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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1世纪科学的黎明，从人文的制高点望去，新鲜感来自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初次绘制，以及沉浸在照亮了从语言知觉到道德判断范围内人类精神活动的脑部扫描，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起来像是另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生物学的到来，进化科学开始将所有形式的社会行为置于共同的地面。今日以人类心灵之谜为中心的行为科学，已处于一场大解冻之中。几乎有半个世纪，大约从1920年到1970年，在心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一直是行为主义，其观点认为：肉眼不可见的精神事件不可观察，因此也就是“不科学”的。科学的心理学能够只关心可见的 行为 ，以及它如何应对环境中的事件。根据这一观点，基因，这一达尔文式进化的量子微粒，可以为动物的脑提供一种笼统的学习能力，用来应对环境的奖励与惩罚。在理解心灵如何工作以及彼此之间如何趋同或趋异方面，基因就不再有其他重要性了。
纵观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科学，心灵的研究并不得宠，基因（以及进化）也多被忽视。从这一科学的死胡同（简单地说：行为 来自 何处？）出发，心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慢慢地超过行为主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的认知科学革命（心灵很重要，不只是行为，也可以像计算机程序一样操作；你看不见你的计算机内部的软件，但它并非可有可无）。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与其他行为科学开始转变态度，从冷漠地排斥心灵翻转到一个更为统合的范式，寻求让脑生物学、精神活动与行为加入一门新学科：认知神经科学，亦即今天的非条件反射心理学。在《社会生物学》的时代，这场海洋变化还仅仅是洪水泛滥，在进化科学迅速扩展的海岸上并没有冲掉多少东西。因此对于基因能够塑造心灵，与环境一起起作用来制定种内或种间社会行为的关键规律性的观念，许多行为科学家并没有准备好去搞懂。对于那些工作在主要是欧洲学科的 动物行为学 （ethology）之外的心理学家（当时绝大多数在北美）来说，情况尤其严重，这种科学以进化的眼光研究现实、自然场景中的动物行为（而不是行为主义眼光下人造实验室装置中的动物行为——小鼠走迷津范式）。
然而，行为科学与社会生物学终究还是在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上会合了，那就是： 学习 ，即动物凭借经验系统地修改其行为的能力。《论人性》审查了学习心理学，并解释了作用于基因的达尔文式进化如何转而铸造生物体的学习倾向。《论人性》提出，笼统的学习能力将是重要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修改者。通过修改大脑的学习回路，遗传进化能够引导学习过程驶向确定的目标。这将施加一种塑形的力量于个体行为，以及最终起因于它们的社会模式之上。这就是 学习规则 （learning rule）的概念，即一种由使某些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可能被获得的基因塑造的大脑发育的统计规则性。通览人类文化，从家庭系统到宗教习俗，一系列复杂的人类行为由此可以连接到社会生物学，因此也可连接到达尔文原理，这种简洁性给《论人性》的作者（威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论人性》的回应，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比《社会生物学》论人类的最后一章曾有的待遇还要刺耳。在某种程度上，从先前不同科学相撞的构造能量中，火花第一次产生了。在《社会生物学》向着人类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迈出了试探性的几步的地方，《论人性》直截了当地讨论起以达尔文式进化作为共同纽带，所有人类艺术与科学的非独立性。摩擦是怎么回事？无疑属于领地性灵长目的职业学者们，拥有他们的专家地盘并且很少赏识外人。但这也是美国 纯文学 （ belle lettres ）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被越南的血战撕裂的战争，北美校园为将同代以及两代间公民分化为两极的主战与反战的辩论所划伤。在其家园边界内部，美国社会仍然感受到来自在20世纪60年代点燃的民权与反文化运动的震颤，随着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其弟罗伯特（Robert），还有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倒向刺客的子弹，一条稳定的死伤之流从东南亚战场流淌回乡。柏林墙的倒塌与横跨北亚的后斯大林政权的垮台，还是未来多年以后的事。1974年，《社会生物学》问世前一年，基于《原子科学家公报》（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网址为www.thebulletin.org）的美国“末日钟”，这只世界上最著名的核战压力与全球安全威胁的晴雨表，悄悄拨动到距离午夜9分钟的位置，而午夜是全世界热核灾难的时刻。（2002年，这只钟又向前拨至距午夜7分钟；行文至此，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下一次的向前拨钟得到了广泛的预期。）
