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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是许多事物的发源地，如尼安德特人、游牧生活、战争，不明飞行物最早也是在这里被人们目击到的。但我们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中亚”在历史学上不过是一个无用的阐释性概念。我们对于“大草原（the steppe）”这一个概念的理解则稍显透彻一些，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术语。它囊括了在植被、海拔以及气候上都有巨大差异的各类地区。一些作者喜欢笼统地把“大草原”想象成一个从匈牙利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连续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正是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所谓的包括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内的“世界岛（world island）”
的核心或者说是其心脏地带。
[1]
在这个模型中，草原的任意一端都被山脉阻挡。在欧洲，喀尔巴阡山脉将俄罗斯草原同匈牙利平原分开；而在东亚，兴安岭将蒙古草原同其位于中国东北的部分分隔开来。另一些作者更倾向于采用“二元模型”，包括了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里海北部以及南俄罗斯平原在内的“低地草原（low steppe）”，以及由新疆地区和内外蒙古构成的“高地草原（high steppe）”。正如其名称所示，高地草原的海拔为4500—1.5万英尺
，而低地草原地区则处在海平面的高度。
[2]
还有人提出了三分法，将草原划分成三层。第一层涵盖了从匈牙利到乌克兰南部、黑海北部以及里海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所有土地。被叫作“中部大草原（central steppe）”的第二层从哈萨克斯坦北部绵延到与沙漠地区交错的亚洲中南部地区。第三层是蒙古以及新疆北部的广大草原地区，从“大戈壁（Gobi Desert）”的北部边缘一直绵延至中国东北的兴安岭。想要进入这片草原就要穿越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中间位于准噶尔盆地的缺口。
[3]
当然仍有其他的地理学家对这种将“大草原”视作核心概念的思路并不满意，并进一步强调“欧亚边缘”（Outer Eurasia，土耳其、伊拉克、阿拉伯半岛、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日本）与“欧亚腹地”（Inner Eurasia，乌克兰、俄罗斯、蒙古和现代的“斯坦”，如哈萨克斯坦等）之间的差异。 [4]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那些坚持从横向视角来理解亚洲的人，有时也会选择将沙漠或者水系——而非草原作为这片大陆最为重要的自然特征。基于此观点，我们应该直接将目光投射到草原南部连续的沙漠地带。这个地区包括了大戈壁、塔克拉玛干沙漠、咸海东南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和伊朗的卡维尔盐漠。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纬度上，连绵的沙漠从中东和阿拉伯半岛一直蔓延到撒哈拉，直到大西洋的出现才最终阻止了这一蔓延趋势。 [5] 同样地，通过对于亚洲水系的横向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其连续性始于黄河和长江，途经印度河和恒河，最终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对于草原的重视为研究蒙古地区提供了一个东西向的横向模型。不过，有人认为研究蒙古地区的关键在于南北向的垂直纵轴，这一个纵轴从北西伯利亚和北冰洋的冻土带开始，穿过蒙古北部的针叶林，经过草原来到大戈壁，再从中国北部的山区南下抵达南方沃野。因此，有些专家更倾向于把蒙古北部的“森林草原（forest-steppe）”和南部的“荒漠草原（steppe-desert）”区别开来。 [6] 这一观点强调了山地而非草原地区的重要性：阿拉善、北山和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拥有高达2.5万英尺的山峰和峡谷般深邃的河谷）；天山山脉（拥有高达2.4万英尺的山峰）；位于蒙古北部的肯特山脉（最高峰超过9000英尺）；位于蒙古西部的阿尔泰山脉（最高峰1.4万英尺）以及坐落在其西边的好似侍从的塔尔巴哈台山脉 [7] 。
阿尔泰山对于关注蒙古的作者一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因为萨彦—阿尔泰高原与森林草原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蒙古的历史中，大片的松木针叶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靠它们涵养了鄂毕河、勒拿河、叶尼塞河以及黑龙江这四条重要河流的水土。 [8] 阿尔泰山脉的亚高山带山谷是极好的牧场，碎石、盐晶、黏土都被肥美的牧草所覆盖。尽管不存在类似曾经比属刚果（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伊图里森林到开阔的稀树草原之间的突然转变，或是从亚马孙丛林到拉诺斯草原之间的鲜明过渡，但还是有一些旅行者声称在针叶林与草原之间可以辨识出一片无人居住的黑土地。
在森林与大戈壁中间的是蒙古草原，有些人甚至将它定义为从天山北麓到阿尔泰山南麓之间的所有区域。其中大部分是没有树木的牧场，许多地方的海拔都低于海平面，但也有树木葱郁的高山，比如位于该区域中北部的蒙古人的圣山——不儿罕山。 [9] 这些山地都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在夏天水草丰美，还有大量鸟兽可供狩猎。对蒙古人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那里的河流，尽管它们中的许多都只是时令河。对那里的居民们而言，水永远都是最珍贵的资源。虽然有很多溪流，也有一些泉水，西南边还有咸水湖和沼泽湿地，但依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部被高山环绕的贝加尔湖（这里因大量的海鸟而闻名，特别是海鸥）才是这片区域的大水库。 [10]
本质上，蒙古地区是一个海拔从3500到5000英尺不等、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的平原，其大小远超锡尔河以北及其毗连的东、西部草原。它的中央是常被人们提起的大戈壁，它占据了整个蒙古地区三分之一的面积（草原和牧场占据了大约50%，森林占据了15%）。虽然都是沙漠，但大戈壁与撒哈拉并不相同，因为它的地表包括草地、沙地、大大小小的石子、岩石或者条纹状的盐沼。一些纯粹主义者反对用“沙漠”这个词来描述它，因为他们认为大戈壁主要还是一片干旱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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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围，茂密的草原如同透明的面纱一般轻轻地遮住了这片土地，但如果深入其腹地，就会发现那里的植被只剩下了数量有限的灌木和杂草。在这之后，人们会遇到或移动或固定的沙丘、黏土平原、盐滩、孤零零的井和各类沙漠植物，比如白色的梭梭树（可用作柴火）和麻黄。大戈壁在东西方向上延伸了12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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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骑着骆驼，从今天中国的边境朝着俄罗斯边境进行一场全长约800英里的南北向旅程，大约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而这之中，基本有一半的时间，要在起伏不平的草原上进行一段艰苦卓绝的跋涉。接着会迎来历时四天、约50英里如同行军一般艰难的行程。这期间要穿越一片无垠的沙漠，翻过两个布满岩石的高耸山脊，一位旅行者生动地写道：“浑圆的山丘在热浪中晃动，好似水中银色幻影里的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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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沙漠虽然终结了一成不变的平原景色，但严重放缓了我们旅行的速度。在这之后的一周将全都是砾石平原，那里的土壤呈现出深红色，色泽亮丽的半透明宝石和水晶是其最负盛名之处。游牧人群认为大戈壁拥有自己的灵魂，它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的地方。那里的海市蜃楼甚至让后来的欧洲旅行者们仓皇不已，他们记录道：“最主要的颜色是一种模糊的、半透明的白色，确切地说就像只和水搅拌在一起的竹芋粉或玉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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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这片荒漠异常地宁静，一位作家曾因此陷入冥想，他描述道：“大熊座的璀璨亮光，仙后座和昴宿星团的柔弱微光，呈现出在其他纬度所罕见的迷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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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穿越大戈壁的旅行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水。在正常的情况下，每30英里左右就必须挖一口10英尺深的井，只有夏天的暴雨才能略微缓解干旱。
