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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P2 、m icrocephalin 与 ASPM 标志着进步中的研究，但提出说像它们这样的进展将很快允许检验比在《基因、心灵与文化》那时候曾为可行的更为复杂、现实的假说与模型，一定不是欠成熟的。确实，这样说是安全的：好几十年后，在后结构主义与其他欧陆进口货的阴影中，“社会物理学”——那就是，源于为民众与社群建模的自然科学的数学观念与计算机方法的应用——回到了行动的中心。我能为此次再生提供三个理由。第一是强大的、不昂贵的计算机的普遍可用，这将社会系统的模型化带进许多学者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第二是人工智能（A. I.），认知科学革命的继子。A. I.问到是否机器能像我们一样（或更好地）思考，然后用电脑程序作为心灵操作的一种模拟物。在写作此文之时，计算机程序还没有获得意识；一些人争论说，像计算机程序这样程式化、基于规则的实体将永远没有能力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进行思考（Penrose,1994）。然而基于规则的程序能够建模心灵在知识与行动的许多领域中推理的策略，并且大脑神经回路的活动现在是以正好穿越从感觉到行动的经验之流的计算机模型来被研究，这也是实情。前进的步伐如此轻快，以至于A. I.的一个新分支正在涌现：社会的（或者，如你更喜欢的，社会生物学的）A. I.，一门查明在互动的、协作的个体的大量群体行动中的智能行为诸特征的数学（Weidlich and Haag,1983;Agre and Rosenschein,1996;Epstein and Axtell,1996;Kennedy and Eberhart,2001;Ball,2004；关于《基因、心灵与文化》之前数十年中的技艺化境，见Stewart,1948;Rashevksy,1951;Fararo,1978）。
基因—文化研究中基于计算机的进展之机，因此看起来不乏壮观。现成的例子：或许你欣赏过三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影片，片中影片导演杰克逊（Peter Jackson）赋予托尔金（J.R.R.Tolkien）深受喜爱的奇幻三部曲以生命，《指环王》。如果是这样，你将观察到大规模的战斗场景。这些精心制作的场面并不用一队装扮好的群众演员上场，正如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的剑和凉鞋史诗中所呈现的那样。它们是用计算机动画创造出来的。传统动画中人类艺术家——角色动画师——发挥的功能是作为一名看不见的演员，画出动画角色在它演出时的形象，或者在计算机上设计出它的活动。杰克逊《指环王》的大规模战斗原本将需要一个专业动画师军团。取而代之的是，杰克逊的同事里格勒斯（Stephen Regelous）带头开发了一款称为Massive，或“虚拟环境中多倍代理模拟系统”的复杂的计算机程序（Duncan,2002，接下来的以此为基础；也可见www.massivesoftware.com）。Massive用A.I.取代动画师的传统绘图。大规模行动，诸如开启第一部影片的那场序幕战中的每个个体角色都有一个Massive中的计算机代码，使其能够按照一套感觉、决策与行动能力的逻辑自行表演。在感觉输入（例如触觉、视觉与听觉都被模拟出来）与挑选策略（例如，英雄与恶徒的选项不同，他们对待友军的行为也不同于他们对待敌军的行为）的基础上，决策程序决定行动——角色移动到哪里以及做什么。以此步测进步的节拍，1980年，我们能够在我们计算机存储磁芯的64千字节以内，与协同进化回路自身的代码一起，纳入一个具有几十个互动着的代理，每个都拥有一个由两个递归逻辑节点所模仿的“心灵”的种群；到了2000年，20年以后，计算机存储器的一个千兆字节（100万个千字节；一种标准的零售规格）能容纳50000个Massive代理，每个都由一个跨过7000个或更多节点的逻辑网络所模仿。而且，此时看来，那也几乎是5年前的事情了。此类进展又被扩展了模型的边界，越过学习与记忆而包括了情感、人格与气质，连同它们对决定与挑选的影响的理念进一步强化（Picard,1997;Champandard,2003; Woolridge and Lumsden, 2003; Prendinger and Ishizuka,2004）。基因—文化研究创新的下一个十年，将看到一场从学科最简单的案例，向着模拟基于拥有数以百计、千计或万计心理学复杂个体的种群的协同进化过程的转变。
这将与人类社会生物学发展的第二个必要阶段联合起来。在《基因、心灵与文化》的基因—文化模型以及许多随后的研究中，为简单起见，可习得的文化选项，不是被当作符号的复杂模式，而是被当作单块的实体来对待的。它们限制了应用范围的内在象征形式并没有被提及。新近的方法正在去掉这一限制。例如，在关于语言学习能力的进化以及语言的协同进化的一系列模型中，科马罗娃（Natalia Komarova）、诺瓦克（Martin Nowak）与尼永吉（Partha Niyogi）将语言当作形式语法来对待，如此赋予了一种丰富的内部结构（Komarova et al. ,2001;Nowak,2001a,b）。他们的方法适应并扩展了一条由舒斯特（Peter Schuster）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艾根（Manfred Eigen）开创来研究生命起源以前的分子进化（Eigen and Schuster,1979）的数学进路。
