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说时代的地域融合

一

我们先回到海河和山东。为何由此展开叙述？因为此地是中原的开始，炎帝、黄帝的故事在此发生。如前所述，在这片区域内，炎黄合作与五帝斗争，乃是经由采集渔猎走到农耕，两个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都发生于中原（大概从郑州到华山之间的区域）。但是，同一过程不仅在太行山的东坡发生（这一地区最早种植小米），也出现于河套与陕北。河套地区面对着黄河南转时的大峡谷，本身是肥沃的灌溉高原，北面和东面是开阔的土地，游牧者的马匹、车辆可以东西驰骋。山西盆地三面是山，向南开口，沿黄河北岸是平坦而易于灌溉的运城平原，从山西过河，陕西也有炎帝、黄帝并存而又各有事业的故事。

炎帝是种地的烈山氏的代表，黄帝是驾车的轩辕氏的代表。陕西中部还有黄陵县，传说黄帝在此乘龙登天；群臣攀着龙须，以为可以上天，却落下了。后人给他建了个纪念性的坟墓，称为“黄陵”。

炎黄的故事在东西两方都有出现。我认为，东面的海河、坝上和西面的河套、陕北，都是草原牧人活动带，与黄土平原适合农耕的地带彼此邻接。显然是外来人的轩辕氏，驯养了马匹后驾马进入中国，马匹由此传入了东方。马被驯服替人类工作，大约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前。但是，根据当前考古发掘，家马的驯养不早于四千年前。黄帝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在此期间，如果马和车能传到东面的坝上，就可能同时传入西面的河套与陕北。

东面成为文化中心时，东面的故事也就在西面传播开。陕北的北面，也就是黄河大拐弯——像英文字母n，也像希腊字母π，处在弯顶上的区域就是河套，有一圈非常肥沃的灌溉盆地。黄河一转弯到陕西和山西交界，这一带流水很清，也是非常肥沃的地区。陕北神木的石峁遗址、河套的朱开沟遗址都出现过有意思的古代气候资料，说明了四千年前气候的大转变：那时气候突然变冷，使得北方的生态不再宜于农耕，人们被迫回到畜牧生活，或者南迁以耕地为生；等到气候回暖，自然生态再次适于农耕，原来的农耕族群才能回头往北移动。所以，农耕文明随着气候南北摆动，是这一转移带上最早的人类接触时会发生的现象。

在这两个重要的遗址之中，从朱开沟的考古及气象资料，王明珂对整个中国北方生态加以考察，从若干工具的特殊功能，推测当地族群生活方式。这一工作，几乎囊括了中国同一个纬度带重要遗址的所有资料。他的结论是非常可信的：朱开沟遗址所处的时代，北方有过一段气候寒冷期。

根据王明珂对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情形的考察，正是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朱开沟一带的族群大量离开。林沄很同意王明珂的意见：生态和气候的变化，使得这一地方不宜于居住。地貌及遗址考察也显示：那一带的遗址，像神木石峁遗址、北边的朱开沟遗址，都因为气候寒冷导致族群迁移，迁移后的新址也不靠近水边。

至于神木石峁遗址，却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遗址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四千三百年至三千八百年间，包括一个极为巨大而复杂的聚落，从范围和结构而论，堪称古代中国北方最大的聚落中心。可惜的是，这个报告本身牵扯的范围很复杂；而且，为了容纳不同调查者的意见，报告内部存在很难彼此协调的表述，引起我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的迟疑。

由此我也感觉到：如此长远的跨度，如此庞大的遗址，以及如此复杂的结构，这一遗址的性质应当按照各个不同阶段来瞻见其功能。如果只是根据一些复杂的现象，断言其为酋邦、国家，甚至于努力设法与传说中的古史人物配套，似乎都不是适当的解决方法。我意以为：河套以外阴山下的广大牧地 （在今日的古代史中往往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区域），是游牧与农耕交错之处——气候寒冷时，此地只能做牧地；气候温暖时，地下水充沛，则可当作农地。农牧之间的“钟摆式”变动，就是研究这一地区古史面临的关键因素。若以这一遗址现在呈现的结构而论，可能在距今四千年前后，这一带的气候正在暖化。