大戈壁中还有一个威胁来自沙尘暴，不过旅行者们并没有在其出现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上达成一致。有人说，夏天的沙尘暴压得人喘不过气，冬天的沙尘暴则如同凛冽刺骨的冰刀，不过也有亲身经历者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
蒙古地区的居民一边忍受着严寒的气候一边面临着缺水的困境。由于缺乏足够的降水（年均降水仅有10—20英尺），这片土地过于干涸，以致于如果没有昂贵的灌溉设施就完全无法发展农业，因此该地的人口规模始终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估计在70万到200万之间，与其邻近的定居者的人口密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16] 过于靠北的纬度加上远离海洋，使得该地相较于亚洲的其他地区平均气温更低、日照时间更短而且存在极寒天气。蒙古的冬天格外寒冷，一年中有六个月的气温在0℃以下。甚至只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就能够体验到所有的天气状况。1942年6月进行的一次气象研究就证实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原本平静而晴朗的傍晚突然间迎来一阵时速60英里的狂风，扬起了遮天蔽日的沙尘。这场风暴持续了一个小时，消散之后则是晴空万里，夜空中的群星似乎都变得更加明亮。到了凌晨一两点又突降暴雨，黎明时分再一次乌云密布。第二天上午9点雾气大作，随后风雪交加，气温降到了0.6℃。 [17]
不过同海洋的悬隔，也使得蒙古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因祸得福。尽管这个国度普遍比较寒冷，但空气湿度较低使得其相对而言很少降雪，积雪的深度极少能够超过三英尺。较低的空气湿度也使云层难以形成，这使得蒙古地区相较于同纬度的瑞士以及美国中西部各州在夏天多享受了500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一旦这种气候模式被打破，后果将会十分严重——13世纪40年代，方济各会的使者卡尔平尼修士写下的关于蒙古的著作中提到了仲夏时节猛烈的暴风雨和暴风雪（在1246年6月29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当天的大雪），还有堪比飓风强度的大风、冰雹以及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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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样随时要遭受极端天气袭击的夏天，也不过从6月到8月，仅仅持续三个月。9月份的时候蒙古已经非常寒冷，10月份就可能迎来今冬的头一遭暴风雪。到了11月，河流会全部冰封，接下来直到第二年的5月，整个蒙古一连六个月都成了“雾之国（Niflheim）”
。蒙古地区一年到头，总是充满各种完全无法预测的极端天气，且四季温差极大，可以从夏天的37.8℃降到冬天的—41.7℃。由于缺少天然的挡风屏障，狂风总是肆虐于此。人们会同时遭受来自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的狂风和来自大戈壁的沙尘暴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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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会呈现出迥异的样貌，这一点实在不足为奇。最为壮美的景色大概出现在5月。那时，广阔的平原覆盖上了苍翠欲滴的绒毯，上面装点着各色鲜花——朱红色的虞美人、龙胆、天竺葵、凤眼、飞燕草、紫菀、杜鹃花、雪绒花、素白的旋花以及勿忘我，这一盛景会一直持续到夏末。中亚的植物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当地一共有8094种植物，其中大约1600种属于沙漠所特有的。 [20]
不必说，蒙古某些地区要比其他地方更受青睐。一些地理学家划分了两个气候带，一个位于远至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西部地区，另一个则位于东部。在西部气候带，夏天几乎没有降雨，但是冬天因为受到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雪量要大于东部。虽是缺乏河流的山脉，但在蒙古西部，山间的溪流与泉水形成的高山草甸能为牧民提供良好的冬季牧场。在东部气候带，季风在夏季带来了充足的水汽，而在冬季带来了盘旋在草原上空的反气旋。人们在冬季常常能遇上阳光明媚、平静无风的天气，加上不怎么下雪，所以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放牧。 [21]
因此，蒙古地区的东部为游牧者所偏爱，而其中又以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流域为甚（这里恰好是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鄂嫩河长约500英里，发源于太平洋水系与北冰洋水系的分水岭——肯特山脉的东麓，圣山不儿罕山可能也被包括在这片山脉之中。鄂嫩河是最终汇入了黑龙江的石勒喀河的支流（如果将鄂嫩河—石勒喀河—黑龙江看作是一整条河流，那么2744英里的总长度能使之成为世界第九长河）。 [22] 克鲁伦河发源于肯特山脉南麓，流经蒙古草原东部，最终注入中国境内的呼伦湖。在降雨充沛的年份里，缺少出水口的呼伦湖通常在其北岸溢出。一部分溢出的水经长约20英里的达兰鄂罗木河汇入俄罗斯与中国的传统界河——额尔古纳河。河水沿着额尔古纳河的河道奔涌600英里后同前文所说的石勒喀河汇合，成为我们所熟知的黑龙江（有人提出，如果把黑龙江看作由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所组成的一条完整的河流，而非像前文所说的将鄂嫩河—石勒喀河—黑龙江视为一个整体，那么黑龙江就凭借其3000多英里的长度成为世界第六长河）。 [23] 位于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的400余平方英里的森林，可谓是草原当中宛若仙境一般的宜居区，正是这里成了蒙古人的龙兴之地。这里能找到许多在蒙古其他地区非常罕见的树种：野樱桃、犬蔷薇、红醋栗、山楂、白杨、桦树、榆树、野苹果、西伯利亚杏、柳树、梣木、鼠李、俄罗斯梣木、杜松、胡桃、槭树以及阿月浑子。 [24]
蒙古的气候一直都将至关重要的农业生产拒之门外。供水不足以及因蒸发和太阳辐射导致的水分迅速流失不过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过短的生长季、大片大片的湿地和沼泽、干冷的环境以及盐碱地和冻土。当时（包括现在）的蒙古人主要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这种简单的说法其实是将其背后的复杂性给掩盖了起来，毕竟有些牧民的生活并非游牧式，而有些居无定所的人又并非牧民。比方说，尽管并不放牧，但西伯利亚的丛林土著是拥有马匹且四海为家的流浪者，而美洲的高乔人和牛仔虽然是牧民但他们并不四处迁徙。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去细分畜牧业和农业。蒙古地区周边的一些人群（居住在长城以北的汪古部以及生活在叶尼塞河沿岸的部落民）部分从事放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 [25] 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和非季节性迁移放牧的概念，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细微的差异。通常两者的区别在于，季节性迁移放牧模式会在冬季与夏季牧场之间来回迁移牲畜，而牧民们有像村落这样的固定居住点。而对于游牧式的放牧生活，赶着牲畜的人居无定所，他们住在可移动的帐篷里，跟随着季节的变化同牲畜一起迁移。 [26]
