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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类对有些文化根类别上的超常刺激做出反应，偏爱度却并非单调地随着刺激的一个连续的强化而增加。在所有对我们已知是被检测过了的类别中，存在被偏爱超过其他更极端者的中间值或值域。例如，在关于动机的研究中，这一原理被很好地建立了起来。施罗德（Schroder）与同事们（1967）记录了在中等复杂水平上情感回报与信息处理的最大化。他们建构了一个一般模型，试图预测这些峰值，作为信息内容、回报以及计算困难与情感压力的负面效应的最大总和。
相同的原理在认知研究中被独立地引证了。人们倾向于分解信息为相对少数的类别。正如前面提到，米勒（1956a）提出，该数目就是神话与民间传说的“魔力七”，加或减二。回顾那时的文学，他展示出，在没有特殊训练与辅助而有小错误的情况下，区别纯粹的声调、味道、大小、颜色与温度的能力，事实上是通常被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最近以来，彭德塞（Pendse）（1978）证明，在通信系统中，类别的最佳数目，一般是一个信号—噪声比的函数。一个信号在一条嘈杂的通道中被传递的次数越大，信号任一采样可被分解而成的类别的最佳数目就越小。如果此数学推导关系在生物进化期间被遵守，那么大脑本身的设计就有可能被预见到相当精确地具体指定普通的、直觉的分类中所采用的复杂程度。这一假说可部分地通过下列由数学模型所生成的预测来检验：左脑半球，其必须用言语表达且因此比右半球更广泛地再传递信息，将会在有着少量类别的处理系统中表现得更好。当类别数被增加，优势将会转向右半球。这一预测被彭德塞的实验研究证实了。
样式区别与偏爱的情感成分，在美学的实验研究中变得至高无上。在关于多边形（正方形对八边形对六角星，以此类推）的研究中，艾森克（Eysenck）（1968）发现，受偏爱的图形具有下列品质：较不熟悉、对称、非直角，以及有许多不平行的边。拉舍夫斯基（Rashevsky）（1960）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设计出一个神经学模型来说明此类数据。他得到一种紧密的匹配，于该假设被做出之时，即，愉快中枢为在重复但不同一的系列中许多多余要素的总激发所最大地刺激。
早期美学实验中用到的多边形，在复杂度上有所限制，结果数据只揭示出在复杂性尺度较低一端美学反应的相关性。斯梅茨（Smets）随后的研究（1973），使用着间接但更能精确测量的阿尔法脑波阻滞反应作为一种唤起的信号，指出当竞争图案被制作得更复杂时，中间最大量的存在（见图3.9）。
图3.9 视觉样式上达到中等复杂度水平的最大唤起。在这一实例中，复杂度是由元素数目上不同的两个系列中冗余度的百分比来测量的（一个系列生成225比特，另一个是900比特的不确定度）。唤起测量的是跟随图形的出现，脑电图的阿尔法波被阻滞（去同步）的时间；给出的数字是与多导记录仪记录一致的相应距离。下面图表中的各点给出67个人的平均反应。（依照Young,1978；来自Smets,1973）
有趣的是，对中等复杂度图案的偏好，可追溯到最早的婴儿期。赫申孙（Hershenson）与同事们（1965）向新生儿展示一系列随机构造的图形，根据它们是否包含5个、10个或20个拐弯而分类。婴儿们最一致地凝视在有10个拐弯的系列上（见图3.10）。其后，模式挑选更精确的后成规则，牵涉复杂度作为一个关键变量，为范茨及其合作者们的视觉发育实验所揭露（见表3.1）。
图3.10 复杂度挑选中的一个后成规则。给出的偏好测量被展示随机生成图形系列的新生婴儿眼睛注视的相对时长。图形中的复杂度由沿其边缘的拐弯的数来测量。（修改自Hershensonetal. ,1965）
统治复杂度挑选、问题解决以及美学的发育的后成规则的知识，仍然是粗浅的。伯利内（Berlyne）（1971）与博茨（Bortz）（1978）总结出，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唤起曲线与主观美学判断之间，简单的联系无法被做出。不可能的是，美学判断上的偏好曲线，会是代表着唤起曲线那样的单峰形态。而看起来还是有可能的是，强大的间接联系确实存在，并且使文化进化受到了有意义的影响。进一步说，复杂度的平均最佳水平，以及种群内水平频率分布的更高阶矩，可初步诠释为智人的物种特有特征。当用其他智能动物物种，尤其是旧世界的猴与猿类来进行可比较挑选实验时，它们将被更加清楚地理解。
