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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集体系统内都有作弊者。当个体只享受合作带来的好处，不承担维持系统正常运转所需的义务时，就是作弊。人类在生活中也会作弊。通常，生活在一个物资供应、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市容环境均能得到保障的社会会让我们感到愉快和安心。当然，这样的社会同样存在规则，如交通规则和缴纳各种税费的义务等。大部分人应该不会舍弃这一系统。那么，每个人的行为是否都出于集体利益的考虑？只要能绕开系统规则为个人牟取利益，这种诱惑将是巨大的。几乎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有缴税，或者主动要求税务机关就一笔现金支付款项征税，但缴税属于集体运转的规则。一旦被发现未缴纳税款，不仅要支付这笔费用，还要缴纳罚款。因此，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
从进化角度看，这种作弊倾向很好解释。只要作弊的人没有被抓，就能同时享受集体系统提供的利益和作弊行为带来的好处。比如，拒绝使用标准渔网的渔民既能从渔业资源保护措施中获益，又能比遵守规则的渔民捕获更多的鱼。又如，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接种了疫苗的社会里，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不仅可以享受疫苗接种全覆盖形成的群体免疫带来的保护，又无须担心疫苗接种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流行病之所以没有蔓延，冒险接种疫苗的人有很大的功劳。然而，如果大多数人拒绝接种，群体免疫将不复存在。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百日咳和麻疹再次流行的地区正是家长反对给孩子接种疫苗最强烈的地方。正如斯特恩斯指出的那样，首当其冲的便是不足12个月的婴儿，这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小，尚无法完成全部接种。
和人类社会存在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骗子一样，多细胞生物的细胞在作弊程度上也有高低之分。一些细胞虽然不再承担自己的职能，但是它们无害。如人体内存在一些所谓的“僵尸”细胞，它们已经处于衰老的状态。更直白地说，这些细胞的功能逐渐减弱，但它们拒绝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僵尸细胞聚集在一起，即使会消耗一点资源，但不再合作，因此没有危险性。不过，如果将这些细胞取出，机体或许可以恢复青春。另一些不合作的细胞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的平行系统，如侵袭性肿瘤，我们可以将其视作犯罪组织。一种出人意料的作弊行为正在癌症过程中发挥作用，那就是所谓的社会性癌症。它涉及一些社会性昆虫，如蚂蚁、蜜蜂。社会性昆虫的群体内分工明确，生殖个体往往极少，有时甚至只有一对“夫妻”，而群体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职虫，并不进行繁殖。尽管一个蚁巢内生活着数千只蚂蚁，但整个蚁巢按照分工原则运转，宛如单个生物。生物学家称之为超个体（superorganism）。和人体细胞一样，职虫不育造成的损失只是表面现象。这类昆虫的遗传系统使群体中的个体之间存在极强的亲缘关系。因此，为了促进与其拥有相同遗传信息的一对或多对“夫妻”生育，职虫可以接受放弃生育。然而，和人体的非生殖细胞一样，有时候某些职虫不想再为集体的利益工作，不顾一切地进行繁殖。在另一些物种中，所有个体都有繁衍后代的权利，同时应当分担相应的集体任务。然而，总有个体会作弊，它们繁殖但不干活，只顾着享用集体的成果。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确切原因尚未完全明了，但作弊行为似乎在资源丰富的时候尤为严重。由于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性癌症造成的伤害能导致一个群体的死亡，所以在这些昆虫社会中，有个体专门负责寻找并消灭那些表露出生殖倾向的职虫，它们扮演着人体免疫系统的角色，在一些正在壮大的新兴群体内的作用尤其突出。这说明，在同等条件下，这类群体内作弊者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显然，为了多细胞生物体的正常运转，部分细胞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生殖。多细胞系统在抑制癌症的同时进化，形成了实用、高效且颇具竞争力的多细胞生物，人体的运转必须感谢数十亿细胞的牺牲！在生命发展史上，自前寒武纪起，发生了十余次单细胞生物与多细胞生物之间的转变。其中，多细胞性的优势起到了推动作用。每当社会困境出现，进化便在意料之中。如果宇宙中存在拥有类似结构的地外生命形式，这种转变趋势想必同样存在，癌症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