虽然牲畜是私有财产，不过牧场却是由数个血缘共同体共同拥有的，其中最强大的部落和部族可以在一年中最适宜的时节占据最好的牧场。水资源总是草原上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所以各个游牧团体都会独占那些关键的水井，而外人想要使用就要支付报酬。 [27] 到了冬天，营地和牧场通常会选在有自然屏障保护、积雪较少的区域，这些地方往往位于低矮的山谷、冲积平原、山的南坡，或者是草原的洼地。春天的时候，度过了寒冬的牲畜非常虚弱，这也是最为艰难的时候。到了5月末或者6月初，水汽的蒸发和逐渐变干的牧草预示着草原生机的复苏，每当此时，牧民们便开始迁往更高纬度的夏季牧场，牲畜也开始养膘。他们一边迅速撤离冬天的营地，一边让家畜在融化的雪水池子边尽情地饮食。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之间的距离通常在50英里左右，最近也不会少于20英里，但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河谷这样极受欢迎的地方距离则远至60英里。对那些在大戈壁的边缘唯有竭尽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来说，转场距离可能会有75英里甚至更长。这段行程以每天不超过20英里的速度不慌不忙地进行，当然，也不是每天都照此速度前进，牧民们也可能会选择隔日再继续上路或者干脆休息得更久一点。 [28]
夏天的营地一般搭在有凉风吹过的高地上。在这个季节里，有酸奶、奶酪以及从马奶发酵而来的马奶酒。从绵羊、山羊和骆驼身上薅下来的毛被织成了线，再用线制成绳子、垫子、地毯和包。蒙古人非常擅长制作用在帐篷上的毛毡。制作方法是首先打羊毛，然后给羊毛浇上开水，接着来回不停地碾，直到这些纤维具有足够的韧性以便制成织物。由于毛毡能够在狂风天起到隔绝和保护的作用，所以毛毡是称为圆顶帐篷（我们更熟悉的“蒙古包”是后来俄罗斯新造的称呼）的蒙古帐篷关键的组成部分。秋天正是最为安宁的时期，是喂养春季产下的羊羔的好时节，此时的牲畜也最为健壮。 [29] 当天气开始转凉，牧民们便启程返回冬季牧场。他们喜欢在冬季牧场的外围放牧，只有当天气变得极其恶劣、温度骤然下降时才会把牲畜转移到牧场的腹地。接着，蒙古人会根据经验估算出有多少牲畜能在冬季牧场里存活，然后宰掉最弱小、最不耐寒的那些。它们的肉经过熏制将成为牧民冬季的食物储备。因此，蒙古人的饮食也具有季节特性：夏天吃乳制品，冬天吃肉。 [30] 受制于水和饲料的储备，可以存活的牲畜数量有限，但牧民们通常会试着保留尽可能多的活畜。冬天总是令人担忧的，你永远无法准确地预测到环境可能有多恶劣。在霜冻、干旱和疾病一起降临的时候，一个拥有若干牲畜的牧民会发现他的财产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冬天饲料的限制和春天的产羔都会使牲畜极为虚弱，所以季节性的规律至关重要。如果春天反常地出现了暴风雪，那么许多的牲畜尤其是那些刚出生不久的幼崽就会丧命。幸运的是，这种情况通常在一代人里发生不超过一次。规模大的队伍总是做得最好的，毕竟拥有牲畜最多的牧场总要比那些只有少量牲畜的牧人们恢复得更快。 [31]
蒙古牧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他们永远在刀刃上过活。最严重的问题包括：植被退化，沙尘暴的侵蚀，风力作用导致的土壤矿化以及土地的盐碱化。如果土地的这些问题再加上过度放牧，那么结果就是牧场变成一片不毛之地。无论如何，土地的盐碱化和普遍的干旱都限制了水资源的总量。这也就意味着，畜群的数量永远都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增长，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人口自然也不会增加。这其实就是说，畜牧业无助于人口的稳定与持续。 [32] 即便是处在稳定的状态，牧民们也必须精确地计算需水量以及水井、水潭等水源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不同种类的牲畜有着不同的移动速度，而且它们对水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雪对于蒙古人而言算是好坏参半的。一方面，它为牧场带来了更多的降水，促进了牧草生长，要是没有这些就会出现过度放牧并最终导致土地荒漠化；另一方面，积雪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因为它覆盖在草地和其他植被之上，使得牲畜无法进食。
[33]
当时（现在也是）尤其让人感到担心的是一种被称为“阻碍（zud）”
的现象，因为融雪会反复、交替地解冻和冻结，在雪下形成厚厚的不可逾越的冰层。由于它可能影响到整个蒙古地区，所以这个现象尤其令人恐惧，干旱就从来没能造成如此普遍的影响。
[34]
蒙古的牧民们不得不在饲养和管理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这五种不相同的家畜时，于气候的不断变化中寻找平衡。不同于主要饲养单峰骆驼的阿拉伯贝都因人以及饲养驯鹿、生活在针叶林地带的林中百姓，蒙古人并不仅仅饲养一种动物。因此他们在放牧时需要根据家畜种类轮换牧场，就像农学家需要根据农作物的种类进行轮种一般。 [35] 马和骆驼需要比羊更加湿润的牧场，所以它们需要在溪流流经的肥沃土地上进食。在蒙古，这就意味着要把它们和其他的牲畜分开放牧。绵羊和山羊是出了名的“铲草机”（绵羊和山羊几乎会把牧场上的草全部啃秃），也就是说大群的家畜不能紧随其后在同一个地方放牧。过度放牧绵羊和山羊会导致极其严重的问题，它们的蹄子破坏了土地的表面，让土壤直接裸露在外遭到风蚀。 [36] 合理的牧场管理方式要求牧场必须在进行时段性的彻底休牧之后，再放牧骆驼和马这些不同的牲畜，好让牧场从“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的羊嘴下得到喘息。不言而喻的是，无论哪片牧场都不应该年复一年地放牧同一类牲畜。除了防止侵蚀之外，技术层面的原因是在土地累积同一种牲畜的粪便和尿液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粪便和尿液不但做不了肥料而且会变成有毒物质，在减少提供的养分的同时还会增加让牲畜患上疾病甚至染上瘟疫的风险。 [37] 因此，牧民的可选项并不充裕，要么为牛和马腾出专门的牧场，要么就必须在绵羊和山羊之前先放牧其他牲畜。
进一步地观察这五种家畜将有助于发现牧民和牲畜贩子们所面临的那些复杂的问题。蒙古文化的核心之中恰好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关于人们如何看待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感受。客观地说，他们所拥有的最具经济价值的资产是成群结队的羊群，但主观上他们最为珍视的却是马。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这几种牲畜对蒙古人的重要性由高到低的排列如下：马、骆驼、牛、绵羊和山羊。 [38] 不过他们饲养的50%到60%的牲畜都是绵羊，绵羊无疑是这种原始经济的支柱。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由于草原恶劣环境的限制，20世纪早期的蒙古与其在13世纪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引用一些现代的统计数据来进一步细化我们对于13世纪蒙古牧民畜群结构的认识。在1918年，蒙古的牧场面积约为3亿英亩，有115万匹马、108万头牛、720万只绵羊和23万头骆驼。在1924年，该数据变为135万匹马、150万头牛、1065万只绵羊和山羊以及27.5万头骆驼。到了1935年，数据分别为180万、235万、1770万和56万。 [39] 虽然20世纪的特殊经济计划导致整体数据呈现出迅速的增长，但是各牲畜数量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而且绵羊的中心地位非常明显。
蒙古绵羊的体型较小，它们与欧洲绵羊相比产肉量少。绵羊的毛虽然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可以做成毛毡和衣物。绵羊最重要的产物是羊奶，羊奶要么制成黄油、奶酪，要么制成乳酒。 [40] 在春天从冬季牧场向夏季牧场的移动中，绵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它不需要专门的水源，它们可以从露水和被融雪湿润的草地中获得充足的水分。春天当然也是危机四伏的季节，在向高山牧场转移之前绵羊既要产羊羔又要剪羊毛。牧羊人必须永远保持小心谨慎，高海拔、干旱或是位处森林边缘都会使牧场条件变得糟糕，这时羊群的数量可能会有令人惊慌的骤降。 [41] 在冬季一开始屠宰的多余牲畜几乎也都是羊，但蒙古人似乎在消耗绵羊和山羊肉时比较节省。根据方济各会的使者柏朗嘉宾的记载，一只绵羊可供50人食用。 [42] 旅行者圣昆廷的西蒙在一篇关于可怕的蒙古餐桌礼仪的长篇论述中写道：“他们几乎不吃肉，这在其他民族看来简直活不下去。” [43] 一个普通的家庭在随季节迁徙的旅途中通常会带上100只绵羊、少数的牛、五匹可以骑着上战场的马以及另外三匹小马驹。传统的观念认为，绵羊群的最佳规模在1000只左右。与绵羊在一起放牧的是山羊，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游牧资源，山羊能产羊奶和羊毛。它们的优势是可以靠牧场以外的草地为生，不过它们的缺点则是会破坏根茎以及树木，后者常被蒙古人用作木柴或建筑材料。 [44] 虽然并非出于任何宗教上的禁忌（蒙古人很乐意食用猪肉或肉牛），但猪从来都不是游牧生活的一员。人们不养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猪要吃在大草原上无处可寻的橡子，也因为猪无法完成长距离的迁移。 [45]
