二部，只有早晨这几个钟头才能工作。……在最顺手的情况下能写一页稿纸，一般只能写巴掌大一段，没有创作兴致的时候往往还要少。”像这样一点一点往外挤，而不是一个个场景一气呵成，可读性自然就要受些影响；写成后又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进行修改，自然也不免会有拖沓枝蔓的地方。最明显的像“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一场，我觉得就有离题的地方：有些怪物不点上那一笔绝不致损害那一场的丰满滋润，硬点一笔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不过，这都不是《浮士德》难懂的要害。要读懂《浮士德》，关键还在于把握住浮士德和梅非斯托这两个人物的关系。

浮士德不是某一类人的典型，而是人类的典型化。他所体现的，是人类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永无餍足地探求的精神。无餍地探求，往往要经受痛苦和迷惘地挣扎的考验。比如说，浮士德对中世纪的书本知识感到绝望以后，曾想到自杀，这可以说就是隐喻人类在某个发展阶段上陷入了绝境。这时梅非斯托乘虚而入，把浮士德引入五光十色的生活，诱使他犯罪，本意是想引诱他堕落，而结果却使他越过浅滩，扬帆直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不就像浮士德陷入了绝境吗？希特勒等战争狂人的得势，不就像梅非斯托的乘虚而入吗？希特勒等人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像人性失落的瓦普几斯夜会吗？然而，就像浮士德没有在瓦普几斯夜会上彻底堕落一样，人类也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灭，反而使理性得到了校正，在挣扎中赢得了今天的进步与缓和。

把视线调整到这样的角度，我们就不难看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浮士德倾向和梅非斯托倾向。如果浮士德倾向占优势，那个社会就会是发展的，有生命力的；但如果遇不到挑战，又可能变得因循保守。因此，梅非斯托倾向只要不占主导地位，对浮士德倾向就是有益的兴奋剂；如果恶性膨胀，再跟权结合一起，那就必然造成混乱，造成灾难。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极为明显。任何一个王朝，开国之初，总是浮士德倾向占上风，朝廷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干正经事。梅非斯托倾向如果不是恶意的，就表现为求异思维；就算是别有用心的吧，也造不成大祸害，而只会使人引以为戒。到中期情况就逐渐变了：浮士德倾向日益因循保守，梅非斯托倾向与派系斗争相结合，则日益发展兴盛。到末期干脆掉了个个儿：梅非斯托倾向席卷一切，而浮士德倾向则奄奄一息。于是旧王朝覆灭，新王朝那些惊魂未定的新贵，又开始兢兢业业干正经事。

从宏观来看如此，从微观来看也是如此。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两种倾向。前面引证的歌德的话，说明他自己也承认，这两种倾向都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对生活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建设和肯定；对已经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建设和肯定的，再进行否定，使之飞跃到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不敢对生活进行否定，也就不敢对自己进行否定；不善于否定自己，也就不可能肯定自己，不可能确立自身的价值。

浮士德倾向推向极端，会使人循规蹈矩，无所作为；梅非斯托倾向推向极端，只知一味否定，破字当头，企图把一切都砸烂，结果会把自己的主体意识也砸成一摊泥浆。第二部第二幕中那个学士，就是一个大否定家。他从自己脚下把历史断开：把背后的一切全都否定，把自己看成创世的上帝，从想象中在自己面前展开一个新天地。不过，年轻时梅非斯托倾向占点儿上风，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正像梅非斯托说的，“这种人也不足为害/不几年就会改弦更张/葡萄汁看样子虽叫人难受/最后终究会变成美酒”（6811—6814行）。由此可见，年轻时容易犯否定一切的毛病，该多想着点儿浮士德倾向；老了容易循规蹈矩，则万不可忘却梅非斯托倾向。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浮士德和梅非斯托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就隐形在人类的发展史中，隐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浮士德》勾勒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三百年历史活动的轨迹。歌德以其无比广阔的知识面和奇诡的想象力，把主人公引向各个领域和层面，使这部巨著就像一幅巨型的历史和民俗画卷。帝王将相、平民百姓以及希腊神话中的神与英雄、民间传说中的毛神野鬼、《圣经》中的人物、欧富良这样的寓意人物、霍门库鲁斯这样的科学幻想人物：无不在画卷中进行各有特点的表演。书中四次节庆既写得热火朝天，又各有特点：民间的节会（“城门前”）透着朴野，宫廷中的化装舞会（“宏伟的大厅”）则富丽堂皇又夹着粗俗，“瓦普几斯夜会”上是群魔乱舞，淫滥又透着阴森，“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则古趣盎然又奇峰迭起。

《浮士德》是诗剧，许多对话都只是为了交代情节，不能从诗的角度来要求，但有些对白和唱段，就是抽出来单看也仍然是好诗。像“城门前”一场浮士德的对白（903—940行），有声有色地展示了主人公摆脱绝望心情后的轻松感，单看也是一首绝美的游春诗。第二部第一幕开头的合唱（4634—4665行），是多么优美的歌词！浮士德的独白（4679—4727行），更可以说是一首即景抒情的哲理诗。梅非斯托的有些对白，像揭露教会贪婪的一段（2813—2840行），揭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打仗带掠夺带做生意”的一段（11171—11189行），都是既辛辣又深刻的政治讽刺诗。特别是那些可以单独成篇的小诗，像“献词”（1—32行），葛瑞琛唱的屠勒王歌（2759—2782行），纺车歌（3374—3413行），林扣斯唱的那支歌（11288—11303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浮士德一生的经历，无疑是以歌德一生的经历为背景的。1829年12月6日歌德对艾克曼说：“对整个第二部的构想确实很早了……不过，等我对世事更为洞明以后，现在才来写，可能是有好处的。”这说明，浮士德无餍的追求，是以歌德“对世事更为洞明”的认识为先导的。浮士德终于悟出了人生的要义，反过来又正好说明，歌德所把住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是对后人有指导意义的。

评价歌德时，我们总喜欢说上一句：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又极为渺小。我觉得这是欠公允的。歌德受指责，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脱离“狂飙突进”运动，进入魏玛宫廷，二是对法国大革命反感。但我们知道，歌德进魏玛，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当他碰了壁时，就毅然撇下高官而毫不恋栈。至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德国作家除个别人外，都是起先欢迎，后来反感，这说明当时德国社会还没有达到能接受这次革命的水平。要说这表明他身上有当时德国小市民的鄙俗气，自然是正确的。歌德不是圣人，不是完人，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全从这种鄙俗气中挣脱出来。但他没有沉溺在那里面，而是时时在从自身中跳出来，在摸索，在前进。评价一个作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他的作品。有《浮士德》在，就足以证明，歌德晚年不是已经疲于斗争，而是在对人类的发展进行更深邃的哲学思考。

樊修章
1988年10月，银川，宁夏大学 dZDC1WwnYP2RTkfvW5Sz5gl4IzfCKRJBqc5IMWXp+yetzkvPVHP0u4M8Iuao1K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