如此“钟摆式”变动的现象，意指每个阶段的中心聚落，会因不同的居民进出于这一农牧交错带，而发展出不同的内部结构和内外关系。中心聚落的遗址，会有不同的轮廓和边界，甚至其总面积也就不能以今天所见的面积量度作为确定的范围了。

周开国之君古公亶父，承认他们在周原附近屡次“陷”于夷狄和“回”归农耕，正可说明上述现象。神木地区基本的地貌，乃是毛乌素沙地。这片沙地在秦汉时代，数次成为国家屯垦的基地。上郡、北地甚至于朔方各郡，都是官方屯垦之时设定的行政单位；汉代居延的屯垦区长期存在，那一兵屯、民屯混合的古代遗址今天还是我们考古的中心据点之一。毛乌素沙地，我认为基本上也是类似地区。

关陇一带的古居民，可以在河套发展农耕；可是，他们要面对套外阴山下牧民的干扰。神木石峁这一城址，呈现的基本上是要塞功能：平时是保护农民耕种的基地，必要时农民可以移入城内，凭借城堡抵抗北方牧民的侵犯。农耕为主时，这一城堡发挥着商道上贸易中心的功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此地出现的遗物，有很多来自中原，又有许多来自阴山地区这一中国西部牧民的老根据地。

这一时期，不应当是寒冷、生活艰困的阶段。相反，那时的生活条件应该相当良好，才有余力建构类似石峁形式的大聚落。这一假设，就和朱开沟遗址代表的寒冷气候有严重的冲突。我们假设，黄河曾经泛滥，而神木周边本来是干寒的生态环境，居然因为黄河泛滥的洪水流经此处，才可解释这个地带有足够的生产能力，足以支撑如此的大聚落。

这些现象说明：合理的话，在公元前4000年气候比较温暖时，中国北方的东、西两边，应该都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出现的迹象。距今一万年前，农耕文明就已出现。此时，东、西两边都已发展成熟，才有了农耕民族和采集狩猎民族对抗的局面。西边的族群不想这种对抗发生，于是姬姓黄帝就和姜姓炎帝在此合作。后来，周人的姬姓和姜太公所在的姜姓的合作，则是后人对古代记忆的投射。

神话本身所反映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往往是移动的、延续的，也是跨时代的。如此表现，在中国东西两边都在进行——在东边，神话传说可见海岱地区的狩猎文化；在西边，可见塬上牧人（包括羌人）的文化。凡此，一切都互见而又并存。

二

中国考古学上那些成群出现的遗址，呈现的墓葬方式和文物形态具有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属于同一小的文化圈，所继承的是同一传统。这种遗址在考古发掘后，都有一个名称，比如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些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族群的差别，或者某一族群可能发展的特色。

中国位于农业地带，在生产方面，农业扮演的角色相当丰富，而且新石器时代农业特征相当显著，也就意味着：某一个群体已在某个地区共同占有一块地盘，用同一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用相似的方式生产生活资料。

如何界定这些族群的属性？因为它是有组织的，有过去、也有延续的社群，这就是“部族”，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部”。这个“部”，在古代常称作“某某氏”——“氏”就是部族成员共同具有的“姓”，例如黄帝所在的部族称“轩辕氏”，其共有的特征是使用车辆；“炎帝”的称呼则显示他们是以焚烧树林、开垦土地和种植为生的部族，所以“烈山氏”这一名称的特点是农业方面的。这种“氏”的存在，表示前述成串或成圈的遗址已团聚成一个地区。地区性的传统，随空间和时间的沉淀，就凝聚为一群可见的现象。

此时是农业社会，相较游牧社会更显著的特点是：农民要定居在一处，牧民则是逐水草而居，呈现高度的移动性。如前所述，与炎黄集团对抗的五帝集团，其特征在于：他们的生育神话，或是以太阳为号召，或是以鸟群为象征；他们部落的标志，有的用云，有的用鸟的名称——共同之处是具有“移动性”。

颛顼的时代在太昊、少昊以后，他们的生活节律按照天然的季节安排，相应的季节就有特定的植物、动物出现。太阳和鸟都是自然力的象征，对于一个在树林里靠渔猎获取动植物为生的部族来说，自然力很重要。如果转换到农业时代，这种对自然的观察和运用也很重要。可见，颛顼时代重历法，可以说明他们已经察觉季节性的变化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以上所说，是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左右中国的情形。海河一带有许多支流，自南北两侧分别流入，构成一个网状的灌溉盆地。在黄河下游入海的三角洲，东边往往有一支流入海河附近，例如天津附近的利津口。

