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的地理和人种

一

约六千万年前开始，印度洋板块撞击古大陆，逐渐形成今日的喜马拉雅山，在山的东麓分隔出东亚部分，亚欧大陆中间也裂开，分出欧洲和中东地区。

中国所在的大陆地块，在今天看来是几个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区域之所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在东亚这一边。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中国所在的地理状态，它具有相当完整的内在条件。

从西往东看，帕米尔高原在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位于地块拉扯产生的裂痕边缘。再继续往东是喜马拉雅山脉北麓，也就是中国新疆这一块。这一带的自然环境，受高山流下来的雪水影响，形成了既有沙漠也有平原、山地和湖泊的复杂地形，但整体而言，天山南北麓和喜马拉雅山脉北麓之间是一片完整的区域。

向东经过今天内蒙古西部及关陇地区，亦即甘肃、宁夏一带，进入关中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在陕西的华山陡坡下行，继续往东一直到海边，这一大块则是黄土平原。整体而言，黄土高原与黄土平原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之内，北到张家口以南的海河流域，西到关中高原，中间只有山西是个独立的盆地，和黄土区一河之隔。山西盆地左右都有高山，山的西边面对黄河，东边面对海河，山坡上与山坡底下的河谷平原互相之间也有很大的关系。整体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很重要的区域。

中国北方，从天山南北麓开始向东，是一条适宜牧养的地带。高低起伏的北方山脉迄于兴安岭，再外面就是太平洋。西伯利亚南面的蒙古高原，也是一片完整的、适于游牧的地区：有大的草原，也有山地、谷地，尤其向阳的谷地是很好的牧场；向阳山坡也可以形成一个屏障，挡住北方来的寒流。

黄河流域再往南，就是长江流域。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腹地，经四川盆地往下是其主流。其上游自云南往上是金沙江，因为纵谷山地走向而形成一个大转弯。很有趣的现象是：黄河在河套地区的大转弯向北，长江在金沙江的大转弯往南，从地图看像是两个对称的图案。

整体而言，长江流域应该从四川开始算起。四川虽然山高谷深，然而足够温暖，也有足够的水汽，尤其成都平原位于盆地比较平坦的地带，更是优良的种植地区。出了四川盆地，长江的南面是云梦泽和古代的内海，古称“大泽”，就是今天的湖南和江西地区；长江的北面，是汉水、淮河与长江间的丘陵地带。湖南和江西有大河、大湖和许多小溪流，在河口、湖滨及山谷谷底，沼泽地带随处可见——凡此，都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这一地区也有高一点的坡地，由于南方水量充足、气候温暖，很多作物都适宜种植。由于太平洋季风带来温湿气流，整个长江流域的作物生长期愈靠南愈长。同时，土壤也很多样化：树林、矮树林的周围和中间有许多落叶形成的沃土，几乎无物不可生长；此外，那些肥腴的沼泽地转变为湿地也较为容易，适宜水稻农业。因此，长江流域的种植条件比黄河流域更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

世界上很难有如此大片的河谷平原，有如此众多可以种植的地方。加之长江流域的内海从古代开始一路收缩，直到缩小为今天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水域小了，居住和耕种的面积也就相应增加。洞庭湖与鄱阳湖，这两块区域曾是中国最大的粮仓。可惜，今天的洞庭湖，已经收缩得没有大湖的气概了。

江西、湖南以下是南岭，过了南岭就是海滨的平原。广东、福建有许多的大小河流：广东的西江、东江构成珠江系统，形成海滨河流的流域；福建也有闽江、洛江、漳江等十二条河，形成格子状的水网。福建的谷地不大而零碎，然而由于地处南方、雨量充沛，河流流量也大，河谷与滨海河口比较平坦，适于农业，因此福建也是不错的种植地区。

广东、福建再往东北方向就是浙江。浙江邻近福建的地区，山地纵横、山谷割裂、河流短促，并非发展农业的理想区域。富春江、钱塘江流域的河口及湖泊地区，却是南方稻米生产的好地方。浙江上山遗址发现的稻米遗迹，乃是古代内海地区发展稻米的最早遗址，良渚的稻米无疑由此地传入。

福建厦门、泉州一带，过海就是台湾。台湾是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大洋板块挤压所形成的岛屿，远古时期本来与闽浙相连，七万年前，连接台湾岛与大陆的陆桥才被冲断，其碎片就是台湾海峡中的诸岛。陆桥还存在时，大陆上的动物可以走到台湾岛。因此，台湾的考古遗址有许多古代动物骨骸出现，与大陆同时期出土的差不多。台湾处于亚热带，气候温热，台风季节雨量大，但是台风造成的灾害也大。台湾适宜耕种的土地，有中央山脉西面大片的嘉南平原、台北湖沼地带形成的平地，以及散于各处的台地。总而言之，台湾在中国各地区中，其农地品质不能列入顶级。