在这片带电的大气之中，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视《社会生物学》与《论人性》为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威胁。如果束缚于其基因的安排，人类怎么能够自由地创造出一个美好而公正的未来呢？基因是惰性的化学物质。这将意味着人类是被化学编程的机器人，或无须声索道德与自由的基因僵尸。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关于基因作用的错误想法的回应，我们俩从《基因、心灵与文化》开始多次写到了这一点，在于一个授权（empowerment）的观念。基因在人类大脑与心灵发育中的活动，更准确地被理解为一个授权个体学习与动作的过程，也就是，它使选择性的、自组织的评估以及有着自选择目标的个体行为（包括学习行为）挑选成为可能。基因活动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建立一个学习与发育的定向模式，最终支撑着有其道德反省、批判性的自我审查以及挑选之能力的个体意识的涌现。于是我们，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讨论了这个（Lumsden and Wilson,1983;Findlay and Lumsden,1988;Wilson,1998,2002;Greene,2003;Lumsden,2004b,2005）。但在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行为主义所暗示的广义学习能力，比起由《论人性》标示出的学习规则，看起来像是一种针对所谓基因暴政的更安全的防御。并不是的。仅装备有一种笼统的学习能力，人们将会“自由”地被其文化以武断的目的一时兴起地塑形与铸造——一个暴君的梦想。
然而，另一套对《论人性》统合纲领的反对确实击中了要害，并帮助我们开启了我们的未来进程。尽管其认识到学习以及遗传塑造的学习规则，《论人性》仍然未多理会人类心灵；《论人性》中看待我们物种的焦点停留在外部行为之上，也就与现在发生在认知神经科学中的革命性变化越来越步调不一致。同等重要的是，尽管《论人性》瞄准了社会行为这一人文的主矿脉——文化，这团心灵在其中从生游到死的媒介、符号与信息——在视野中并不清晰。
在那时，我们当中的一位（拉姆斯登）正在多伦多大学的麦克伦南物理实验室完成博士工作，研究复杂系统——于简单部分之间大量交织的互动模式中形成的系统的早期理论物理学。如现在一样，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大脑的神经细胞网络可能如何工作以及文化内的符号团与交流可能如何运作的主要模型。我说早期，以区别当前，因为那研究场景今天看起来就像心理学对硬核行为主义的最后放纵一样稀奇。20世纪70年代中期，复杂性的数学工具——比如说，分形与动力学混沌——对于科学家来说还是全新的。还有些迷惑的一代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只是正在赶来拿捏它们（关于一个坚实的文本见Peitgen et al. ,1992）。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非线性科学淘金热（调查于Cohen and Stewart,1994;Solé and Goodwin,2000）仍然还在几年后的未来。用于科学运算的计算机仍然占满整个房间。因特网只有几岁大。没有万维网。限定全部基因组或神经系统的数据库是明日之梦。向着运用来自物理学的观念的数学处理开放的专业学术思想，只侧重于物理科学本身：化学，以及也许大多数的工程学科。走得更远的应用性研究容易战战兢兢地招来像“社会物理学”、“物理学羡慕”（physics envy）这样的贬义称谓，就像油和水一样，仿佛人类科学与人文永远不能和数学及其科学相混合。客气的说法是使用一些抽象概念，像各种科学与人文“不可通约”的本质，在一门或另一门中覆盖律（covering law）的缺乏，如此等等（Fiske与Schweder主编的论文集，1986年，提供了一幅这时代在这些问题上的两极对立的学术剖面图）。这是一个北美艺术与文学在其中感觉到文化研究中号称“后结构主义”传统的香氛的时期。流行于欧洲校园之上，尤其是在法国，由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倡导的文本“解构”宣言格外地时髦（Derrida,1986，一部非凡才智与想象力的著作，使塞壬的呼唤甚至对科学的耳朵甜美可闻）。