这一地区农业开始较早，自北方南下的驾车族群轩辕氏，从蒙古高原沿海河南徙，所谓炎帝和黄帝的合作，便在海河地区到渤海湾之间。而在渤海湾及其四周，包括渤海湾北面的辽河一带以及南面的海岱地区，都是以自然崇拜或太阳崇拜为主的渔猎群体，加上一些农业的影响。后来，这一群体被称为“东夷”或“夷人”，也就是商人卜辞中的“人方”。请注意，“人方”自称为“人”，居然从此以后变为人类的通称。

这两个并存而又对抗的集团第一次的聚合，我认为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传说中尧、舜、禹“三代”出现的时候。尧、舜的聚落遗址，可能是在今天的山西和河南交界处，二里头文化和陶寺文化都与前述三代有历史上的渊源。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说中的陶唐氏就是尧，可能指涉这个部族制陶工艺的特长，这是他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猜想：海河地区北到张家口，南到山东，终于在黄河下游聚集交汇。这一地区，可能是部落联盟或部落之间彼此交换的商业中心，也可以演变为部落之间彼此协调、集会的场所。

将传说故事与考古遗址的分布结合来看，此地成为部落聚集地应有相当可能性。至于传说中陶唐和虞舜的事迹模糊不清，也许是因为短暂而非固定的部落间的集会，并未建立霸权或领导权，因此没有建立一个“朝代”，只能称为“三代”。

采集渔猎转变为种植农耕的关口，应该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位于海河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处。也许因为水源足够，山坡土壤的肥力也丰富，这一带乃是小米种植的发源之地。

山东的龙山文化，已从采集渔猎演化为种植农耕。山东平原上面有丘陵、平原，也有海边的滩头。尤其山东半岛与河南交接处有一块低地，就是当年山东还是岛屿时，黄土累积成的低地和湖泊。如此条件下，山东农业有很好的发展基础。这片区域又是盛产鱼盐之地，也有森林、草地，人们能从水中、森林里获取赖以为生的食物。凡此条件，使这一区域的农业快速发展，小米种植已经没有问题，其文明也曾辉煌一时。

山东城子崖等地出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很多规模相当大，最盛者有上百家人聚居的聚落。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在城子崖遗址发掘出的蛋壳陶，薄如蛋壳，其烧陶技术可见一斑，龙山文化那时也已进展到相当的高度。公元前2000年，这些村落忽然发生变化：聚落变小，甚至被废弃了。龙山文化的辉煌，忽然成为云烟。这些聚落的族群纷纷向南方发展，留在山东的不多，可能经历千百年，他们才逐渐转移于江苏北部甚至太湖流域，在那里与良渚文化汇合。

离开山东向南走的族群，还有被称为“祝融八姓”的八个部族，他们都信仰天空的太阳，以及太阳四周的事物，譬如飞鸟或云彩，最终迁徙到淮汉流域。从考古遗址可以测出那时的气候：寒冷气候往往是从北极侵入，而东边的季风又不够温暖，就可能造成北方草原的冷化，一直延伸入内地，直到今天的陕西，中国北部基本上都笼罩在寒冷气候之下。

中原地区未必不冷，“祝融八姓”到达的地方，也不完全是中原：他们分布在河南偏南、小河川多的地区，也就是“秦岭——汉水——淮河线”的所在，气候比较温暖，也可能比较不缺水。“祝融八姓”中最强大的一支“夷人”与云梦泽一带的“荆蛮”结合，成为后来楚国的基础。我以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就是代表这一结合的成果。所以石家河这类遗址的出现，乃是“祝融八姓”将山东发展出的高度文明带到了湖北、安徽的河流地区。这对于当地的文化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和刺激。在如此基础上，发展出强大的楚文化。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于中原各代而言，可以说始终是个挑战者。这些族群与汉地居民的互相融合相当顺畅。

三

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尧、舜的时候，忽然在传说中出现了夏禹，其功劳是治理洪水。

夏人就居住在山西的运城平原，西边隔黄河与陕西相望，东边是太行山余脉。在那里，今天还有一个夏县。夏人的生存方式乃是采猎与农业混合，在山西的高山地区采猎，也在运城平原上发展农业。他们在流经运城平原的几条南北向河流，如汾水、涑水的谷地上种植庄稼。这个族群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已经发展了原生的农业。