我曾提到社会物理学从其漫长的日食中重现的三个理由。在“宝瓶座时代”褪色为滞胀与OPEC石油危机的年代以后，一度后结构主义 文学 （ lettres ）的符号学自由看起来准备好了至少在学院内部触发一场革命。我提到了这些文学对学者们意识到诠释作为被协商的意义，以及被协商的意义所具有的与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中权力与平等的不公正性的铁一般的联系，作出的持久性贡献。今天，那场语言游戏已自我终结，而新的一场作为后结构主义与总体化话语的杂交品种正在成形。它的规则，更多的是作为社会A.I.而非无作者文本的典型，正在多样化为一份意义与机制相联合、通过个体自决与群体行动表达出来的词汇表。
我们应该将此视为在艺术、人文与关于人性的科学之间加强对话的另一个迹象。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们两人开始工作，各自已经确信，这样的对话对于表达与我们物种的起源、其在大自然中的价值，以及其在历史背景幕布前的意义有关的真理来说是关键性的。我们当中的一位（威尔逊）在统合（consilience）这一术语之下捍卫这种知识的统一性（Wilson,1998）；另一位（拉姆斯登）在整体论与层创（emergence）的旗帜下保卫了它（Lumsden, 1997; Lumsden et al. ,1997; Lumsden,2004a）。我们两人都一再地区别了它与那个庸俗的习惯（“还原论”），即试图以“只是”一群专家所理解的大自然来取代知识的统一性。然而，向前看人类研究将在这个新世纪因此而兴盛的跨学科综合，还是存在着一些挑战。偏爱学科间森严界线之安全的怀疑论者可被安全地忽视。对于外人，以及对于未知的怀疑，是世界上，而不只是在学术校园的回廊里广为活跃的人类特征。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怀疑论者是错的。一步一步地，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们正在会师于有着混融式名字的繁荣社区，像是认知神经科学、“进化—发育”（进化发育生物学）与“科学—艺术”（sci-art）（科学与纯艺术之间的对话；例如Anker and Nelkin,2004）。一种对于科学，尤其包括进化科学的实质性的熟悉，对于可敬的心灵哲学而言再一次成为 严格 的（de rigeur）（例如Searle,1997;Fodor,2000;Habermas,2003;Edelman,2004）。然后，在一场曾经为科学手中的自由艺术所害怕的命运的华丽反转中，像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1984,1990,1999）与凯尔克霍弗（Derrick de Kerckhove）（1995）这样的人文主义者，更不用说诗人和画家们，都在挪用科学来搞懂文学与新媒体的意思。当列表文化多样性的数字开始出现在《新左派评论》（ The New Left Review ）的页面上，与关于系统性原理的提议以及预期的还击并列在一起（Moretti,2000,2001,2003主要是挑衅），你就知道有事在发生。无可争辩地，这场综合上路了。
更令人烦恼的，我想，是它如何能够最好地继续下去的问题。为了帮助澄清我在这一点上的意思，允许我凭借我们研究《基因、心灵与文化》的经验。这是一颗合适的北极星，因为为了把社会生物学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之谜联系起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穿越多学科的文献是最必需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物理学与数学，当然还有进化科学。这项任务吸收了我们几乎3年的时间。自《基因、心灵与文化》以来的25年间，科学保持了指数式的增长，大约每3到5年将其知识翻倍一次。为将此事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这样说吧，用非常粗略的术语，相关知识用自《基因、心灵与文化》以来的第一个15年每5年翻了一倍，此后就是每3年。然后自1981年以来，我们调查、整理与综合起来的知识储备扩展了26倍，或64倍之多。如此一来，今天发动一次同等级别的综合，用我们当时采用的那种密集阅读的方法，将会需要几乎200年的稳定工作（当时的3年 ×现在估计的64倍材料），或两个世纪每人——几乎是我们之间学者时间的半个千禧年。以原文的同等深度报告之，《基因、心灵与文化》将动用200个左右的章节（不是3个），赶得上几打印本的一大堆。我的估计可能是保守的，因为它不包括那些在科学、人文与艺术中，自1981年以来，变得与一门统一的人性知识相关了的额外的学科。在指数进步的年代里，谁会有这样的长寿用来综合（撇开智慧不谈），而看清了这巨大的投入，谁又会来资助知识的统一呢？
