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武王伐纣

耕西北周人崛起

入中原武王伐纣

商朝立国500余年，一共传了十七代，三十一位王。王的数量远多于代数，这是因为商朝前期传位存在大量“兄终弟及”的情况，兄弟之间传位是不累计代数的。商朝最后一个王是纣王，但他的本名叫受，帝王庙号为帝辛。在国人的传统印象中，纣和桀一样，都属于“渣王”的代表。二人的名字还共同组成了词语“桀纣”，成为对帝王最高级别的差评。

这两位亡国之君的所作所为非常相似。二人都沉迷于女色，夏桀有宠妃妺喜，纣王则有妲己。为了女人和享乐，二人都穷奢极欲，花样作死。夏桀每日醉生梦死，在酒池上划船。纣王则营建离宫朝歌，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让男女“裸相逐其间”，并终日与妲己寻欢作乐。二人还都残忍无道，不听劝谏。夏桀杀害了忠臣关龙逢，纣王则杀害了劝谏的忠臣比干，据说比干还是被剖心而死的。二人的恶劣品行，听起来过于雷同，难道这真的只是历史的巧合吗？

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对有关纣王的恶行的记载做过统计：最早的《尚书》只记载了6项，战国时期增加了20多项，西汉时也增加了20多项，东晋时又增加了13项。实际上，对纣王这些恶行的记载多是后世层层增添而来的。时代愈靠后，记载的罪行就愈多。这些记载的来源，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脑补”、编造。包括《史记》在内的相关记载，都是商朝灭亡了千百年后才出现的，并没有商朝时的文献作为史料支撑，并非信史。至于夏桀的恶行则更不可信，因为至今还未发现夏朝文字。历史学的核心是史料学，选择史料的基本原则是要采用原始史料，即当时的或接近当时的史料。有关纣王的原始史料是商朝的甲骨文记载，最多加上西周初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在甲骨文记载中，纣王亡国并非因为残暴，而是因为对外战争的失败。甲骨文史料中多次提及纣王曾“征夷方”，也就是攻打外服方国，这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关键是他还没打赢，这更使商朝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此时，西北地区一个叫周的方国趁机反叛。

周人生活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始祖叫作弃。相传，弃的母亲姜嫄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有感而孕。弃出生后，被姜嫄先后遗弃了三次。遗弃在道路上，牛马都避而不踩；遗弃到树林中，砍柴的樵夫又将他捡了回来；遗弃到冰面上，飞鸟都用羽毛为他保暖。根据学者分析，这个传说很符合古人对新生婴儿进行淘汰选优的习俗。在贫乏的年代，只有经过了磨难和考验的婴儿，才有资格被抚养长大。命硬的弃经过了考验，得以长大成人。弃从小就喜欢种地，长大后被尧任命为农师，掌管农业。弃后来建立了自己的部落。当这个部落繁衍到第12代时，一个叫古公亶父的首领，带领族人迁居到岐山脚下的周原，部族从此改称为“周”。周人以农业立国，并成为商朝的外服方国之一。

在古代，西北地区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就经过这里。商周时期，比中华文明出现得更早、发展得更先进的文明集中在北非和西亚地区。周人生活在西北，能够第一时间接收传入的西方文化，因而发展迅速。周人崛起后，积极对外扩张。到了周文王姬昌时期，周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姬昌一面“服事殷”，一面等待着时机。纣王也不傻，意识到了周人的威胁，但已无力招架，因为对夷方的战争已让商朝“被掏空”，他实在没法两线作战。姬昌死后，儿子姬发继位，他就是周武王。姬发迁都镐（ 在今陕西西安附近 ），开始准备灭商。他联合不满商朝的方国和部族，在孟津成立了反商大联盟，前来会盟的部落首领有800个。两年后，周武王率领反商联盟的军队向商都朝歌进发。公元前1046年，在朝歌外围的牧野，反商联军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生死决战，史称“牧野之战”。

据《史记》记载，牧野之战期间，纣王发兵“七十万”。这个数字过于夸张，毕竟那个时代全国也没有多少人口。后世考证，可能是司马迁写反了，他写的“七十万”应该是“十七万”。再来看反商联军，大约5万人。可以说，纣王在军队人数上有压倒性的优势。可战争结果却出人意料，周武王大获全胜，打得纣王的军队血流漂杵，也就是连木棒子都在血泊上漂。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因为纣王失去民心、联军英勇作战，还因为周人的武器太先进了。周朝的军队拥有两项当时的“黑科技”：一是两轮战车，二是青铜剑。这两项技术均来自西亚，这就是周人率先学习到的西方先进技术。尽管商朝也有马车，但多用于贵族出行，并非应用于军事作战。史书记载联军有“戎车三百乘”，纣王军队本来就人心涣散，在战场上看到周人的战车横冲直撞，更是胆战心惊，最后都选择了倒戈 投降。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朝歌，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跌宕的一生。就这样，商朝结束，周朝开始，历史上称此事为“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不仅实现了改朝换代，还实现了边疆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征服。武王伐纣的成功，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国家发展的真理：一个国家对外部文明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国运的兴衰。如果清醒自知，虚心学习，就能发展壮大；盲目自大，拒绝吸纳其他文明，就必然会落后而挨打。周人的崛起，这是因为前者；晚清的落后，印证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