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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国家建夏朝
传说遗址二里头
禹传启，“家天下”，夏朝由此诞生。夏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也是第一个国家。夏朝能够建立，同大禹治水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夏朝就是在治水过程中孕育的。西方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将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国家称为“治水国家”。
治水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地区、各部落之间通力协作，否则很难成功。鲧采用筑堤的方式治水，哪里有水堵哪里。那时还没有国家，各部落都各自为政，他们只要筑堤堵住本部落的洪水即可。至于洪水是否会被堵到其他部落，那就不用管了。可以想象，在这种治水模式下，部落间只会以邻为壑，治水失败也是必然。鲧被处死后，禹继续治水。禹放弃了父亲堵水的思路，改为疏通河道，让洪水东归大海。这种治水方法同样需要沿河的各部落通力协作，这就需要一位权威的领导者来统筹安排。显然，禹扮演了这个权威领导者的角色。
大禹治水之前，各地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划分的部落区域。禹必须打破这种血缘藩篱，按照地理情形重新划分地方政区。于是“禹划九州”，把天下划分成了9个政区。每个州，禹都派驻官员去统筹治水行动，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就这样，以血缘为纽带存在了上万年的部落区域，变成了服从中央领导的地方行政区域，国家疆域和政区的概念由此产生，“九州”也由此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为了加强国家管理，禹还建立官僚体系，并制定法律。当然，还要建立一支军队，一是对内镇压不服从者，二是对外维护国家疆域的安全。这支军队，后来还参加了对南方苗蛮部落的战争，巩固了华夏在天下的统治地位。
“九州”为大禹所划分，故又称为“禹迹”
血缘藩篱的打破、行政区域的划分、中央权威的确立，官僚体系的完善、司法体系和军队的出现，这些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都是禹在治水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夏朝是典型的治水国家。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完成了这些工作，随之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王朝——夏朝。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发现了王城岗遗址中的一处城址，它的地理位置与文献中记载的夏朝都城——阳城非常吻合。夏朝在河南建立，这很符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中国境内的诸多新石器文化中，地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发展程度可能更高，但它太偏僻了，多元文化归为一体，“一体”必须在“多元”的中心。河南位于当时的“天下之中”，是各种新石器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正如历史学家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强调的那样，文明是在交流与碰撞中产生的。人类最早的文明，在欧、亚、非三大洲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产生，也就是中东的两河文明。夏朝诞生在中原的核心区域，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关于夏朝的文明史，现在学界还存在着诸多质疑。
在古代，国人并不怀疑夏朝的存在。尤其是儒家，言必称“三代”（
夏商周
）。到了近代，国门被打开，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传入我国，经过科学洗礼的中国人，开始质疑上古史的真实性，包括夏朝的历史。还因此形成了一个史学派别——疑古派
，其领军人物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疑古派看来，上古历史乃是“层累地造成”的，也就是后人一点一点堆积出来的。时代越往后，流传的上古史内容就越丰富。在西周时，人们心中最古老的帝王是禹；到了春秋时期，又出现了比禹更早的尧、舜；到了汉朝，甚至出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按历史发展规律来说，应该是距离历史事件时间越近的朝代，史料越丰富。而上古史恰恰相反，越是时间久远，反而“戏”越多，这显然不合常理。疑古派因此认为，我国很多上古史的传说内容，可能是后世之人“脑补”出来的，属于强行加戏。所以，对于古史传说的历史，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而要以科学的眼光看待。
如果想用科学的态度证明一个古文明的真实性，必须要有两个证据。一个是文献记载，另一个是相应的考古发现，这就是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这就像审案子，不仅要有口供，还要有物证，否则就不能定案。夏朝的相关记载，只见于夏朝灭亡很久之后的史书。如《史记》在记载夏朝时，夏朝实际已经消亡两千年了，曾经的司马迁看夏朝，就像我们今天看司马迁那样久远。后世对夏朝的文献记载，多是靠古史传说。而在我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记录中，尚未发现有对夏朝的记载，甚至连“夏”字都没有。考古发掘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河南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学者们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夏朝遗址。但迄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依旧严谨地称其可能是“夏文化”，并未称其为“夏文明”。这是因为“文明”的标准线比“文化”要高许多，至少要具备文字、城市、金属器三大要素。在二里头遗址中，至今尚未发现文字。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更多夏朝文明史的“实锤”证据。也许，这个历史重任就会落在读这部书的读者身上。让我们共同期待！