劳动的分工将是部分的解决之道。相比于单独的学者或二人组凭着自己来工作，来自诸多领域的专家大团队将会联合起来筛选初级文献并创造第一阶的综合，高阶的结盟也可能由此涌现。数字媒体与因特网也将是部分的解决之道。当资金与运营到位，以一种对这个行星上各处的学者们按需可查的方式，一个因特网数据库能够容纳成百上千的印刷品才有的巨量的信息。此类数据库，部分地受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存储需要的激发，正在成为穿越生命科学的标准资源。随着初级文本资源与细阅它们的工具以大型可检索数据库的形式进驻万维网，人文与人类科学也走上了一条平等轨道。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许多其他的当中）是古代文学的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由塔夫茨大学的卡内斯（Gregory Canes）主持于www.perseus.tufts.edu；以及毕夏普博物馆的夏威夷民族学在线数据库，收藏了超过70000件文化物件（见http: // www2.bishopmuseum.org/ ethnologydb / entire.asp）。
无论如何，智囊团与数据库自身并不会满足需要。打包人类知识的总和到计算机存储器不同于解锁统合的秘密。我们必须预先找到沿着区分传统各学科的边界线微妙散落的那些线索，既然这些边界线正是人类想象力最为薄弱而存在的统一性分裂为交战观点之所在的断层线。这些也是一门充分统合的人性学术研究将要求最大合力的闪点之所在。我想，若没有一项在学术以及一般人类理解的策略上的主要进展——一会儿我会简短地转向这一点——为它们绘制图谱与搭建桥梁的事就不会来。首先无论如何是寻找或搜索的问题。如果关于知识的容量与断层线的复杂性我是对的，对最佳交叉点的搜索将会渐渐地，如果最终完全地，让步给那些习惯于将知识搜索等同于读书——一本接一本，又一本压一本的学者们。有太多要搜索的，其中太多的是异域的土地，而线索也许被以深为不熟悉的形式抛出。因此，我们能够预见，社会生物学与人文以及其他人类科学一起，将需要新的工具，其将如高精度雷达一般起作用，挑拣出关键性的断层线，以及其解决将瓦解学科壁垒的目标问题。从现代数字化学术的状况适度外推，我们可以预期第一批此类工具将是专门化的搜索引擎或“代理”，被编程来自动漫游在无数学科的因特网数据库并为了统合模式而筛动：谷歌加上100个博士的A. I.等价物，如果你喜欢。
然而，即使装载有强大的人工智能，最灵巧的搜索工具也仅仅集中着搜索者的注意力。用线索做什么是取决于你的。搜索联合起各学科的进展的学者们，必定在某个时刻创造新颖的词汇表、观念与媒介来在两两或更多学科之间建立桥梁。如我们所见，这种汇集已经普遍启动于各门科学。无论如何，某些学科按现行惯例还是广为分离的。比如说，社会生物学家或基因组的图谱绘制者要说他们跟文学理论家或诗人有什么任何相关性吗？反之亦然。（道德哲学家们已经入局：见例如Greene,2003，以及Greene et al. ,2001。）既然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有意识的同物种具身存在者（embodied beings），赋有一部漫长的生物以及文化进化的共享历史并且栖居在相互关心与共同受苦的全球文化之中，直接的回答就是“很多”——要是我们聪明到足以开启对话就好了。
社会生物学与进化科学内部的学术研究，迄今为止采用了众所周知的手段来辅助这种汇集：编纂文集，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们在此碰头并围绕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写作；学术辩论，两位或更多专家（以及对立观点）的捍卫者在此各凭正反观点严阵以待；综合工作，关于贯穿多个学科的一个谜题的严密研究吸引一位学者在此度过一个持续很久的时期。尽管无法估价，还是只有当一份桥梁式的词汇表的各种要素已经到位时，或者当至少有一个相同主题（例如，意识的本质）对于桌边的每一位来说都很重要的共识时，这些方法才会效果最佳。当桥梁式词汇表，或共享的优先权，或相互理解的策略尚未出现时——例如，如社会生物学家与后结构主义者之间可能的情况那样（但见Habermas,2003），它们是更少成功的。这为意味着创建意义与理解令人惊奇的新的亲近关系的新策略打开了一个空间。尽管还尚未有多少行之有效的范例存在，像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者麦根（Jerome McGann）主持的Ivanhoe计划（http: // eotpaci.clas.virginia.edu / speclab / ivanhoe /），还是令人鼓舞的。Ivanhoe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工具，帮助学者们理解他们有分歧的文本诠释并探索他们用来形成诠释的关键做法。然而，Ivanhoe运作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简单的因特网聊天室，人们在那里自由张贴他们的观点给所有人看，然后在他们自己当中以日常交谈的方式展开讨论。如我对它的理解，Ivanhoe程序被设计成更像是一个计算机游戏，游戏者在其中被激励来寻找和谐一致的模式，辅以计算机来监控文本以及游戏者们与它有关的交流。Ivanhoe是一个统合加速器，反转了一本著名的麦根书（McGann,1988）的标题，将社会的作为（学者的做游戏）变形为诗意的价值（诠释的统一化）。Ivanhoe游戏当前是为文学类应用而准备的，且仍在开发之中。人们希望它的成功将激起类似工具的创造，瞄准的不只是各学科之中的闪点，而是沿着它们之间的边界线的一切。一个具体的文本可以替换成人性，加之以被邀请加入游戏的所有学科。