非言语交流中所使用的动作，为后成规则研究提供有希望的例子。某些信号是相对不变的，以至于在其形态与意义上大量的趋同跨文化地出现。而几乎所有的信号也还是服从于对于个别文化来说很古怪的修改。例如，埃克曼（Ekman）（1973）曾在表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与快乐的面部表情使用中发现相对的一致性。他曾拍摄演出这些情感的美国人，以及在他们讲述类似的感受在其中被强调的故事时的新几内亚高地部落民。当个体们被展示来自其他文化的肖像时，他们以一种高于80%的精确度诠释面部表情的含义。
在他连续的人类行为学田野调查中，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Eibl-Eibesfeldt）（1975,1979）记录了其他非言语交流形式中不同程度的趋同，包括性器展示、眉毛挑动、威胁盯视、噘嘴、凝视厌恶以及亲吻。证据足够强大，以至于少有怀疑，此行为多为人类特有，并且狭窄但清楚地将其与其他旧世界灵长目区分开来。
由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所独立进行的微笑研究，揭示了在其发育与使用上一种实质数量的径路化。微笑是最早由婴儿在2到4个月之间的年龄时所显露的。它们立刻在照料着的成人这一边唤起大量的慈爱。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婴儿被养育在与美国婴儿非常不同的条件之下。他们由其母亲不借助麻醉药地独自接生，几乎一直与母亲或其他成人保持身体接触，一小时被照料数次，且被严格地训练来坐、立与行走。而他们的微笑在形式上却与美国婴儿的完全一样，出现在相同的时间，并且服务于相同的社会功能（Konner,1972,1977）。微笑也按时间表出现在聋盲儿童甚至是沙利度胺畸形儿身上，后者不仅聋且盲，还残疾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无法摸到他们自己的脸。在这些极端的情形之下，行为的早期发育中实质上是不可能涉及学习的（Eibl-Eibesfeldt,1979）。
终其一生，微笑主要被用来发出友好与赞同的信号，而其次（且不定地）来显示一种愉悦之情（Kraut and Johnston,1979）。各文化铸造行为的精确含义为一系列由其确切形式及其展示于其中的背景所决定的细微差别之中。当然，在老于世故的成人之间，微笑可能被转向讽刺或轻嘲的使用。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案例中，它的含义仍然只涵盖包含在所有面部表情中极小的一部分。
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继续追踪了儿童中非言语信号的个体发生学，以及文化进化进程中信号获得新含义的改进这两个方面。一个例子，基本的抬眉及其文化根衍生物，在图3.11中被给出。另一个案例是发出一个“不”的信号的身体动作的仪式化。最普遍的动作是摇头，在像巴布亚高地人、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人、南非的辛巴人，以及卡拉哈里桑人一样分开进化的文化中一个标准的信号。许多地中海与中东民族用猛扭回头同时闭着眼睛来发出一个“不”的信号，有时转头向一边然后以一种拒绝的姿势举起一只手或两只手。巴拉圭的阿约里奥印第安人皱起他们的鼻子，好像他们正在触及一种不愉快的气味，闭上他们的眼睛，并且经常以一种噘嘴向前推他们的嘴唇。新几内亚的埃波人用一种摇头表示一个事实的“不”，而在社会遭遇中用噘嘴表示拒绝。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指出，实质上所有这些信号都可以被诠释为对令人不快的物理刺激的更直接的、运动神经的拒绝的仪式化——头上东西的一次“甩掉”或眼睛、鼻孔以及嘴的关闭。噘嘴另外被仪式化为了对于侮辱的回应以及切断联系。
图3.11 抬眉及其文化根衍生物。（修改自Eibl-Eibesfeldt,1975）
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得到了的主要结论是，非言语交流多被建立在了基本行为样式仪式化的基础之上，随着这仪式化的行为版本为新的后成规则所引导。在像摇头这样的类别中，基本的样式是并不比也服务于其他非交流功能的无差别的运动神经活动多出多少的。但是微笑、另外的基础面部表情、大笑与哭的样式，似乎被限制在了由其进化起源而来的信号功能，而它们也在以后的仪式化进程中服从于更严格的径路化。抬眉在其专门化的程度上是中等的。使用基因—文化论的意象，后成规则于狭窄性与特异性方面变异在非言语信号的类别之间，但在所有的案例中，这些品质都足够强大到实质性地约束文化进化期间生成的一系列非言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