这些条件，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农耕为本的观念。以农业面积而言，只有美国、加拿大可与中国相比。而且，中国有如此多样性的地质条件，又有如此大片的可用土地，这才使得中国成为古代世界几个主要的核心地带之一，也在此发展了定居为常态的古代文明，以及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

二

由于政治禁忌，在美国不许讨论人种的异同，以免触发种族歧视。其实，族群纠纷不会因为不提此事，就自然解决了。现在美国人所倡导的种族平等，“各种族间没有差别”，这句话乃是在逃避问题：人类族群之间，明明皮肤有黄色、黑色和白色的不同，而且脸型、体形也不相同，甚至某些族群常有其独有的遗传病症——并非个别家族内部的遗传，而是在整个族群中遗传（例如非洲尼格罗人，其分支带有其他族群罕见的镰状细胞病基因）。所以若要说地球上所有人完全一样，其实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从1920年开始，就发现了许多古人类遗迹。据国家文物局的综合报道：近代一百年来，中国境内先后发现数十种古人类骨骸。以年代来排，可以从腊玛古猿一直排到大荔人、许昌人和山顶洞人，前后年代落差，从距今八百万年一直到距今三万年。由此出现一个大难题：“非洲现代人类出走论”这个命题是否太过简单了？

近几年来有讨论称，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是在距今十万到二十万年间：因为非洲气候大变化，可能影响一些植物的生长，导致四足动物（斑马、牛、象）的逃离，于是以这些四足动物作为食物的非洲古人类，追逐这些动物，从非洲进入欧洲、亚洲。

这个论点，似乎有几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若这一推论为真，为何中国土地上会有如此完整成系列的原始人类骨骸？同时，在中国土地上，腊玛古猿出现了，直立猿人（比如1929年发现的北京人）也出现了，最后现代的智人（比如许昌人和山顶洞人）终于出现。

为何欧洲没有相同的分布呢？为什么欧洲出土的古人类骨骸比中国少？而且，欧洲的克罗马农人体形高大，头也大，脑容量不小；他们使用的工具相当复杂，几乎可以说颇为接近现代欧洲人。这一古人类似乎已与尼安德特人通婚，尼安德特人为何又被现代智人代替了？为何今天欧洲人基因中几乎都有尼安德特人的成分，且其所占比例与中国人基因中的相差不多？

令问题更复杂的是：发掘出的亚洲古人类中，有一种丹尼索瓦人的骨骸，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相当广泛地找到这一似乎属于亚洲古人类的基因，与尼安德特人基因的占比也相差不多。因此，亚洲与欧洲的古人类，两者是不大一样，还是相差不远？究竟中国的人种最早是从非洲开始分化，还是到中国才慢慢演化成现代人类？凡此，现在还无定论。

今天我们看见的东方人，在西方发展的人类学分类上被称为蒙古人种。这一名称，其实并不指称蒙古人是所有东方人的祖先。只是因为，西方人对东方民族的印象最深者，是靠近近代、横扫中东和欧洲的蒙古西征。在他们的印象中，最强大的东方族群都是蒙古人。为什么在中国，基本上我们都是黄种人，带着古老的蒙古人种基因？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这批人在非洲已经开始演化，那么他们是如何适应新的环境的？中国地区地形的多样性，是否对人类的演化有所帮助？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只是，这些疑问我们目前仅能放在心里。

三

第三个课题，是种植农业的问题。人类到了新石器时代，开始自己生产食物。此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取得食物的方式主要是采集和渔猎。世界上有两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最早，一个在两河流域，一个在中国。距今一万一千年至八千年左右，华北地区的先民们已开始种植黍稷，也就是小米。所以那里有很多传说，例如炎帝是种植农业的始祖，他教会人们烧山种地。小米后来逐渐分化为更多品种——粟、稷、粱，如今泛称为小米。至于麦子，则是在两河流域养驯成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被引进甘肃，作为当地的栽培作物。

大约距今一万年至九千年前，长江流域，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古代内海地区，不止一处出现了稻米的种植遗址。野种的稻米被人类养驯了——其出现的地方在湖边或河边的沼泽地，这正符合稻米存在的天然生态。到今天，我们种水稻的方式，还是人工创造一个沼泽般的稻田令其生长。与旱田种植的非洲稻米远亲不同，中国的水稻和印度的稻米都是水田耕种。但印度人是直接将稻种漫撒于沼泽，不另加田间管理工作，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水稻田中精耕细作。