蒙古人大约有9%的牲畜是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蒙古长角牛主要被用作驮兽，它们拖着载有移动蒙古包的车，不过有时候也被食用或者制成兽皮。它们很少被成群饲养。对蒙古人来说公牛更具饲养价值，公牛的优势在于被阉割之前它们可以充分地育成肌肉。蒙古最珍贵的牛可能要数牦牛。人们曾经以为牦牛只被用在高山地区，但这种看法似乎已被放弃。重达2200磅
、站立时肩高五至七英尺的牦牛无论作为驮兽还是在产出牛奶、牛肉和纤维制品等方面都非常实用，它的粪便也被当作最好的燃料。
[46]
著名作家维克拉姆·塞斯就把牦牛描写成了一台能将草转变成黄油、燃料、搭帐篷的皮子和服装的高产机器。
[47]
不过用处最多的品种却是犏牛，这是牦牛与奶牛杂交的品种。由于能够同时适应高、低海拔，容易被驯服并产出更优质的牛奶，所以这种杂交品种尤其地宝贵。方济各会的修士威廉·卢布鲁克和马可·波罗都很喜欢犏牛。卢布鲁克是这样写的：
（他们有）一群极其强壮的牛，这些牛的尾巴上有像马尾那么多的毛，肚子和背部毛茸茸的。它们的腿比其他的牛要短，但是更加强壮，可以一路拖着蒙古人巨大的房子前进。它们扭曲的犄角又长又细且特别锋利，以至于要不时地锯掉尖尖的角。你休想得到它的奶水，除非有人为它歌唱。而且它们也有公牛的脾气，如果看到穿红装的人，它们就会猛冲上去想要置人于死地。 [48]
然而通常情况下，不管是犏牛还是其他牛种都无法在实用性上同蒙古人第二珍视的动物——骆驼相媲美。因为它几乎能够适应所有的环境，骆驼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万能的动物，它可以在任何平面上行走，尤其是在蒙古人挚爱的马匹难以前进的区域，比如大戈壁、鄂尔多斯、阿拉善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凸显了骆驼的珍贵。然而旅行者对骆驼的印象却一直都很负面，特别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爵士和弗莱德·伯纳比的评价，他们刻薄地评论道：“飞奔起来的骆驼就好像在用猪的前腿和牛的后腿奔跑。” [49] 然而那些了解骆驼的人却认为，它们不仅感情丰富而且和人类很亲近。像狗和马一样，它们本能地依附于人类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人对于它们而言不是掠夺者而是保护者。 [50] 中亚的骆驼是有两个驼峰的品种，称为双峰驼。在爱马的蒙古人眼里，即使双峰驼很早就以蒙古为家、脾气也比单峰驼更温顺，但是它们并未获得单峰驼在贝都因人那里享有的崇高地位。由于中亚地区很早就有了车轮，所以骆驼难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沙漠之舟”。但与此相反的是，仅有的关于骆驼的文学作品是以蒙语写成的。 [51] 双峰驼在亚洲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中古时期，它在安纳托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印度、蒙古和中原都很常见，而且正是它让丝绸之路成为可能。 [52]
双峰驼的优点有很多。它的寿命可达20—40年，能够驮起320—370磅的货物。如果能吃到优质的牧草，它可以30天都不喝水，而且，双峰驼可以饮用比海水含盐量还要高的水。如果有机会喝水，它最多能一口气喝下57升。它还擅长游泳。骆驼奶能做成骆驼奶酒，它的毛发对蒙古织品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双峰驼在无负重的情况下时速可达四英里，若承载300多磅的货物，它们每天能以每小时2.5—3.5英里的速度行驶30英里。 [53] 然而作为“神奇的动物”，双峰驼还是有些缺点的。这是一种昼行性动物，但是在军事行动中有时急需在夜间行军。在放牧的过程中，双峰驼有可能会走失，因此相较于绵羊和山羊，双峰驼需要更多的人手来照看。它们每天需要八小时的时间吃草。双峰驼不喜欢被独自留在沙漠里，当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困境时，它们很可能会一路跋涉直到倒地身亡。如果冬天在冰上滑倒，那对骆驼来说就是必死无疑，因为它们没办法再站起身来。即使是骆驼用处很大的粪便或碎屑，在做燃料使用时也会产生浓重而又刺鼻的烟雾，熏得蒙古的放牧者们视线模糊，就好像坐在篝火的周围那样。 [54]
助力蒙古人最终统治了整个大草原的动物是马，它们是“马背上的民族”不可缺少的好帮手。正如人们所言，没有马的蒙古人就好像失去翅膀的鸟儿。草原上的马在品种上同野马或者普氏野马有些相似。
[55]
早在公元前3200年，大草原上就有了被驯养的马，但是在早期文明中它们被用于战车战而非骑兵战。首次被蒙古部落驯服的战马可能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之间（但在西部的草原上，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出现由塞西亚人驯服的战马），随着马镫在公元5世纪左右出现，马便成了更加强大的战争武器。
[56]
蒙古马约有12—14手
之高，头大腿粗脖子直，毛皮极厚，身体结实有力，与中世纪西欧的军马相比，它们体型更短、更显矮壮也更结实。它们耐力惊人，可以一口气飞奔六英里。尽管在西方，根据它们的高度只能将它们归为被视为宠物或是供儿童骑乘的矮种马而非真正的马，但是动物学家们一致同意将蒙古马视为真正的马。它们能够忍受夏季30℃的高温和冬季-46℃的低温。对蒙古马的小短腿而言，走路太慢而奔跑又容易疲劳，所以它们正常的前进方式是一路小跑。
[57]
它们的步态有些笨拙，对外行来说骑上去很不舒适。它们最重要的天赋在于能够用蹄子刮去草原表面的积雪从而接触到下面的草地或地衣，它们靠吃树叶生存，不用额外给它们喂豆子、谷物或者其他饲料。与许多其他品种的亚洲马一样，它们可以完全依靠放牧存活。这与常规的马种不同，如果让后者在任何天气里都待在室外并且没有食物补给，那么它们的数量会迅速地减少。蒙古马可以在冬日里作战，正是这种能够适应所有天气条件的能力让蒙古人击败了他们的敌人。
[58]
在作战的过程中，每个蒙古人都有三匹马来替换（蒙古人在九天的时间里能够骑行600英里，显然他们不是骑着同一匹马），在强行军时，为了避免疲劳，每两个小时就会更换。高机动性让武装起来的牧民们几乎无可匹敌。不过，就算是如此结实的蒙古马在面对反常的天气时也很脆弱。牧民真正害怕的是，在忍受了几个月的半饥饿状态后，春季一场晚来的暴雪会对处在最虚弱状态的马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59]
除了这种天灾，蒙古人相信他们的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为自己服务。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蒙古人日常通行的计量方式中，蒙古人以马作为基准来估算他们的财富以及换算家畜的价值。蒙古人认为如果一个住着五个人的蒙古包拥有超过10匹马，那么每个人就都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要想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则需要五匹马，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需要25匹可供骑用的马以及四至六匹用来驮物的马。一匹马的价值等于五头牛或者六只羊。一个两岁的孩子算半匹马，一岁的就是四分之一匹了。
[60]
蒙古人饲养的主要是母马，毕竟它们更容易被驯服，同时还能提供制作马奶酒必不可少的马奶。如果食物短缺，他们有一种技术能切开马的血管饮血，之后再将伤口缝合好。最为强壮的公马会被保留作为种马，每只种马都拥有50—60匹母马以供配种。虽然种马饲养起来有点麻烦，但是它们对守夜人来说却非常有用，因为种马不会让它的母马逃走，在看守马群时就像放牧人对狼一样警惕。
[61]
在蒙古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能对马了如指掌。儿童自三岁起就被放在马背上，甚至在更小的年纪就被绑在了上面，如此一来即使还是儿童也能够熟悉他们坐骑的动作。蒙古有许多在会走路之前就会骑马的婴儿骑手的实例。
[62]
蒙古人把马训练得像狗一样，马可以回应他们的召唤和哨声，以免需要安排专人牧马。他们早早地就开始驯服自己的坐骑，向它们反复下达需要其服从的指令，但直到马长到五岁才开始加大训练强度，激发它们最大的潜力。之所以在马年龄尚幼时就开始驯马，其原因之一是为了训练它们不乱踢乱咬。
[63]
在这之后的一个环节是要让它们习惯马鞍和其他马具。蒙古马的马具包含了一根简易的缰绳和一种短踏板、深坐垫的马鞍，同时还配有很短的马镫。马鞍上有非常厚实的毛毡坐垫，缰绳连接着简单的环形马嚼子。鼻羁和面部的勒带连在一起，所以只要一下雨，马的鼻子连同口、唇和舌头都能感受到压力。
蒙古人并不打理马的毛发，而是任由马的鬃毛和尾巴肆意生长，长到几乎拖到了地面。在他们看来，这样能让马在冬天保暖，在夏天驱赶苍蝇，而且，如果缰绳或马鞍断了也能随手用马的毛发来进行修补。
[64]