在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后结构主义对人文与人类科学的影响，几乎与行为主义对心理科学的影响一样是抑制性的，而且是出于相似的原因。一项狭隘的，围绕少数学者的观念组织起来的极端胜利主义议程，在惊人漫长的时期内取代了多样的进路与观念被大力追求的风气。简言之：“不得入内。”在后结构主义之内（就像先前在行为主义中那样），心灵与人性再次开始消失不见，这一次是变成了一团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迷雾，而非一张奖惩表。指向世界的语言，让路给作为主体间协商意思与含义的自封闭游戏的语言。如果世界外在于彼，它对于心灵或对其历史沉淀（即文化）并没有多重要。意义，这一后结构真言绕其打转的节点，既不需要作者也不需要世界；通过诠释的谈话是自由的，一种由刚刚来到这个作为文本的世界（或者作为世界的文本；你来选择）的每个新读者所采取的变化无常的行动。正因如此，解构的“文化研究”容易发出刺耳的反科学的声音，摆出姿态来抵制某种被称为“总体化话语”（totalizing discourse）的东西——一个为那些弄破特设性诠释的泡沫，并代之以连接起各个学科，以至连接自然（Nature）与人性（human nature）的方法的观念所准备的标签。
对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的简短描述，如前所述，让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傻，就好像我只不过是在用恶搞考验你的耐心。那时代的解构过度确实会将一个人敲成傻瓜，至少它们对我是这样做了。幸运的是，扩展的评论别处也能找到，而我必须向你推荐那些参考资料，以便形成超出这里我的篇幅所允许的更为全面系统的看待（由Ellis所做的拆除工作，1989，简洁又彻底；关于解构与后结构景象的强调查见Culler,1982;Geertz,2000；以及Reynolds and Roffe,2004）。这里我关心的将是，20世纪70年代人文与自由艺术的后结构主义倾侧如何影响了我们，当我们开始讨论，如果社会生物学自身也是会进化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位于《论人性》之上，从而富有成效地经营起心灵与文化。
后结构学术的两项成果，在积极的意义上对我们很重要。最主要的，如果文化是（借用Victor Turner名书的标题；Turner,1967）一座符号的森林，那么学习文化将只是心灵对这些符号的识别与诠释（也就是，寻找其中意义）。换句话说，有穿越森林的路吗，心灵又如何找到它们？学习规则，在《论人性》提出的意义上，将不得不作用于这一识别与诠释之流。这将是我们进路的关键。第二项，我们不能说后结构主义论证是错的，即文化及其符号，理解为意义的系统，是个体借以影响彼此的媒介。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是关乎权力的。无疑，一些权力关系也解放人（例如那些由微积分或荷马希腊语教师所行使的）。但语言、符号体系、文化与记忆的形成也能成为压迫与压抑的工具。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学者们只是在展示所有的语言使用是如何权力负载的——甚至在专业学术领域使用的语言。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将在艺术与科学如何精心制作其文本以及它们如何被应用于人事方面保持警觉的需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意识水平。为了权衡人性进化的主要选项，我们的进路将不得不平衡这些我们将从许多学科导入的观念之间的权力关系。
我们两人都仍然确信，符号、技术语言与独特的数学方法不应被打了折扣，尽管后结构主义者担忧物理学羡慕与被总体化的（也就是，成系统的与组织良好的）思维。确实，数学将是我们进路的中心要素。除了有我们当中的一位（拉姆斯登）在类脑与类文化模式的早期数学方面从事过的研究，另一位（威尔逊）也相当成功地应用过最优工程设计的数学方法，以此来理解昆虫社会中，每个群体可获得的有限资源如何转变为被分配以专门化的角色，诸如觅食或保卫群体巢穴的各种形状及大小的群体成员（Wilson,1971）。就在我们会师之前，与美国数学生物学家及生物物理学家奥斯特（George Oster）合作开展的一项关于此问题的成书的研究刚刚完成（Oster and Wilson,1978）。于是，以我们在大脑、行为与社会形态的数学方面的个人经验为基础，我们的期望很高。
