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综合：《基因、心灵与文化》出版25周年

查尔斯·J.拉姆斯登

1975年，我们当中的一位（威尔逊）出版了一本引起相当争议的书。这本题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的书，调查了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生命形式的社会行为的知识（Wilson,1975）。书中提到，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协调起来，那就是诉诸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观念。达尔文送给现代世界的礼物，是一种关于生物形态及动作之根源的基本真理。他看到，随着世代演替，形态与行为的变异由亲代传给子代，而允许一些世系比其他世系更为繁盛，如此改变着我们行星的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种群。

简单的观念，深奥的含义。到20世纪60年代末，达尔文关于行为直接有益于个体的洞见的力量愈发清晰。然而，群体生活的行为及形态在动物世界的盛行仍然令人迷惑——从蜂巢中的忙忙碌碌到南部烤肉宴会上的闲庭信步，生物们总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相互协作而不是为了争夺稀缺的资源顶牛打架。可能是达尔文关于从个体到个体穿越世代的可遗传差异是进化之源泉的论断走错了路吗？

不是的，《社会生物学》将要讨论，达尔文是对的：生物学的变异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是关键。无论如何，就社会行为而言，可遗传的影响的路径比达尔文的时代所能设想的还要复杂微妙。为了掌握这些，一个人必须理解差异如何通过遗传式继承从一代传至另一代的机制。这件事来得较晚，开始于20世纪的黎明，又带着对协作性社会动作的新洞见加速进入20世纪60年代。利他主义的起源，是动物的动作作用于其亲属（它与其以共同祖先的方式分享一定份额的遗传物质）以及其物种其他成员的效果，这些成员能够记得并入账其过去帮助或伤害它们的记录。《社会生物学》是系统采纳这些新观念——由先锋进化论者如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以及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发明——并将其应用于从热带海洋的珊瑚虫到非洲雨林中的猩猩群的全套社会生活的最早尝试。一种令人振奋的团结开始从多样的动物社会性中涌现。只是些许关于生物学进化的优美观念，通过一门新科学——社会生物学——出发，将社会行为的已知形态置于一种比较科学框架之中，并为多样性带来了秩序。

无论如何，《社会生物学》迈了一大步。它扩展了这一比较框架，将人类包括在内。我们并非将单独成为一个物种；不如说，人类思想、感觉与行为的全部，在其所有的表现形式上，共属于同一个关于人类本质的达尔文科学，将是一门容纳所有社会生活形态的更大的进化科学的一部分。它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科学，并暗含超越其上的人文、自由艺术（liberal arts），而或许甚至是艺术本身，并不是一个个自由飘浮的领域。它们牢不可破地与硬科学相连，尤其是社会生物学，因为我们人类是进化的有机存在，遵循同样的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的过程，它们已在我们行星上一切其他的有机物之中创造了心灵与社会性。个体及物种的独特性——对于作为人类的意义——将不得不像接纳我们的社会历史一样，接纳我们的生物学遗产。

社会生物学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尽管只是《社会生物学》对社会进化的全面论述中的一小部分（全书697页之中的29页），论及人类的最后一章引起了强烈的异议。人就是人（Humans are human），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批评家们如是回应，因为其意识与自由意志服从于文化，而非其生物学的（所谓的）限制。于是他们声称，为遗传式继承假定一个角色是无意义的，而提议关于基因在人类心灵与社会方面的作用的科学研究在科学上也是不负责任的，或许简直是危险的。[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小册子（1976）与卡普兰（Arthur Caplan）主编结集的论文（1978）取样《社会生物学》引发的花言巧语。]现在，我不是一名科学史家，只是这场社会生物学战争的后代。我很高兴把对那个喧嚣时代的深度描述留给那些有资格这样做的人（Segerstråle,2000;Lumsden and Wilson,1983，第二章，以及Pinker,2002，第六章也有用）。无论如何，在准备推出《基因、心灵与文化》这一25周年版的过程中，我无法抗拒对汹涌澎湃的那些年的些许私人追忆。确实，《基因、心灵与文化》的出现更新并强化了许多由《社会生物学》以及《论人性》（Wilson,1978）所引来的关键争论，在《论人性》一书中，我们当中的一位（威尔逊）以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物学及其对于人文而言的意义的扩展反思回答了初始的争议。那么，我邀请你踏入一台想象中的时间机器，片刻间航行回大约30年前，来到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大学校园与研究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