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言语交流

非言语交流中所使用的动作，为后成规则研究提供有希望的例子。某些信号是相对不变的，以至于在其形态与意义上大量的趋同跨文化地出现。而几乎所有的信号也还是服从于对于个别文化来说很古怪的修改。例如，埃克曼（Ekman）（1973）曾在表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与快乐的面部表情使用中发现相对的一致性。他曾拍摄演出这些情感的美国人，以及在他们讲述类似的感受在其中被强调的故事时的新几内亚高地部落民。当个体们被展示来自其他文化的肖像时，他们以一种高于80%的精确度诠释面部表情的含义。

在他连续的人类行为学田野调查中，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Eibl-Eibesfeldt）（1975,1979）记录了其他非言语交流形式中不同程度的趋同，包括性器展示、眉毛挑动、威胁盯视、噘嘴、凝视厌恶以及亲吻。证据足够强大，以至于少有怀疑，此行为多为人类特有，并且狭窄但清楚地将其与其他旧世界灵长目区分开来。

由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所独立进行的微笑研究，揭示了在其发育与使用上一种实质数量的径路化。微笑是最早由婴儿在2到4个月之间的年龄时所显露的。它们立刻在照料着的成人这一边唤起大量的慈爱。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婴儿被养育在与美国婴儿非常不同的条件之下。他们由其母亲不借助麻醉药地独自接生，几乎一直与母亲或其他成人保持身体接触，一小时被照料数次，且被严格地训练来坐、立与行走。而他们的微笑在形式上却与美国婴儿的完全一样，出现在相同的时间，并且服务于相同的社会功能（Konner,1972,1977）。微笑也按时间表出现在聋盲儿童甚至是沙利度胺畸形儿身上，后者不仅聋且盲，还残疾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无法摸到他们自己的脸。在这些极端的情形之下，行为的早期发育中实质上是不可能涉及学习的（Eibl-Eibesfeldt,1979）。

终其一生，微笑主要被用来发出友好与赞同的信号，而其次（且不定地）来显示一种愉悦之情（Kraut and Johnston,1979）。各文化铸造行为的精确含义为一系列由其确切形式及其展示于其中的背景所决定的细微差别之中。当然，在老于世故的成人之间，微笑可能被转向讽刺或轻嘲的使用。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案例中，它的含义仍然只涵盖包含在所有面部表情中极小的一部分。

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继续追踪了儿童中非言语信号的个体发生学，以及文化进化进程中信号获得新含义的改进这两个方面。一个例子，基本的抬眉及其文化根衍生物，在图3.11中被给出。另一个案例是发出一个“不”的信号的身体动作的仪式化。最普遍的动作是摇头，在像巴布亚高地人、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人、南非的辛巴人，以及卡拉哈里桑人一样分开进化的文化中一个标准的信号。许多地中海与中东民族用猛扭回头同时闭着眼睛来发出一个“不”的信号，有时转头向一边然后以一种拒绝的姿势举起一只手或两只手。巴拉圭的阿约里奥印第安人皱起他们的鼻子，好像他们正在触及一种不愉快的气味，闭上他们的眼睛，并且经常以一种噘嘴向前推他们的嘴唇。新几内亚的埃波人用一种摇头表示一个事实的“不”，而在社会遭遇中用噘嘴表示拒绝。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指出，实质上所有这些信号都可以被诠释为对令人不快的物理刺激的更直接的、运动神经的拒绝的仪式化——头上东西的一次“甩掉”或眼睛、鼻孔以及嘴的关闭。噘嘴另外被仪式化为了对于侮辱的回应以及切断联系。

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得到了的主要结论是，非言语交流多被建立在了基本行为样式仪式化的基础之上，随着这仪式化的行为版本为新的后成规则所引导。在像摇头这样的类别中，基本的样式是并不比也服务于其他非交流功能的无差别的运动神经活动多出多少的。但是微笑、另外的基础面部表情、大笑与哭的样式，似乎被限制在了由其进化起源而来的信号功能，而它们也在以后的仪式化进程中服从于更严格的径路化。抬眉在其专门化的程度上是中等的。使用基因—文化论的意象，后成规则于狭窄性与特异性方面变异在非言语信号的类别之间，但在所有的案例中，这些品质都足够强大到实质性地约束文化进化期间生成的一系列非言语信号。 5f8vwEZVVrx3tH27b694x/sJjmDORdDOguJ606IvTe5JHOmdFnz2QC/kiDUTc6V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