在我们运用《基因、心灵与文化》的核心观念来重讲人类进化故事（Lumsden and Wilson,1983）的续篇《普罗米修斯之火》（ Promethean Fire ）中，我们有幸详述我们的智力探险故事与引出《基因、心灵与文化》及其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工作方法。通过《基因、心灵与文化》，人类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专业自我进化，包含了人类精神、社会化与文化变迁的核心要素。这里我就不再追述那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指出基因—文化互动之谜在那时的空气中大量弥漫这一点，也是引人入胜的。《基因、心灵与文化》正是以包含强数学元素的技巧来解此谜团的几本核心书籍之一。同样求索基因—文化关联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卡瓦利-斯福尔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与费尔德曼（Marcus Feldman），他们一心专注于文化信息在代内及代际间流动的数学模式（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还有里彻森（Peter Richerson）和博伊德（Robert Boyd），几年后他们开发出的模型进一步澄清了遗传改变与文化变迁在进化着的种群中强有力的关联（Boyd and Richerson,1985）。我们自己的工作，从那时起，通过一条偏离其他早期尝试的小道，进入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路径。我们没有抓住文化传递或文化对遗传改变的选择性影响的传统谜题本身，而是一度走出进化科学的世界，沉浸在关于大脑与心灵如何发育的实验发现之中。我们的发现说服我们去追求一种当时的激进的可能性，就是说人类心灵，而且尤其是人类心灵的心理社会发育，是理解文化变迁层面的人类历史如何与基因变迁层面的历史互惠式绑定的基本进化链条——到那时为止的缺环。
1981年，我们从心理学、社会科学、社会生物学与行为动物学研究文献中拾穗而来的发现的综合，连同我们对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描述及其数学模型研究，呈现在此时你手中的这本书里。在它的这一次，《基因、心灵与文化》激起了争论与（在某些领域是）愤怒，如同《社会生物学》与《论人性》在它之前有过的一样。《基因、心灵与文化》不太质疑，社会生物学能够被扩展到在其生物学、精神与社会多样性方面容纳我们的物种。换句话说，社会生物学不是一句思想的维多利亚式行话，也不是一幅作为被基因编程来以固定方式行事的讲着话的机器人的人类的漫画。恰恰相反。心灵的活动之流，其在一种独特文化中的终生变化，以及文化中的互惠式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生物学变得必不可少。社会生物学能够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自家地盘上加入它们。社会生物学能够部署一个概念体系，足以抓住关于文化学习与精神发育的主要的替代性进化策略，并由此探索哪些策略可以在文化变迁与生物学种群结构的特定条件下盛行。
我们的议题，与受到达尔文激励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思想的批评家们拙劣模仿的社会生物学及进化心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思想，据认为，是一种软故事，达尔文的观念被揉捏于其中，直到其适用于动物与人的众所周知的性征——例如，为什么豹有斑点，以及为什么人有语言。这样的事后“解释”有着令人痛苦的延展性，经常是模糊的，还很多：一个故事通常像另一个一样有道理，或者一样好玩（Lumsden,1999a）。相比之下，真正的科学，讲故事更喜欢直来直去，采取一种可通过测量，且更为可取地是通过对事先未知事物的测量（以减少第二次猜测）来检验的严格预测的形式。
我们写作《基因、心灵与文化》的主要目标，因此就是要素描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生物学的科学可能如何以这样一种更具预测性的方式处理人类心灵、文化与基因。这是怎样的一个希望呵！30年前，心灵几乎不再返回到学院派心理学的羊栏（受到了量子物理学家贯穿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更为严密的监视；例如Penrose,1994），后结构主义的马车紧紧地环聚在文化之地，一门关于大脑发育的分子遗传学还只是一个留给未来的梦。而且，科学也不总是突飞猛进地变化；更为经常地，会有从谦逊的开端出发迈出的小步，将只有有限的数据增加的研究时期，渐渐扩展为发现的步伐随着发现结果的积累而加快，学者们群集于新的可能性，而理解的地平线突然闪现的时期。在自从《基因、心灵与文化》问世以来的25年中，对于人类社会生物学来说相当关键的人文与科学领域都繁荣了起来。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今学术这惊人的深度还埋藏在其专业文献之中，有待于评估与综合，并且已有的线索依然四处分散。我们经常想象，莱特（Wright）兄弟，蹲坐在基蒂霍克（Kitty Hawk）海风扫过的岸边，当他们费力地鼓捣他们那架颤颤巍巍的双翼飞机离开北卡罗来纳的沙丘，一定梦想过一种更顺溜、更高速的航空器。今天的超音速喷气班机，在几小时内就能把乘客带过大西洋。与将在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类社会生物学相比，你所看到的装配在《基因、心灵与文化》中的思想发明，将无疑拥有早期航空器的全部特征：简单、有限、粗糙。
