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1
文化根的定义

新术语应该被不情愿地提出，因为行话是学术的麻醉剂。但我们在文化根的案例上建议一个例外，理由为一个新词可能被更为精确地定义。背负着一个历史的词语，如尼采（Nietzsche）所说，没有可能被完美地定义。文化根不像其他措辞——理因、指令、模因——以各种形式被当作近似相同的范畴来使用，因此它也能够被无歧义地并入到这一首例综合性的基因—文化论之中。该术语胜过了备选者的其他优势是它合乎体统的（即使是混合式的）希腊化词源、理性上优雅的形容词形式（culturgenic）可用，以及该词轻易可辨并且是正确的操作性意义隐含（文化根生成文化，culturgens generate culture）的事实。

无论学者们挑选什么来称呼这单位，他们都将发现有必要设计出一个一致的、实用的定义。这在事实上被克拉克（1978）与其他考古学家们达到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地完成了，他们或许比其他社会科学家们更多地看到了关于文化的操作性单位的一个严格定义的必要性。考古学的单位是加工品类型，其可被仅仅看作一个特别的文化根种类。它的定义可被修改为如下这一更为一般性的范畴： 一个文化根是一个相对同质性的加工品、行为或心智品（与现实有着 很少或没有直接关联的精神结构）的集合，其要么无一例外地分享一个或多个 因其功能重要性而被选择的属性状态，要么至少分享在一个给定多元集（poly thetic set）中一个一贯再现的范围内的此类属性状态 。后面，在第6章中，我们将展示文化根如何经由长期记忆中的关系网络起作用，并在许多情况下得以与其相认同。

多元集的概念源于数值分类学，一种尝试量化有分类需要的生物体、物种与其他可想象对象之间的关系程度的方法论（Jardine and Sibson,1971;Sneathand Sokal,1973;Doran and Hodson,1975）。一个多元群（polythetic group）是实体的任一集合，诸如一个剑或结婚仪式的阵列，其中每个实体都拥有一个大数量的该群体的属性，在这里属性可能是大小、几何形状、一个过程的绵延，以此类推。进一步说，每一属性都为大量的实体所分享，同时没有单独一个属性对于群体成员资格而言是既充分又必要的。如表1.2所示，多元群有别于一元群，一元群被定义为它们全都拥有——无一例外——一种或更多种诊断属性的事实。已提出的文化根定义包括特殊加工品、行为与心智品的此类多元群或一元群，在这里被进一步理解的是，属性状态的一个或一些组合，就是该文化根所服务的函数。

克拉克暗示出，在加工品的集合之间，存在严密共变的属性的紧密相关的核心簇，其关联度有一些高达90%—100%。大部分属性可能在或许60%的水平上被关联，同时散发式属性的一个小“半影区”将会小于10%地与任一他者相关联。每一加工品类型，都能被表示为在降低着相关度的属性的外围群中的一个属性核心。每一类型也可在一个判别功能空间中被表示为一个或多或少离散的样本簇。后者展示的一个例子，来自多兰（Doran）与霍德森（Hodson）的哈尔希塔特剑分析，在图1.9中给出。

这里依然存在簇集加工品、行为与心智品簇为更大的文化根分类单位以形成一种更高的分类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哪一个是文化根：所有的青铜剑、所有的青铜凸柄剑，或者所有的青铜凸柄埃本海姆剑？用来定义分类学范畴的区别水平的挑选必定是任意的，这在文化根分类中的案例，并不比在生物体分类中的更少。然而，正如数值分类学家们所展示的那样，该水平不需要是主观的。像加工品、行为与心智品这样的实体，都可以通过表型分析来检验，确定出它们的相似程度。那些在90%相似水平上的，可被任意放入相同的文化根；那些在另一些水平上的，诸如70%或45%，可被同样好地簇集。心理学家们所发展的其他技术，提升单位（可定义为文化根）的集合，由实验对象与通过多维缩放而简化的数据矩阵成对比较（Shepard and Arabie,1979;Davis,1979）。要点在于，即使在自然过程于此并不以任何可预测或直觉清晰的方式划分实体的案例中，相似度可被客观地测量，而分类得以重复。

有可能观察到文化根随时间进化，作为由多重属性所定义并绘制图谱于判别平面之上的加工品或行为簇的转换模式（见图1.10）。克拉克（1978）将该过程生动地描述成了一种对于考古学数据的知觉：“渐渐地，在祖先的加工品类型的多元星座中，一个崭新且生长着的内核显现出来，内容与交互相关水平都在稳步增加——一种一致的变异正在发展……随着该新加工品格式的涌现特性越来越被赏识，最终这个扩展的集合将在功能线上分开，导致有考虑的形式化、增长着的分化以及分叉的加工品使用模式的特化式发展。”例如，燧石斧会在边缘上被磨平以便该工具更加趁手，然后在一些样本中围绕径向边缘的二级成形将被突出，与此同时其他样本被给予一种更尖的形状，如此等等。然后，该砍斧/砍击工具类型作为一个变种延续，但一种尖且越来越被偏好的梨形变种在对功能需要的回应中成形了，结果就是手斧，一种新型的加工品，随之诞生。文化根进化与动植物种群中的成种过程有许多惊人的类似物。

这样一种关于文化根区别的详细程序，看起来在只有少数的非常困难或关键的案例中可证合理，例如，像弗赖伊（Fry）（1979）分析的玛雅服务器皿的扩散。这里解释了更为正式的进路，以便提出复杂的、持续变异的阵列分类的一般性问题，并表明基因—文化论中精确而可重复的分析的可行性。

将被强调的是，而本书也将阐明，文化根在清晰度上的极大变异可被区分。文化根类别范围一路涵盖从变异在其中由两种明显状态构成的那些，诸如乱伦的接受或排斥，到必须以一种任意的方式细分的更加微妙而复杂得多的现象。一种相似的变异，也能在还是证明了其理论价值的生物学基本单位中找到。尽管细胞最经常地是围绕一个单独的二倍体内核作为中心的离散单位，生物学家们也必须对付多核合胞体与无核“细胞”的问题。在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中，初等的分离单位，即基因，被很好地定义；但在现代分子遗传学中，术语“基因”的含义变得远为模糊了。分离的DNA片段不必然是突变或规定多肽链的那些。进一步说，“基因”不知不觉地合成大的且甚至更加定义不好的分离单位，诸如被连锁不平衡与染色体畸变结合到一起的超基因复合体。在生殖隔离的种群共存于相同时空的地方，物种能够被客观地定义，但当种群被分隔开时，此单位就变得越来越任意了。在无性繁殖的“无性种”面前，它变得完全任意了。关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最佳研究策略，也是我们在本书中采用了的这一个，将看起来与采用于生物学与民族志的那个是相同的：开始于在其中单位被最锋利又停当地定义的例子，树立它们作为范式，然后再前进到牵涉更不易定义的单位的更复杂的现象当中。 l7+7NmGLvzsj19/s9ckX5fELgCspdMJyHkmT+M+GHlBk7uaRASs3Txm4i39H3N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