在这之后的训练里，他们先是让马保持静止的状态，然后去习惯噪音，特别是习惯战斗的喧嚣。接着，当马行动时骑手坐在马鞍上射箭，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马能够适应骑手们从剑鞘里拔出箭、把弓弦拉开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将箭射出这些不同的动作。马必须学会在收到来自骑手腿部的信号前一直保持笔直前进，因为骑手不会握着缰绳驭马，而是把绳子打成结。对于骑手来说，他们必须一直把腿伸直以免误导坐骑，在马鞍上仅利用腰和臀部的力量进行转身。其他的技巧还包括让战马习惯甩开来的绳子和套索、扔出去的长矛以及挥舞的宝剑，这些武器有时会距离它们的头部非常近。 [65] 奇怪的是，蒙古人发现比起慢跑，反而是在马飞奔的时候更容易射中目标。这是因为当抛开缰绳的束缚而驰骋的时候，马会压低整个背部，身体得以舒展，头部和颈部的位置也会变低，这样就为弓箭手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了保证这些马能够迅速地转向，蒙古人首先让它们围成一个大圈，接着渐渐地把圈子缩小，直到让急转弯变成一种本能。13世纪晚期，马可·波罗就注意到蒙古马训练有素，它们甚至可以像狗一样快速地掉头。 [66]
接下来便是关于口令的训练。蒙古人注意到不同品种的马各有特点，所以他们更喜欢在设伏时候选用骟马，这种马不像种马和母马那样总是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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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非常喜爱他们的马，在艰苦的战役中幸存下来的马可以就此退役，过上放牧吃草直至终老的日子。只有在非常极端的环境下马才会被杀掉作为食物。由于马是珍贵的资源，所以蒙古人非常关心它们的境遇。牧民在春夏两季不会去使用马匹，而是将它们赶去草地，让它们尽情地休息和放松。离开草地之后蒙古人就把它们拴在帐篷附近，定量地供应牧草直到甩掉它们所有的脂肪，让它们做好上战场的准备。
用马之后，蒙古人总是会卸下马鞍，然后把它们的头抬高防止它们进食，直到它们冷静下来，呼吸恢复正常——这个方法能够控制马进食的过程，而且还可以预防疝气和蹄叶炎。
通常他们不给马钉马掌，因为在蒙古这种干燥的气候里生存的动物，蹄子比起其他气候里的要更硬，也更能够抵抗擦伤。不过一旦它们去到蒙古以外的地方征战，蒙古人就常常发现这些马需要钉马掌了。
当然，游牧者的牧群并不是仅有的在蒙古生存的动物。这里永远都是野生动物的天堂。13世纪时。即便是蒙古人大规模的狩猎也没能对它们的数量造成任何削减。就算到了今天，整个中亚还拥有超过800种的脊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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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分都是蒙古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品种，而在13世纪时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它们中的一部分曾与蒙古的畜群相互竞争。牧民的牲畜取代了许多野生偶蹄类动物的位置（马鹿、黇鹿、瞪羚、羚羊、野山羊、西伯利亚野山羊、野猪），值得注意的是，只要蒙古人将畜群从冬季牧场赶走，数以千计的瞪羚和羚羊便会聚集在那里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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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蒙古人主要狩猎的目标自然是肉食性的捕猎者，其中又以狼群为甚。为此，他们用自己培育出的烈性犬和经过了特别训练的老鹰来狩猎。此外蒙古人需要对付的还有熊、豹、猞猁和猎豹。后来，当蒙古人将领土扩张到亚洲中部的其他区域后，他们还遭遇了更庞大的猫科动物。那时候亚洲还生活着很多亚洲狮，蒙古人就像他们的帝国前辈罗马人一样，被“野兽之王”这个名不副实的称号所吸引，他们有时会收下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献上的狮子作为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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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统治时期的亚洲还生活着大量更为凶猛的老虎，特别是在阿姆河流域。
然而，在蒙古人同猫科动物的互动中，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蒙古人和雪豹的关系。虽然现在我们只能在海拔1.1万到2.2万英尺之间找到它，但是在13世纪，雪豹的数量很多，它们可以被驯养，并被蒙古人用于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有时甚至还会被驮在马背上转移到战场上。对蒙古人来说，雪豹是一种很容易饲养的宠物，因为它们除了吃肉还食用大量的植被、草和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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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牧民活动的范围内还会常常闯入众多的野味：野骆驼、狐狸、兔子、松鼠、獾、貂、野猫、野兔、成群的野驴以及蒙古鼠，旅行者形容蒙古鼠为“一种柔软、漂亮的小动物，有着羽毛般的尾巴……不像那些常见的挪威大鼠或英国大鼠那样让人恶心”。 [72] 在包括老鼠、沙鼠、仓鼠和旅鼠在内的许多啮齿类动物中，蒙古人对土拨鼠情有独钟，他们认为那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尽管土拨鼠非常难捉，捕猎土拨鼠需要游牧猎人煞费苦心，但除了作为牧民们的食物之外，它们还因为一种奇特的迷信活动而倍受重视——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土拨鼠的行为来判断未来的天气和季节将会怎样，这个习俗与当代美国有关美洲旱獭（通常归类于土拨鼠）的娱乐活动没有太大的差别。 [73]
蒙古人经常会遇上蛇，尤其是蒙古毒蛇，虽然这种蛇能够分泌毒液，但毒液很少能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但当蒙古逐渐扩张成为帝国的时候便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遇到的是眼镜蛇这种真正危险的大蛇，特别是在伊朗和咸海—里海盆地。然而，蒙古人好像总是与蛇有一种矛盾的关系。虽然他们会杀死毒蛇后挤出毒液制作毒箭，但他们通常对这种被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称为“可憎的生物”的物种有着迷信的看法，理由是这种生物与龙有关，拥有控制水的力量。 [74]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蒙古人开发越多新的疆域，他们就会发现越多奇异的、闻所未闻的生物，包括阿富汗的条纹鬣狗、里海的海豹、西亚的鸵鸟还有锡尔河流域的毒蜘蛛。 [75]
让人惊讶的是，除了隼和猎鹰，他们对蒙古地区鸟类的生活基本毫无兴趣。尽管在旅行者的故事里有对野鹰、秃鹰、老鹰、猫头鹰等肉食性鸟类的丰富描写，也有对人畜无害的小翠鸟、松鸡、天鹅、鸿雁、鹤、琵鹭、白鹭、鹈鹕和鹳的记载， [76] 却没有来自蒙古人的记录。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蒙古人对鱼类的记载上，这与蒙古人反对捕鱼这个根深蒂固、延续至今的文化偏见有关。正是因为蒙古地区的湖泊没有因蒙古人的捕猎而受到影响，蒙古地区那76种鱼类得以很好地保存至今，其中包括鳟鱼、茴鱼、鲈鱼、斜齿鳊、梭鱼、鲟鱼和巨大的淡水鲑鱼。贝加尔湖这样的大型水域也得以始终浟湙潋滟、浮天无岸，宛若被白色的浪花和岸边雪山所衬托出的湖蓝宝石。
蒙古人的外貌一直都让见到他们的欧洲人和西亚人倍感惊讶。在13世纪40年代中期，一位陪同柏朗嘉宾进行那场著名的蒙古之旅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描述蒙古人身材矮小、体型纤细，并认为这是艰苦的生活方式及饮用马奶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他进一步地描写到，蒙古人面部宽大、颧骨突出，发型似乎融合了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的风格：一方面他们就像方济各会修士一样在两耳之间剃出三指宽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把额头上的头发留成直抵眉毛的月牙形刘海，再把剩余的头发像穆斯林一样编起来。 [77] 在他之后的另一位基督徒威廉·卢布鲁克写到，蒙古男人在脑后留有长发，在恰好是耳朵的位置挽成两股辫子。虽然认同柏朗嘉宾关于蒙古男性身材矮小的说法，但卢布鲁克发现这里的女性通常都很丰腴。女性把她们的头发从中间剃到额头。蒙古人对鼻子有一种极端迷恋，他们认为鼻子越小的女人越漂亮，因此蒙古的女性甚至会切除鼻梁，从而使鼻子几乎消失不见。 [78] 这两种说法都被柏朗嘉宾的一段著名的描写所证实（他把蒙古人称作“塔塔儿人”）：
