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级后成规则

我们看到了初级后成规则如何在决定知觉空间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从而影响文化的进化。但是这种形式的约束只是基因、心灵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开始。如同目前这章将要展示的，许多额外的步骤导致二级后成规则以及社会行为最终的个体发生。

由大脑所处理的各个刺激配置，被解剖并分成能在多种感觉模式的知觉空间中被抽象地描绘成点或包络的东西。知觉可以简单如一个单色的一闪或一种芳香化合物的气味，各占知觉空间上一个单独的点。或者它可以复杂如哺育一个婴儿，其创建声音、视觉、触觉与气味的包络。从感觉感受器引向知觉在其中被转变为有意识的图像的皮层区域的路径，已是基础研究的对象，例如由布洛克（Bullock）与同事们（1977）以及博迪（Boddy）（1978）所评论。

最多的文化根都相对复杂且参与多重的感觉模式。大脑并非按照这些文化根配置向内携带的所有信息来行事。心灵的决定，是基于提取自知觉空间内文化根最终表现的某些特征的。特征提取的内在物理基础，依然大不为人所知，不像相对被充分研究的向更高中心携带感觉信息的神经元回路。为人类行为学家（Eibl-Eibesfeldt,1975,1979）与认知心理学家（Neisser,1976）所共同确认的提取过程的外在品质，是快速、精确，以及相对的简单。

关于主观推断过程的一个有趣的物理模拟，由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提供（图3.1）。照片中的中心图形可被用来代表一个文化根，或者更精确地是知觉空间内一个文化根的配置。心灵并非按照存在于该结构中的所有信息来行事。它选择某些特征，其在分开的一套神经机制的基础上是决策的对象。这些特征被体现为在光线中剪影的字母。对于较低等的动物而言，这些字母粗略地相当于符号刺激，或更精确地，那些由符号刺激所唤起的神经元点火模式。在人类行为的案例中，它们是响应图式的神经元活动模式，其转而由缘于学习与思考的变异着比例的遗传回路与细胞修改所构成。

我们将简短返回暗示二级后成规则存在的一些最显著的人类认知特性。为明确起见，无论如何，让我们首先前进至行为发育的关键表现之一，名为 偏向 曲线 。这些曲线是各种文化根的使用的概率分布，一种能够被转译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模型的形态。使用被宽泛地定义为一条复杂的个体决定之链中的一或多环，其包括初始学习或失败于学习某些文化根，反省后对一个文化根超过另一个的偏好，以及特定文化根的实际采用。偏向曲线可相关于这些事件的任何一个。考虑一下图3.2中所展示的两种曲线。左边的曲线标绘在一个非常大的阵列中各种文化根的使用概率， u ；它因此被给予一种连续的形态。右边的曲线描画极端相反的情况：该社会的成员们能够在只有两个的文化根之间挑选。

一些偏向曲线是相对严格的。这尤其是那些源自初级后成规则的情况。其他的变异很大，以可预言但仍依赖背景的种种方式，达到采纳一种文化根超过另一种的倾向可能被反转的程度。民族志文献包含极多与栖息地、生产模式和营养状况上的差异相关的反转的例子。文化人类学家，尤其是那些在与他们自己显著不同的社会中生活了长时期的人，讲到文化的“背景”或“整体”性质，其意味着特定的文化根与许多其他的在一种功能方式上的相关性。他们采用背景分析，“一个方法论程序与一个理论假定……其指出文化的每个方面必须就它与文化的其他方面的相互依赖而言被看待与研究”（Williams,1972a:288）。因此，女性青春期初始仪式，在一个年轻女孩至少一半的时间继续住在她母亲的家里（换句话说，女方或双方居住规则在生效）的社会中，以及在严重依赖于女孩与年轻女人们的工作来对营养活动作出一种重大贡献的社会中，产生得最为频繁。

认识到一些文化根在功能上比其他的更具衍生性与交流性，有可能勾勒出似乎是连接着主要栖息地、经济策略，以及既初级又具衍生性的文化挑选的因果链条。一个非常简化的例子如下：

引用在此特定案例中的划分，粗略地对应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们的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Terray,1975;Godelier,1975,1977），也更接近于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他关于文化功能主义的阐述中所区分的下层建筑、建筑与上层建筑（1979）。

文化人类学家们通常理解此种序列为根据推理与评价的文化获得规则做出有意识挑选的结果。穿过因果网络的不同路径的存在，表明极大的灵活性。因此，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人都被判定为“文化决定”的，而不是遗传决定的。人类被认为要在一个非常少的结构简单的生物学需要的基础上，借助大量的、任意的，并且经常是精致的文化获得行为来追求其自身及其社会的利益。对比此传统观点，我们对来自认知与发育心理学的证据的诠释，指出具有充分强大的特异性来引导推理与决定规则的获得达到一种实质性的程度的后成规则的存在。这一精神沟通的过程转而塑造文化进化的轨迹。进一步说，栖息地与经济策略不必然是初级推动者。它们代表边界条件，其选择为后成规则所影响，并且其是在限制而非指导由社会个体成员所做出的挑选。

在文化进化的后果中观察到的可变性，并不自行表明后成规则中类似结构的缺乏。为了使这一点更明确，定义 ϕ 为二文化根状态中文化根使用概率之间的差值，因此有

如图3.3所示， ϕ 可穿越一个给定范围的环境、生产方式或其他周边文化模式而保持恒定。或者，相比之下， ϕ 可在环境或文化背景被更改时，通过许多模式之任一种而变化。要点在于，两种反应形式都能够基于知觉与决策同样严格的、遗传基础的规则之上。规则从一种文化到下一种保持相同；只有起始点与背景不同。

经常被争论的，例如非常令人信服地出自格尔茨（1966）与哈里斯（1979），社会人类学应该关注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而非人类认知的共同特性。但是自然科学的历史表明，这样一种进路，在产生着对于任何学科来说都关乎生命的自然史的同时，却从未得到比表面描述及相关性更多得多的结果。基础规则与背景二者对于一种详尽的、分析的说明而言都是必要的。想想运动中的物体。一颗轨道卫星、一架飞机，以及一颗坠落的流星，有着极端不同的轨迹。但是它们之间的变异性，没有对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是无法被理解的，即使这些规律性可能初看起来会像是不相关的或甚至违反直觉的。更接近于手头的主题，苯丙酮酸尿症与正常的苯丙氨酸代谢代表一种表型的变异，其可被很好地描述为一种营养的结果。它可为下至生物化学水平观察到的饮食及其效应所个别地规定。而人类种群内变异性的起源与分布，只有参考它们暗中服从的孟德尔遗传学定律，才是可理解的。

人类文化进化中基础性的、依据生物学规则的问题是经验式的，将通过对辅以神经生物学与遗传学的认知与发育心理学语境中的后成分析来被解决。初级后成规则的存在，其在知觉中施加约束，在第2章中曾有记录。我们现在调查那处理了人类中更高的信息处理与决策的程序的研究中的一些。我们分析的目的将是要展示穿过关于人类认知已知事实的多样性的惊人规律——这些规律我们诠释其为由我们的理论所预测的二级后成规则存在的证据。 KVZMzJeFOrB5jOz2qs7ynrlWzjeqOcei25NpOSCeLAi/AUU0mBHOIcKfA5ZYMn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