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认为写就一部成吉思汗的权威传记无疑是天方夜谭。一位理想的蒙古学者至少需要掌握蒙古语、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北印度语、乌尔都语和古吉拉特语，最好还能掌握日语、波兰语、匈牙利语，以及所有在蒙古影响辐射下的地区的语言，如越南语、缅甸语、印度尼西亚语、西伯利亚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等。如果想要在动笔之前掌握上述所有语言，恐怕要花上一个人几辈子的时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研究蒙古的学者更倾向于在某个独立的领域内耕耘，在“蒙古与俄罗斯”“蒙古与中国”“蒙古在伊朗”“蒙古在西方”等特定的主题内完成一系列著作。我个人还未曾学习过上文所提及的任何一门艰深的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拙著是基于对40年内欧洲主流语言写就的有关成吉思汗及其诸子的学术成果的综合整理。毫无疑问的是，书中一定有许多内容会遭到蒙古学专业学者们的反对，但我希望自己已经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了成吉思汗的一生。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记大抵绕不过那些伏尸百万、血流漂杵的血腥战役，但我仍旧希望在不打扰读者阅读趣味的同时，加入有关蒙古社会、文化、思想和宗教的讨论，让叙述不囿于那“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显然，我要感谢所有研究蒙古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圈，特别是要感谢前代的学者伯希和以及伟大的当代学者罗依果。

本书所采信的史料主要包括：作者不详的官方史书《蒙古秘史》（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于13世纪50年代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拉施特于1307年完成的《史集》（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和术兹札尼于1260年完成的《纳昔儿史话》（ Tabaqat-i Nasiri ）。后三本著作包含了很多不见于别处的珍贵信息，甚至还留存了当时亲历者的证言，是研究蒙古史绝佳的材料，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在运用这些珍贵的史料时关注的闪光点往往各不相同。多数学者因研究涉猎的范围更广（蒙古人的故事不过是其宏大的世界史中的一部分而已）而偏爱拉施特的著作，其书引用了许多后世佚失的蒙古语和汉语资料。也有人因各式各样的理由偏爱志费尼的记叙。众所周知，《世界征服者史》因保存了大量佚文而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但因作者本人粗疏的考据、擅以己意改动文句的习惯、对数字近乎荒谬的夸大，以及因内心的厌恶与寄人篱下的无奈所带来的对蒙古的矛盾态度，迫使学界批判性地看待这部著作。相较于其他两位，术兹札尼的优势在于他本人就是13世纪20年代蒙古征服中亚的见证者，而且他并未居于蒙古治下，因而在遣词造句上无须谨小慎微。得益于德里苏丹国的保护，他将自己对蒙古人的怨恨与愤怒倾泻而出（在他的笔下，成吉思汗一直是“受诅咒之人”），正是这种情感上的疏离赋予其作品独有的价值。

在上述史料中最为与众不同的要数《蒙古秘史》，这部蒙文著作于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写成，是对“黄金家族”的官方记录。从“秘史”的角度看，它的确没有被泄露和传播，其读者仅限于朝中人士。这是一部充满矛盾、含糊不清但又令人向往不已的神秘著作，而谜一般的作者又进一步增添了它的神秘气息。虽然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失吉忽秃忽，但文中多处对成吉思汗采取的批判口吻又让这个猜测变得不太可能。被任命教导成吉思汗诸子的党项人塔塔统阿以及担任保定路达鲁花赤的突厥人镇海也常被认为是这本书的作者，但这同样可能性很低。最接近真相的观点是，作者是成吉思汗的弟弟铁木哥·斡赤斤身边的一位亲信，铁木哥·斡赤斤其人在窝阔台汗死后自恃权重，一直以下一任接班者的姿态自居。

《蒙古秘史》由信史、演义、谶言和圣传混合而成，我们在将其当作原始史料使用时必须格外谨慎，因为它显然对铁木真青年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所隐瞒和回护。作者的记叙至铁木真在1206年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似乎就立刻失去了活力，行文更为公式化。成吉思汗——世界的征服者，他的所有事业和那场伟大的征服运动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尽管如此短促，还是有一部精彩的著作记录他的伟业。《蒙古秘史》被称作草原上的《亚瑟王之死》（ Le Morte d’Arthur ），不过两者难以相提并论：真正的历史中并不存在亚瑟王，但成吉思汗却确有其人。会衍生出这般笨拙的类比大概是由于《亚瑟王之死》同样蕴含着政治警示的作用。还有人把《蒙古秘史》奉为不出自荷马之手的《伊利亚特》（ Iliad ），但其中的问题和前一个类比一样——实际上迈锡尼和特洛伊之间展开的是一场对贸易枢纽的争夺战，真实的历史自然不会有荷马所描述的那般浪漫。不仅如此，《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1206年之前的战斗，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追述，而且很可能是出自一位战争亲历者之手。

最后是关于词汇音译以及专有名称翻译的问题。众所周知，将中亚及远东地区语言翻译为英语很难，而且所谓的翻译“惯例”多年来也一直在改变。北京就从“Peiping”变成了“Pekin”，接着改成了“Peking”，到现在又定为“Beijing”，谁也不能保证“Beijing”是这一变化的终点。大家都很同情那位著名的报纸编辑，他问驻扎在远东的记者从Pekin飞到Beijing要多久。在将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之名“英语化”的过程中，最正确的拼写应该是“Chingis Khan”，但由于本书的主人公在英语世界里通常会写成“Genghis Khan”，且鉴于本书毕竟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而并非学术论文，所以我从头至尾都采用了这个更为人熟知的拼写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其他的命名问题上，我并没有在每一门语言上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而让纯粹主义者满意，同时，本书中相关的专有名词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谐音为指导原则的。尽管如此，书中提到的大量人物应该是要有清晰所指的，为此我附上了一份主要人物名单。在此，我和我的编辑们要向北佐治亚大学的梅天穆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是他让我们了解到蒙古和草原部落时期许多人物姓名拼写的最好方式。

弗兰克·麦克林
2015年于萨里郡法纳姆 ORsIEEJuo1YvUazYpQPv90wvtvCPmQcWNeAFBhfDqkrchnBCZqLSUU0nJajgdb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