但是，与此同时，效果还是有的。尽管数据、信息、观念与方法上有种种局限，《基因、心灵与文化》的核心预测大体上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确实，那些自从《基因、心灵与文化》问世于1981年以来做出的发现强化了证据，到了这些核心预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基本事实的地步。为了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需要在这一点上结束我们想象中的重返时光之旅，并以一些我们发现在理解人类心灵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过程之间的关联上有帮助的专业学科术语来简短地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
上文我提到， 学习规则 的概念，即《论人性》中所探索的行为发育的基因定向路径，有助于将《社会生物学》的方法拓展到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在开启《基因、心灵与文化》中所致力讨论的议题的过程中，一个关键谜题是如何将心灵包括进来，而不丢掉通过聚焦于发育的学习规则获得的进展。我们的答案是，保留学习规则的概念，但将其目标由外部行为改变为心灵。我们会考虑思想、评价、情感反应、记忆形成、挑选与决策的内在结构，认为它们是终生发育的。基因，如果其完全作用于行为，也将作用并贯穿于精神的发育（这一点，正如你能够从我刚刚给出的清单中看到的那样，远远超过了“学习”）。我们认识到，同样实质性的是避免一种身心二元论。人类心灵并非存在于人类大脑之外。 学习规则 也将需要适用于物理结构——脑部及其错综复杂的神经细胞回路——其动作体现心灵，而基因活动将通过它们塑造心灵与行为。
因此，我们决定说到 后成规则 （epigenetic rule），而不是 学习规则 。后成（epigenesis）是生命科学中著名的专门术语，于此得到了发育生物学家沃丁顿（Conrad Waddington）贯穿上个世纪的捍卫（Waddington,1957）。后成一词，在生物学家用来，指的是以遗传为基础的事件与以环境为基础的事件在它们帮助塑造发育着的生物体上的充分互动。因此，在我们的人类社会生物学进路中， 后成规则 将指的是一种基因定向过程，这种基因定向过程在环境事件（尤其是来自文化的学习机遇）面前，对于大脑与心灵的正常发育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曾发现（现在依然发现），区别三大类后成规则是有用的： 初级 （primary）规则，其活跃于与从感觉接收到知觉的早期阶段范围内的事件有关的脑系统的发育， 二级 （secondary）规则，其活跃于从知觉的后期阶段贯穿到有意识的思想及经验范围内的精神过程的生命史，以及 物化 （reification）规则，其在关于我们所想象或构思之物的现实性的信念方面起作用。物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文化普适的 民族 心理学 （folk psychology），一种信念与想象式认同的体系，我们借此把现实性归于基于我们关于他们说了跟做了什么的经验的其他人的心灵（Seager,1999）。另一个是 道德实在论 （moral realism），典型的人类倾向，相信区别是非善恶的规则与规律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宇宙中，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关于它们的信念相去甚远（Greene,2003）。关于道德物化，后面我还有更多要说的。
《基因、心灵与文化》不做出关于基因如何影响任何一类规则——初级的、二级的、物化——的先发制人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采取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对于理解基因如何在后成规则中确实起作用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将回顾可能照亮基因作用模式的广泛的专业数据。第二，我们将扩展进化生物学的数学程序并由此研究，在计算机模型中，后成规则如何可能在种群变化、环境与社会形式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如我所说，人类社会生物学并不假定人类是由其DNA化学所安装并以确定的编程方式去爱、思考与战斗的基因机器人。那只是心灵种类的无限光谱中一种可能的情况（极其不真实，在我们看来）。人类社会生物学与比较社会理论有关，是一个科学与人文在其中被综合到关于基因、心灵与文化的联系的可验证推论之中的研究过程。
为了对直到大约1980年的发现进行广泛的调查，我们发现引进一项后成规则的二次分类是有用的，对其作为初级、二级或物化规则的分类是一个补充。对于初级、二级与物化规则类别的每个层次，我们推测，后成中的基因作用的一个进化策略可能采取下列三种之一的形式：