有些人提出了，人类知识不可能进展到一种统合的状态，因为意识，这一谜中之谜，与被称为第一人称视角的某种东西有关。这里我无法公平对待这一警告（Searle,1997与Lumsden,2005给出额外的背景），但实质上，我怀疑它将被证明是直接不相干的。简单地说，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成为威尔逊，或拉姆斯登，或瑟尔（John Searle），或你，或一只海豚，或一只蝙蝠会像是什么样的[这一主题的经典词章（locus classicus）是一篇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的名作，题为“成为一只蝙蝠会像是什么样的？”（What it is like to be a bat?）;Nagel,1974]。所以天空的蓝色、清新的早晨的空气、一个所爱之人的失去、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你生活与其相关的存在的一切——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确定的方式。你所经验的——从你的个体视角出发与生活相关的存在——能为别的某人所知吗？然后，它能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吗？科学确实看起来在运用一种不同于第一人称那样的视角；科学看起来在置其自身于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想或在做的事情之外，在一个“客观”的测量位置之上。这个位置有时被称为第三人称观点或视角。一个人在搞科学时做出的这种观察，能够以每个人都能够同意，有着量化的精确性，如同观察之所是的这样一种方式被从人到人地共享。因此科学是一种文化实践，在其中关于经验的共识是可能的；凭借它的方法，如果我的雷达枪显示一个不同的速度（或许你正在冲向一垒），然后，除了我们未正常工作的雷达，我测出的100英里
每小时与你测出的速度是充分一致的。
像天空的蓝色这种经验，当然看起来不同于限定一只棒球的速度。哲学家有时说，一个像“那蓝色的天空”这样的第一人称经验是“不可还原的”，意味着它不能以科学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表达。例如，我们可以使用一台精密的医学成像扫描仪，来看一看，当你站在蓝天下向上凝望时，你大脑的哪些区域正在点火，这些大脑区域如何交互沟通，以及或许甚至是它们包含神经细胞活动的什么细节。理解扫描方法的每个人都会一致同意这些结果。仍然，而这就是第一人称的不可还原性，我们关于大脑节律与神经细胞信号的数据，并未给出我们关于蓝天像是什么样的，对 你 而言的经验。你是在经验，我们是在观察你在经验，而这相当于一对不同的活动。
然而，像“主观的”对“客观的”，以及“可还原的”对“不可还原的”这样的二分法，是有可能造成误导的。想想看在我们关于蓝天的虚构场景中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为我唱了一首歌，或为我写了一首诗，关于你对天空的经验，而不是让我连上那台扫描仪来观看你的大脑。那么我就会开始抓住你的经验，而不为你的神经细胞在如何开动所分心。你以之框定你的歌或诗的符号，可能会不同于我们经此将就神经细胞活动展开沟通的各种符号；诗歌与音乐符号的诠释，通常涉及一种更为目标开放式的（确实，富于无限目标的）评价与细微变化的过程（Goodman,1976）。而且作为符号，它们指向你和你的经验，而不是你的神经细胞。有意识的经验，是多样概念与多样范畴的微光闪现。一门与人类经验全方位统合的人类社会生物学，并不基于它全部能够被“还原”到一份专业的、定序基因或观察神经细胞的词汇表的假定。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是相反的。统合是这样一种假说，即我们将发现贯穿这种多样性、正好穿越人性的种种行迹。