“夏”的字形是一个人的形状，胸前有盔甲状的保护，头从上面露出来。这种部落也是以渔猎为主，耕种是后来的事情。但考古发掘显示：从太行山、海河流域开始，这一带很快出现了小米种植，武安磁山遗址就是典型。小米种植在河北、山西都相当普遍。无可怀疑，运城平原一定是受到这里的启发和影响。

这一地区的天然环境表里山河，安全度很高。山西三面高山，一面临河，有如此天险作为屏障，外来势力难以进入。而夏人所在的运城平原，东西行走畅通无阻，由东边穿过山间的陉道可进入海河、黄河并流区，即黄河下游、海河联合冲积而成的一块大平原。渡河往南走，进入豫西一带的黄河平原也很方便。运城平原往西，过黄河即是关陇黄土高原，中国古代核心地带（号为“中原”）的西端。从关中高地逾越华山，东望黄土平原，数千里犹如眼前。由此可见，夏人据有的运城平原，的确是形胜之地。

这一属于夏人所有的区域，确实非常富足，尤其地下水流非常丰富。山西高地蓄积的地下水水位都很高，在运城平原挖井就可取得水源。相较黄河下游炎帝、黄帝后人所占有的海河、黄河冲积地，这一带更安全，而且有发展的余地。运城平原背后的大森林，可以供他们猎取食物；前面有黄河和几条内部的河川，可资灌溉。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基地。这里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群体叫“夏人”，也是可想而知。

此地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得夏人可以凭借当地资源和地形的优势，比别处族群更为丰足。它的根据地很安全，面积也不小，有相当好的条件。与中原那些需要彼此竞争有限资源的聚落群相比，这个族群的基地确实进攻退守都方便。

这一地带山河环抱，易守难攻。今日山西山坡上大片的森林，郁郁葱葱，由南北望只见一片高树。但如果从山坡俯视，则是大片葱绿的树林。这片土地，山深林密、禽兽众多，正是狩猎的好地方。直到春秋时期，“陆浑之戎”等族群还盘踞在这片高树森林之中。而晋国的封地，是在运河平原与汾河交叉之处，那里是优良的农耕地区。晋国的发展有山地森林作为腹地，有前面的运河平原作为农耕基地，于是周人封唐叔的铭文上，吩咐晋侯要容纳当地的少数族群——所谓“戎索”（关于“戎”的名称，我始终感觉与夏有关系。“戎”是“西戎”“陆浑之戎”等等，是中原王朝以西的外族。在春秋战国的典籍中，“戎”的分布和迁移都显示：他们从关陇、河套一带发展，一批批地往东、往南移动，而山西则是他们迁居的主要地点），也就是晋侯必须要设法吸收的族群。这些本地文化与外来的周文化并存，形成了晋国的特色。

四

然而，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答：在气候较寒冷时，为何会暴发洪水？洪水通常是由于降雨量大，应该是气候温暖时才易出现。

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吴庆龙带领团队考察了黄河上游的积石峡。积石峡位于青海省循化县，两岸峭壁高耸，黄河从中间蜿蜒穿过。吴庆龙团队认为，这里曾有一个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由于此地是青藏高原的高山冰川带，巨大的冰块挟土石俱下冲入河道，构建了一座天然大坝，堵住了河道。大坝有两百多米高，在其后方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湖水越积越多，湖面越来越高。一段时间之后，坝体终于不堪重负。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一次大地震造成了这里的山体滑坡。坝体因此松动，积蓄的湖水冲垮大坝，河道就通了。大量的湖水携积蓄已久的滔天威势，奔腾而下席卷下游，形成了巨大的洪水。

那是一个地质活动非常混乱的时期，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因地震造成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崩开的情形可能有好几次。黄河上游的来水不断，若顺利无阻地持续流淌，自然不会造成洪水。然而，因堰塞体堵死河道，大量河水积蓄一处，再猛然释放，洪水就会在下游漫延。