塔塔儿人在外表上同其他人完全不同，他们两眼及颧骨的距离要更宽。与面颊相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小且眼睑上翻一直与眉毛相联结。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身材苗条，几乎所有人都是中等身高……他们如同僧侣一样在头顶上戴一环状头饰，所有人在两耳之间剃出三指宽的间隙，以使头顶的环状饰品得以相接。另外，前额同样削去了两指宽的头发。至于环状头饰与已剃光的头皮之间的头发，他们让它一直披到眉毛以下，把前额两侧的头发大部分剪去以使中间部分的头发显得更长。其余的头发就如女子的青丝一般任其生长，他们会将这些头发编成两根辫子，分别扎在耳后。 [79]
上述方济各会修士的描写显得极为平和，大概痛苦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们对蒙古人产生不满。不过，西亚人将蒙古人看作“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他们在表达对蒙古人的感受时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波斯和阿拉伯的资料中，蒙古人不可避免地被描述为丑恶、可怕的形象。他们主要强调蒙古人面部无须、目光如炬、声音凄厉、体魄强健。仅举两名目击者的证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以下的记录来自一位13世纪的亚美尼亚基督徒：
他们看起来很可怕也难以描述，如水牛一样的大脑袋，雏鸟一样的小眼睛，猫一样又短又翘的鼻子，狗一样凸出的口鼻部分，蚂蚁一样的细腰，猪一样的短腿，再加上他们天生就没有胡须。他们壮如雄狮，能发出比鹰还要尖锐的声音。 [80]
接下来是一首波斯的诗歌：
他们小而锐利的眼睛好像能把黄铜罐凿出个窟窿，那股臭气要比他们的气色更加恐怖。脑袋就那样紧连着身体好像完全没有脖子，脸颊好像皮制的壶布满了皱纹和疙瘩。那鼻子从这边的颧骨爬到另一边的颧骨。鼻孔犹如腐烂的坟墓，鼻毛从那儿拖到了嘴唇。胡子的长度有些夸张，不过下巴上的胡须却几乎找不到。一半白一半黑的胸部满是虱子，像是劣土上长出的芝麻。他们全身都是这些虫子，皮肤也像鲨革一样粗糙，只能用来做鞋子。 [81]
蒙古女性对于外国观察者来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对她们的描述既有带着偏见的厌恶，认为她们肥胖、丑陋、和男人没什么两样；也有勉强的赞美，称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辛、马骑得和男人一样好、驾车技术一流、箭术高超等等。观察者们最厌恶的是她们在身上涂抹的那些俗不可耐的纹饰，而最敬佩的则是她们能够像没事人一样一边站着干活一边就把孩子给生了。也有人指出蒙古人因女性与民族自身的月亮信仰密切相关，故而格外尊敬女性。 [82] 尽管欧洲记录者抱怨蒙古女人太过中性，但他们对男女两性衣着差异的关注，实际上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在成吉思汗时代到来之前，蒙古人还享用不到世界性帝国带来的奢侈品，他们只能依赖于那些用毛皮、皮革、羊毛、毛毡和骆驼毛制成的衣物。他们标准的装束是在一件长到脚踝的长袍下面再穿一条宽松的裤子。为了对抗恶劣的气候，他们穿戴上了毛毡披风、皮靴、毛毡短靴和毛皮风帽。毛皮衣服是双层的，这样里面和外面就都有毛了。 [83] 他们的最爱是狐狸、猞猁和狼的毛皮。尽管草原上没有极端的富裕和贫穷，但每个人拥有不同规模的畜群，富人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富裕的女性穿戴的被称为“顾姑冠”的奇特头饰。一名观察者将这种头饰形容为把一个男人的脚穿在了女人的头上。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细青绒饰”。 [84] 坚忍不拔的蒙古女性所具有的略显俗气的一面，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其乏味家庭生活的补偿。
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蒙古所有帐篷的搭建和拆卸都非常迅速。这些穹顶结构的帐篷由生牛皮扎起的柳条格子制成，再在外面覆盖一到两层的油毡。因此，蒙古包是一种由交错的树枝和支架组成的环壮建筑，在顶部围出一个较小的环，从那里伸出一根烟囱似的柱状凸起。蒙古包的最外层通常覆盖着白色的毛毡或是用骨粉制成的白色混合物，直径长达14英尺。蒙古包内的地面铺有毛毯，四周的格子上固定有钩子，以便将食物、武器和其他物品挂起来。一家之主总是面对朝南开的入口。男人坐在西侧，而女人则坐在东侧。 [85]
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蒙古人的饮食因规模有限的游牧经济的限制严重地依赖奶和肉。相对于肉类，蒙古人更喜欢马奶，夏天马奶的产量很大，但到了冬天，奶成了奢侈品，只有富人才吃得起。只有在非常时期人们才会吃生肉，肉类通常都是以煮或烤的方式食用。普通的蒙古男女在冬季的主食是小米粥。冬季维持生计的艰难使牧民们不会奢侈地用骨头去喂狗，即便他们喂骨头也会先将骨髓剔出来。 [86] 所有人都用手从一口锅里吃饭，大家小心翼翼地分享食物。然而所有的观察者都认为，要想在草原上生存就必须成为饮食机会主义者，来者不拒什么都吃。蒙古人能吃任何肉，包括土拨鼠（如前文所见）、小老鼠和其他小动物。一些观察人士声称，他们会摄取除禁忌的母驴肉之外的任何蛋白质：来自猫、狗、硕鼠、虱子，甚至是母马的胎盘。对蒙古人很是着迷的英国修道士马修·帕里斯指出，青蛙和蛇也在蒙古人的食谱上。蒙古人的饮食文化中唯一的通行禁忌是不能吃被闪电击中的动物。 [87] 还有人声称蒙古人吃人肉。尽管被证实，极少的吃人案例出现在1231年拖雷攻打金朝时，当时在极端情况下蒙古军队发生过吃人的事件，但关于蒙古人的这个谣言始终在西欧流传。根据这个说法，蒙古人吃人肉是为了寻欢作乐或者吓唬他们的对手。在西方盛行的最为离奇的说法是，游牧民们把年迈无用的父亲那烧焦的尸体拿来当作佐料撒在食物上。 [88]
众所周知，蒙古人极为好酒。马奶酒是游牧生活的主题。蒙古的夏季长达三至五个月，母马正是在这个季节里产奶，此时蒙古人会用大皮囊将搅拌好的马奶酒挂在蒙古包的门口。马奶酒也可以用绵羊和山羊的奶来做，但做出来的酒会很劣质。冬天，蒙古人还会用米、麦、粟和蜂蜜制作一种低度酒。口感醇厚的马奶酒对舌头的刺激类似于发酸的葡萄酒，但会在口中留下舒服的杏仁味。 [89] 此外还有专供可汗、部落首领以及高级权贵饮用的上好的清马奶酒，被称为“黑马奶酒”。由于马奶酒的酒精含量最多只有3.25%，所以游牧民习惯于豪饮。在只有马奶酒可供饮用的无忧无虑的年代里，酗酒和斗殴都很少见。直到后来蒙古人开始喝上真正的酒，酒精才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酒的劲头是马奶酒的三或四倍。就算是成吉思汗对此也无能为力，毕竟酗酒已是蒙古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0] 醉酒被认为是一件骄傲的事，是一种光荣的行为，也是男子气概的终极体现。第一轮畅饮之后，酒徒们喜欢吐了之后再回来继续享受新一轮的狂欢。然而，让外来的观察者恶心的并不是呕吐，而是蒙古人因对水的迷信和崇拜而造成的普遍的污秽和不卫生。威廉·卢布鲁克记录到，蒙古人可以在谈话的中途停下来小便。如果有便意，他也会直接走到一边，蹲下、解手，然后继续聊天。 [91]
蒙古居住环境的严酷以及游牧畜牧业的复杂性有助于解释最终由成吉思汗激发出的蒙古社会中的种种潜力。照看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畜群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果：杰出的适应性以及出色的反应力和能动性；能够迅速转移的机动性；精湛的军事技艺；有限的财富以及不太明显的经济不平等；几乎不存在的劳动分工；以及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流动的生活方式意味着牧民要一直保持警觉并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因为在面对突袭、掠夺和偷窃的时候，作为财富的牲畜可以说是极其的脆弱。管理大量的牲畜比培育庄稼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并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相较于农耕生活，游牧生活本就更加艰辛。在和平时期的迁移中，牧民能够将过剩的精力用于训练，培养适用于战斗的军事素质，毕竟在和平的环境里，战士们可以把放牧和驱赶牲畜这种琐事交给妇女和儿童。
当战争降临时，游牧社会所遭受的破坏要远远小于定居社会的，因为后者不得不去保卫农作物、城市、寺庙以及其他固定的场所。
游牧生活在军事方面带来的衍生品还有很多。迁移大规模的牲畜练就了他们的后勤能力，以及在未知的地形中辨别方向的同时协调分布在各地的伙伴的能力。 [92] 狩猎的作用也非常重要。蒙古人的狩猎生涯从射猎狼群和小型动物开始，他们冷酷无情地追捕前者，利用从后者身上得到的皮毛换取衣物和其他物品。不过很快他们就会成长为大型狩猎活动中的猎手，而这些大型的围猎行动（后文将会进行详细的描述）正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方式。
一些学者提出，相对来说，沙漠栖息地更有利于渐进主义的形成，而草原栖息地的人则更倾向于快速且粗暴地解决问题。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容易让人变得孤立并缺乏对彼此的了解，从而让互相的劫掠成为生活中固有的一部分。由于劫掠成了游牧生活的一种消遣，牧民天生就倾向于展开野蛮凶狠的袭击，以致于那些定居生活中的农民一旦尝到苦果之后便会毫不反抗地缴械投降。概言之，游牧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霸凌。
