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书

这本《经纬华夏》，终于可以放在各位面前，供各位阅读了。在此，我要说明自己撰写本书时的感想。

我想，本书是中国文化史中较为特别的一个文本：因为我在前半段，是将考古学与中国地理分区合在一起，讨论中国地理演变的过程。过去的历史著作，通常只将地理状态视作舞台。本书之中，地理却是参与变化的基本“函数”。历史的变化是动态的，放在这一似乎是静态的格局之上。然而，我却将这一特殊函数，与历史本身的变化（另一函数）编织为一。

由此，我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特色：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地区中，中国竟是最为完整的一片土地；在此疆域之内，不同族群频繁进出，交汇时不断摩擦与融合。于是，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与磨合之后，呈现其鲜明的包容特色，而这一特色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调和”。

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

这一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历近四百年的遭逢与碰撞。遭逢的对象，是地理环境割裂的欧洲，一个族群移动频繁、以战斗征服作为融合契机的群体。此外，在中世纪也有些从东方迁入欧洲的族群，摆脱了天主教会的约束，大多数族群改组为民族国家。

随后的时代，出现很重要的转变。一则，当年战斗部落的战士，往往共同推举领导战斗的首领；同时，这些战士，在部落中都是具有独立身份的个人——就集体而言，他们乃是部落真正的主人。当古代城邦出现时，希腊城邦就以这种模式，将战斗部落转变为民族体制。城邦的公民，也就是当初的战士，是城邦的自由人；他们经过选举，推举出共同领袖；出征的部队得胜归来，通过共同会议，决定如何分配战利品。在17世纪出现的民族国家中，有一些遵循上述背景，转变为民主体制，由公民共同决定国家事务与选举国家领导人。这一转变，在人类历史上确定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

另一方面，至少在18世纪以后，欧洲摆脱了教廷在思想上的约束，不再停滞于“一切归诸上帝”。于是，在文艺复兴和理性的时代，他们开始思考天地如何形成，宇宙万物如何运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科学与理性两大基本价值。

西方文明自身的发展，总时长不超过两千年，这一群体行动力强，融合力弱。在上述变化以后，欧洲人才具有自身的“动能”。于是，他们通过海上活动掠夺了非洲和美洲的资源、劳力以及土地，迅速开展为支配世界的力量。近五百年来，这一强大“战斗群”，对中国这一巨大“文化群”形成严重挑战。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群”对于这一挑战，有穷于应付之窘态，近百年来才知如何应对。

世界的运转不会停止，人类社会的变化也不会中断。中国式的群体，长期停留在宇宙和谐秩序下，以“宗法、市集、国家”为组织函数。这一由宗族、社区形成的群体，其中的个人与群体之间，是相对的有取、有予，有支持、有分享——如此原则，可以导致群体一致行动的强大动能；而且群体之内，因为取予相当，也会以稳定为其常态。如此原则，与上述欧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的原则，二者之间如何共存，如何融合，将是人类能否在此地球上和平共存，创造人类共享福祉的世界文明之关键。

如果根据欧洲当年部落群的背景言之，他们是移动的群体，没有固定的农业可以维生，必须经历依赖草原上的牧草，养育牲口以维生计的阶段。在部落群进入欧洲时，欧洲已有的当地居民分散各处。从考古资料看，距今一万年到四五千年间，这些古老的族群分别据守林地与草地，以采集与比较初级的农牧业维生。欧洲破碎的地形，无法容纳大量人口，发展出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式生态。原有居民与新来的部落群，即使更往西进，到大西洋边便无路可走。因此，其经济模式无法转变成占地面积庞大的农业经济，他们必须四处掠夺，也掠夺邻近的中东、非洲。当民族国家形成后，临海国家经由海路掠夺其他地区的资源，或经由商业交换取得利润，甚至于侵略土地、奴役人口：这就是海上贸易的雏形。在此雏形之上，终于出现了制造和交换产业，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前身。如此生态，孕育了资本主义海上活动具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同时带来了民主与自由。

占有亚洲大陆东方大片面积的中国，形成稳定的农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级都市的交换，建构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循环。于是，中国式的国家与经济秩序，是稳定与合作，再经由合作分配于社会群体内的其他人员。相对于欧洲在18世纪以后呈现的形态——取之于人，以肥自己；人人都有争夺的权利，于是“人自为战”，不求合作——两者确实是凿枘不投。这也说明，为何在明清时期，西方人叩关求入而中国不应，终于在鸦片战争时，以兵舰和大炮砸开中国的大门。到最近的20世纪，中国也采取了西方模式，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以我自己的感觉，假如以物理学上描述的粒子与群体之间的状态而言——个别单位内部的静态，依赖于其内部粒子“能”的交换，取得整体的动态平衡；而各层次的群体，共同维持动态稳定——如此状态，可能恰好涵盖了东西方的特色。西方求动而不得定，东方求稳而不愿动，双方又不能理解对方的理由与惯例造成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局。

因此，我在这里祈求：各位读者，请不要仅仅将这本书视为“教科书”。我在书中提出的课题，乃是希望各位借此机会思考：人类该如何避免互相伤害，而走向互利共存？

言及于此，心情十分沉重。借用王阳明心学的“四句诀”其中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希望我们不再滞留于“无善无恶”的静止状态，我们必须要有所裁断，有所取舍。我们将来面对如此严重新局面的态度，应非对抗，而是劝说。

2023年3月24日于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