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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在耄耋之年推出新著《经纬华夏》，无论对于学界还是公众，都是一大幸事。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写出《国史大纲》的钱穆先生，据说曾要求独立担纲北大中国通史课的讲授，意在一个“通”字，所求者乃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执着与大气。许倬云先生这部大作同样如此，处处都能让人真切感受到他呈现完整系统的中国史的使命感，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谓“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中西兼通，窗里窗外，我者他者——正因如此，先生方能看得更透彻、更明白。
先生在《余白》中明言，此书本打算作为《万古江河》的续编，最终却“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而“如此改变，是顺着自己的思考路线发展，顺其自然”——愚以为，这个“顺其自然”的思考路向，就是导言中所谓“中国文化格局的世界性”。如果说《万古江河》还“大多是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那么《经纬华夏》则是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了。
读此书，感觉最为认同、最惺惺相惜之处，当属许先生以地理、地缘和人地关系作为基础，缓缓为我们展开的这幅华夏画卷。许先生胸怀华夏、放眼东亚，他俨然是位将军，又像是位写意书画家，睥睨天下，挥洒自如。他将中国地理与文化大势比喻为围棋里的一条“大龙”，其所压之处，处处是活眼，内部彼此影响又互相仰仗，而这条盘踞着华夏棋局的巨龙，最终又在东亚乃至世界棋盘上大放光彩。如此一览众山小的豪放之气，正是“经纬华夏”此一书名的应有之义。
观史如观画，都需要远近长短的距离感，微观看细部，宏观看格局。观画的距离感在于空间，观史的距离感则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全球史的概念及全球通史类作品的出现，至多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此前的任何史著，可以说都是区域视野的区域史。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看区域文明，处处有比较文明史理念下的观照，是这几十年以来才有的史学新气象。言之知易，行之何难！在此类书籍之中，许先生的作品无疑是针对当前这个大时代的思考结晶，堪称典范。
许先生在述及这本书与《万古江河》的不同时，特意强调“因应着考古材料的众多，有一半以上的论述是有关考古成果的启示”，这构成了此书的一大特色。前七章的论述，主要建立在对考古材料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先生大量引用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涵盖学界最新的发现与认识，致力于“将似乎有个别特色的许多遗址，组织为古史的代表；从这种序列，也可以看到时间维度上某一个文化系统本身的演变”，进而“将中国历史归纳为时间之序列、空间之扩散，从而理解人类的移动轨迹，以及族群之间、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将大面积、长时段、以其特征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这些个别的、有特色的群体——放在一区一区，也就等于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叙述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
囿于专攻学科和自身学力的局限，我对先生的贯通性研究不敢过多置喙，但仍想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一些自己的理解与感受。
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是多元一体理论。这一理论框架来源于社会学范畴的多元一体格局，指的是一种横向的当代民族观。而考古学上的多元一体理论，指的是华夏族群纵向的演化趋向——从多元化到一体化。所谓“最大公约数”，指的是在这一问题上，认可度最高，争议最少。书中明确提出的三个“核心区”的概念，就是对上述多元一体理论框架的深入阐发。第一区在黄河流域，从关陇直到渤海，应即黄土高原与黄土平原及左近地区，此区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原”；第二区是长江流域，从长江上游直至“吴头楚尾”的长江口和太湖一带；第三区则是从南岭、武夷山以南的沿海长带地区，顺着西江延伸到中国西南部云贵地区。许倬云先生对第三区予以充分的强调，颇具深意，这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此后近古乃至现代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窗口。先生进一步指出，“传统考古学所认定的‘中原地区’，从西到东，其实都与草原文化有脱不开的关系”，“中华文明并非由某个单独的中心形成、进化，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我所列举的三个核心区，都有各自发展的条件以及发展的过程；最后，它们在文化上终于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上述几个核心区的贡献，最终都融合在这一整体之内”。
关于中国文化不断开展的历程，许先生早先曾借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所述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循着众多前辈的学术志向和探索业绩深入探究，就我一个考古人的视角而言，如果仍然借用梁启超和许倬云先生的观念，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中国的中国”应大致相当于玉帛古国的良渚、大汶口——海岱龙山和仰韶——中原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处的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前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限于东亚大陆的松散的史前中国互动圈渐趋形成的阶段；“欧亚的中国”相当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青铜文明（夏、商、周三代王朝）被纳入欧亚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经秦汉而至隋唐，东亚大陆的国家群与亚欧大陆西部和中部不断沟通互动的时代，这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时代；“世界的中国”则大致相当于由宋至清的近古帝国时期，逐渐面向海洋，都邑由中原东移，南北变动，步入拥抱世界的新纪元。