草原上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并没有像定居社会那般明显。蒙古没有农业用地，没有手无寸铁只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没有地主，没有城堡、要塞或是防御性的堡垒，除了牲畜他们也没有食物或财富的积聚。因此，无论是对财富的所有权还是对领土的控制权都非常不稳定，与此同时，强烈的土地产权意识（依然没什么财富可言）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蒙古社会缺乏劳动上的专业化和分工，尤其是没有区分牧民和士兵，因为每一位蒙古男性都同时承担这两种身份。 [93] 再者，由于不论男女都要照料畜群、驾驶车辆，性别之间的差异也很小。虽然在实际上，男人倾向于看管马和骆驼，女人负责照看牛、绵羊和山羊，但柏朗嘉宾却试图通过男人在战事之外懒到了极致而女人承担了营地中所有艰苦的工作来暗示劳动上的性别分工。这个观点被其他更有利的证据所驳斥，这其中就包括柏朗嘉宾在蒙古汗廷中的继承者、方济各会修士威廉·卢布鲁克的记述。 [94] 卢布鲁克认为蒙古的男女都极其勤劳，但在事务上他们则根据理性的偏好进行了分配。男人们制作弓、箭、马镫、马嚼子和马鞍，建造住宅和马车，照看马匹，给母马挤奶并搅拌，照料骆驼并给骆驼装货。妇女们织布，驾车，把帐篷装到车上，挤牛奶，制作黄油和奶酪，缝制皮具、鞋子、袜子和衣服。 [95] 柏朗嘉宾之所以被误导，是因为蒙古人轻视农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工作。柏朗嘉宾笔下那些懒惰放纵的享乐之人不可能拥有熬过饥荒的耐心和能力，也不可能被那种尊崇在饥荒年代与其追随者分享食物的领袖的文化所接纳。 [96]
有关草原游牧社会，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其极度动荡的政治生活。每一位部落首领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如果他没能提供大量的物质财富，那么其追随者就会离他而去融入草原。没有任何自然的或是形式上的血亲关系、对于氏族的忠诚、世袭的分封制度、毗连的领土或是其他的任何传统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草原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世界，人们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无法保证忠诚。在没有争执和仇杀的情况下，政治上的结盟多变且短暂，部落、氏族甚至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令人眼花缭乱。部落领袖唯一凌驾于追随者之上的权力是他得以用掠夺牲畜、进行屠杀、奴役人口以及“收养”妇女和儿童来恐吓敌人。但若是某位领导者拥有此等权力，那么他就不太可能立刻遭到背弃。然而他的领导地位也并非固若金汤，毕竟草原上的部落成员非常善于揭穿自吹自擂或装腔作势之人。 [97]
[1] 有关“世界岛”和“心脏地带”的理论参见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1904) pp. 421-437; Pascal Veni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Geopolitical Cultur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70 (2004) pp. 330-336.
[2]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pp. 241-258.
[3] Robert N. Taafe, ‘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in Sinor, Cambridge History pp. 19-40.
[4] 有关“斯坦”的解释，比较好的是Rashid, Jihad .
[5] 此观点参见Cable & French, The Gobi Desert .
[6]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p. xxii 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它认为沿着南北方向的纵轴，贸易向南方聚集，而人们则向北方迁徙。
[7] 关于阿尔泰山和塔尔巴哈台参见Taafe, ‘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in Sinor, Cambridge History pp. 24-25, 40. Cf also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166.
[8] Stewart, In the Empire p. 132: “时而是森林深深地穿入草原，正如杭爱山山坡上著名的尤特肯森林那样；时而是草原一路向北，正如叶尼塞河上游的哈卡斯草原，或是宽广的跨越贝加尔湖的草原一样。”；Gumilev, Imaginary Kingdom p. 18.
[9] 不儿罕山一直被认作是位于蒙古东北部 (48° 50' N, 109° E)肯特山脉中的肯特山：Rachewiltz, Commentary p. 229; Huc, High Road in Tartary pp. 123-127.
[10] Stewart, In The Empire p. 159. Cf 亦见于Bull, Around the Sacred Sea .
[11] Owen Lattimore, ‘Return to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39 (June 1973) pp. 233-242.
[12] 更多内容参见Cable & French, Gobi Desert ; Man, Gobi ; Younghusband, Heart of a Continent ; Thayer, Walking the Gobi .
[13] Stewart, In The Empire p. 153.
[14] Nairne, Gilmour p. 74.
[15] De Windt, From Pekin to Calais p. 107.
[16]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p. 12.
[17] Severin, 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p. 18.
[18] Dawson, Mongol Mission pp. 5-6.
[19]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p. 22-23.
[20] Asimov & Bosworth,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iv part 2 pp. 275-276.
[21] Gumilev, Imaginary Kingdom pp. 62-63.
[22] 关于黑龙江，参见Du Hald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 M. A. Peschurof, ‘Description of the Amur River in Eastern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 (1857-1858).
[23] 作为中俄传统边界的黑龙江，参见Kerner, The Urge to the Sea ; Stephan, Sakhalin .
[24] Gumilev, Imaginary Kingdom p. 87; Asimov & Bosworth,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iv part 2 p. 280.
[25] Joseph F. Fletcher, ‘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 (1986) pp. 11-50 (at p. 13), repr. in Fletcher,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
[26] 有关这些区别的详细介绍，参见（大量文学作品）Cribb, Nomads esp. pp. 19-20, 84-112; Forde, Habitat p. 396; Johnson, Nature of Nomadism pp. 18-19; Blench, Pastoralism pp. 11-12; Helland, Five Essays .
[27] R. & N. Dyson-Hudson ‘Nomadic Pasto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9 (1980) pp. 15-61.
[28] Krader, Social Organisation pp. 282-283.
[29]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p. 22-23.
[30] Jagchid & Hyer, Mongolia’s Culture pp. 20-26.