这个意见，如今并未被普遍接受。不过，假如我们顺此推论，则可能提出一个引人遐想的假设：在中国历史传说中，“夏禹治水”这个重要的故事也与前述大洪水相关。若此一冰川堰塞湖的溃堤果真发生，则时间是否在公元前1920年，倒并不是很重要的疑问。重要之处在于：因为有洪水，因为夏禹参与或者主导了处理洪水的大业，夏人才取得了中原地带的主导权，也就是取得了本书所述第一区的霸权。

令人惊奇的是，“积石”这个地名在古代关于夏禹治水的文献中已经出现。《尚书·禹贡》载：“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说的是雍州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顺流而下，一直行到龙门、西河。换言之，积石这个地方，可能正是当年造成洪水灾难的原因之所在。

黄河九曲，积石峡以下，泛滥的河水先奔涌向东，冲至今天的宁夏。再折而北上，到达今天的河套地区，又转弯东流。过了河套进入晋陕对峙的峡谷时，又是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向南涌入峡谷。奔流到壶口时，河道被两岸的峭壁收窄，洪水从陡崖上喷涌而下，“黄河之水天上来”，携余威继续南下，直冲到渭水汇入黄河的风陵渡。我曾在潼关外面的风陵渡，亦即渭河汇入黄河处北望壶口，滔滔黄水，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确实气势非凡，不愧诗人所叹！

洪水在风陵渡又转弯向东，流向今天的三门峡。而三门峡谷也只能将其稍稍收束，之后再往东，洪水一泻千里，在黄河中下游的黄土平原上肆意泛滥。过了郑州，黄河的河道由本来平直清晰的一条大河呈扇形展开，形成所谓下游三角洲。如此一来，从郑州附近的桃花峪到黄河入海处，泛滥的洪水就游荡在黄土平原上。

为何洪水只在河南泛滥，却到不了一河之隔的山西？原因在于山西是高地，东边太行横亘，西边吕梁雄踞，南边面对三门峡一段的河岸则是东西绵延的中条山脉。受北岸山脉的阻挡，黄河的洪水只能往南岸灌注，甚至从南岸涌入黄河的许多支流，如汴水等，也会发生倒流现象。许多的考古发掘都显示：在同一时期，有大量的遗址被水冲毁、淹没；在此之后的遗址，位置都离开了黄土平原的最底层，被移置更高的二级台地上。

如前所述，从积石峡可以看到大禹治水的痕迹。洪水从那里破口而出往下灌注，虽然进入不了运城平原，但随着水位升高，运城平原和黄河之间距离会被拉近，地势较低的水口都会出水。

泛滥的洪水搅乱了整个黄淮平原，其影响范围一直到黄河入海处。如前所述，黄土地是一个绵密的细沙结构，沙层内部的毛细管可以把深层地下水吸上来。因此，它渗透着水，也含蓄着水。黄土平原是绝佳的农耕地带，但经不起这种大规模洪水的淹没。

这时候，出现了夏氏族的领袖鲧、禹父子。在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大洪水时期，父子两人都以治水闻名。大洪水忽然而来，才造就了文化英雄。鲧是用堵的方法治水，哪里洪水来了就堆黄土堵住去路，但是他并没有解决问题。接着由儿子禹来治理，他改堵为疏，广挖沟渠，疏通河道。事实证明，这种洪水是堵不住的，尤其是黄土具有蓄水的特殊地质结构，确实要疏通才行。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禹成功了。

禹的办法是在低的地方开口，洪水直接就从此流出。黄河中游一带的大平原，南岸低北岸高。过了中游以后许多小支流流动，地势较为低下，可以让多出来的水溢进去，再由它们带往别处；甚至还可以产生逆流——有些小支流本来是从南往北流到黄河，黄河水位涨高之后，从北往回逆流到这些小河川的上游存储，积水过多时又可再次溢流。

在此种种治水策略下，夏成为第一个父传子继的朝代，也就是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霸权。从此开始，新石器时代的部落转型为国家。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出现正式的国家形态，组织了一个中央号令的指挥中心。

夏的霸主地位之所以能够奠定，除了夏禹治水的功劳，也因为夏人的基地在大洪水中承受的损害较小。因为大洪水带来上游的黄沙，累积为肥沃的土壤，洪水过后，当时的黄河中下游那一片广大平原比以前更为肥沃。凭借这一安全而又富庶的据点，夏禹遂能号令天下。