因此，在古代中国两大农作物区，北方种植小米，长江流域种植稻米。稻米的种植区域能延伸到海边的平原、冲积地，以及河流河口等沼泽地带。最著名的一个古代稻米种植地，是浙江余杭的良渚，其遗址存在的时间是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三百年前。其实最早距今一万年，位于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已经开始了原始稻作农业。至今，大米的种植地区仍大致以淮河为界，南边基本上是米食，北边基本上以麦类与小米为食。当然，在南北交界处，例如山东海岱，一部分是山东半岛的前半段，一部分是泗水、潍水、济水等小河区，其农作物完全可以做到稻米与小米并行。湖北汉水流域、安徽淮河流域，也是南北相交之处，在那一条“淮汉线”上，稻米、小米同样都是食用的谷类。

小米也被“南岛语族”（大洋洲和东南亚以南岛语系为语言的族群）从中国带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他们还携带葫芦和芋头作为主要食物。特别是葫芦，对南岛语族而言，既是食物，又可以作为漂具、浮具。

有了农业生产以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快就密集出现。每一个地区都学会了种植，聚落进而发展为村落。农村地带出现的遗址，使我们理解到：中国的农业是聚集的，农田与居住地结合在一起。等到居民人数发展得足够多，农田四周都是居民点。整个村落，按照地形而论，都在离水不太远的地方，且位于同一个族群种植地盘的中央。在黄河流域，村落大概位于二级台地 ，这里易于取水和灌溉，离河不远也淹不着，上面是黄土堆积层。这些黄土有蓄水作用，黄土细沙构成了微管或毛细管，可以自动将底层的水引上来，供给农作物水分。小米需要的水量比麦子少，更比大米少——各地区供水条件不同，也就决定了农作物选择的不同。

在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的大米耕种，最开始是在沼泽地带。后来在湖滨圈出一块田土，等土壤稍微干燥即可种植。有些区域，农人直接在水多的地方拦出一块比较干燥的区域，就作为种植水稻的农田。长江流域的居住村落，基本也集中在一起，往往若干人家聚居，村落有土墙或木栅作为防御工事。这些村落常常还有制作生产工具的作坊，以及烧陶器的作坊等等；也有特定的地方畜养猪、鸡，甚至放羊。这些村落常态的景象是：邻近遗址之间，如果时代相近，村落内部的结构、用具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表现方式都会非常接近，即使有变化，也是渐变而非分离。

所以，农业村落通常也会按照河流的流向分布。如果河流的流域呈枝状，村落也会像树枝一样发展，到最后总是会变成一串本干分枝的聚合。天然村落中，同样种族的人做同样的工作，“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他们就可能结合变成一个古代的族群。这种族群的形成，就是华夏民族整合的第一步。苏秉琦先生从“区、系、类型”逐步建立类别，就是为了从文化项目追寻文化圈的分合因由，以及由此逐步开展的过程。

黄河流域东面、西面的遗址群，进入关中口上 崎岖的小丘陵，也有其不同农耕聚落的遗址群。例如，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在黄河流域北面的运城平原附近，更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串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群，这些群体就是后来“邦国”的根本。由零散的居民点，如此整合为一个族群，即不再是孤立的单位。

总之，我们所见的古代遗址，很少是孤立存在的聚落。一个遗址出现，不太远处通常会有另外的遗址。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群拉成一片，从华山开始直到海河边上的各处遗址，很容易看出其文化亲疏远近的关系。新石器时代农业出现后，黄河流域的聚落，也就一串一串地形成较大区域的文化群体。

长江流域的情况，与黄河流域又有不同。原因是这个区域靠近沼泽地带，合适的土壤未必沿河展开；聚落也就不再是成串排列，而常常可能是若干个考古遗址呈平面地集合为群。长江流域的居民点通常会在沼泽附近高地上建村，高地周围则作为种植区。以石家河遗址为例：十余处聚落，围绕一个中心结合为“群”，如此结构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邦国体制。由此可以瞻见，黄河、长江这两个大区域之间，早在新石器时代，几乎就可以看到其承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各自文化发展的趋向已显现出异同。

我们前面提到，考古遗址若是呈现在空间方面有相当聚合的一类遗址，在时间方面又看得出一些前后继承的关系，那么这些分布在同一地区的若干遗址，就应该属于某一族群。为何单个遗址看不出是属于哪个族类，要许多遗址一起看才能区分？“族”的原意，是“竖旗为标识”，以聚群体——并不必然是种族，而是族群，也包括亲属的群体。族群有其传承和历史，有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我们就可以从考古的遗址分布上开始做整合工作，将分布各处的考古遗址整合成若干族群。从族群上面才能看到更大群体的结合，到最后才会结合成大社会乃至国家。