纯遗传传递 ：大脑与心灵发育的结果被基因活动严格特化；文化与社会环境或者没有影响，或者总是导致遍及种群的相同结果。具有可忽略的社会环境影响的纯遗传传递，是最接近有着科幻小说名声的天生硬连线“遗传机器人”的极端。如此，对于纯遗传传递来说，一个人将预测到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变化与精神发育的走向之间为零相关。基因决定一切。
纯文化传递 ：基因活动在脑中创建强制生物体仅具有一般性学习能力的神经回路；这种遗传活动在对任何个体都同等可能的气质、人格、情感效价、知识与道德方面促成巨量的可能结果。文化与社会环境中的事件为这些一般性的能力确定航向。像这样的个体是一块“空白石板”，或者一种白板（tabula rasa）心灵，在上个世纪的社会工程师与政治乌托邦居民们中间是很受欢迎的。（Pinker,2002，是一部关于空白石板运动的有力论述与批判。）白板心灵为他们降生所在的符号森林所铸造，并不能自由地塑造自身。如此，在纯文化传递的条件下，个体心灵的唯一特性，与个体心灵之间的差异性一起，唯独产生于其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差异性。文化决定一切。
基因—文化传递 ：一个从一边的纯遗传传递伸展到另一边的纯文化传递的范畴。基因活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不像纯遗传传递，基因活动并不将心灵与大脑托付给一种先天编程的结果。同时与纯文化传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因活动也不促成一种平面化或无偏向的一般性学习潜力。替代地，势场会被弯曲成一片有山有谷的地形。山峰与部分受阻或较少可能发生的结果有关。山谷标记心灵的发育更有可能流向的结果。然而这些扭与转并不被绝对消除；这是一种机会与概率的战略，一场基于基因的赌博，关乎沉浸于一种文化之时的精神发育应何去何从。基因—文化传递能够拥抱由纯遗传传递与纯文化传递界定的极端，或采取更复杂的中间模式的方式，对于大脑与心灵来说，其中的某些结果比其他的更有可能。与基于纯遗传传递与纯文化传递的后成规则的预期形成惊人对比的是，基因—文化传递的中间模式预测，实际上，心灵塑造自身。基因并不直接作用于确定最终的行为或干涉精神活动，但将选择性赋予学习环境。在纯遗传传递中，心灵与大脑中的变化跟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的变化是不相关的：如果精神生存的必备之物得到供应，一个单一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在纯文化传递中，个体心灵之间以及每个心灵的生命史之中的差异跟社会与文化教养中的相应差异充分相关。然而，在基因—文化传递中，某些输入具有更高的显著性（影响心灵与大脑发育的更大可能性）并得到来自发育中心灵的更多关注。一种基因活动与学习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可期。
这些就是概念的可替代版及其主要预测。《基因、心灵与文化》的第2章与第3章展示了我们在调查直到1980年的生物、行为与社会科学文献中发现的所有数据的结论，来处理这些传递模式的哪一种，如果有的话，引导着人类精神发育的问题。我们的发现是惊人的。一致贯通初级后成规则的，要么是纯遗传传递的符号，要么是基因—文化传递的符号，严格集中于感知觉能力的狭窄范围内。然而，在二级后成规则与物化规则之中——即在支撑着更高阶的关于学习、挑选与决定的能力的机制中——证据反而表明基因—文化传递策略的盛行，其中一系列结果所受到的偏爱明显高于其他。在这些模态中，我们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可表明纯文化传递与 白板 学习策略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后面这一否定性结论并不意味着大体上由纯文化传递之下的社会规范所塑造的一般性学习能力与人类无关。科学文献即使在那时也是巨量的，而我们聚焦在那些扎根于生命早年，或是可能回应达尔文式压力的精神活动（诸如配偶挑选）的领域。其他的领域将会有所不同。例如，解释为什么“闭嘴”对于一代青少年来说是“安静”的意思，对于下一代来说却是“你不要说”，一定与文化上的，而不是遗传上的变化有关（尽管童言确实存在的事实直接关系到支撑人格与气质正常发育的基因—文化传递规则）。
因此，我们调查的主要结论是，人类精神发育可被理解为后成规则的平行与相继运作。进一步说，我们认为，在某些初级后成规则经由纯遗传传递起作用的同时，绝大多数的后成规则——从语言习得到求偶方案——看起来也在经由基因—文化传递起作用，一场心灵与文化的进化博弈，基因在当中设定某些学习路径好过其他的赔率。诚然，在1980年我们打算出版《基因、心灵与文化》的时候，这一关于复杂的人类精神发育中基因—文化传递的课题还是一种临时性的假说，期待着进一步的发现前来引路的修订机会（如果没有直接湮没无闻的话）。现在，2004年末，我们准备将这一版的《基因、心灵与文化》付梓印刷，合它口味的证据是有力而广泛的——远超过一本书的调查范围，何况像这样一篇代序的文章了。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愉快地收集一些最惊人的进展，并为你指出文献中的关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