因了考古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眼界进一步放开，从而有了更宏阔的视域。《世界体系》一书曾提出“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世界体系”最初形成的契机，当然是五千年前席卷整个亚欧大陆、距今三千七百年前后进入东亚并催生了中原王朝文明的青铜大潮，而非五百年前的“大航海”贸易。如此而言，先生以考古学为基石的论述，当属从这一宏观视野对华夏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史的考察。
关于中国信史时代的展开，许倬云先生强调自从西周以后，中国内、外之间的区别，乃是一个多重结构的共同体的内和外；不是单纯的华夏和夷狄，而是“网内”与“网外”多层次的我者与他者。他指出，“游牧与农耕并存的形态，成为东亚农耕国家与游牧群体之间对立而并存的常态”，而“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征服中原政权或者被中原政权往西边推，于是东方的变动形成一股压力往西方传导，建构了中东和西欧的历史”。这种高屋建瓴的大气，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系络图”。自然，此间也不乏对古代中国由复杂的文化共同体融合而成的天下格局，以及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分化扰攘态势的比较分析。至于先生对古代中国文化格局和思想系统的阐述，更是汪洋恣意，金句迭出。凡此种种，读者自可徜徉其间，尽享思辨之美。
就史家而言，先生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他曾在战乱时被卷入，深怀流离失所之痛；也曾亲身参与社会改革，希冀能对故土更好的发展有所助益。他既是冷峻的观察研究者，又是抱持热望的践行者。他是严肃的，又是热忱的，他的文字融入了情感，但又质朴自然。他说自己提出的解释，不见于任何教科书之中，如果不用心在史料上，是看不出来的。也正因此，他对自己抗战时亲身经历的叙述，对知识群体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分析，对湖湘经世集团及其后继者作用的强调等，都构成该书区别于一般中国通史的鲜明特色和独到难得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又是一部融学术、思想、家世、情感于一体的史学佳作。
许先生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受教于中国第一代“海归”，如李济之先生、沈刚伯先生、李宗侗先生及其他文献史学、考古学界的硕学大儒，这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此后先生兼跨中西学术圈，学术取向上致力于打通今古，故对中国大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极为重视，与同辈的张忠培教授等相交甚笃，切磋合作，得以遍访大陆重要遗址和发掘现场、共同组织学术活动。而张忠培先生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的受业弟子。在许先生这部著作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海峡两岸数代学人由分到合，共同探求华夏文明起源及其演变过程，殊途而同归的学史轨迹。在本书中，许先生的思源感恩之情跃然纸上。虽经百年巨变，但学人寻踪古代中国历程的家国情怀与执着追求，仍让人感怀动心。
先生对包括史前时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史的悉心梳理勾勒，处处显现出意在通过对中国初生脉络和文化缘起的深究，进而发掘其内涵底蕴的拳拳念想：“中国文化是以大宇宙来定义一个人间，再以人间孕育下面各个层次的空间：国、族、亲戚、乡里、朋友。这一级一级由个人而至天下的网络结构，每一级之间，都是彼此关联、前后相续的秩序，中间不能切断，更非对立……既然这一文化圈的特点，是一个大宇宙涵盖其上，一个全世界承载于下，居于二者之中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才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命意。”
掩卷之余，这位世纪老人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每个个人的抱负，应当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过程，从近到远，逐步扩大，最后达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顿所有的人类。”这些悲悯的哲思，令人感佩不已。这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平和与深刻。先生所描绘的华夏文明，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许先生在全书的最后，谈到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先坦言前人在“赛先生”“德先生”和“进化论”等认知上的误区，又给出了自己的殷殷嘱托，希望大同世界的梦想早日在中国落实。我在阅读《许倬云说美国》一书时谈及：许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这位世纪老人的警世恒言，处处散发着思想的辉光和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读完这本《经纬华夏》，我不得不又一次由衷地感叹：许倬云，常读常新。
2023年2月于京西门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