那些行迹也许最终会越过第三人称观点的概念。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相对性的物理学将时间与空间，以及物质与能量缝缀到一起。他的发现也显示出，基于“外在于”第一人称视角的科学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觉。对于我们这些肉眼凡胎，并没有一个像神一样的第三人称有利点。甚至在纯朴的物理学世界中，有的只是比较各种第一人称经验的心灵。爱因斯坦课教的是，现代科学处理某些可被精确共享的经验，与其有关的共识与充分相互理解是可能的。令人惊讶地，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宇宙运作的方式来说，那就是说，对于无论我们人类在这里经验它与否它都将如此的方式来说，似乎完全是基础性的。进一步说，这种精确的共识并不强行规定我们所有人共享相同的视点或拥有同一的经验；远非如此。确切地说，意见一致的织物产生于关联一种经验与另一种的变形规则（字面上，规则将一种经验变形为另一种：我对100英里每小时快球的经验变形为你的，即投的是一个40英里每小时的慢球）。对于无外援的直觉来说，第三人称观点看起来是真实的，但这反映了心灵物化过程的强大作用，正如它为许多观察者所做测量的领域寻找简洁的象征。第三人称观点并不真实。建基其上的哲学关切可被理解为一种由物化规则塑造的 民间哲学 （当他们提到广泛共享于一种文化的关于大自然与关于人类行为的日常理解时，哲学家们已经讲到 民间物理学 与 民间心理学 ）。
并非所有的人类经验都用数字符号的术语来表达，即当由物理学规则重新编码时，无缝地连接一个观察者与另一个，然后强制执行全体一致的同意。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关于是否人类设计来表达数字所不能的极端替代性符号系统——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也可能遵循尚未被发现的变形规则，将你关于蓝天的歌与我关于它的绘画，再通过我们的相互理解与神经细胞的断奏式编码无缝地连接起来。同样未知的，如果有任何东西的话，是这由不可表达之物，由一个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来说都很有意义，但却没有符号，或一瞥，或触碰，或挑选能够让另一个人知道的任何经验的核心所构成的剩余的大小。迷人如它，这不可表达之物——作为心灵的机器中一个最后的幽灵在那里徘徊——却并没有准备好来扣押人类科学中的统合式综合。艺术、人文与科学处理能够在心灵之间被表达并因此被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不可取回的核心。一门学科的符号与另一门相比越是陌生，当壁垒倒塌时，影响也就越大。
21世纪已准备好在人类努力的所有领域中成为丰富与统合的时代。我们两人都强调了，社会生物学关乎未来许多，正如它是对于我们现在与过去的一次探索（Lumsden,1999b,2004a,b;Wilson,2002）。人类社会生物学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开放性深度问题依然多得数不清。文化，我们看到了，并不是在基因—文化模型中被漫画化至今的信息微粒（“模因”，“文化根”）的原子尘埃。但它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新观念将绘制出它的符号森林地图，并循着它贯穿意识经验的小路进入大脑发育的后成矩阵呢？如我们在《基因、心灵与文化》中强调的，在基因—文化的世界中我们并不孤单。数以千计的动物物种都传递习得的信息，如同从一代到一代的基因（Avital and Jablonka,2000）。这些动物文化如何与我们的相比较，动物心灵与动物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又是如何不同于人类的情况呢？自《基因、心灵与文化》以来已知的是，即使在最简单的案例中，遗传变化与文化变化的历史也可能是彻底复杂的。既然像Massive这样的计算机程序迎来了一个关于接近真实社会的规模与行为复杂度的种群的基因—文化模拟的时代，关于历史的结构与人类心灵，我们又将学到什么呢？真实历史何时是一个进步，何时它是一个循环重复的陈旧轨道，何时是一片混乱狼藉？什么是历史上的心灵之力？一位尼禄（Nero）衰败的自命不凡一定总是尾随一位屋大维（Octavian）的强硬军事，或者它能引领吗？伟大的人格是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出现——荷马、恺撒、但丁、布拉姆、奥基夫们（the Homers,Caesars,Dantes,Brahms,O'Keefes）——还是随机的？生物多样性有可能幸存于一颗基因—文化物种及其分裂出来的技术盛行的行星吗？
在如我们所知的生命中，DNA关于每个基因的代码脚本都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进化，在一个时间充足并充满了生机潜质的宇宙中，却并非如此。心灵与文化像一层面纱横挡在宇宙的脸上，它的掀动将透露我们的起源，以及即将到来的时代的耳语。就把《基因、心灵与文化》看成是一封瓶中信吧，抛下水的时候，科学还那么小，两个探险家就能穿越那么多的学科，说出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它的年龄已不小——这25年成了一个人类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基因、心灵与文化》还是完成了它的旅行。我们相信，我们原创的结论与建议中有很多都经受住了后续发现的检验。但那只是指向未来的过去。对于社会生物学与基因—文化研究而言，如同对于人类全体而言，最伟大的年头一定还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