山西运城平原代表了“夏”，“华”指的是华山代表的关中，这两部分遂成为中国开启国家形态时凝聚力量的坚实核心。

夏禹治水以及运城平原的发展，促成了黄河中下游整体成为一个大的格局。这个格局，终于发展为商人前帝国时代的统一，然后是周代分封制度的文化与政治合一。这整个过程，反映了当年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从中美洲考古学中呈现的城乡关系，是其另一次的参考与证明。当年我在芝大读书时，芮德菲尔德的城乡关系论，使中东古代史的老师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理论系统，以解释苏美尔时代乌尔城这一类的城邦，如何逐渐将四周的农人结合为一个个单元。而从苏美尔时代进入巴比伦时代，这些个别的城邦终于结合为城邦群，等于一种前国家的集体；然后，在亚述时代，战车的出现带来的武力攻伐，令两河流域的前国家城邦群，终于建构为帝国体制的亚述。这个过程，在中国古代史上，相当于黄河中游出现的考古系列，构成了本章所说因为夏禹治水而出现的凝聚力量，将黄河中游以下到郑州之间建设成为夏的基地，终于在新石器时代完全过去、青铜文化开展的商代，以战车的力量，组合成一个商代体制的前帝国。

五

凡事厥成其功，难免有所牺牲。大禹治水这次的牺牲在何处？也许就是将夏代以前的两位领袖尧、舜列于信史的范围之外。他们是部落联盟或部落会议的领导，其族群组织不是国家，而是部落集团。在历史进程中，这些人不得不退出——中国传统历史中，“尧舜禅让”当作如此观。

夏人的霸权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历史记载中的后羿，是有穷氏的领袖，曾短暂地夺取了夏人政权。后羿是以箭术著称的英雄，应当也是属于山东及海河下游那一带渔猎部落的领袖。但经过一代人，夏人终于又夺回领导权，亦即传说的“少康中兴”。

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夏文化的起始。这个遗址储存了大批的孔雀石。这种石头是铜的化合物，既可以用于铜器条纹镶嵌的装饰，也可以用于炼铜。山西盆地富产铜矿，中条山铜矿的位置离陶寺和二里头更为接近。这说明山西青铜文明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其发展，也就意味着：在夏代，中国黄河流域开始进入了铜器时代。

夏代的中国，是从新石器时代转移到铜器时代的阶段。这个时候，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已经发展出了青铜器锻造技术，也许是经由东方与西方之间游牧族群的媒介，青铜器制作技术被传播到东方的中国。我认为，这一过程中，人们除了目睹车辆的实体，也可能在营火边上彼此谈话，提到所谓车辆之物，包括车辆的形态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如铜轴、铜配件，以及随身的铜刀、铜箭镞等。也许那时候的中国人，从欣赏进而询问：这一坚硬锋利的材料是何物？如何制作？然后，他们也就找到绿色石块，尝试烧制成液体，冷却后就成为铜。液态铜还可以铸成不同形状的模子，也可敲击出锋利的刀口——这一观念的传播，大概正好在夏代到达中国。中国青铜器的时代以大量礼器的铸造为特色，这种大型器物就不是小炉小灶的冶炼可以应付。而中国在龙山文化以来陶冶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烧制黑色蛋壳硬陶。有此技术，其掌握火力的能力，才能够因应铸造大型礼器的需求。

不过，传说和考古发掘能够相互印证，还是必须归功于地质学家找出了黄河积石峡地区天然坝崩溃的痕迹。否则，我们还不容易精准断代：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生了大洪水这件事，年代恰好就和夏禹的时代接近。

后世还有许多传说讲述禹治水的过程，例如天象异征、乌龟带路等等，在山西、河南、四川、云南都有流传。见于四川北部的故事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是四川姑娘，她送饭给丈夫，却看见其化身为拱土的熊。云南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家，其族群的传说是：他们的领袖，也就是木家祖先，乃是一个穿红衣的喇嘛，乘着逆流的河水到达丽江，开辟了这片纳西人的天地。

为何四川、云南也有治水神话？假如说冰川壅塞的现象能够把积石堆成的天然坝冲垮，从青藏高原上来的冰川应不止只发生过一次如此灾害。积石峡那次之外，何尝不可能发生另一次冲决堰塞湖，向南流入长江上游的川滇地区造成地区性大洪水？无论如何，积石峡的考古发现对于解释古史的确是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