[31]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p. 23-24.
[32] Elizabeth Bacon,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0 (1954) pp. 44-68.
[33] Lawrence Krader, ‘The Ecology of Central Asian Pastoralism,’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 (1955) pp. 301-326.
[34] 更不用说永久冻土了，欧文·拉铁摩尔认为在靠近雅库茨克的地方，永久冻土延伸至地下446英尺深(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p. 459).
[35]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 20.
[36] D. L. Coppock, D. M. Swift and J. E. Ello, ‘Livestock Feeding Ecology and Resource Utilisation in a Nomadic Pastoral Ecosystem,’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3 (1986) pp. 573-583.
[37]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 165.
[38] Rachewiltz, Commentary p. 711.
[39] V. A. Riasanovsk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p. 20; Hyland, Medieval Warhorse p. 126.
[40] Buell, Historical Dictionary p. 242.
[41]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p. 21.
[42] 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pp. 98-100.
[43] Richard, Simon de St Quentin pp. 40-41.
[44] Buell, Historical Dictionary p. 156.
[45]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p. 168; Mongol Journeys p. 198.
[46] C. Buchholtz, ‘True Cattle (Genus Bos),’ in Parker, Grzimek’s Encyclopedia , v pp. 386-397; Mason, Evolution pp. 39-45; D. M. Leslie & G. M. Schaller, ‘Bos Grunniens and Bos Mutus,’ Mammalian Species 36 (2009) pp. 1-17.
[47] Seth, From Heaven Lake p. 107.
[48]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158; Yule & Cordie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i pp. 277-279.
[49] Burnaby, Ride ; 直至今日仍然如此。著名旅行家蒂姆·赛福林将一个由400头骆驼组成的骆驼群形容为“一支不停地咆哮、呻吟、号叫，随地排泄的军队”(Severin, 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p. 22)。
[50] Bulliet, Camel p. 30.
[51] Peter Grubb, ‘Order Artiodactyla,’ in Wilson & Reeder, Mammal Species (2005) i pp. 637-722; Irwin, Camel pp. 101, 143, 161; Bulliet, Camel pp. 143, 227.
[52] Irwin, Camel pp. 142-143; E. H. Schafer, ‘The Camel in China down to the Mongol Dynasty,’ Sinologica 2 (1950) pp. 165-194, 263-290.
[53] Wilson & Reeder, Animal Species p. 645;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p. 147-163; Gavin Hanby, Central Asia p. 7; De Windt, From Pekin to Calais pp. 128-129;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p. 150-151.
[54] Irwin, Camel pp. 53, 176-177; De Windt, From Pekin pp. 109, 128; Huc, High Road in Tartary pp. 132-133.
[55] Boyd & Houpt, Przewalski’s Horse . 不过大部分的野马只是流浪的马（它们曾经被驯养），而普氏野马才是真正的野生的马Tatjana Kavar & Peter Dovc,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s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mestic and Wild Horses,’ Livestock Science 116 (2008) pp. 1-14。James Down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Riding in the Ne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 (1961) pp. 1193-1230).
[56]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p. 168;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pp. 15-17.
[57] Hendrick, Horse Breeds p. 287; Neville, Traveller’s History p. 14; Severin, 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p. 50.
[58] S. Jagchid & C. R. Bawden, ‘Some Notes on the Horse Policy of the Yuan Dynast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0 (1965) pp. 246-265 (at pp. 248-250) .
[59] Carruthers, Unknown Mongolia ii p. 133.
[60] Gumilev, Imaginary Kingdom p. 120.
[61]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 193: Jagchid & Bawden, ‘Horse Policy,’ pp. 248-250.
[62] H. Desmond Martin, ‘The Mongol Arm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943) pp. 46-85.
[63] Hyland, Medieval Warhorse p. 129.
[64] De Windt, From Pekin p. 112.
[65] Hyland, Medieval Warhorse pp. 133-134.
[66] Waugh, Marco Polo p. 57.
[67] Hyland, Medieval Warhorse p. 130. 不管怎样，“没有阉割的马会在蒙古军中作为后备坐骑的马群中引发绝对的混乱。”(ibid. p. 129).
[68] Asimov & Bosworth,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v part 2 p. 282. 那里有153种哺乳动物，105种鱼类以及79种爬行动物。取决于不同的分类法，鸟类的种类数目存在争议，不过通常估计在459到469种之间。
[69]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 165.
[70] 有关蒙古人与狮子的故事，参见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p. 31, 148-149; ii pp. 134, 265-266, 270, 293, 295。有时蒙古人也会猎狮，(Lane, Daily Life p. 17). Bretschneider (i p. 116) 提到，在一次蒙古的猎狮活动中，有10头狮子被猎杀。
[71] Wilson & Reeder, Mammal Species p. 548; Helmut Henner, ‘Uncia uncia,’ Mammalian Species 20 (1972) pp. 1-5; Sunquist, Wild Cats pp. 377-394; Buell, Historical Dictionary p. 119.
[72]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142;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pp. 91-92; 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 pp. 157-158. 引语来自De Windt, From Pekin p. 114。
[73] Wilson & Reeder, Mammal Species pp. 754-818;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p. 256-258; Severin, In Search pp. 219-220.
[74] Asimov & Bosworth,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v part 2 p. 286;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p. 98, 130;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 170.
[75]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 i pp. 31, 128, 143-145; ii p. 250.
[76] De Windt, From Pekin p. 146, 220;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i p. 192; Huc, High Road pp. 43-44; Lattimore, Mongol Journeys p. 166.
[77] Skelton, Marston & Painter, Vinland Map p. 86.
[78]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89.
[79] Dawson, Mongol Mission pp. 6-7.
[80] Blake & Frye, Grigor of Akanc p. 295.
[81] Lane, Daily Life .
[82] Dawson, Mongol Mission p. 18;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89.
[83] Schuyler Cammann, ‘Mongol Costume, Historical and Recent,’ in Sinor, Aspects pp. 157-166.
[84] Dawson, Mongol Mission pp. 7-8;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89;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p. 52-53;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1866 ed.) ii p. 222; Arthur Waley,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p. 67.
[85]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p. 72-73; Waley, Travels op. cit. p. 66; Schuyler Cammann, ‘Mongol dwelling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ner Mongolia,’ in Sinor, Aspects pp. 17-22; Jagchid & Hyer, Mongolia’s Culture pp. 62-67; cf also Torvald Faegne, Tents .
[86] Dawson, Mongol Mission p. 17.
[87]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p. 79, 84; JB i p. 21; J. A. Boyle, ‘Kirakos of Ganjak on the Mongol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8 (1963); Matthew Paris, Chronica Majora iv. pp. 76-77, 388; vi p. 77; d’Ohsson, Histoire .
[88] Gregory G. Guzman, ‘Reports of Mongol Cannibalism in the 13th Century in Latin Sources: Oriental Fact or Western Fiction?’ in Westrem, Discovering New Worlds pp. 31-68; L. Hambis, ‘L’histoire des Mongols avant Genghis-khan d’apre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mongoles, et la documentation conservée par Rasid-al-D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4 (1970) pp. 125-133 (at p. 129).
[89]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p. 76, 80-83, 175; Dawson, Mongol Mission pp. 16-17; Pelliot, Notes sur Marco Polo i p. 240; Yule & Cordier, Ser Marco Polo i pp. 259-260; Hildinger, Story of the Mongols (1966) p. 17.
[90] Boyle, ‘Kirakos of Ganjak,’ p. 21; Hildinger, Story p. 17; d’Ohsson, Histoire ii pp. 59, 86, 107, 204.
[91]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108.
[92] Walter Goldschmidt, ‘A General Model for Pastoral Social Systems,’ in Équipe Écologie,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pp. 15-27.
[93] Christian, History of Russia i pp. 81-85.
[94] For Carpini’s allegations see Dawson, Mongol Mission pp. 17-18.
[95] ibid. p. 103; Jackson & Morgan, Rubruck p. 91.
[96] Vladimirtsov, Le regime social p. 35.
[97] Cribb, Nomads (1991) 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