四

渤海及海河地区，是中国最开始种植小米、开展农耕的区域。约八千年前，小米在中国普及种植，进而发展出粟、稷、粱；内海大湖区也在一万年前左右开始大米种植，然后扩散各地。我们从小米的出现往回追溯，这个阶段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当时古代神话传说里，存在三皇和五帝的对抗：三皇就是炎帝和黄帝结合起来的农耕集团，五帝所代表的是蚩尤领导的采集集团。最后的结果，是采集集团战败了。

炎帝和黄帝在中国两次的合作，分别出现于山西盆地的东缘和西缘。如此神话背后的真相，是将森林地带采集为生的居民，转变为农耕为生的农民的过程。从考古学上看，这一批人的后代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到了商代就已进入铜器时代，但他们的集体记忆长期保留着过往年代的信息。

太昊、少昊、颛顼这三个时代，都与天上的众神有关。阳光照射使处女怀孕；天上飞鸟衔着朱果，被一个游泳的仙子吞下去了，后来诞生英雄（“契生于卵”）……诸如此类与“天”有关的出生神话，与部落或群体联系在一起，在农业时代和狩猎时代都有——狩猎时代更多，因为人们需要用不同的神话传说来辨别没有疆界的地区，这也是加强人和自然关系的方式。

蚩尤所代表的五帝集团与炎帝和黄帝对抗，这段故事在传说中被描述为几次“大战”。其实，传说常将一两次小规模的关键性冲突，夸张成后世所谓大规模的战争。这些领袖的身份，也被夸大为酋长或皇帝。比如太昊、少昊其实并非皇帝，可能是神巫——这个“昊”字有“天”有“日”，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出现过“日”在“山”上或“日”在“天”上的符号，似乎正是那些族群的信仰符号。在渤海地区及东北地区，如中国东北的通古斯族，还有殷商、女真等时代及古日本、古朝鲜，都有日神赐予女性始祖以生命的神话；而蒙古族群，则有天赐“大气力”的“可汗”。前述中国古代的帝号，似乎也透露了同类神话的讯息。

颛顼历是最早的季节历之一，可能因为颛顼是巫师，其专长使他成为部族的领袖。狩猎文明并不太需要注重气候的转变，猎到什么就是什么，从地里挖到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农耕文明就需要关注气候了。颛顼是五帝的最后一帝，在神话传说中他编制了第一个季节性的日历。

从狩猎转变成农耕的过渡期中，两种力量在对峙，牺牲者是蚩尤。蚩尤是战斗之神，传说拥有铜头铁骨，却终于只是一位失败者。然而，在山东他还是被纪念。到了汉朝，蚩尤仍是“山东八神将”之中的兵神。

这个部落里后来又出现另一个形式的蚩尤，那就是嫦娥的丈夫，后羿这个神射手。后羿是狩猎部落之中诞生的救世英雄，他要挑战、处理天上的秩序，改变过于炎热的天气，就将多余的太阳射落。狩猎的时候不管冷热，农耕却与天气关系极大；这位英雄射下九个太阳，使农耕民族的人们不受灾害，这似乎也是两个文化过渡期间的叙述。后羿的传说，后面讲述华夏文明整合的过程还会有所论述。

农业的出现并非朝夕之间，从狩猎和采集转变到定居下来的农耕生产，中间要经历很长的周折。五帝和蚩尤的神话，都代表旧日的传统，不能忘情于过去，正好说明了过渡时期的现象。那时没有文字、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在神话中寻找记忆的线索。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在农耕社会，是否还有过去采集渔猎的痕迹呢？比如，周代已经进入封建时代，诸侯或贵族之间的盟会中，盟主是第一位持刀割牛耳或握牛耳的人——只有领袖人物，力足以处理野牛，这就是对过去狩猎时代传统遗留的纪念。

新妇进门以及祭祀之中，每月或生辰、诞辰、祭祖时，要向公婆奉献的礼物是果实，包括核桃、栗子、榛子等等坚果，还有当时可以采集到的应季鲜果，包括桑葚、草莓等。坚果、水果、芹菜和植物根之类，是狩猎时代女性采集工作的体现，而男性的任务是去打猎。所以这两个礼仪——男子割牛耳、主持杀生，女子献上鲜果、坚果——也未尝不是过去渔猎、采集时代生活的遗迹。

从这些神话遗迹和祭典的遗迹上，我们可以重现那漫长而必然的过渡时期。 h0nG8kvciyL1E/eKZWu141CxMWTjq/hI0p3ewE8UDSII+vRsGh6G5p/qLvBGdB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